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供新理论来源

一、提供新理论来源

如果说对预测冷战终结失败的反思使人们相信，冷战时期的国际关系理论很大程度上仅关注发生在美国和欧洲的西方国际社会的经验总结和理论提炼的话，那么中非关系的发展使国际关系理论家们更加意识到非西方理论要素对于整个国际关系理论建构的重要性。要使国际关系理论更加符合其现实中的应有面目，提升其理论准确性和可预测性，就必须更多地将非西方理论要素引入其中，并反思既有国际关系理论的不足。就此而言，作为世界上最为古老的两大文明的相互联系的当代结果，^[4]中非关系的发展极大地提升了中国和非洲的国际政治、经济和战略地位，进而使得国际关系理论研究不得不关注发生在中国和非洲的事态，并追踪这些事态的深层次根源，进而可为国际关系理论带来新的理论来源，即“中国元素”和“非洲元素”。

尽管本书的主题是中非关系贡献的国际层面，因此将不就“中国元素”的添加进行重点讨论，但仍需略加介绍。随着中国的快速发展，中国学者正积极建构有中国特色的国际关系理论和外交理论，而非洲则是中国践行这些理论最为成功和最具潜力的地区，因此中非关系可极大地推动中国特色国际关系理论和外交理论进入主流国际关系理论和外交理论的话语体系。所谓中国特色国际关系理论，是指中国国际关系学者试图通过由中国历史背景和传统哲学所塑造的视角、观点、风格和语言之本体论和认识论的哲学假定，以及秉持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的方法论，所建立的区别于西方历史与哲学观点的国际关系理论。它符合两大条件：就本体论和认识论而言，必须源自于中国传统历史、文化与哲学等固有逻辑；在方法论上，必须整合和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研究方法。它主要包括四点内容，即：主张中体西用与西学的中国化；彰显中国传统思想与文化，以契合当代中国国情和世界形势；强调实践是真理的检验标准；坚持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中国的国际关系学科发展时间并不长，但从一开始起学者们便自觉寻求建构中国特色的国际关系理论，最为集中地体现为1988年、1998年和2012年的三次全国性国际关系理论研讨会，试图通过老中青三代学者的集思广益建构出符合中国和平发展国情的有中国特色的国际关系理论。通过20余年的努力，中国学术界已经就建构中国特色的国际关系理论形成一定共识，主要包括四点内容，即：主张中体西用与西学的中国化；彰显中国传统思想与文化，以契合当代中国国情和世界形势；强调实践是真理的检验标准；坚持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5]尽管目前尚难以明确中国特色国际关系理论中的哪些具体要素可为丰富国际关系理论提供新的理论要素，但可以预见的是，随着中国的快速发展和中国学者的理论意识的明显提升，^[6]中国特色国际关系理论很快将为国际关系理论提供更多较为成熟的理论思想。

与中国学术界乃至政策界有意识培育中国特色的国际关系理论不同，非洲明显尚未充分意识到为丰富国际关系理论而贡献“非洲元素”的重要性。换句话说，在中国已经达到某种理论自觉的同时，非洲仍处于理论自发的阶段。导致这一现状的原因有很多，它首先源于非洲自身的发展不够，但同时也与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界对非洲的不重视密切相关。迄今为止的一个非常重大的现象是，西方国际关系学界对于非洲及其在国际政治中的地位仍少有理论兴趣：“有关非洲的国际关系文献少得令人难以置信……许多既存的有关非洲与国际关系的文献事实上也并非讨论非洲与国际关系。它更多是讨论非洲在南北关系中的角色，而且其强调重点也是北方……此外，非洲被从主流国际关系讨论排除在外意味着，少有非洲国际关系的文献有着明确的理论内涵。”^[7]著名现实主义国际关系理论家汉斯·摩根索甚至认为，非洲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事实上并没有历史——“它在政治上是片处女地。”^[8]而肯尼思·沃尔兹则认为非洲是不可能拥有国际关系理论的，因为“建构一个有关马来西亚和哥斯达黎加的国际政治理论将是可笑的……国际政治的总体理论必须基于大国。”^[9]当然，很多发展中国家、特别是非洲的学者也接受了这一信条，他们与西方学者“串通一气地认为自身是其他地方塑造的话语的接受者”。^[10]

尽管如此，历史告诉人类，非西方世界的知识事实上在西方世界产生过重大影响，包括来自非洲及其他发展中世界的知识。与大多数认为全球化过程是知识从第一世界向第三世界传递的单向流动的文化全球化评论家相反，事实上这一流动也存在另外一种方向，即从不那么强大的非西方社会流向强大的西方社会。更重要的是，这种影响不只是表面的，而是可能在深层次的经验层次上产生撞击，通过打开可能戏剧性地改变先前理解的模式的文化空白。例如，英国东印度公司从印度带回了诸多“土著”装饰品和生活习惯，但这些“土著”的文化却逐渐被深化为一个社会“文明程度的标志”，进而摇身一变成为西方声称要输出的“文明”的标志。^[11]

随着中非关系的深入发展，非洲越来越受到国际社会的重视；这样，非洲国际关系的一些重要方面越来越被人们所认识，进而逐渐被纳入主流国际关系理论思考中。具体而言，这些新理论来源大致可分为三个方面，即非洲地区国际关系的独特运行逻辑、非洲地区整合的独特道路和方式以及非洲国家的独特运行逻辑特别是国家合法性特征。当然，这三个方面又是相互联系、相互强化的，进而使得非洲的地区国际体系呈现出一种与其他地区完全不同的面貌。

首先，非洲地区国际关系同时为前现代和后现代力量所主导，可为国际体系转型的未来提供重要启发。

在从20世纪60年代到七八十年代的大部分时间里，国际关系的理论争论只是在非常有限的程度上包括了非洲以及非洲反应的方式。尽管这一时期里国际关系的总体理论范式发生了重大变化，甚至不同学派之间的理论争论有时相当激烈，但学者们对非洲在其理论争论中几乎无足轻重这一点仍有着普遍共识。^[12]在冷战结束至2001年“9·11”事件爆发间，非洲总体上被认为是边缘性的，因此也是世界上不重要的地区。冷战时期的两极对该大陆的权力与影响力竞争的消失，意味着非洲或多或少地丧失了它在全球安全中有限的重要性。在“9·11”恐怖主义袭击之后，非洲对外部世界来说越来越重要。其首要的原因是，在全球“恐怖主义冲击”和全球“反恐战争”的压力之下，许多西方发达国家的外交政策利益发生了大幅变化，一些非洲国家的潜在角色得到了重新评估。例如，在美国2002年9月公布的《美国国家安全战略》中，强调包括非洲在内的贫困地区也代表着对美国的安全威胁。尤其是，战略强调威胁来自于“失败”的和脆弱的国家，以及持续的地区冲突。^[13]一个月后，欧盟也公布了其特别的安全战略，很大程度与美国对非洲的评估相一致。^[14]基于这些文件及公开的宣言，可以说，非洲在“9·11”事件后对国际安全的重要性增加了，当然，主要是与“全球反恐战争”有关。而非洲重要性的上升的第二个重要原因便是本书所讨论的中非关系的发展。

由此可以看出，主流国际关系理论事实上仍将非洲当做一个完全不同的地区国际体系来看待。换句话说，当前的国际关系并不纯洁：在西方发达国家与非洲国家之间有着重要的差异，特别是在谈到分析单元及其国际行为时。根据英国前首相布莱尔的外交政策高级顾问罗伯特·库珀的观点，当前国际体系存在三类国家，即：前现代国家（premodern states）、现代国家（modern states）和后现代国家（post-modern states）。在库珀看来，大多数非洲国家都属于前现代国家，很大程度上它是一个由失败国家组成的世界，这些国家或者推动了存在的合法性，或者推动了对武装力量的控制。^[15]由此而来的，这些国家的首要任务仍是传统威斯特伐利亚体系所强调的国家安全，甚至是政权安全。但由于相同的原因，各种非国家行为体成为非洲地区国际关系的重要行为体——下文将继续讨论这一点，进而使得非洲地区国际关系也呈现出明显的后现代社会的特征。因此可以说，非洲地区国际关系同时为现代和后现代的逻辑所主导。

如果考察当前国际体系的转型，或许会发现非洲地区国际关系的运行逻辑的重大启发。首先，当代国际体系仍很大程度上同时为现代和后现代逻辑所主导，因此非洲或许可提供某种前瞻性的参照；其次，某种程度上，非洲迄今为止所发生的各种冲突都是这两种逻辑相互调适的结果，未来国际体系如何避免类似冲突的爆发并寻找到更为恰当的方法至关重要；第三，在非洲地区国际关系中，后现代的力量往往意味着来自外部大国的干涉，这与当前国际体系转型过程中传统大国如何看待仍坚持现代性理念的国家密切相关；最后，非洲地区的各种力量对于现代和后现代两种力量的调用及其平衡对于未来国际体系的领导人也同样具有启示意义。

其次，非洲地区主义的独特运作逻辑可为推动全球化进程和其他地区的一体化努力提供借鉴。

如同第二章所讨论的，非洲地区主义在过去半个多世纪里取得了重要发展。尽管如此，非洲地区主义迄今为止的发展有一个重要特征，即地区主义的相互重叠和竞争，这成为阻碍非洲地区一体化发展的重要因素。一方面，部分组织的成员国大部分甚至几乎全部来自另一组织，二者相互重叠、相互竞争。例如，东非共同体的5个成员全来自东南非共同市场，大湖国家经济共同体的3个成员全来自中部非洲国家经济共同体，南部非洲关税同盟的5个成员国也都来自于南部非洲发展共同体，西非经济与货币联盟的8个成员国都是西非国家经济共同体的成员国，中部非洲经济与货币共同体中有6个成员国来自中部非洲国家经济共同体，印度洋委员会中有4个成员国来自于东南非共同市场。需要指出的是，非洲次地区组织的相互重叠并非欧盟发展过程中的组织内部的不同速度的体现，而是相互竞争的体现。

另一方面，非洲国家在次地区组织中的成员国身份也是多重的。非洲53个国家中，有26个国家是2个组织的成员，有20个国家是3个组织的成员，1个国家（刚果（金））甚至是4个组织的成员，只有6个国家只参加1个组织。^[16]这导致非洲的次地区组织在相互重叠的同时，还相互交叉，关系相当复杂。例如，在西部非洲，西非国家经济共同体、西非经济与货币联盟、马诺河联盟和撒赫勒—撒哈拉国家共同体的管辖范围相互交叉；在中部非洲，中部非洲国家经济共同体、中部非洲经济与货币共同体和大湖国家经济共同体拥有相互重叠的地理空间；在南部非洲，南部非洲发展共同体、南部非洲关税同盟、印度洋委员会也相互重叠，同时还与东南非共同市场有交叉；而东南非共同市场的地理覆盖区域还延伸到整个东部非洲，部分北非和中部非洲地区。

必须指出的是，非洲地区主义的重叠和竞争某种程度上也与外部势力的干预相关，英法在西部非洲的竞争最为典型。1964年，利比里亚总统威廉·杜伯曼（William Tubman）倡议创建一个单一的西非地区组织，消除地区内英语国家和法语国家间的分歧。1975年，西非国家经济共同体得以创建，但却难以实现杜伯曼的理念。尽管所有法语国家都签署了创建西非国家经济体的《拉各斯条约》，但法国的巨大压力很快使其重新退回到完全由法国启动和支持的西非货币联盟（Union Monétaire Ouest Africaine，UMOA）或西非经济共同体（Communauté Economique de l’Afrique de l’Ouest，CEAO）内。这导致西非国家经济共同体的其余成员国（占到该组织的63%）以英语国家组成一个团体来制衡法国在其内部安置的“特洛伊木马”。^[17]冷战结束后，西非国家再次希望克服地区内分裂。西非国家经济共同体1993年修改了章程，试图吸收西非经济共同体和马诺河联盟。但仅一年之后，法语国家便新建了西非经济和货币联盟，以对抗西非国家经济共同体的这一野心。

非洲地区主义的重叠与竞争及背后的外部干预，塑造了非洲独特的地区主义运行逻辑，具体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各国的参与更多不是为了促进经济发展或地区稳定，而仅仅是出于实现一种存在；^[18]二是非洲的地区一体化进程很大程度上因外部干预而被安全化了，偏离了原本的促进发展的根本目标。^[19]由此而来的，非洲地区主义的独特逻辑也可为当前全球化进程及其他地区的一体化努力提供参照和借鉴：首先，如何理顺重叠和竞争的地区一体化努力，实现全球化和地区一体化的效益最大化，或许是国际社会可从非洲学习的，特别是前述的非洲内部的地区间主义的努力；其次，在外部干预与内部自主发展之间如何实现平衡进而促进地区一体化进程，是非洲和其他发展中地区所面临的共同命题，后者的典型是当前阶段的东亚地区一体化进程；第三，考虑到发展—安全关联的重大影响力，诸多地区一体化努力都存在不同程度的安全化倾向，如何纠正这一不良导向并恢复地区一体化的发展导向，或许需要借助本章第三节所要讨论的中非关系对于国际发展理论的完善和纠正。

第三，非洲国家在非殖民化后的独特发展历程也可为国际关系理论提供分析未来国内社会及其国际意义的新理论来源。

由于其特殊的发展经历，非洲国家在取得非殖民化的成功之后仍经常缺乏内部权威：它们或者缺乏持久的法律与行政结构；或者利用军事化手段延续前殖民时期的政治组织方式与实践；而在多民族的亚非后殖民国家中，种族不平等现象司空见惯。由此而来的，非洲国家的外交政策的决定因素与其他国家的外交的决定因素是完全不同的。不少学者都认为，非洲国家的外交政策主要是关于政权安全，并进而是政权或统治者的生存。^[20]还有人进一步发展这一论述，将伟人的政策等同于国家利益。接受这一观点会使讨论“国家利益”变得困难，进而使传统现实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的核心变量变得无关紧要。^[21]简而言之，非洲国家在后殖民时代的发展显然对将非洲国家当做国际关系研究的基本分析单元的有用性提出了质疑，如果将国家只指传统的威斯特伐利亚体系中的单元的话。

如前所述，非国家行为体在非洲地区国际关系中的重要性正日益上升；相似的一个进程是，在非洲国家的对外关系中，部分追求其自身的“私人外交政策”的非国家行为体的作用同样重大。^[22]可以说，这一局面在功能上等同于赫德利·布尔所论述的“新中世纪”，进而可能认为非洲代表着国际体系中的前威斯特伐利亚要素是合乎逻辑的。与此同时，或许将非洲界定为超越威斯特伐利亚体系的更大的全球体系的亚体系可能更为中肯。这一全球体系既包括前威斯特伐利亚体系的要素，也包括威斯特伐利亚体系甚至后威斯特伐利亚体系的因素，在非洲体现为主权国家、非政府组织、公民社会、部落等各种要素的混合。^[23]换句话说，非洲国家的独特性，使得所谓“跨国混合行为体联盟”（transnational mixed actor coalitions），非国家行为体和公民社会在其中所发挥的作用事实上相当大，特别是就建立新的地区互动类型，创建共享规范，影响各种地区治理问题等而言，因此有必要研究“网络和混合行为体联盟在生产更为包容性的国际关系理论中的重要作用”。^[24]

这样，非洲国家独特的国内治理结构及其国际意义可为未来国际体系转移、特别是国际体系单元的性质变化的分析提供具有高度前瞻性的启示。首先，国际体系行为体多元化要求一种行为体间关系的理论建构，尽管西方国家在这一方面已经有了诸多探索，但那更多是将非国家间行为体当做主权国家的补充工具而使用的——无论是直接地还是间接地。但非洲的经验明显是不同的，非国家行为体既可能是危机缓解者，也可能是机遇创造者，还可能是桥梁建设者，更可能是麻烦制造者。其次，国际体系行为体多元化还要求一种国家转型的理论建构。主权国家在未来的国际体系中是否仍是唯一重要的行为体？面对非国家行为体的增长，无论答案是什么，主权国家都面临着如何处理与非国家行为体关系的重大挑战。在非洲，国家与非国家行为体的关系模式并不单一，进而可为国家的未来转型提供多种参考。第三，国际体系行为体多元化还提出有关未来国际体系的根本道德的理论需要。诸如个人、社会团体、社会运动等社会性行为体日益参与到国际事务中，使得一度主导国际关系的“国际道德”——理论上是与处理人际关系的道德原则相区别的——很大程度上被个人道德所侵蚀，^[25]进而导致了社会性道德原则、政治性道德原则与国际关系道德原则的相互混合乃至冲突，目前最为明显的体现便是有关主权与人权的争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