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过程研究发展的文脉

第一节　政治过程研究发展的文脉

一、现代政治学的成立

“具有现代意义的政治学，作为19世纪末期开始才得以成为一种独立的学问，是作为大学里的一门科目而发展起来的。并且，当时的政治学主要是在美国的大学里发展起来的”^[1]，在言及有关现代政治学发展的时候，奥斯汀·兰尼（Austin Ranney）所作的就是上述这样的描述。实际上从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的这一时期里，政治学在美国得到了与众不同的发展，而现代政治学也是在美国政治学占压倒影响之下才被形成和不断发展起来的。

象征美国内部的政治学发展，并且进一步刺激了该一发展的首先是哥伦比亚大学在1880年创立的相当于研究院等级的、作为政治学教育机关的Columbia School of Political Science，另外就是1903年的美国政治学会（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Association）的设立。并且于这一期间，由于现代政治学最初期领导者弗兰克·J·古德诺（Frank J.Goodnow）、A·劳伦斯·洛厄尔（A.Lawrence Lowell）、伍德鲁·威尔松（Woodrow Wilson）、查尔斯·E·梅里厄姆（Charles E.Merriam）等人的相继登场，并作为政治学的担当者而在大学里占据了位置，而且出版发行了表现出现代政治学方向的一系列著作。

顺便说一下，古德诺在1883年是作为讲师而受到哥伦比亚大学的邀请的，1891年升任为教授，到1903年便就任为伊顿纪念公法和都市政治教授（Eaton Professor of Public Law and Municipal Government）^[2]，并伴随着1903年的美国政治学会的设立而被选为初任会长（请参照表1-1）。洛厄尔则因在1889年完成了《政治论集》一书，又于1896年完成了《欧洲大陆的政府和政党》一书而受到了广泛注目，为此于1897年作为政治学讲师而被迎接到母校，并且主讲^[3]“现代政府论”。另外，威尔松也在1885年发表了《联邦议会政治论》，并于1890年就任为普林斯顿大学的教授^[4]。进而，在1900年，时年仅为二十六岁的梅里厄姆作为讲师前往芝加哥大学赴任，并且在芝加哥大学作为“都市政治论”的担当者开始了其后长达四十年的教学生涯^[5]。

就这样，阿伯特·索密特（Albert Somit）和约瑟夫·塔奈恩豪斯（Joseph Tanenhaus）二人认为：“看来顺理成章的是，作为独立学问的政治学的发展是在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这几十年间，在美国高等教育领域里发生的大规模变化的一部分”，称自1880年开始到1903年截止的这一时期是政治学的形成期，应该认为是非常恰当的^[6]。

但是，对于这样的全新政治学的发展，同时代的政治学者们在理解和对应上表现的却并不是完全一致。不如说，现代政治学所以能够显著地表现出其特性，正在于与立足传统政治学立场之上的政治学者不断互相制约的环境里脱颖而出的这一事实。例如创立了哥伦比亚大学政治学研究院的核心责任人，之后至1912年引退为止的三十余年里在哥伦比亚大学的政治学系始终发挥着隐然影响力的约翰·W·伯吉斯（John W.Burgess）的政治学，就是以法学的、形式主义为显著特征的，研究院最初的学科研究目录也是以政治哲学、历史、制度相关的科目为中心而编成的，而表现为把政治分析作为主题的内容则完全没有被包括进去^[7]。

围绕着伯吉斯的下述的两个插曲，完全可以窥视到传统政治学和新型政治学之间互为制约的断面。其插曲之一是与美国政治学会的设立关联在一起的。在美国，美国历史学会（American Historical Association）成立于1884年，美国经济学会（American Economic Association）成立于1885年，美国社会学会（American Sociological Society）则成立于1905年，以这些各式各样学会的设立为首，到19世纪80年代以后，各学科领域的全国性学会相继出现。在这之中，美国政治学者的全国性组织的设立得以被具体建议，是在1902年。除伯吉斯之外，响应者有古德诺、杰里迈亚·W·简克斯（Jeremiah W.Jenks）等人，美国的政治学者们于同年十二月末为对行将设立的美国比较立法学会（American Socity of Comparative Legislation）进行筹备而聚集到一起。但是在这一次集会上，主张“关注政治学的全领域的全国性学会的设立的必要性”的认识成了议论的重点并被不断提及，故于翌年，即1903年12月在新奥林斯召开的美国历史学会和美国经济学会的联合大会上，上述主张变成了引导美国政治学会的起步始点^[8]。

在这次会议上，古德诺被推选为第一任会长。但是伯吉斯却没有参加这次大会，而且一直对美国政治学会的活动从未进行过任何积极参与。

表1-1　美国政治学会会长：1903～1927年

续　表

另外一个插曲是在哥伦比亚大学围绕着选择伯吉斯的后任而展开的，作为鲁戈尔兹纪念教授（Ruggles Professor）的伯吉斯的后继者，在当时最引人注目的当然是古德诺，但是由于伯吉斯的反对，最后只能作罢。据说，“古德诺对政治（government）的关心远远超过了对宪政史的关心”，是伯吉斯反对古德诺成为其后任的最主要理由^[9]。大学的评议会在当时也支持了伯吉斯的这一立场，在伯吉斯退职的1912年，因为没有对后继者作出任命，鲁戈尔兹纪念教授一职被搁置了下来。翌年的1913年，当时正在纽约处于主导地位的律师威廉·D·噶兹里（William D.Guthrie）得到了任命，继伯吉斯之后成为该一教职的担当者。并且，古德诺于翌年1914年离开了哥伦比亚，前往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就任该大学的校长。关于该一事件，查尔斯·A·比阿德（Charles A.Beard）曾做过如下论述，将这期间的状况如实地揭示了出来。

我在约翰·W·伯吉斯教授引退之际，对大学内部的行政正值持有最初的实际着手经验的当口。在伯吉斯教授引退之前的不太长的那一期间里，其有关美国宪法的教学内容已由X教授接替并被延续下去。而且根据系里的教职员的意愿，X教授不仅应该是伯吉斯氏的后任，而且理应得到鲁戈尔兹纪念教授一职的任命。但是，X教授对把美国宪法当作与美国的社会、经济生活加以调节手段的最高法院进行了批判，并将致力于这一批判正当化的著作随之公布。基于这样一种原因，X氏被从鲁戈尔兹纪念教授一职排除了出去^[10]。

这两个插曲与针对新型政治学的抬头由伯吉斯所持的消极以及批判的对应相关联，当然是无须怀疑的。并且伴随这些插曲的终结，不久伯吉斯也在“无视的暗默”（midnight of neglect）^[11]中消失了。

二、政治过程研究的含意

但是，19世纪80年代以后以迅猛之势急速发展而来的新型政治学的特性，则是从洛厄尔的《政治论集》一书最初一节里极其明快地凸现出来的。洛厄尔在有关这一点上论及说，“实际上，可以说将各种各样的国家的宪法基于静态研究的这一样式，是到今天为止的最为一般的普遍研究方式。并且，这一研究的普遍方式在针对政府内部的各种各样的要素性质、构成、力度等内容方面，完全是在既不知晓这些内容自身所具的形形色色作用的现实范围，又未在了解这些作用之间相互调节的程度上做任何努力的情况下，作为仅仅满足了叙述上的一种习惯而衍生出来的”，进而又主张“政府的真正的机能，只有在对实际上活动着的政府进行分析，据此才能得以了解”^[12]。并且，给予了像这样意味的新型政治学以最为显著特征的，不是别的，而是政治过程研究的发展。诚然，也正是因为政治过程研究本身，才确实使“于实际上活动着的政府”（agovernment in action）的解析得以成为中心课题。

以“政治过程”为书名最早问世而受到瞩目的著作，说是阿瑟·F·本特莱（Arthur F.Bentley）的《政治的过程》（1908年）该不为过。作为英文版的以“政治过程”（political process）为书名的著作，S·玛垲·罗森氏（S.McKee Rosen）的《政治过程》（1935年）或许是最为早期的一部。与之对照，在日本以“政治过程”为书名的也有两部著作包含在内，均是在1925年前后被相继出版发行的早期之作。其中之一是于当年五月出版的大山郁夫的《现代日本的政治过程》，另一部则是在同年九月被刊行出版的大内兵卫的《现代英国的政治过程》。

值得关注的是，这些著作所共有的、在朝向政治现象的现实主义和动态的研究方法上的特性，而不是其他。本特莱曾论述说“关系，也就是说行为，因为是其所及的现象，故而理应是研究的材料。总之，应该视为是人与人之间相互的，或者说是对于人的行为才好”^[13]，并且在论及“压力一般来说是集团的现象，这些现象所显示出来的是集团之间相互的拥挤和推搡，集团压力的均衡是社会于今日之中的状态”^[14]之际，由衷表现出来的就是其类似这样的特性。进而，罗森的著作也以“美国政治的机能研究”为副标题，将其着眼点集中在“政治机构的动作方式于现实中所附有的条件，以及加以决定的若干主要的于政治上、社会上、经济上诸势力的分析”^[15]，作为这样的势力特别把舆论、报纸、压力团体当成了分析的主要对象。

另一方面，大内的著作中所揭示出的主题，就是把1920年代中期作为其研究展开的时间范围，把其研究视点朝向了位于这一时间带之中的以英国工党为主轴的英国政党政治的动向，其构成所包含的亦是“于英国议会之中劳资的对垒”、“工党内阁的经济政策”、“工党内阁的外交政策”、“作为利益关系的表现的英国议会和新闻”等四个章节。另外，“或是基于一定的主义而把社会的统制作为目标，或者面向一定的社会组织及其社会的秩序，基于肯定的（拥护的）或是否定的（破坏的）立场所进行的运作，进而以对人类的集团行动所进行的交涉内容”为政治观，并且立于这一基点之上的大山^[16]以《现代日本的政治过程》为题，于下述这样一节里表现得亦异常明确。

一般人对于政治而言，在企望获得了解的问题点上，比形式更为重要的莫若其内容，并且更为甚之的应是其内容通过一定的形式进而达到得以表现出来为止的这种过程。进一步来看，一定的政治机关的样式以及关系到这一机关在运用形式上的知识等，也受制于所有这些在其存在理由方面所关联到的存续的社会状态，虽然在一定的程度上与所具的实用意味之内容并无相违之处，但是在一般人作为社会生活的生活者的这一地位方面，必然能够最最痛切地感受到其必要之所在的，肯定是朝向这些政治机关的作用着的现实社会诸势力的实质，以及在此之间所进行着的相互关系以及相互作用着的实际状况^[17]。

从这些著作之中可以窥视到的“政治过程”研究的中心课题，应该是政治决定形成过程之中的压力团体、政党的构造和机能以及舆论的研究。在1963年到1964年度的哥伦比亚大学的要览里，作为政治学系专修科目的“政治过程”（Process of Government）所附的这一段说明文字里，把这样一种政治过程研究的含义做了非常明快的表示。

于合众国场合之中的政治行动分析，特别对如下的这类问题做了论述，即利益团体的发展和其内部的原动力、政党制的特质、由舆论和正式的政治制度的运作的关联而至的利益团体和政党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