中国参与非洲经济重建

三、中国参与非洲经济重建

在通过联合国维持和平行动促进非洲国家从冲突转向和平乃至可持续发展的过程中，中国也重大地参与了非洲国家冲突后重建的经济重建努力，特别是通过基础设施援建项目，为非洲的冲突后重建进程作出了相当的贡献。中非关系为非洲国家提供的贸易、投资及援助机会，对于那些基础设施被严重破坏、缺乏投资和就业机会的刚走出冲突的国家而言，无疑有着极为重大和深远的意义。中国参与非洲冲突后重建国家的经济重建最为明显地体现在安哥拉和苏丹。

中国与安哥拉的关系在后者独立前就已经开始。在20世纪60、70年代，中国与安哥拉的关系涉及所有三个重要的团体，即安哥拉人民解放运动（安人运，MPLA），安哥拉国民解放阵线（安解阵，FNLA）和争取安哥拉彻底独立全国联盟（安盟，UNITA）。^[69]中国对安盟的支持在两个重要时间段的原因不尽相同：20世纪60年代主要出于对整个非洲的毛派分子的支持，而在70年代中期则出于反对亲苏的安人运。但某种程度上不利的是，中国在1975—1976年的内战中支持的一方与南非的种族隔离政权结盟。这样，中国与安哥拉安人运政府的关系基础并不牢固，因为安人运政府更多与古巴和苏联保持着密切关系，因为它曾得到后两者的长期支持。中安的正式外交关系于1983年建立，但在较长时期内没有太大发展：没有重大的国事访问，中国政府曾在1983年邀请安哥拉总统多斯·桑托斯（Jose Eduardo dos Santos）访问中国，但直到1988年前都没有成行；中国在卢安达设立领事馆也花了几年时间；双边贸易到1993年以前都基本上为零。

在1992年举行的全国选举中，安人运赢得了大选，但安盟领导人若纳斯·萨文比（Jonas Savimbi）重启内战。这不仅遭到国际性谴责，也使中国有机会调整与安哥拉的关系。安哥拉经济为内战所摧毁，但仍控制着一个重要的地区即卡宾达地区，尽管隔着刚果河但却是安哥拉的石油资源产地。随着安哥拉内战的结束，中安关系快速升温。安哥拉总统多斯·桑托斯于1998年首访中国，2008年12月再度访问中国；2008年的访问气氛完全不同，因为双方最终签署了援助与贸易一揽子协议。^[70]中国总理温家宝于2006年6月访问安哥拉，之后还有好几次商业部长间的访问。^[71]中国利用大量国际论坛发展与安哥拉的关系，尤其是中非合作论坛。中国也与东南非共同市场（COMESA）合作，对该组织的关注超过对其他外部国家的关注。^[72]中国还利用澳门与诸如葡萄牙语国家的联系来发展与诸如安哥拉间的关系，设立了中国与葡萄牙语国家间经济与贸易合作论坛部长级会议（Ministerial Conference of the Forum on Economic and Trade Cooperation between China and Portuguese Countries）。^[73]

伴随着中安关系的快速发展，中国正全面介入安哥拉的经济重建之中，成为其冲突后重建的重要伙伴。例如，通过中石化（Sinopec）与安哥拉国家石油公司（Sonangol）的合作，中国在安哥拉租借了多个油田，包括在卡宾达地区和近海区域。又如，到2006年，安哥拉成为中国在非洲最大的贸易伙伴；2008年，中国与安哥拉双边贸易达到了253亿美元。^[74]中国对安哥拉冲突后重建的支持已经被国际社会命名为“安哥拉模式”，其核心是“以资源换基础设施”，即中国在安哥拉没有抵押品和偿还能力的情况下，约定用未来开采出来的石油偿付，以此启动了安哥拉的冲突后重建。^[75]“安哥拉模式”的具体操作模式为，中国和安哥拉两国政府先签订合作框架协议，然后由中国进出口银行贷款给安哥拉政府以支持安哥拉的国内建设，中国公司通过竞标获得承包安哥拉的基础工程的机会，并进入安哥拉进行建设。安哥拉以石油作为担保，并用卖石油所得来支付中国公司在安哥拉的建设费用。如果协议工程没有实施，承包商就无法得到支付款。^[76]

中国参与非洲冲突后国家的经济重建的另一典型是苏丹。在苏丹获得独立后第3年，中国和苏丹于1959年2月正式建立外交关系。有人认为，这一对关系的特征是“有限合作的正确关系”。^[77]中国与苏丹的确建立了贸易关系，苏丹的棉花出口到中国，且苏丹拥有贸易盈余。在中国总理周恩来于1963—1964年的非洲之行中，苏丹是其中之一。但这一时期苏联在苏丹的影响力远大于中国，部分是因为苏联所提供的援助，部分是因为中国在非洲的独立外交只是在中苏关系逐渐破裂之后才开始真正形成，也部分因为直到20世纪60年代前非洲的独立国家都不多。中国一开始在苏丹没有外援项目。在20世纪60年代中期，苏联的援助占据主导地位，并在1961年设定了2 200万美元的信用贷款最高限额，之后又在1969年提供了另一笔1 280万美元的贷款，以及一笔2 870万美元的单独的农业贷款。苏联还承诺了47 200万美元援助，实际支付了19 050万美元，这与那一时期苏联的外援执行情况是基本一致的。但到这时，苏联与苏丹的关系正在走下坡路，美国中央情报局也没有记录显示苏联仍在提供援助，而1969年承诺的贷款只有极小一部分得到利用。^[78]

相比之下，中国对苏丹的援助于1970年开始，提供了4 160万美元贷款用于修建公路、桥梁、小型工厂以及水稻，之后是1970年12月另一笔用于几个项目的4 000万美元的贷款，1981年12月的一笔5 700万美元贷款，尽管这很大程度上到1983年都未开始利用。在1970—1983年间，中国保证向苏丹提供13 890万美元的援助，实际支付了8 000万美元。中国在1973年前所支付的装备包括喷气式飞机和坦克。在20世纪70年代中期，还有25名中国军队技术人员和顾问在苏丹，是苏联和东欧派往苏丹的人数的4倍。^[79]

苏丹第一任总统加法尔·穆罕默德·尼迈里（Gaafar Mohamed Nimeri）于1977年6月访问中国，他的演讲总体上追随当时中国的外交政策，其中有着很强烈的反苏声明：“……那些成天炫耀支持民族解放的人，只是在利用这一旗号到处插手，制造分歧，浑水摸鱼。他们将所有反对其霸权行径的都贴上‘修正主义’的标签！……当一个强权威胁小国，如同通过塔斯社对苏丹所做的那样，它就成了一个不道德的国家”。^[80]尼迈里还于1984年访问了中国，李鹏总理于同年进行了回访。在20世纪70年代末和80年代初，苏丹是中国在非洲的关系较好的国家。在经过20世纪80年代的政治变革后，阿尔—巴希尔将军于1990年和1995年访问北京，之后中苏关系逐渐走上了快速发展的道路。在这一时期，贸易仍是中国与苏丹关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尽管波动相对较大。苏丹棉花出口到中国，换回轻工业产品，但贸易顺差几乎一直都是苏丹所有。但中国与苏丹的经济关系正在快速发展，特别是自1999年以来。如同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的一样，贸易盈余主要是在苏丹一方。贸易的性质已经多样化了，现在石油取代了棉花。中国的工程，包括援助的和商业的，也都在苏丹快速增长。

尽管苏丹是一个油气资源丰富的国家，但由于缺乏资金和技术，苏丹长期无法依靠自己的力量发展本国的石油工业。中国政府一向真心支持苏丹的石油工业发展。早在20世纪60年代末，苏丹政府曾向中国请求援助开发石油，鉴于技术比较落后，中国当时建议苏丹与拥有先进技术和大量资金的美国公司合作，这样，美国雪弗龙公司得以进入苏丹，并逐渐发现一些油田。这不仅令苏丹人民自己感动，也令西方人感动。^[81]在因美国制裁导致大量西方公司撤走之后，苏丹于1995年再次请求中国提供援助，^[82]从此开始了中苏石油合作进程，并大大促进了苏丹社会经济发展。中国不仅帮助苏丹发现和生产大量的石油，而且还致力于帮助其建立独立、完整的石油工业。中石油与苏丹能矿部签署合资建设的喀土穆炼油厂年产量已达到500万吨，不仅能够完全满足苏丹当地的需求，还出口到周边国家。中国还帮助苏丹建成了1 506公里长、管径28英寸的输油管道，保证了苏丹石油的运输。^[83]中国和苏丹的能源合作还扩展到其他领域，帮助苏丹发展更为完善和平衡的国民经济。中国帮助建设了吉利电厂，完全解决了苏丹首都喀土穆的电力需求，于2008年完工的麦洛维大坝工程不仅能解决苏丹全国的供电不足问题，而且还有部分电力出口。^[84]

最为重要的是，中苏合作为苏丹人民带来巨大的社会公益，改善了当地人民的生活水平。中苏能源合作大幅增加了当地就业机会，其中直接就业人员超过10万人。例如，在大尼罗河石油公司中，苏丹工人的比例高达90%，在喀土穆炼油厂的比例为67%。^[85]中石油还高度重视培养苏丹员工，自1998年至今，已投入150万美元选送了35名苏丹学生在北京著名高校学习，获得了本科、硕士或博士学位。^[86]中石油在苏丹投资捐助并建成了喀土穆炼油厂友好医院和富拉友好医院。此外，中石油还先后投资建设了20多所学校，为6.5万人提供了上学机会。为解决苏丹居民吃水难的问题，中石油累计为当地居民打深水井63口、手动汲水井85口，修缮各类水井30口，新建并修缮贮水塘7个，解决了20多万人的饮用水问题。^[87]这对于缓解尤其因水资源而加剧的达尔富尔问题有着相当重要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