冷战后澳大利亚对湄公河地区的外交政策

冷战后澳大利亚对湄公河地区的外交政策

邹春萌　丁　娟^[1]

摘　要:本文主要介绍冷战后至今澳大利亚政府对湄公河地区外交政策的总体战略目标、主要内容以及特点，并在此基础上重点阐述陆克文政府时期对湄公河地区的外交政策。通过实施一系列的经济合作与援助项目，澳大利亚对该地区经济、文化和社会的发展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并体现了其中等强国的外交特色。然而，在现实情境中，其政策仍然受到区域政治现实与澳美同盟的局限。

关键词:中等强国　湄公河地区　平衡困境

Post-Cold War Era:Australian Foreign Policy towards theMekong Region

Zou Chunmeng Ding Juan

Abstract:In this paperwe examine the goals，content and bas-ic features ofAustralian government foreign policy towards theMekong Region in the post-Cold war Era.Special attention is paid to the Kevin Rudd government's foreign policy in this region.As a middle power，Australia has been keeping on a positive track in promoting the economical，cultural and social development at a bilateral，multilateral and regional level by implementing its aid programs and strategies.Whereas，in the operation of foreign policy，itwas still impeded by the US－Australia relations and the power politics.

Key words:Middle Power，Mekong Basin，Balance，Dilemma

澳大利亚，一个同时拥有着东西方文化血脉的国家，从“白澳政策”、“汉森主义”到2008年2月陆克文政府正式向“被偷走的一代”致歉，这块土地上演着殖民与后殖民时代的认同与回归，罪恶与忏悔，也折射出其在国家认同中的困境和迷惑。

从人类学角度分析，澳大利亚与东南亚地区有着最朴素与最悠远的联系。历史上，东南亚地区是澳大利亚和太平洋群岛居民的主要发源地。然而，不可否认的是，澳大利亚与英美等西方国家在近代文化传统上一脉相承，先后继承了英美政治文明、民主治理理念以及西方的民主生活方式;而从地缘政治角度来分析，亚洲国家，特别是东南亚地区国家是澳大利亚的近邻，是其生存所需的政治环境与氛围。

冷战前，澳大利亚实际上是没有完全意义上的独立自主外交政策，也没有完整意义上的对湄公河地区国家的外交政策。从澳大利亚诞生之日起，“背向哪里，面朝何方”，一直是澳大利亚外交中常常要面对的问题。实际上，在澳大利亚独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其外交与国防事务一直依赖于母国英国;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则转而依赖美国，寻求地区安全保障;冷战期间澳大利亚追随美国在东南亚地区“遏制亚洲共产主义扩张”的政策，参加越南战争。随着冷战的结束以及美国在东南亚地区势力的相对收缩，澳大利亚日益走上一条通过自身的努力以建设周边安全环境的相对独立发展之路，以1972年惠特拉姆上台为标志，澳大利亚对外政策进入“相对独立主义”时期。在对外政策上提出了“自我依赖”的观点，逐步确立其中等强国外交路线。

随着1992年由亚洲开发银行(ADB)主导的GMS经济合作机制的建立，以及外界对该地区在未来10年很可能成为亚洲最快速成长的区域形成所谓的“大湄公河经济圈”或“黄金走廊成长区”的预期，湄公河地区日益成为澳大利亚政府关注的重点。基于此，本文将重点阐述冷战后以及GMS经济合作机制产生以来，澳大利亚与湄公河地区的关系，特别是陆克文政府时期对该地区的外交政策与行动选择。

一、澳大利亚对湄公河地区外交政策的战略目标和主要内容

总体而言，澳大利亚对湄公河地区外交政策的战略目标从属于其对亚洲外交政策的战略目标，并受到澳大利亚外交逻辑、生存策略、政党政治以及外交现实的影响;澳大利亚外交情境中“通过同盟政治保障安全”和“通过地区参与获取影响”的结构性矛盾，使得其在不同时期对同盟政治(主要是与美国的同盟关系)和区域政治的侧重也各有不同。

谈及一国外交战略目标的确立，首先需要明确的就是该国在国际政治舞台中角色的定位问题，众所周知，澳大利亚国土辽阔，物产丰富，是全球土地面积第六大的国家，国土面积比整个西欧大一半，同时，澳大利亚也是南半球经济最发达的国家，位列全球第四大农业出口国，多种矿产出口量全球第一。以国内生产总值作为衡量标准，1990年澳大利亚以1 783亿美元的国内生产总值居世界各国GDP总值排名表的第13位，在随后20年间，澳大利亚的国内生产总值的世界排名一直在第14和第15名之间转换，波动不大，例如在2009年，澳大利亚国内生产总值为9 972.01亿美元，居世界各国GDP总值排名表第14位，2008年澳大利亚的军费开支排名世界第11位^[2]。总之，澳大利亚的综合国力可以用“非强不弱”来形容，而且这一身份定位也得到世界各国的普遍认可。

其次，外交战略目标的确立不仅是国家意志的体现，而且也是领导人世界观的具体运用，是政府和外交团队的智慧结晶。它深刻影响了国家的前进方向，具有前瞻性和预见性。在各国政治体制的影响下，各国不同执政党的外交战略会有所不同，有的甚至大相径庭。这一点也同样适用于澳大利亚的政治现实。

由此可见，外交战略目标的确立不仅塑造了一国的外交历史，而且也是其外交史发展路径中的亮点。因此，外交战略目标的改变或许可以作为外交历史阶段线性划分的依据。下面我们将重点阐述冷战后澳大利亚历届政府对湄公河地区国家战略的目标及其主要内容:

1.基廷政府时期(1991—1996年)

基于上述的经济基础和发展路径，1992年基廷总理提出召开亚太地区政府首脑会议的建议，并于1993年宣布今后澳大利亚将全面面向亚洲。这些举动体现出澳大利亚政府一定程度的“原创性”和“自我依赖性”。“全面面向亚洲”、“融入亚洲”、“多中心外交”等战略目标并不是为了表明澳大利亚天然地属于亚太地区，而是为了与区域内国家建立一种相互尊重的伙伴关系，形成一种多渠道的联系，最终目标是为了形成一种稳定安全的地区环境，也正是在基廷政府时期，澳大利亚的“融入亚洲政策”开始正式实施，该政策以亚洲为重点，开展地区多边外交。上任伊始，基廷在演讲中明确指出“澳大利亚的未来在亚洲”，并一改历届新任总理首先要访问欧美的惯例，于1992年4月和9月先后出访印尼、日本、新加坡和柬埔寨。基廷政府将发展与东盟的关系视为澳亚关系中的基石，而东盟国家在澳大利亚“全面面向亚洲”战略中地位举足轻重。值得一提的是1991年至1994年澳大利亚政府向老、泰两国提供3 000万美元^[3]无偿援助修建了第一座跨越湄公河、连接老、泰两国的大桥，表达了澳大利亚基廷政府的善意和与湄公河地区国家建立友谊的渴望，也成为实现其融入亚洲政治理想的最具象征性的一步。

2.霍华德政府时期(1996—2007年)

随着1996年霍华德政府的上台，以及1999年“霍华德主义”的提出，在长达十年的自由党—国家党联盟政府执政时期，澳大利亚政府摒弃与亚洲的所谓“特殊关系”，以国家利益和西方价值观为基础，利用同美国和西欧关系密切的优势，希望在东南亚发挥有影响的和决定性的领导作用，实现其平衡外交。在2004年出版的《澳大利亚—东盟:30年的发展合作》一文中，曾提到“由于澳大利亚与东南亚地区的相似性，帮助东盟国家(其中也包括了湄公河地区国家)实现其可持续发展，通过实施旨在消除该地区的贫困等经济援助项目，实现澳大利亚在该地区的国家利益”。2002年10月巴厘岛恐怖事件后，霍华德还提出了关于在东南亚地区推行“先发制人”战略，并考虑派军队到东南亚国家参与反恐斗争的说法。也正是在这一时期，国际社会对澳大利亚在亚洲，特别是东南亚地区所扮演的角色有如下归纳:一是美国在亚洲的代理人;二是南太平洋的日本;三是美国在亚洲的情报站^[4]。同时由于霍华德政府推行的移民和难民政策，以及在舆论上纵容波琳·汉森等白澳主义政客，使澳大利亚国内一度出现敌视亚裔的现象。陆克文曾这样评价霍华德政府时期的移民政策:“导致成千上万寻求避难的亚洲人在到达澳大利亚海域之前就被中途拦截，然后被送到偏远的太平洋岛屿上进行处理。”

可见霍华德政府对亚洲战略目标虽然是“立足亚太，放眼全球”，但是“全面接触”政策更多的是以维护国家利益为首要目的，强调建立“自愿联盟”。在霍华德政府后期，澳大利亚与东南亚，特别是与湄公河地区国家的关系依然保持比较积极的态势，例如2005年澳大利亚与泰国签订了澳泰自由贸易协定(The Thailand－Australia Free Trade Agreement)，建立了旨在促进澳大利亚与泰国民间和机构交流的澳泰研究所(Australia－Thailand Institute)，以及1997年澳大利亚与柬埔寨进行的一系列旨在强化柬埔寨司法系统的项目(Aus AID's Cambodia Criminal Justice Assistance Project)等。

3.陆克文政府时期(2007—2010年)

2007年11月，在澳大利亚联邦议会选举中，陆克文领导的工党取得压倒性胜利，击败执政11年半之久的自由党—国家党联盟，组建新的联邦政府。这一时期的澳大利亚政府除了重视联合国多边外交机制的作用以及维护与美国的同盟关系之外，特别强调要加强同亚太地区国家的关系，并积极致力于与区域内各国发展最佳双边政治关系。

一方面，澳大利亚政府通过APEC峰会发展多边关系以实现区域化自由贸易。另一方面，通过东盟论坛(ARF)致力于在本地区不同国家之间，开创区域性安全对话。在此基础上，陆克文提出“全面参与亚洲”，顺应“亚太世纪”，拓展外交参与面，发出澳大利亚更强音;以先动谋主动，以“首创精神”谋领导地位;“发力亚太，放眼世界”的亚太外交战略目标。^[5]

显而易见，澳大利亚政府希望依托亚洲构筑新的政治、安全、经济全方位对话平台，在北美和亚洲之间发挥桥梁纽带作用，从而提升自身影响力，避免在全球新的地缘政治和经济格局调整中被弱化和边缘化。与此同时，中国和东南亚新兴经济体的迅速发展为澳大利亚的出口提供了广阔的市场，为使自身从一个资源型国家向综合平衡发展的国家转变，澳大利亚必须紧密依托亚洲市场。基于上述原因，澳大利亚政府以一种更为积极主动的姿态，希望在湄公河地区事务中发挥更重要的作用。

区域外交方面，值得关注的是2007年9月陆克文政府出台了一份旨在促进GMS区域一体化和合作的战略报告《大湄公河次区域:澳大利亚促进其一体化与合作的战略(2007—2011年)》(The Greater Mekong Subregion:Australia's Strategy to Promote Integration and Cooperation 2007—2011)。该报告明确指出澳大利亚对GMS的战略目标是通过更为广泛的联系和合作，实现该地区经济可持续发展以及澳大利亚的国家利益。一是通过加大对湄公河地区国家的基础设施建设的投入，加强湄公河地区国家的联系;二是通过非传统安全问题上的多边合作，促进湄公河地区整合和一体化。同时，澳大利亚政府将援助的重心集中在该区域相对落后的国家，主要是老挝、柬埔寨和越南。该报告分析了该区域未来发展中将面临的主要挑战，诸如:金融安全与整合为题、基础设施建设滞后问题、粮食安全问题、能源问题、气候问题、水资源问题、环境污染问题以及两性不平等问题等。这些问题主要集中在非传统安全领域，涉及社会与经济生活的各个方面。除上述内容以外，陆克文政府还对湄公河的水资源管理提出了一系列具有前瞻性的策略报告，即2007—2011年湄公河战略报告(The MekongWater Strategy Report，2007—2011)，将湄公河地区治理与经济发展的核心问题——水问题治理作为重点发展项目。

在上述报告中，澳大利亚政府特别强调了与世界银行(WB)、亚洲开发银行(ADB)、亚太经合组织(APEC)、东盟、湄公河委员会(MRC)等组织的合作。从中我们不难发现，陆克文政府对该区域的外交行动选择与其对整个亚洲地区的外交战略是相呼应的，并体现了其长期以来坚持的多边主义、国际主义、国家主义等原则。

经济外交方面，我们注意到，从一开始，陆克文政府便得出这样的论断，即亚洲国家最关心的问题是如何保持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因此澳政府将经济议题作为拉近澳大利亚与GMS国家之间距离的“突破点”。2008年3月陆克文出访美、欧、亚时曾表态，“在目前全球金融动荡的情况下，经济问题将是贯穿此次出访的一个重要议题”。2008年5月至9月，外长史密斯先后出访香港、韩国、印度、越南、泰国、印尼，每到一处都大谈双边经贸联系，实行积极的经济外交^[6]。

与此同时，陆克文政府也非常重视文化外交，相较于霍华德时期故步自封的政策，该政府要求教育体系为澳大利亚人战略性地学习亚洲各种语言及为社会服务，鼓励澳大利亚人在亚洲学习、工作和生活，以帮助澳大利亚成为该地区的积极参与者。根据这项指针，外长史密斯建议教育系统“大力推动外语教学，尤其是亚洲各种语言的教学”。

2008年6月，陆克文在亚洲协会澳亚中心的演讲中首次提出了建立亚太共同体的倡议，其基本构想是，在全球与地区挑战及非传统安全威胁日益加剧的背景下，在2020年前创建一个欧盟模式的“亚太共同体”，从而形成一个广泛性的多边安全协调和对话机制，协调资源竞争、能源安全、气候变化、粮食保障、核扩散等重大问题。他主张该共同体应该包括中国、日本、韩国、东盟10国、澳大利亚、新西兰、印度以及美国。陆克文建筑亚太共同体的梦想可以被认为是其在上任时承诺的“在未来3年里使澳大利亚以‘富有创造力的中等强国’的形象出现在世人面前”观点的升华。

二、冷战后澳大利亚对湄公河地区国家外交政策的特点

尽管澳大利亚政府的外交政策和行动选择受到政党政治的影响，不同执政党时期外交政策的差异性较大，但是在总结其对湄公河地区外交政策与行动选择的特点时我们不能忽略外交政策和国家政治历史的延续性。无论是工党政府还是自由党政府，其外交政策一直是在“中等强国”的定位范围内实施的。

在具体涉及湄公河地区的外交政策和行动选择时，澳大利亚政府对湄公河区域国家的外交政策有如下几个特点:

1.其政策的针对性较强，注重细节，并有一系列的实施和评估程序

仔细研读2007年9月陆克文政府促进湄公河区域一体化与合作的战略报告，不难发现，该报告除了提出宏大的愿景和战略目标之外，还有具体的实施过程和评估要求，并包括了一系列的风险评估程序，细节上注重与对象国的互动和沟通，宏大的目标被逐级分解，步骤清晰。根据上述报告，笔者将具体内容总结如下页图。

2.其政策体现了中等强国外交的创新精神和相对独立精神

一直以来，澳大利亚外交政策中存在着两个关键因素:即“通过同盟政治保障安全”和“通过地区参与获取影响”^[7]。这两个矛盾变量使得澳大利亚外交政策变化体现为在这两者之间的摇摆。工党往往强调独立性、主动性以及参与亚洲事务的重要性，提倡“中等强国外交”理念，看似理想主义的成分比较多;而保守派则侧重于保障安全、加强同盟政治、强调国家利益、走“务实道路”。因而“通过同盟政治保障安全”和“通过地区参与获取影响”成为澳大利亚外交的结构性矛盾。与此同时，理论界对中等强国的外交理论研究也很丰富，值得注意的是传统的“中等强国”理论带有太多的模糊色彩，也反映了其在现实运用中的困境，而新“中等强国”理论认为，在美国统领西欧和资本主义世界的格局下，“中等强国”所关注的问题是如何选择符合本国利益的道路和模式来参与国际事务、如何实现自己在外交上的真正独立并最终形成自己独特的外交模式，比如良好的“全球公民形象”，“小生境外交”，以及以接受诸如调停者、附随者的角色，或者是坚定的多边主义者等作为其衡量标准和评判原则。

陆克文政府时期促进湄公河区域一体化与合作的战略路径图

资料来源:The Australian Agency for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The GreaterMekong Subregion:Australia's Strategy to promote integration and cooperation 2007－2011，Canberra，September，2007，pp.10－13.

总体而言，澳大利亚政府外交政策自埃文斯政府(1983—1991年)以来就一直具有富有创造力的中等强国外交特点，即国家主义、国际主义与行动第一主义。国家主义之所以出现是澳大利亚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试图摆脱英国的控制，寻求国家独立外交决策的结果;国际主义则是澳大利亚积极寻求多边外交，参与国际合作，以协调者、说服者的角色活跃于国际舞台，将其自身的影响力发挥到极致的结果。时至2007年，陆克文在阐述澳大利亚外交政策时这样总结到，“中等强国外交”自埃文斯时代以来得到了极大的完善，体现出了五方面的特点:其一，寻求在同盟框架内保持外交行动的独立性;其二，致力于《联合国宪章》中的集体安全各项原则;其三，高度关注自身所处地区，但并不排外;其四，要求相当高水平的防务自立，以在地区安全问题上扮演有影响力的可信角色;其五，需要广泛且得到良好维持的外交关系，以及外交部富有创造和革新的决策能力^[8]。

3.其政策一定意义上体现了澳大利亚的外交逻辑

基于中等强国的定位，澳大利亚政府一直以来都希望通过寻求国家文化的独特性，实现相对独立的外交路线。湄公河区域国家，除缅甸外，大多奉行平衡外交路线。相较之下，澳大利亚也一直在寻求一种带有中等强国特色的平衡策略，作为澳大利亚在大国博弈迷局和小国平衡外交现实中的选择，这一策略不仅是在区域复杂的政治现实中的平衡博弈，而且也是试图在外交理想与现实矛盾中进行的积极尝试。

众所周知，一国的外交政策往往不可避免地受到领袖人物个人成长背景和偏好的影响。从霍华德政府时期的稳健、老练务实的外交风格到陆克文政府时期带有明显的“陆克文式”的雄心勃勃，澳大利亚政府不仅高度重视与美国、中国、欧盟等大国的关系，而且也积极探索以平衡中美两国在东南亚地区力量的方法和途径。作为外交官出身，会讲一口流利中文的陆克文，清楚预见未来亚洲所面临的挑战，同时也清晰地认识到中国崛起及其日益增强的地区影响力，在此基础上，提出建立亚太共同体(Asia Pacific Community)的梦想，但这个过于前卫的想法似乎并没有得到多少国家的支持。

4.其外交政策体现了后冷战时代的特点，具有鲜明的时代性

随着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的苏联东欧剧变以及冷战的结束，国际关系由此进入了一个新的时代，即所谓“后冷战时代”。后冷战时代生活方式和选择的多元化和多样性是其显著的特征之一，人类的发展问题伴随着工业化所带来的现代性矛盾困境日益显现，传统的意识形态斗争已从台前转到幕后，西方的话语权随着其经济与技术的扩张和转移而日益增强。美国战略家罗伯特·卡根认为，盟国之间存在重大矛盾、对手之间能够积极合作，表明国际关系已超越“后冷战时代”盟国对非盟国、大国相互利用这一简单格局，呈现出彼此交融的新格局，“问题导向”(issue oriented)和“特定联盟”(ad hoc alliance)有可能成为今后大国关系的主导性因素。

因此，澳大利亚政府在湄公河区域多国力量的政治博弈中，经济外交和援助外交的色彩浓重，相对于冷战时期传统的安全、军事问题则更加注重双边外交和该地区的经济与发展问题。在涉及诸如水资源、粮食安全等地区非传统安全问题时，则采取多边外交的策略，以构建制度和机构合作平台的方式，在与东盟、亚洲开发银行等的合作中扮演协调者和救助者的角色，以柔性的力量达到自己的战略目的。例如擅长于通过多边合作与协商机制解决地区问题的陆克文政府，在区域政治结构的建构方面不仅希望发挥一定意义上的桥梁作用和润滑剂作用，更希望能够充当领导者的角色。

三、澳大利亚对湄公河地区外交政策的实施效果及发展趋势

从经济角度进行评估，澳大利亚政府的湄公河地区外交政策一定程度上促进了澳大利亚与湄公河地区国家的经济贸易与合作的繁荣。例如在2008—2009年，澳大利亚向越南提供约1.1亿澳元援助资金，特别是在金融、技术和教育等澳具有优势的领域，双方具有更大的合作潜力，越南也因此成为澳ODA的第五大受援国^[9]。与此同时，澳大利亚在基建、教育、环境卫生、防止气候变化方面向越南提供的援助计划正在越南多个地方初见成效。对柬埔寨，澳大利亚2010—2011年的年度ODA高达6.42亿美元^[10]，通过经济援助提高柬埔寨的农业发展水平，完善其基础设施建设和司法制度等涉及其社会经济生活的核心领域。可见，澳大利亚实施的一系列政策不仅提升了澳大利亚在该地区的国际形象，博得了该区域国家的好感，而且使澳大利亚更好的理解该地区的文化和发展需求，一定意义上也改变了澳大利亚对该区域固有的认知和偏见，也是重新发现自身的探索过程。

在区域治理方面，澳大利亚一直追求建立一个稳定的、繁荣的、发展的区域环境的目标，这在一定意义上已得以逐步实现。例如澳大利亚与柬埔寨之间开展了防卫合作。2010年5月，柬埔寨副总理访问澳大利亚时，签署有关跨国犯罪合作的联合声明。同时，通过东盟与澳大利亚之间的经济合作项目(AAECP)以及发展合作项目(AADCP)，湄公河地区国家与澳大利亚的合作以东盟为平台，上升到制度对话的层面，向着更为广泛和深入的方向发展。

在社会文化和教育方面，澳大利亚每年都面向东南亚国家设立政府奖学金项目，鼓励东南亚国家学生到澳洲学习，而文化交流一直是澳大利亚与湄公河地区国家民间外交中比较活跃的一种形式。陆克文政府在高中和大学里向亚洲语言和文化类课程投入更多的资金，鼓励澳大利亚人学习亚洲文化。但是在澳大利亚社会中，我们不得不承认，仍然存在对亚裔的歧视和偏见。

结　语

通过对冷战后澳大利亚政府湄公河地区政策的梳理和分析，我们不难发现澳大利亚在探索相对独立外交之路上所作出的积极尝试，以及澳大利亚在区域治理方面作出的积极贡献和存在的相关问题。但是理论层面研究毕竟是有限的，与动态的现实相比，有诸多不足之处。在外交实务中，有许多不可预料的小概率事件，一定意义上会影响甚至改变政策的路径，但是时代发展的大趋势并不会轻易改变。

2010年6月24日，在党内外的双重压力之下，总理陆克文主动辞职，副总理吉拉德上台，但外界普遍认为澳大利亚对外政策不会有大的改变。整体而言，纵然澳大利亚执政党更迭，外交政策将会各有侧重，但是澳大利亚全面面向亚洲，更加注重与东南亚国家关系的大趋势不会有根本性的改变，很多时候只是一个力度变化问题。在区域政治的现实中，澳大利亚不可避免地受到澳美同盟结构性矛盾的限制，在维护与东南亚海岛国家，如印尼、马来西亚、东帝汶等的传统关系的同时，澳大利亚也日益重视离澳大利亚相对较为遥远的湄公河地区国家，在促进其资源整合的同时，适度配合美国的东南亚战略和对中国政策，以确保其在亚太地区的安全和地位。与此同时，随着中国的崛起和在该地区影响力的日益扩大，澳大利亚不得不面对如何平衡中国与美国在该地区力量对抗的情境，澳大利亚平衡大国在该地区博弈的外交智慧，将作为众多国家的榜样。陆克文曾宣称要使澳大利亚成为西方世界中最了解亚洲的国家。但是，在现实的外交情境中，一直困扰澳大利亚的认同矛盾以及外交现实中所面临的结构性矛盾将在更深层面上影响其对湄公河地区的外交政策。

【注释】

[1]邹春萌:云南大学国际关系学院GMS研究中心副教授;丁娟:云南大学国际关系学院2009级硕士研究生。

[2]数据来源于http://en.wikipedia.org/wiki/Australia#Economy。

[3]John Burge，The SilentDestructionOfAustralia IsPaulineHanson a racist?Lands borough 1998.see website http://www.despatch.cth.com.au/Misc/JOHN_BURGE_1.htm.

[4]葛瑞明:《矛盾中的澳大利亚政策》，载《世界知识》，2003年第5期，第1页。

[5]宾科:《澳大利亚“中等强国外交”述评——聚焦陆克文政府外交政策》，广东外语外贸大学硕士研究生学位论文，2009年，第43页。

[6]Kevin Rudd Calls for Deeper Understanding of Asia，ABC(Australian Broadcasting Corporation)，Radio Australia.22nd，April，2008.

[7]宾科:《澳大利亚“中等强国外交”述评——聚焦陆克文政府外交政策》，广东外语外贸大学硕士研究生学位论文，2009年，第37页。

[8]K.Rudd，LEADING NOT FOLLOW ING:The Renewal of Australian Middle Power Dip lomacy，An address to the Sydney Institute.16 September，2006.

[9]［越］范萱:《澳大利亚和越南合作潜力巨大》，载《越共电子报》，2010年1月27日。

[10]数据来源于http：www.dfat.gov.au/geo/cambodia/cambodia_brief.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