强化公共外交战略，合理宣传中非关系的国际贡献

二、强化公共外交战略，合理宣传中非关系的国际贡献

总结和梳理中非关系的国际贡献论，首先来源于为中非关系“正名”的需要。在一个较为恶劣的国际舆论环境中成长起来，尽管中非关系有着重大的战略意义和理论启示，但往往得不到整个国际社会的普遍认可，这很大程度上仍需进一步强化对中非关系的公共外交努力，改善中国在非洲的国家形象，提升中国在非洲的软实力，进而促进中非关系的国际贡献得到更大的认可和推广。

一方面，中国需要进一步加强对非洲的公共外交和人文外交，夯实中非关系的社会基础，促进非洲对中非关系国际贡献的认识和推广。

中非关系的国际舆论环境主要是由西方所塑造的，要改变这一现状只能首先改变对中非关系有着切身体会的非洲人，借非洲人的现身说法逐渐改变西方国家对中非关系的误解和偏见。具体而言，对非洲的公共外交和人文外交又可分为以下几个方面。一是要从两个方面合理总结和宣传论坛的成功经验。一方面，应当切实贯彻与非洲的“经验交流”而非“模式传播”，强调“中国经验”而非突出“中国模式”。另一方面，也要维护中国作为现有国际体系的建设者和贡献者的形象，不能陷入西方“模式之争”的陷阱中，强调“中国经验”可为非洲发展的话语体系作添加性贡献，而非改变整个话语体系；要利用这些添加性的话语贡献，适当修正或使西方存在偏颇的非洲发展话语体系变得相对更为平衡。

二是要从机制体制上改善对非公共外交政策体系。例如，可考虑设立中非合作论坛形象大使，可邀请国际明星、特别是来自非洲的国际明星担任，加大对中非关系的国际营销力度。此外，设立政府类和冠名类“中非贡献奖”也是种可行选择，可让更多的非洲人了解中国、了解中非关系。政府类奖项只提供精神奖励；冠名类奖项由非政府行为体组织，政府可提供适度支持，既可按领域设立奖项、也可按等级设立奖项，既给予精神鼓励、也给予物质鼓励。所有奖项都只颁给为中非关系作出贡献的非洲朋友，杜绝中国人的“自娱自乐”。

三是要加强研究，发挥学术外交的助推作用。一方面，应当确立一系列的重点研究领域。例如，需要对国际社会对中非关系、中非合作论坛的态度演变及其动机加以系统研究，重点放在两个方面：一是自中非合作论坛建立以来的态度演变；二是国际社会不同行为体的态度比较，特别是美国、欧盟、印度、日本、韩国、非洲等；又如，应对中非合作论坛的国际贡献作系统和深入研究，对国际社会的对非政策作系统性比较研究。另一方面，应当遴选专门智库和专家学者，针对不同对象建立多个二轨对话机制，向国际社会宣扬中非合作论坛的成就与贡献。中非联合研究交流计划已经就此做出了有益的尝试和努力，但仍需继续坚持和进一步强化，特别是：研究课题的设置应更多考虑中非学者的联合研究，更着重中非关系的中长期战略设计和更为深入的具体问题研究；学术研讨会不仅要注重公共外交宣传，更应注重实际问题的交流；考虑到西方对中非关系的重大影响，应在时机恰当时考虑引入西方学者参与。

另一方面，中国也需要加强对西方国家的公共外交和人文外交，争取逐渐化解西方国家对中非关系的误解和偏见。

西方国家对中非关系的误解和偏见根本上源于其想象的“利益受损”，因此想方设法地批评、诋毁乃至限制中非关系。中国对西方国家的公共外交和人文外交应当重点从两个领域着手。一是要培育非政府组织和公民社会团体应对和利用国际“软规则”。最为直接地，中国应当在非洲国家扶植促进中非关系的非政府组织，为其提供活动经费、能力培养、国际交流等资助，使中国观念间接进入国际“软规则”市场。其次，中国也应以非洲为试验田培育和锻炼中国的非政府组织，通过与非洲的非政府组织的交流与合作，学习如何应对和利用国际“软规则”。第三，还应以中非合作论坛及人文类分论坛为主渠道，积极参与国际“软规则”的制定和应用过程，并塑造于我有利的国际“软规则”。

二是要掌握在涉非三边合作问题上的主动权，与非洲一道及早提出三边合作的战略构想。这一战略构想的核心是基本战略原则、战略对象优先排序和谈判战略等。考虑到涉非三边合作的敏感性、特别是非洲方面对这一问题的普遍反感，涉非三边合作的基本战略原则应虑及以下问题：应以非洲的实际需要为出发点，以非洲的同意为前提，争取确保非洲的全程参与；应从相对容易的经济问题入手，逐步深入到相对困难的政治、安全问题；先与南方国家探讨涉非三边合作方案，后与北方国家探讨涉非三边合作方案。由此而来，可将涉非三边合作的战略原则确立为：“非洲需要，非洲同意，非洲参与；先经后政，先易后难，先南后北”。

考虑到愿意与中国围绕非洲事务进行合作的对象较多，涉非三边合作的战略对象优先次序大致如下：最为优先的国家是南非。作为新兴大国的一员和非洲最为重要的国家，南非希望与其他国家在非洲展开三边合作。^[22]与南非展开在非洲的三边合作对于中国的涉非三边合作战略有重要意义，它既能有效缓解非洲对三边合作的担忧，又能有效促进中南关系发展，还以有效降低国际社会对中国的三边合作压力。其次是非洲地区和次地区组织。同非洲地区和次地区组织的三边合作也能有效缓解非洲担忧和外部压力，有两种可选方式：一是以非盟或非洲发展新伙伴计划为一方，非洲次地区组织为第二方，与中国的三边合作；二是以非盟、非洲发展新伙伴计划或次地区组织为一方，单个非洲国家为第二方，与中国的三边合作。第三是国际多边机构。中国与诸多国际多边机构，如联合国、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已在非洲展开三边合作。应在现有基础上，进一步研究如何巩固甚至拓展现有合作以及如何基于现有合作发展更为宏大的与国际组织在非洲的三边合作战略。然后是其他新兴大国。在中非关系的带动下，其他新兴国家与非洲的关系也正快速发展，并与中非关系有着相似的诉求，因此与其他新兴大国在非洲的三边合作既不易引起非洲的反感，也可避免新兴大国在非洲的恶性竞争。最后才是西方发达国家。中国已与欧盟、美国、韩国和日本等围绕非洲事务展开磋商。为了同时缓解非洲的担忧和西方的压力，在与西方发达国家就涉非三边合作进行讨论时，需要特别关注非洲的接受程度，坚持前述的政策原则，根据前四类对象的合作进展决定与西方的对话进度。^[23]

涉非三边合作的谈判策略应包括以下要素。一是要与非洲共进退，共同抢占围绕这一议题的话语主导权。应当向非洲国家和作为整体的非洲说明三边合作的必然性，及参与甚至主导相关谈判的重要性，最好通过设立中非联合研究小组、谈判小组、协调小组等机制来形成共同立场，协调谈判战略，并实现情报共享。在对外政策宣示时，最好由中国和非盟共同或至少同步、正式宣布。二是要与非洲共同提前设定涉非三边合作的优先领域。尽管西方、特别是美欧就涉非三边合作施加了重大压力，但尚未真正形成三边合作的战略构想。例如，美国更多提议就基础设施、医疗援助、农业技术等展开合作；欧盟也有类似提议。因此，在西方形成明确的三边合作的战略构想前，中国与非洲应当提前就三边合作的优先领域达成共识。建议将重点放在非洲急需的经济发展措施上，特别讨论国际对非发展援助的落实监督、贸易公平性、气候变化适应措施、基础设施援建等方面。三是要与非洲就三边合作的谈判战术达成共识。一方面，中非应当确立包括四个要素的谈判战术，即准备谈、谈起来、谈下去、谈成功。另一方面，基于前述合作对象的优先排序，针对不同对象采取不同的战术组合，如对南非和非洲地区与次地区组织，可采取“谈起来、谈下去、谈成功”的方法，对国际组织和其余新兴大国采取“准备谈、谈起来、谈下去”并争取“谈成功”的方法，但对西方发达国家则更多是“准备谈、谈起来”并努力“谈下去”。当然，在与美欧等发达国家谈判时，还应当增加“不针对第三方”原则：一方面，中美非三边合作不针对第三方——如欧盟、印度或日本；另一方面，也应强调无论是中方还是美方和第三方在非洲的三边合作，都不得针对对方。^[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