压力团体研究的展开

第三节　压力团体研究的展开

一、集团研究的第二代

正如已经明了的那样，集团研究把政治现象的最重要方面视为集团现象，把政治过程里的集团研究作为基本的研究课题。关于这一点，可以说哈里·埃克斯坦（Harry Eckstein）的下述说明，是极其明快的。

大胆地说，政治的集团理论完全可以用下述内容来加以概括。也就是说政治自身就是按照这种思维进而根据权威对社会的诸价值加以分配的过程。这一过程是根据决定来进行的。而该一决定，则是根据活动才得以被产生出来的。所有这些各式各样的活动，不是从其他所有的活动被斩断被分离出来的，众多的活动均与决定密切相关，有着共通的倾向。所有这些活动的集合体就是集团。并且，集团（或者说是其利益）之间的斗争，恰恰就是针对事物到底应该作出怎样的决定来进行的决定^[43]。

并且，本特莱以及比尔德也是作为上述这种意味的集团研究的先驱者，在针对存在于政治学之中的集团研究的基本意义方面，不断唤起人们多加注意的，据此形成的即是所谓的集团研究的第一代。

与此相对应，在从1920年代后期到1930年代这一期间里的集团研究，完全是以位于政治过程当中的集团实证研究为基本特征的。也就是说，形成集团研究中轴的压力团体研究以及压力政治研究，完全是从作为集团研究第二代而必须占据该一位置的政治学者们的努力的这一时期开始的。在1937年得以发行的《纽约的压力政治》一书里面，贝尔·泽勒（Belle Zeller）下述内容正是与这一点相关联的。

机械社会（machine society）的复杂程度，使为了生存这一目标而进行的个人的经济斗争渐渐地变得复杂起来，并且使大规模的政府介入和监督成为必要。正是由于这样一种重要变化的不断发展，政治过程才得以转变为集团过程，在这个过程之中，被组织起来的少数人士在形成类似今天这样的政治、经济权力方面的真正中心点之前，已经达到了与正式的政府构造极其密切的连接程度。政治学的研究者们，也总算于最近开始注意对这一问题的实际分析^[44]。

而且，也正如泽勒所列举的那样^[45]，被包括进这样把注意力集中于实际分析的集团研究中去的第二代政治学者里面，恰恰就有皮特·H·奥迪嘎德（Peter H.Odegard）、E·佩恩德雷顿·赫瑞（E.Pendleton Herring）、哈伍德·劳伦斯·蔡尔德（Harwood L.Childs）、E·E·沙奇奈德尔（Elmer Etic Schattschneider）等人。

二、奥迪嘎德＝沙奇奈德尔的压力团体研究

在这些第二代的政治学者中作为第一个率先踏入该一研究领域的，是P·H·奥迪嘎德。也就是说，奥迪嘎德在1928年公开发行的《压力政治》一书，在把压力政治（pressure group）这一用语导入到政治学方面，堪称是最为早期的著作。在压力团体研究方面可以被看做具有“开拓者意义”^[46]的，恰如“反酒业同盟（Anti-Saloon League）的研究”这一副标题所揭示的那样，作为压力团体的反酒业同盟将其目标指向制订美国宪法第十八修正案，应该发展什么样的组织，并且应该用什么样的方法来展开压力活动，等等，在做了仔细的观察之后，是以报告的形式推出而广为人知的。

顺便说一下，奥迪嘎德的基本政治观是“缺乏组织的民主政治是不能想像的、渺茫的、没有效果的、虚幻的”，“普通的个人，为了通过共同一致的行动使国家向按自己意志设定的方向转换，领悟到了必须把与自己做同样考虑的其他人士组织起来的必要性”，“由这种状况所孕育出的正是压力团体”。并且，根据奥迪嘎德所言，“反酒业同盟就是这样的压力团体之一，而且是最强的压力团体之一”^[47]。

另一方面，根据1935年刊行的《政治、压力以及关税法》一书，对压力团体研究起到以一石之力掀起微澜之功的，则是E·E·沙奇奈德尔。在该书里面，沙奇奈德尔是立足于：①在经济利益和政治行动之间存在着当然的关联；②公共政策的性质是对于政府效果要求的结果，这样的前提之上^[48]，通过由1930年豪里·斯姆托关税法（Hawley-Smoot Tariff Act）成立过程所展开的经济团体压力活动的实际状态，来试图着手对以上前提加以分析的。

但是，仅就奥迪嘎德和沙奇奈德尔的研究而言，在方法以及压力政治的评价等方面，二者于基本之处的共通部分并不在少数。也许在这一点上可能与他们二人曾先后在哥伦比亚大学从师于阿瑟·W·麦克金利（Arthur W.Macmahon）有关，在研究得以取得进展^[49]方面不能无视的当然是有赖于麦克金利指导这一点。进而，这一点也可以归结到麦克金利自己也曾在哥伦比亚大学接受过同样的指导，与其作为该一研究上的后任者直接获得的是C·A·比尔德^[50]的影响不能说完全没有关系。与这一点相关，约翰·D·米勒特（John D.Millett）曾这样写道：

比尔德的著作和讲义，给了哥伦比亚大学的政治研究以全新的方向，在比尔德以前的时代，四大学阀采取的是法学的研究方法，是在法与制度的历史之中寻找重要的政治要素。对于比尔德来说，政治更多的是作为势力而表现出来的，其最为根本的特征是政党之间的斗争，是各种各样的利益团体的活动，同时也是必须通过对产生于总统领导下的行政机构的政策做不断观察的内容。像这样的思维方式，自然激发出众多学生们的想像力。举例来说，从这样的思维方式之中得以涌现出来的，恰似皮特·H·奥迪嘎德以及E·E·沙奇奈德尔等人那样，是于后些年从哥伦比亚的学生们在研究方面表现出的非凡业绩^[51]。

实际上，比尔德和奥迪嘎德以及沙奇奈德尔等人的研究，首先依次表现出的是比尔德在美国宪法上的、奥迪嘎德在禁酒法上的、沙奇奈德尔则是针对豪里·斯姆托关税法上的，从各个不同的研究视野出发，把所有这些在法的成立过程中呈现出来的压力团体的活动视为其研究的主题，仅此一点所表现的就是于研究方法上的最为显著的相似性，进而在对于压力政治所进行的批判的评价方面，他们三人所持的立场也基本是位于同一方向之上的。

比尔德对于压力政治所持的批判态度，虽然可从其《美国宪法的经济解释》一书所揭示出的文脉中得到完全的认证，但是从“因为是来自挪威的移民，从其信奉社会主义的父亲那里理当继承下来的自然是对社会主义极强的关心”^[52]这一被称之为奥迪嘎德的压力团体观所表现出的却是“几乎所有的团体在理论上是民主的，在政策上，也可以考虑为是代表了多数成员意见的产物。然而于现实之中，几乎没有任何例外的是所有这些团体完全是根据强有力的少数者由内部来实现支配的。大体上，团体的普通成员只是于事后履行承认的义务，并且除去支付费用以外，几乎根本不具备任何发言权”^[53]的观察，而这一基本思路也完全可以从奥迪嘎德的“无论怎么讲，如果现代社会在被组织起来的少数人的压力面前，即使表现出的是软弱无力，也不能把这些归结到民主政治的失败上去，而应该归结为我们自己并不具备那种为了响应现实需要而不得不对18世纪的政治构造进行彻底检修的勇气”^[54]这一段话里窥视得无比清楚。

然而在沙奇奈德尔那里，其论点可以说更为明快。也就是说，沙奇奈德尔在《政治、压力以及关税法》一书里，依据其对经济团体压力活动的分析，指出：“在压力政治之中的没有接受任何统治的行为，都意味着是在牺牲多数人利益的状况下，由少数人对政治过程的支配或者操纵”，并断言说“压力政治是反民主的，与此同时，也因为基于涵盖了言论的自由、集会和结社的自由以及请愿权等极具价值的民众权力的基础之上，所以表现在压力政治上的这一似是而非的议论”当然无从回避^[55]，进而还像下述那样对此做了连接：

于本书所做的尝试，在思维方式上是针对基于由民主政治而来的力量而言，在意识调节上并不是完全涉及不到的。有基于此，该一主题应是现代政治当中的最为重要的主题之一。对压力政治进行控制的内容本身，就意味着政治的运作，严格来说，对压力政治加以漠视的作法，实质上与放弃政治无异^[56]。

并且，沙奇奈德尔在其于1942年刊行的著作《政党政治论》里面，更加明确地对基于该一主张延长线上的非民主的压力政治如何加以管理和调整，并在方策上做了分析，从而提出的是必须确立负有责任的政党政治这一议题^[57]。

三、赫瑞＝蔡尔德的压力团体研究

E·P·赫瑞和H·L·蔡尔德的压力团体研究，在1929年和1930年相继公布发行。这里所指的当然是赫瑞的《联邦议会和集团代表》以及蔡尔德的《全美政治里的劳动和资本》这两本著作。

赫瑞和阿尔弗雷·道·格雷吉尔（Alfred de Grazia）在对“道德的研究”^[58]进行评论的《针对联邦议会的集团代表》一文里面，视“个人在更为大规模的、具有显著的上升倾向的单位里，也就是说在被组织起来的集团之中，其存在最终只能表现为仅只名义上的存在而已”^[59]，立于多元的国家观之上，并从这一立场出发，致力于对存在于美国的集团政治“试图由表及里地就其整体作透彻的描绘”^[60]。因为可以进一步加深考虑的是“关于已经存在的团体的数量和其势力的报告，以及所有这些团体所具备的在同政府关联方面的报告，在对美国于现今的所存事态，以及对在首都所能够观察到的事物的本来面貌而言，所发挥的完全是使之更为明了、更易于理解的作用”^[61]。并且，赫瑞在对把其活动据点安置在首都华盛顿的经营者团体、劳工团体、专门职业团体、妇女团体等一百余个团体的活动状况做了采访，进而再根据由这些采访所获得的资料用实证主义的手法加以分析，借以获得在政治过程中由集团所发挥的作用及其对这一作用的意义的基本概观等结果。

于此相对照，蔡尔德的著作把美国商会（Chamber of Commerce of the United States）和美国劳联（American Federation of Labor）结合起来共同作为问题的焦点，并进而把这些团体的发展过程、构成人员的规模和性质、行使压力的方法、社会的以及政治的意义等当作了主要的论题。换句话来说，蔡尔德通过该著作所表示出的研究意图，是基于对代表了美国压力团体整体形象的美国商会和美国劳联进行综合分析。

蔡尔德的集团观，应该存在于作为“在非常现实的这一意味之中，对于比作理解美国的政治风貌决然必不可少的钥匙，而只能从集团的活动之中才可以寻觅得到”^[62]的范围里。恐怕，这一表现在对新型政治学上的基本认知，完全有可能正是蔡尔德与在这样的指导之下不断地就此展开研究的C·E·梅里厄姆所共同拥有的研究基盘也说不定。梅里厄姆在投寄给蔡尔德的《在全美政治中的劳动和资本》一书所截载的序文里，对该一集团观所做的是以下这样的披露。

政治的现实过程，单从其构造以及法律中是无法见到的，这一过程将通过一种什么样的行使方法，并且将在哪样一种场合之下才得以确凿无疑地表现出来，结论是只能透过各式各样的政治活动才能从中发现。在美国的宪法里面，并没有对有关美国的劳联或者美国的商会做出任何的规定。但是，如果不对这些团体以及全国政治生活的巨大画面当中存有的这些团体所发挥的作用加以考虑，想要准确地、完整地对政治现象发展趋势做深入细致的了解，几乎是不可能的。伴随着其他相同的团体，劳联和商会正在逐步演变成为美国政治装置的一部分。并且，虽然这些团体没有在社会上占据肩负责任的地位，但是这并不妨碍这些团体在政治行为的决定上所据的重要性。这些非正式的政府，在诸多实际上的场合里，并且在诸多问题点上比正规的以及正式的政府自身更为重要^[63]。

但是，正如已经明了的那样，赫瑞和蔡尔德等“芝加哥学派”^[64]的压力团体研究，与对压力团体现象的注意相比则更倾向将其注意力集中在对于普遍现象加以把握方面，与把其视点设定在宪法以及特定的法律的成立过程上面的由奥迪嘎德和沙奇奈德尔等人所代表的“哥伦比亚学派”的研究是完全不同的。L·哈蒙·泽戈勒（L.Harmon Zeigler）就与赫瑞“在政治过程中对有关集团的作用的理论所显示出的关心”相对照，奥迪嘎德的政治研究则是“基于本质的表现在叙述上的研究，对理论上的问题几乎没有去重视，或者可以说完全没有去重视”^[65]所做的指摘，就是同上述这点相关联的。

事情还不仅如此，赫瑞和蔡尔德还在所持有的肯定压力团体观方面，与奥迪嘎德和司沙奇奈德尔的观点形成了极其显著的对照。首先，根据赫瑞所言，“所有这些团体，在健全的民主主义的发展”方面有集中表现，“是对应于某些需要才登上舞台的”，所以，“这些团体被得到理解，举例说即使这些团体不是根据实际立法而来，在与其重要性相关联这一方面基于一般国民对现实的认识，也要在政治上必须为其确定出应有的地位来。”^[66]另外，蔡尔德的压力团体观，也在为积极地获得压力团体机能的下述一节里表现得非常鲜明。

商会以及劳联是作为确立了市民和政府之间的联系，并且是作为维持的媒介而在活动着的。这些团体是作为法案提出的中心点而进行活动的，并且根据这些活动作为对联邦议会的助言者加以活动，进而又根据该一活动、在法律被执行之际作为这些成员的利益的拥护者进行活动，据此对国家的政策施加重要的影响力。这些团体还被当作为保证政府得以继续履行其职责的重要机关而在行使机能。……这些团体，从公民当中获取有识者意见的积极协助，对公共政策形成机构的活动加以补充^[6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