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正的南南合作理论首先必须确立一套南南合作的价值观，而非建立在西方主导的国际关系理论所提供的前提假设上。这一价值观主要基于南方国家间的政治上平等互信、经济上互利共赢、国际上团结互助和文化上交流互鉴，以及其他传统国际关系原则。更为具体地，南南合作的价值观主要包括三个方面，即在政治和外交上坚持“团结外交”精神，在经济和社会交流上坚持“平等互利”精神，在处理国际关系时坚持“现代性”精神。的确，诸如“意识形态、国家间或文化间互动的性质以及团结外交”等不为主流国际关系所关注的要素经常在南南合作中出现，往往体现出南方国家“强调了相互尊重和文化互惠”。[47]
首先，中非关系有力驳斥了被西方所夸大的南方国家内部的多样性和差异性，在政治和外交领域秉持“团结外交”（diplomacy of solidari-ty）精神。
根据主流国际关系理论话语，南方国家往往被分为两类，即新兴“发展型国家”与脆弱国家。前者的典型是中国、印度、巴西等被称为“金砖国家”或“新钻国家”之列的国家，而后者的典型则是非洲的尚未走上可持续发展道路的国家。这一类型学建构试图将前者描述为西方模式的“毕业生”，而将后者描述为经济、政治甚至道德上的“失败者”。[48]其真实目的在于从本体论和认识论上动摇南南合作：一方面南南合作是难以成功实现的，因为南方内部的重大多样性和差异性，特别是存在着如此多的脆弱国家甚至失败国家；另一方面，即使有成功的案例，也可被西方理论成功地归入道德上不正确的一方，如同当前中非关系所遭受的舆论攻击一样。
从两个意义上，南方国家应当秉持“团结外交”，确立南南合作的价值观：一方面，南方国家的发展尽管存在多样性和差异性，但先发展的南方国家的确在帮助后发展的南方国家，实现了二者发展水平的同步提升，如同当前的中非关系及其所带来的新兴国家与非洲国家的合作所证明的。就此而言，南方国家内部的多样性和差异性，从积极的角度看，恰好是南南合作的强大推动力，因为它也意味着重大的互补性。而唯有坚持南方国家间的团结，才能将这一互补性转化为南方国家的共同发展，实现南南合作的进一步提升。另一方面，西方消极看待南方国家内部多样性和差异性的同时，重大地忽视了一个现实，即在40年的政治和经济停滞后，非洲大陆的49个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在过去十年里都以令人吃惊的5%以上的速度发展；同时，在新世纪全球增长最快的经济体中，既有如乍得、赤道几内亚和圣多美与普林西比这样的微型产油国，也有着被认为存在更多问题的如安哥拉和苏丹这样的非洲国家。这一现实证明西方主流国际关系理论所着重讨论的南方国家内部多样性和差异性某种程度上是虚构的，唯有确立正确的南南合作价值观，坚持南方国家间的“团结外交”，才能实现南南合作的发展。
其次，中非关系拒绝西方的唯利是图和发展“开化”理念，在经济和社会文化交流等领域坚持“平等互利”精神。
南方国家在坚持政治上的团结外交的同时，也必须坚持经济和社会文化交流的平等互利。出于两方面的原因，南南合作的平等互利精神往往遭到质疑。一方面，为了阻碍南南合作的发展，西方国家往往为南南合作贴上负面标签，特别是与其自身的历史经验相关的标签，如“新殖民主义”、资源掠夺、环境污染、破坏良政等经常被贴在中非关系之上的各种标签。之所以被贴上这些标签，原因有很多，但其中一个重要的方面便是南方国家间的经济合作和社会文化交流的增多，特别是经济合作的增长，往往被西方视为对其“传统利益”的威胁。需要指出的是，西方从未尝试与非洲实现平等互利的交往，因此也用自身的眼光看待南南合作的这一“难以理喻”的逻辑——即平等互利的逻辑。对西方国家而言，到非洲的目的无外乎获取经济利益、自然资源或战略保证等，类似中国帮助苏丹建立完整的上中下游能源工业的举动是不可理解的，进而猜测此举背后的“真实目的”到底是什么。的确，西方国家从未有过类似经历，以尼日利亚为例。今天的尼日利亚虽然日产石油200万桶，产油量之大居世界第七，但全国57%的人每天的生活费还不到1美元，产油区尼日尔三角洲地区更是有高达70%的人口如此。由于尼日利亚炼油厂几乎全线崩溃，就连本该物丰价廉的汽油都完全依赖于从国外进口且价格昂贵。[49]类似的情况在非洲其他地方也普遍存在，非洲石油产业的一个天大讽刺是，这些丰富的石油资源为美国和欧洲创造的就业机会竟然比它们能给非洲创造的还要多。虽然每年都有数以万亿计的美元投入非洲石油项目，其中却只有5%花在非洲。[50]这样，中国公司与非洲国家签署合同时往往提供社会服务性设施的援建，在西方国家眼里便成为一种“变相的贿赂”，因为依据他们的逻辑不这样理解就无法理解。同样，中国在非洲基于平等互利原则“以资源换基础设施”或提供不附加条件的援助，根据西方惯常的无偿“资源掠夺”或助长非洲腐败的“资源换现金”等逻辑也都是无法理解的。
另一方面，在西方国家眼中，只要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平不同，经济更为发达的国家便有权“教化”经济相对落后的国家。一开始，西方的文化人类学家与发展经济学家对国家发展的看法完全不同。经济学家往往将先进国家的发展类型看做是普适的，适合于所有时代所有国家的，人类学家则倾向于认为所有的文化都有其独特性和特殊性。……每一种文化都有其自身的内在动力、逻辑和合理性。人们应该根据它们各自不同的条件，用它们自己的语言，在它们自身的背景下去研究每一种文化。照此看来，每一种文化都有其特性，它可能会受到外界力量的影响，但却与经济学家的设想不同，人类学家认为根本不存在一个唯一的、必然的和普适的发展模式，也不存在什么所有国家都要遵循的全球模式，文化的独特性和相对性才是通则。[51]但逐渐地，无论是经济学还是人类学家抑或是政治学家，都认为发展的进程是有模式可循的。每一个社会和文化是不同的，对于刺激也会做出不一样的反应，但是其中仍能辨别出一种共同的发展趋势。[52]基于发展的线性道路模式，经济更发达的国家拥有当然的权利“告诉”相对落后的国家应当如何发展，虑及南方国家内部的多样性和差异性，真正平等的南南合作便是不可能的。但很显然，中国与非洲之间的合作是坚持平等互利精神的典范，“中国朋友自远方来，教会我们开发、利用好这些财富，他们也可以同时受惠……并且，我们经济上的联系丝毫未影响我国政治上的独立自主。欧美国家如果能跟中国做得一样好的话，我们也愿意在经济方面与他们共赢”，相比之下，“美国和欧洲现在从态度上来说当然也挺友好，可不得不说他们到我们那儿纯粹是为了逐利”。[53]
第三，中非合作还否定了一系列不适用于中国和非洲的所谓“后现代”国际关系原则，在处理国际关系时坚持“现代性”精神用传统国际关系准则指导南方国家间关系。
主流国际关系理论对南南合作的动摇努力还来自于对“后现代”国际关系原则的倡导，进而不仅破坏南方国家的团结外交，而且动摇南方国家的内部稳定与发展。为了延续其在当前国际体系中的主导地位，西方主流国际关系理论将这些“后现代”国际关系原则建构成为“普世性”的理论，最为核心的是围绕人权与主权关系展开的一系列概念，如人道主义干涉、人类安全、良治等。非殖民化运动成功后，非洲很大程度上并未切实解决其安全问题，相反后殖民国家的脆弱乃至失败成为普遍现象。这为主流国际关系理论留下了空间：一方面可任意解释非洲国家的安全动力学，并将其界定为政权安全至上论而非国家安全至上论。这样，多数非洲国家的国际关系可用政权安全来加以理解，或者说是维持政治权力来加以理解。于是，对脆弱或失败国家进行人道主义干涉或保护其人类安全便成为理所当然。另一方面，非洲国家的几乎所有问题都被安全化，因为“21世纪对和平与安全的威胁不只是包括国际战争……而且还包括有组织犯罪和国内暴力。它们还包括贫困，致使的流行病和环境恶化”。[54]
需要指出的是，主流国际关系理论将上述“后现代”国际关系原则用于指导国际关系时存在两个明显的错误：一方面，尽管的确有诸多证据，但人类安全、人道主义干涉、保护的责任（R2P）等概念存在严重的“概念上的过度延伸”，因此需要倡导更为传统的国际关系准则；[55]另一方面，在今天的南方国家中，并非所有国家都是“脆弱的”。有些国家已经能够成功地管理其与全球化的接触，声称并渴望成为“发展型国家”。这类政治经济学并不仅限于亚洲或其他大陆的大国。相反，在非洲也有这类国家（如博茨瓦纳），有的还是小岛国（如毛里求斯或特立里达）。的确，与亚洲不同，非洲的发展型国家可能是民主的而非专制的，对于良治有着积极的影响。
基于对世界历史潮流的长期判断，中国始终坚持主要现代性精神，用传统国际关系准则，特别是不干涉内政原则，指导中非关系。在中国看来，如果考察民族国家的发展历程，20世纪事实上民族国家得以实现普及的世纪，但其真实内涵却远未得到实现。很大程度上，20世纪民族国家的普及更多实现的是这一制度的推广，对于广大亚非拉后殖民国家而言，国家主权的真正内涵、特别是经济主权并未实现。因此，随着21世纪新兴国家的发展及由此带来的与非洲关系发展和非洲经济发展，很大程度上启动了民族国家普及的第二个阶段，即主权内涵的普遍性落实。[56]但对于西方国家而言，南南合作带来的主权国家的真正全球性普及可能危及其自身的生活质量。因此，西方国家在这个时候大力宣扬所谓“主权过时论”，宣扬国家边界已经消解，其真正目的不外乎是破坏南方国家的内部稳定，固定南方国家当前在国际体系中的次级地位，进而维护和延长其既有强势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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