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作为压力团体

第一节　作为压力团体 研究者的蔡尔德

一、舆论研究的先驱者

1928年在芝加哥大学作为查尔斯·E·梅里厄姆的门下取得了博士学位，并且作为完全有资格被列举为芝加哥学派中最具有代表性的成员之一的哈伍德·劳伦斯·蔡尔德（Harwood.L.Childs），在美国早已立足于被牢固确立起来的有关舆论研究制度的基础之上，并且是作为该领域里的最先驱研究者之一人而被广为人知^[1]。

实际上，在1935年秋季，在向普林斯顿大学的公共·国际问题学部部长戴维特·克林顿·珀尔（DeWitt Clinton Poole）首先提出有必要发行有关舆论研究领域的学术杂志，并且于后又通过了该大学营运委员会以及该校校长承认，积极引导“为了获得来自于舆论研究的各个侧面相关联的多种领域的投稿而积极发挥了作为情报交换机构作用的《舆论季报（Public Opinion Quarterly）》的创刊（1937年）工作，进而还就任为该杂志初代总编辑的不是别人，正是蔡尔德”^[2]。顺便说一句，后来在为纪念于1972年6月因为交通事故而不幸故去的蔡尔德时，由赫伯特·S·贝里（Herbert S.Bailey）等普林斯顿大学的同僚们联名书写的悼文里，在针对蔡尔德在舆论研究领域里所做的特殊贡献而特意着笔的备至尽极的描述，应该说是非常切中的。

从1930年代初期开始，蔡尔德就为了刺激学问进而唤起公众对舆论的关心而倾注了巨大的能量和想像力。蔡尔德完全是在凭借了个人力量的情况下早在1937年就开始着手了《舆论季报》并使之成功问世，与此同时，蔡尔德还发挥了这一杂志倡导者、编辑者以及资金调济者的作用，并且针对实际问题也始终是以积极加以解决的姿态起中枢作用的。可以说蔡尔德对于舆论概念所给予的完全是新型的、明快的，以及行之有效的等显著特征。另外，其好奇心所面向的，也正是置身在这一较为新近的研究领域里，在与其他各个部分相比的同时所表现出的更具独创性的研究内容。归纳而言，蔡尔德在研究上所寄予的关心集中在对舆论的测定和形成、投票与宣传，以及在采样技术和通信传播的新闻媒介等内容^[3]。

事实上，恐怕由上述评价所反映出来的，正是基于这样一种由对舆论研究的关心而体现出来的蔡尔德的存在感。然而客观提示我们必须要注意到的恰是蔡尔德虽然作为“有关利益团体政治作用的最初研究之一部”^[4]而备受世人瞩目的《全美政治当中的劳动与资本（Labor and Capital in National Politics）》（1930年）一书的作者，但与此同时，其在学术界却未能就自身所致力的压力团体研究而占据应有的位置。

例如，综述了美国政治学发展的阿伯特·索密特（Albert Somit）和约瑟夫·塔奈恩豪斯（Joseph Tanenhaus）在他们共著的《美国政治学的发展》（1967年）一书里面，既论及了自1925年以来在美国政治学中的政治体系的内部作用以及形成了最终结果的各种势力，也论及了由这些作用影响而来的诸如对方法之类的关心等内容，但在基于类似这种方向的具有代表性的成果里面，虽然列举了蔡尔德和其同一时代的皮特·H·奥迪嘎德的《压力政治》（1928年）、E·佩恩德雷顿·赫瑞（E.Pendleton Herring）的《针对于联邦议会的集团代表》（1929年）、E·E·沙奇奈德尔（Elmer Etic Schattschneider）的《政治·压力以及关税法》（1935年）、戴易顿·D·麦凯恩（Dayton D.Mckean）的《对于新泽西州议会的诸压力》（1938年）等著作，但是对蔡尔德这一刊行于1930年的著作却没有做丝毫提及^[5]。

另外，在《位于美国社会中的利益团体》（1964年）这部著作里面，在对美国政治学之中的压力团体研究动向作了论及的章节当中，L·哈蒙·泽戈勒（L.Harmon Zeigler）同样在对奥迪嘎德、赫瑞、沙奇奈德尔等人的贡献逐一做了论述的同时，也基本是把蔡尔德完全置于视野之外的，虽然仅在以美国的经营者团体为主题的章节里才从蔡尔德的著作里选用了两处内容作为引证，但这只不过是想借蔡尔德著作中有关“美国商会历史的权威的论述”加以说明而已^[6]。

进而，在1987年刊行了《存在于英国的政府和利益团体》的A·格兰特·乔丹（A.Grant Jordan）^[7]和杰米·约翰·理查德森（Jeremy John Richardson）在论及有关“现代多元主义研究方法的发展”的时候，虽然把奥迪嘎德以及赫瑞作为对象包括了进来，但在这里却没有对蔡尔德表示出一丝一毫的关心。进而该著作在卷末部分虽然用了十四页的篇幅共收录了二九二项备注用于“参考文献一览表”，但在这之中尽管包含了赫瑞、奥迪嘎德、沙奇奈德尔等人的著作，但却依然看不到蔡尔德著作的点滴踪影。

二、对压力团体研究的贡献

基于这样的研究文脉，论证说继“A·F·本特莱的先驱性著作《政治的过程》自1908年刊行之后，研究者们渐渐地对政治集团所表现出的关心开始变得庞大起来，”并进而指摘说在与此相关的研究之中，最为重要的是在列举有奥迪嘎德、赫瑞、沙奇奈德尔、麦凯恩等人的著作同时，继而把蔡尔德的著作包括在内的戴维·B·特鲁曼（David B.Truman）^[8]，以及1957年9月把“压力团体”作为主题而在匹兹堡大学召开的世界政治学圆桌会议上，作为世界政治学会的会长在大会上以《四大陆的利益团体》为题所作的报告当中，能在其报告的序言部分对蔡尔德作了如下阐述的詹姆士·K·珀洛克（James K.Pollock）两人，与当时政治学界对蔡尔德所持的评价相对照甚至可以说是非常反常的现象。

总算在进入到1920年代后半，美国的政治学者们才开始把注意力投向压力团体上面。在这之前即使由亨利·琼斯·弗德（Henry Jones Ford）、M·奥斯特罗果尔斯基（M.Ostrogorski）、伍德伯恩（Woodburn）、查尔斯·E·梅里厄姆（Charles E.Merriam）、罗伯特·布鲁克斯（Robert R.Brooks）等人刊出的与政党相关的著作当中，亦是根本无从发现对于这一主题的言及。到了1927年，塞特（Sait）教授的著作对这一主题也仅只是做了简单的涉及。在这之后，这一课题的研究是从1928年的奥迪嘎德、1929年的赫瑞、蔡尔德，以及1935年的沙奇奈德尔等人一连串先驱性的研究中，才得以完全体现出来^[9]。

如上述所揭示出的那样，就是在这样的对蔡尔德的压力团体研究所表现出的广泛的无关心之中，蔡尔德本人则在泽戈勒以及索密特、塔奈恩豪斯等人的著作相继出版前后，在其刊行的《舆论—本质·形成·作用》（1965年）一书里面，把自己的这一著作同奥迪嘎德以及赫瑞著作加以联系，并作了以下的论述的。

在这之前的数十年之间，与作为舆论表现的涵管的同时，对于在作为舆论形成中的要因之一的压力团体的重要性而言，尤其在前述言及到的A·F·本特莱的研究之中投入了若干的注意……但是，实际上真正对该一问题致力于解释的则是到了1920年代之后才得以着手的。例如像奥迪嘎德的有关反酒同盟研究那样对特定压力团体的详细研究即是这一方面的最有力例证。而赫瑞以及蔡尔德的研究也与奥迪嘎德所致力的关心指向属于同一研究范畴^[10]。

当然，就这样不加分辨地接受蔡尔德对自己的研究而发的评价，很难说是十分贴切或令人信服的。但是，与此同时认为蔡尔德在压力团体研究上的贡献恰因其满足于对自身的这一概括性评价而理应回绝的认识也同样表现为不十分恰当。而且，在从这里所引用的蔡尔德的文章正如我们可以窥视到的那样，对于蔡尔德个人来说，有关舆论研究和压力团体研究在重视程度上所占据的绝不是一种从属的位置。事实上，即使仅着眼从蔡尔德在把“舆论调查研究”、“政府”、“传播媒介”作为《舆论季报》内容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还在季刊内部设置了“组织集团”这一专职部门并委托赫瑞作为主要责任者^[11]这一实际来考证，亦可使蔡尔德的关心所在进一步变得明确了起来。

并且，梅里厄姆在给蔡尔德于1930年刊行的著作选写的序言之中，梅里厄姆在指出该书意义的时候是作了如下评述。

蔡尔德博士注意到了美国商会和美国劳联是如何接近公开的政府并对其实施影响这一层面的实际活动，进而才开始了对这一课题加以分析的。但这并不仅限于提出了新的事实以及相互关系的点面之上，而是使关心集中在美国政府的新的并且其重要性仍在不断增加的局面之上，尤其就一般市民的注意所给予的方向性引导这一点而言，其贡献无疑是十分有意义的^[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