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非关系国际贡献论的机遇

一、中非关系国际贡献论的机遇

就可预见的未来而言，建构和完善中非关系国际贡献论的机遇之窗仍然是敞开的。得出这一结论主要基于以下三个方面的客观事实，尽管可能还有很多：一是中非关系取得了实实在在的成果，进入了可持续发展阶段；二是中非关系的机制体制平台正快速完善，为中非关系的可持续发展提供了有力保障；三是发展中非关系的基本理念把握住了时代脉搏，深受各方欢迎甚至效仿。

首先，在经过三个阶段的发展之后，当代中非关系已然迈入可持续发展阶段，为下一阶段的发展和中非关系国际贡献论的完善奠定了扎实基础。

尽管中国与非洲的关系发展可追溯至15世纪初郑和下西洋时期甚至更早，^[1]当代中非关系始于1956年中国与埃及外交关系的建立。半个多世纪以来，中国始终坚持着上述原则与非洲发展平等互利的关系。尽管对中非关系发展阶段的划分有多种方式，^[2]但如果从第一章所讨论的中非关系三个转型的角度看，当代中非关系可划分为三个历史阶段性，迈入了崭新的可持续发展阶段。

第一阶段是从1956年至1979年，限于双方经济发展水平仍较低下，因此这一时期的中非关系更多侧重于情感层面，特别是意识形态考虑和中非领导人的私人感情。尽管中国形成了较为完整的且延续至今的对非政治和经援原则，但必须承认的是，由于冷战格局的结构性限制，作为中国外交有机组成部分的中非关系不可避免地带有“反对美帝国主义”、“反对苏联”、“两面开弓”等时代色彩。特别是，由于很大程度上将情感联系简化为意识形态考虑，导致对外援助更多出于意识形态热情而非合理的中非关系战略考虑，在自身物资、人才和外汇严重不足的情况下提供巨额外援，导致量力不足现象。例如，从1970年到1978年，在当时的对外经济联络部的领导下，中国共帮助37个国家建成470个项目，超过此前建成项目的总和，其支出为新中国成立以来21年对外援助总和的159%。^[3]

中非关系的第二阶段从1978年直至20世纪80年代末。随着1978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中国的国家建设重心逐渐转向改革开放，经济利益关切逐渐融入到中非关系的整体考虑中。随着20世纪70年代末邓小平实施经济改革，中非关系的性质发生了重大变化：一方面，中国更加关注国家利益、特别是经济利益；另一方面，中国更为注重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经贸关系，进而某种程度上忽视了中非关系的发展。

尽管这一变化很大程度上导致整个80年代对非洲的忽视——因为这一时期中国热衷于与西方建立更密切的联系以获得西方的技术和对外直接投资，^[4]但这一时期的中非关系仍实现了较大的发展。一方面，中非平等互利和团结合作的局面得以发展，最为明显的例子是在20世纪80年代末，一些西方国家借口中国国内政治风波掀起“制裁”中国的反华逆流，许多非洲国家顶住西方大国的压力，对中国的立场持理解、支持和同情的态度，一如既往地对华友好。当时，访华的第一位外国元首、政府首脑和外长都来自非洲。另一方面，中非经济和贸易关系也有了新的发展。中非贸易的商品结构不断优化，中国对非洲出口的商品从以前的棉花、矿石等初级产品逐步发展为以技术含量和附加值较高的机电产品为主，中国机电和高新技术产品出口已占中国对非洲出口商品总额的50%以上。中非贸易的方式也日趋多样，已由初期民间贸易发展到一般贸易与对外投资、承包工程、对外援助等多种方式的相互结合。双方贸易的地理区域和商品领域都更加宽阔。可以说，合作伙伴关系的确定使中国对非洲从单向援助逐步走向相互合作互利，并从中获得了非常实际的成效。

冷战结束后，中非关系逐渐迈向其第三阶段，即可持续发展阶段。随着冷战的结束，特别是1989年政治风波后中国所面临的恶劣的国际舆论环境，中国逐渐认识到情感和物质层面的平衡对于外交的重要意义。同样，由于冷战结束和中国外交面临的困境，非洲和发展中国家再一次成为中国外交的重点。

当然，实现这一平衡仍是一个相当长期的过程。在整个20世纪90年代，中非关系仍更加注重国家利益，但对经济利益的界定已经逐渐变得更加宽泛。中国共产党第十五次全国代表大会报告指出：“要进一步加强同第三世界国家的团结与合作。发展中国家维护国家独立、实现经济发展的根本目标是一致的。中国将一如既往，同广大发展中国家在各个方面相互支持，密切配合，共同维护正当权益。”^[5]就中非关系而言，在政治上，中非共同致力于维护发展中国家的利益，建立公正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推动国际关系的民主化和多样化；在经济上，中非经济合作着眼于应对经济全球化，缩小与发达国家的贫富差距，追求中非双方的共同利益，形成务实、平等、互惠的新型经济关系。进入新世纪后，随着改革开放政策实施的深化，中国要保持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必须充分利用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同时，作为一个负责任的大国，中国有责任、有义务帮助发展中的非洲国家更好地实现共同发展。正是在这一新的时代背景与条件下，中非关系获得了新的基础与动力，新的时代特征和内容，中非关系已开始更多地由理想主义的政治主导型关系，转向政治、经济、文化全方位合作且更为务实更为理性的关系。^[6]2006年初，中国政府发布了《中国对非洲政策文件》，阐述了中国对非政策的总体原则和目标，全面规划了新时期中非在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各个领域的友好合作，这个文件标志着中国对非洲政策日趋成熟。2006年4月，胡锦涛再次访非时全面阐述了新形势下的中非关系和中国对非洲政策，将中非关系概括为：好朋友、好伙伴、好兄弟，并对进一步发展二十一世纪的中非新型合作伙伴关系，从政治、经济、文化、安全和国际合作方面提出了“五点建议”，这标志着中非之间一种“政治上平等互信、经济上互利共赢、文化上交流互鉴”的新型战略伙伴关系已经得以建立。

其次，中非合作论坛经过十余年的发展后正日益完善，^[7]既可为中非关系的可持续发展提供有力的机制体制保障，也将成为中非关系国际贡献论的一个重要方面。

为进一步加强同中国的友好合作，促进双方共同发展，1999年9月，贝宁、马达加斯加等非洲国家向中国建议，希望建立中非集体对话与合作机制，共同应对挑战。中国政府接受了非洲国家的建议，于1999 年10月倡议召开中非合作论坛—北京2000年部长级会议，这一倡议得到非洲国家的热烈响应和广泛支持。^[8]在中非双方的共同努力下，中非合作论坛第一届部长级会议于2000年10月在北京举行，来自45个非洲国家的近80名部长和有关国际和地区组织的代表出席了会议。会议圆满而成功，取得了丰硕的成果，通过了《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宣言》和《中非经济和社会发展合作纲领》。根据《中非经济和社会发展合作纲领》，双方同意在各个级别上建立联合后续机制。

在中非合作论坛第一届部长级会议成果的基础上，迄今已相继举行了四次部长级会议。2003年12月，中非合作论坛第二届部长级会议在亚的斯亚贝巴举行，来自中国和44个非洲国家的代表与会。会议通过了《中非合作论坛—亚的斯亚贝巴行动计划（2004至2006年）》，为未来三年的中非合作制定了总体规划。中国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开幕式上发表了题为《继往开来，全面推进中非友好合作》的重要讲话。这次部长级会议是首次在非洲国家召开，标志着论坛机制日趋完善，中国和非洲国家之间既有深厚的传统友谊和良好的合作基础，又有谋求共同发展强烈的愿望，所以中非合作论坛前景广阔。

2006年11月3日至5日，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暨第三届部长级会议在北京举行，来自中国和48个非洲国家的国家元首、政府首脑和代表团团长以及外交部长和负责经济合作事务的部长分别出席了峰会和部长会。会议主题为“友谊、和平、合作、发展”。会议通过了《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宣言》和《中非合作论坛—北京行动计划（2007至2009年）》等文件，中非共同宣布建立新型战略伙伴关系。北京峰会暨第三届部长级会议是一次成功的外交峰会，中国和非洲国家领导人首次齐聚一堂，在中非关系史上具有里程碑式意义，它是新中国成立以来举办的最高层次、最大规模的一次中外领导人峰会，也是中非关系史上前所未有的一次盛会，将载入史册。

2009年11月8日，温家宝总理出席了在埃及沙姆沙伊赫召开的中非合作论坛第四届部长级会议，这次会议是继2006年北京峰会后中非友好与合作的又一次盛会，中非双方40多个国家的外交部长以及负责对外经济合作事务的部长和代表再次汇集一堂，商议中非关系发展大计，全面评估北京峰会成果落实情况，共同探讨深化中非新型战略伙伴关系，谋求可持续发展的新思路，对进一步推进中非关系具有重要意义。中非双方均予以高度重视，温家宝总理及部分非洲国家领导人出席开幕式等重大活动。会议全面评估了北京峰会以来各项合作成果落实情况，发表《中非合作论坛沙姆沙伊赫宣言》和《中非合作论坛——沙姆沙伊赫行动计划（2010至2012年）》，进一步明确中非关系发展方向，规划未来3年中非各领域合作蓝图。

2012年7月19—20日，中非合作论坛第五届部长级会议在北京召开。这是进入21世纪第二个十年的第一次论坛部长级会议，具有承上启下的重要意义。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出席开幕式并作题为《开创中非新型战略伙伴关系新局面》的重要讲话。他提出了新形势下努力开创中非新型战略伙伴关系新局面的五项措施，即：增强政治互信；拓展务实合作；扩大人文交流；密切在国际事务中的协调和配合；加强合作论坛建设。对于未来3年的中非合作，胡锦涛提出了5个重点领域：扩大投资和融资领域合作，为非洲可持续发展提供助力；继续扩大对非援助，让发展成果惠及非洲民众；支持非洲一体化建设，帮助非洲提高整体发展能力；增进中非民间友好，为中非共同发展奠定坚实民意基础；发起“中非和平安全合作伙伴倡议”，促进非洲和平稳定，为非洲发展创造安全环境。^[9]会议以“继往开来，开创中非新型战略伙伴关系新局面”为主题，对中非合作论坛前四届部长级会议、特别是第四届部长级会议的总体落实情况进行了评估，并为中非关系的长期发展和未来三年的合作提出了具体可行的设想，通过《中非合作论坛第五届部长级会议—北京宣言》和《中非合作论坛—北京行动计划》（2013年至2015年）两个重要成果文件。

中非合作论坛是中非双方在国际形势发生重大变化背景下创立的新的合作模式。这在中非合作关系史上是第一次，为中非双方开展对话与合作、解决共同关注的新挑战与新问题构建了对话平台。^[10]论坛成立十余年来，有力地促进了中国和非洲的共同发展，扩大了中国的国际影响力和在非洲的软实力，也提升了非洲的国际地位，推动中非关系上了一个新台阶。这是中国和非洲的成功，也是南南合作的成功。它展示出中国这个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和非洲这片发展中国家最集中的大陆携手共进所迸发出的强劲活力和所蕴含的巨大潜力。^[11]

第三，中非合作已经发展出完整的理念体系并得到了国际社会的较为普遍的认可，已有不少国家开始效仿，这将为中非关系国际贡献论的持续完善提供长期的理论基础。

中非关系的理念体系经过双边关系半个多世纪的发展，已经变得相当完整。早在新中国成立后不久的1953年、1954年，中国就已经确立了与非洲及其他发展中国家的外交关系原则，即“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即相互尊重领土完整与主权独立；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和平共处。随着，周恩来总理在1964年访问非洲时提出了中国提供经济技术援助的八项原则，即：（1）中国政府一贯根据平等互利的原则对外提供援助；（2）严格尊重受援国的主权，绝不附带任何条件和要求任何特权；（3）以无息或低息贷款的方式提供经济援助，在需要时可减轻受援国的负担；（4）提供援助的目的不是造成受援国对中国经济的依赖，而是帮助受援国逐步走上自力更生、独立发展的道路；（5）所援建的项目，力求投资少、见效快，使受援国能够增加收入，积累资金；（6）中国政府提供自己所能生产的、质量最好的设备和物资，并根据国际市场的价格议价，如有不合乎商定的规格和质量者，中国政府保证退换；（7）对外提供任何一种技术援助的时候，保证使受援国的人员充分掌握这种技术；（8）中国所派出的专家，同受援国自己的专家享受同样的物质待遇，不容许有任何特殊要求和享受。这些原则“不仅适用于对非洲国家的援助，也适用于我国对亚洲和其他新兴国家的援助。”^[12]

1983年中国政府代表团在访问非洲11国时，提出进一步发展与非洲国家经济技术合作关系的四项原则，即平等互利，讲求实效，形式多样，共同发展。这四项原则是中国对外经济技术援助八项原则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深化和发展，它有力地推动了新时期中非关系的继续发展。如果比较60年代对非援助的八项原则与80年代对非援助的四项原则，可以发现三个重大区别，或者说中非关系的重大转变：首先，前者往往仅强调单向援助，而后者强调多种形式的经济技术合作。例如，1983年国务院主要领导人在接见援外会议代表时，强调虽然“我们有责任有义务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向非洲国家提供一些援助”，但同时又指出：“我们对外援助既要量力而行，又必须尽力而为。量力而行指钱，尽力而为指精神。”^[13]第二，尽管都讲互利，但是后者侧重经济上的互利，而前者则侧重政治上的互利，即中国对受援国提供援助能够增强世界上反对帝国主义的力量，这也是对中国的一种支援。第三，后者反复强调双向性，“从双方的实际需要和可能条件出发”、“增强双方自力更生的能力和促进各自民族经济的发展”等。提到要从双方的实际需要和可能条件出发，这一点说明中国不会不顾国内建设的需要，而一味对外提供援助。

到冷战结束后，中国对非政策的指导理念在政治和经济之外，根据形势发展逐渐增加了社会、文化和国际等要素。例如，江泽民主席在1996年访问非洲6国时，正式提出了新时期的中国对非政策，大大推动了中非关系的发展。江泽民宣布，中国愿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巩固和发展同非洲各国面向21世纪的长期稳定、全面合作的国家关系，并提出中国的五项原则主张：一、真诚友好，彼此成为可以信赖的全天候朋友；二、平等相待，相互尊重主权，互不干涉内政；三、互惠互利，谋求共同发展；四、加强有效磋商，在国际事务中密切合作；五、面向未来，创造一个更加美好的世界。^[14]这五项原则主张是新世纪指导中非关系发展的基本原则，也是确保中非关系健康稳定发展的重要指导思想。又如，2004年2月，胡锦涛主席访问非洲8国，访问期间，他提出了深化中非关系的三点倡议，即：坚持传统友好，推动中非关系新发展；坚持互助互利，促进中非共同繁荣；坚持密切合作，维护发展中国家的权益。在2005年4月的亚非峰会上，胡锦涛主席就构筑亚非新型战略伙伴关系提出“政治上相互尊重、相互支持，经济上优势互补、互利共赢，文化上相互借鉴、取长补短，安全上平等互信、对话协作”的四项原则。随着中非合作论坛的发展，中非关系不断得以升级，从2000年确立的“长期稳定、平等互利的新型伙伴关系”，2003年提出“长期稳定、平等互利、全面合作的新型伙伴关系”，到2006年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一致同意建立的“政治上平等互信、经济上合作共赢、文化上交流互鉴的新型战略伙伴关系”，可见双方关系的指导理念正变得日益深入和全面。

中国的对非政策理念正得到国际社会越来越多的认可和欢迎。如前所述，尽管有西方国家指责中国坚持不干涉内政和援助不附件条件，是对西方在非洲的民主、良治和反腐等努力的破坏，但大多数非洲国家和人民并不这样认为；相反，他们视中国为真正的朋友和可靠的伙伴，认为中国的政策和实践为非洲国家提供了重大的政策空间，可独立自主地走符合自身国情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发展道路。正因如此，越来越多的国家开始效仿中国的做法，特别是新兴大国；西方国家也都在某种程度上调整其对非政策的理论和实践。仅以中国的对非援助政策理念为例，如下表所示，无论是援助方式、支持方式、债务削减还是援助条件等方面，诸如印度、巴西和土耳其等新兴大国以及如阿拉伯国家这样的援助大国也都大致采取了与中国相似甚至相同的做法（表5-1）。

表5-1　中国与其他国家对非援助的比较

资料来源：UNCTAD，South-South Cooperation：Africa and the New Forms of Development Partnership，Economic Development in Africa Report 2010（New York and Geneva：United Nations，2010），p.6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