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供新理论视角

二、提供新理论视角

出于两方面原因，中非关系在贡献新的理论来源的同时，还可为、也必须为国际关系理论提供新的理论视角。一方面，过去十余年来，不少研究质疑现有国际关系理论在发展中世界、特别是非洲的适用性。^[26]另一方面，如前所述，中非关系的发展使得中国和非洲的国际影响上升，进而可在某种程度上影响国际关系理论的发展。总体而言，中非关系的发展可以三种方式为国际关系理论提供替代性视角：一是修正既有的国际关系解释，如纠正对非洲现状和发展前景的悲观视角，从而使国际关系理论更能反映现实。二是以全新的话语解释既有现象，特别是如对非洲冲突的地方性理解、非洲国家概念的特殊认知、国际关系民主化等，以“打破对国际关系概念的正统界定所强加的思维定式”。^[27]三是解释国际关系现象的新特征，随着中非关系的发展，中国和非洲的诸多潜在具有国际关系普遍意义的现象正在发生，特别是如次国家行为体与政府关系、国际关系的内外关联等，“政治权力为非洲的大量国家与非国家行为体所行使。因为标准的国际关系理论的数据都只是官方的，因此许多非洲的国际关系被遗漏了”。^[28]

首先，中非关系的发展可纠正国际关系理论中的诸多偏见。

基于西方国际社会在过去近400余年时间对国际体系的主导，西方已经“成功地将对世界政治的一种特殊解释转化成为一种现实本身……并逐步被接受为共识。”^[29]一方面，对这一“共识”的不加质疑的接受，导致了诸多既有分析的错误。另一方面，冷战结束后特别是进入21世纪后国际体系转型的加速，使人们认识到，西方国际关系理论很大程度上只是故事的一部分。因此需要提出有关国际关系的替代性观念，一旦这些替代性的叙事被认为是真实的，它“便很可能向更为开放性的、不那么具有暴力冲突倾向的世界政治实践打开大门。”^[30]如同有学者在讨论东南亚的国际关系时所指出的，东南亚国际关系学者合理地调整了国际关系理论，使其对于理解地区的特殊性更为合适。重要的是，他们指出，这些“修正”可能不仅被限制于对特定地区的更好理解，而且也可贡献于研究其他部分的世界，有着相当大的潜力推进国际关系理论化的发展。通过利用东盟成员国在确立地区合作与机制的努力作为案例研究，东南亚学者可为理解权势的方式做出重要贡献，特别是在建构主义的思维中。^[31]类似的努力也发生在拉丁美洲，“尽管主导性的美国话语被用于对国际问题的地区性分析，但他们也被修正用于拉丁美洲背景，暗示着从美国进入的知识已经被调整以适应地区内的环境”。^[32]

中非关系对当前主流国际理论的最大修正，是以一种对非洲的积极观念逐渐取代了传统对非洲的消极甚至悲观观念。与有形的政策相比，对待非洲的态度更为重要。中非关系快速发展的一个重要经验便是，中国始终用积极乐观、平等友善的态度对待非洲，其最为明显的体现便是中国始终坚持不干涉内政原则、坚持对非援助不附加任何条件的原则，等等。中国来到非洲，看到的是非洲巨大的机遇，并采取实际行动与非洲一道把这些机遇变成了中非平等互信、合作共赢的现实成果。进入21世纪以来，中非关系的发展不仅催生了非洲“成长、进步、潜力和盈利的新景象”，而且激发了发达国家与新兴经济体争相投资非洲、视非洲为“机遇大陆”的新局面。由此，中非合作不仅“把全球化重新传递到非洲”，帮助非洲获得更多选择权和新的发展视角，也促使世界重新思考应当如何改变帮助非洲的方式。例如，联合国贸发会议2011年《最不发达国家报告》便强调，以中非关系为代表的南南合作对于促进非洲乃至全球的包容性增长和可持续发展有着重大意义。^[33]

相比之下，西方国家对非洲的消极和悲观也令人印象深刻。在西方眼中，非洲不仅战略重要性不高，而且充满疾病、干旱、饥荒和战乱，是一个“被边缘化、无力革新和发展、滋生严重冲突……以及破产国家的大陆”，进而被认为是“问题大陆”甚至是“绝望的大陆”。^[34]就连来自非洲加纳的前联合国秘书长科菲·安南也曾这样描述非洲，“世界其他地方的许多人一提到非洲，立即联想到国内动乱、战争、贫穷、疾病和上升的社会问题”。^[35]由此而来的，西方对非洲从未赋予足够重视，也从未将非洲当做平等的伙伴加以对待。当西方企业高管前往非洲时，满眼都是恶劣的基础设施、贫瘠的土地、腐败的政府和太多的贫穷；但中国商人到达这块大陆时，他们在可征服的困难中发现了巨大的机遇。其后果是，“中国在许多西方人对这个大陆表示轻蔑之际援助了非洲”，而西方“仍把非洲视为病人，而不是伙伴”，“（中国）对主权的重视意味着，非洲政府可根据本国轻重缓急选择在何处投资，从而指导发展进程；形成鲜明对照的是，西方则坚持确定可能不符合非洲利益的轻重缓急”。^[36]

其次，中非关系也为国际关系理论提供了全新的解释话语或框架。

现有国际关系发展可得以重述的另一个方式是通过修改语言，从而改变对概念的使用话语。有关现有国际关系概念应用于非洲的不恰当性的话题已经有了很多讨论，这也导致了主流理论对国际关系现象的有限理解。^[37]考虑到部分普遍接受的国际关系概念并不适用于非洲，一种可能的解决办法是对这些概念加以非洲式的再解读或重构。正如有学者指出的，承认或强调所有概念都具有其政治内涵是迈向为重新解释的第一步；接下来便是要“打破对国际关系概念的正统界定所强加的思维定式”，要么通过重新评估和重新解释现有概念的涵义，要么通过进行一种全新的概念化方法。^[38]

第一个需要重新解读和重新界定的概念是冲突的概念。由于冲突在非洲大陆广泛存在，来自非洲的洞察似乎可为有关未来冲突的研究提供新的视角。原因很大程度上在于，来自冲突地的知识对于理解冲突是至关重要的；没有这种地方性的输入，理论的解释力便会极度受限；尽管这并不意味着只有“土生土长”的观念才可作为发展中世界普遍存在的冲突的合法解释，但主流国际关系理论却经常忽视这一重要的地方性视角。^[39]

第二个需要重新解读和重新界定的概念或许是“国家”的观念。国家概念是在非洲研究中最具争议性的概念之一，各种批评西方式理解的声音比比皆是。例如，不少学者都认为，非洲与其余世界的主要区别在于，在非洲，“国家”只是名义上的“国家”。国际关系学者应当超越国家作为内在固定概念的观念，并允许它被“打开”。还有人也强调，在对非洲大陆及其人民当前所面临的政治及其他挑战作理论化努力时，需要虑及非洲国家缔造的特殊经验的重要性。因为对这些特殊经验的忽视折射了“明确或不明确地存在着的欧洲中心主义模式，没有任何努力致力于确立和评估任何非洲经验的相关性”。^[40]

第三个需要重新解读和重新界定的概念是自由主义概念。这一概念在西方学术界中往往是不受质疑的，但却饱受非洲研究学者的质疑，特别是民主促进与外国政治、经济渗透的相互关联问题。的确，非洲研究和非洲案例都可为国际关系理论的自由主义视角提供重要洞察和批判，^[41]如非洲的国家与市场功能及其失败可能或失败模式等。极有可能地，国际关系理论的自由主义思想可因非洲传统的注入而变得更为丰富，“非洲人对国际关系自由主义的直接和间接批评，拓展了我们理解理论和实践的广度和深度，并为我们解释民族与国家的相互关系作出了重要贡献”。^[42]

最后，中非关系的发展还可解释国际关系发展的新现象和新特征。

随着国际体系转型的进程加速，当代国际关系中的诸多发展也都体现在中非关系中，特别是前文所讨论的不少因素。就中非关系对解释国际关系发展的新现象和新特征的贡献而言，主要有两个方面的启发。一方面，中非关系的发展对于塑造国际关系理论中的主权国家与非主权国家行为体的关系有着新的启发。总体上，中非关系对于国际关系新特征的新解释不会脱离现有主流国际关系理论的框架，因为“非西方理论家尚未发展出完整的类似于西方式的世界观”。^[43]无论是在非洲还是在中国还是在中非关系中，相关利益和行为体都正发生一种多元化趋势。由此而来的，中非关系对国际关系理论的重塑应涉及如何以更为包容性的概念化进程来反思当前的国家中心主义，并考察替代性的非国家、特别是次国家行为体，如民族、部落、地方政府、侨民、公司等。就承认这些非国家行为体不仅有助于理解非洲、而且有助于更为宏观的国际关系研究而言，“强有力的非国家行为体的政治、军事和管理能力的出现，可控制得到国际承认的国家内的大片地理区域和人口……提供了一个独特的机会，研究国家解体和形成过程中的重要代理人”。换句话说，在主流国际关系理论将主权国家当做主要分析单元的同时，包括各种运动、民族、文化、军阀等在内的非国家行为体却在非洲国际关系和中非关系中变得日益重要。相应地，“国家中心主义的话语可能于与实地的人民生活经历、资源、动物、疾病等等不相一致”，^[44]进而产生了对新解释的重大需求。

另一方面，中非关系的发展也使得主流国际关系理论对于国内因素和国际因素的区分显得武断，进而需要对国内与国际因素的互动的新解释。如果说主权国家与非国家行为体关系涉及国际关系理论的分析单元，那么国内国际因素的互动则涉及国际关系的互动模式——尽管也与分析单元有着密切关联。很大程度上，非洲的诸多国内冲突往往植根于外部干涉，并极可能外溢到邻国。与此同时，在非洲发生的国内与国际因素的互动往往具有超越非洲自身的重大意义。事实上，国际政治的“内部”与“外部”层面的模糊性在很大程度上并非仅仅是非洲经验，因为“新的复杂性是种全球现象”。考虑到这一非洲的国家与国际政治的流动性，似乎非洲大陆“为理解当前发生的世界秩序转型提供了丰富的分析性内涵”。换句话说，非洲几乎可以说是在其他地方也有相关性的热点问题的放大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