肯定的压力团体观的提起

第三节　肯定的压力团体观的提起

一、芝加哥学派的压力团体观

蔡尔德对于压力团体研究的另外一个贡献，应该说完全可以从有关压力团体机能的视点中得到更多的佐证。从蔡尔德对本特莱评价的基本态样加以窥视，虽然对压力团体所持的视点是肯定的，但是着眼蔡尔德的著作和论文，说贯穿始终的是蔡尔德就置身于民主政治过程之中的压力团体机能所进行的更为积极评价，应更符合其研究指向的实际。例如，把《位于全美政治中的劳动和资本》中的如下一节理解成是明确揭示出蔡尔德的压力团体观的关键内容，应该不会有错。

美国商会和美国劳联，事实上是作为在市民和政府之间确立磋商和联系的纽带并使之得以维持的媒介而进行活动的。这些团体作为法案提起的中心势力进行活动，并且恰是根据这些活动而成为对联邦议会的助言者，同样也正是根据了这样一种活动，于法律执行之际再行以加入成员利益的维护者身份进行运作，据此才对国家的政策实施重要影响。另外这些团体还为保障政府在这方面的责任可持续不断地进行下去，进而发挥重要机关的机能。……这些团体把从公民当中获得的有识之见作为一种协力，以此对公共政策形成机构的作业进行补充和调整^[34]。

而且在《舆论》一书里面，蔡尔德则以更为通俗的口吻论述说“压力团体已经演变为众多批评的对象。……但是这些团体中的多数确是基于现实的需要才显露头角的，我们不能忘却的是这些团体通常对其自己的成员、对其他团体、对政府，以及一般而言对社会所发挥的积极作用”^[35]。

总之，像这样的压力团体观，在一定程度上甚至可以把蔡尔德还原成其作为成员之一的芝加哥学派最为显著的共通点来加以看待。蔡尔德在芝加哥学派的成员当中虽然是有关压力团体研究方面的最先驱者^[36]，但是于后在压力团体研究领域里留下了显著业绩的V·O·凯和D·B·特鲁曼基本上也都是立足于对压力团体持肯定立场之上的主要人员之一。也就是说，基于V·O·凯所论述的“非常明确，不管组织集团是好还是坏，其在政治体系之中所发挥的是代表机能一点完全无须受到质疑。不管院外压力活动集团作为第三院而具有的特征是不是被夸大了，但确是切中了要害并使问题焦点变得清晰起来。……组织集团所弥补的应该是由地理代表制暴露出的不足”^[37]。这一段话，完全可以看做是其在传统代表制的补充和完善作用方面对压力团体民主理论所作的贡献。与此相对照，特鲁曼则针对重复加入集团的现象指出成员对集团的忠诚能够被分割，并论证说恰是基于这一表现为集团成员个人的内在可能性才对集团领导构成了约束，并在敦促人们对这一寄予了美国民主政治安定性的显著特点方面必须多加留意而提出了自己的主张。

表现在组织利益团体之间的重复加入，以及表现在组织利益团体和潜在集团之间的重复加入，完全可以看做是位于类似美国这样的多元集团社会政治之中的主要平衡力^[38]。

并且，类似这样的团体观，其特性所具有与梅里厄姆关于这一方面的类似性也同样显著。蔡尔德在《位于全美政治当中的劳动与资本》一书中的“谢辞”的冒头之处，就曾记录说“唤起了我对政治这一方面的关心，并将其置于该一研究的基础之上，且通过原稿的准备阶段即得到了相当有益提示的，在绝大程度上是来自查尔斯·E·梅里厄姆博士”^[39]。另外，业已在本书做了引用的，即梅里厄姆在亲自寄给该书的序文里面，在使蔡尔德的研究意义进一步明确的同时，也极有兴味地揭示出在有关压力团体研究方面梅里厄姆自身的想法。

二、压力团体的四个机能

可是，蔡尔德的肯定的压力团体观在基于有关压力团体机能这一点的积极评价方面却没有做更多的重复。关于这一点，蔡尔德所展开的详细议论，基本是置身在立足于对美国的商会和美国劳联等有关实证研究之上的《位于全美政治中的劳动与资本》一书当中的，蔡尔德在这里主要是基于了①市民和政府之间得以接触的媒介；②对于公共政策的影响力的行使；③政府得以继续其责任的保障；④政府的活动得以柔滑进行等基本点，从而得以发现和发掘压力团体的机能。

根据蔡尔德所言，“确立了市民与政府的联系，并作为对此进行维持的重要媒介而在活动”的压力团体的第一机能，就是增加了与美国社会的、政治的变化相关联的重要性。也就是说，随着美国人口的急剧增加，政府机能的规模和种类也不断增大，特别是联系到社会的、经济的机构的复杂化和不断深化等客观实际，在市民的日常生活当中政府的重要性也理所当然地日渐高涨，与此同时，政府和市民之间的距离不仅加大，而且现实当中的控制与调节也变得愈加困难起来，面对这一事态，压力团体的作用就不可避免地增大了。

当然，政党也是个人和政府之间的一种最为常见的中介手段，甚至指目前已经不是解决投票者问题的时代亦不准确。但是据蔡尔德所言，表现在政党的纲领或计划中的概括性和暧昧性、隐秘在政党责任方面断续而不能持久的性格，以及在政党程序方面表现为近乎烦琐的妥协方法等等，无不使各个市民感受到挫折，所以由此而引发的是民众争取从其他方面获得相关情报以及要求保护的各种诉求。总之，根据蔡尔德的观察，与政策甚至与其他所有可以进行比拟的相关事物加以对照，政党更多的是把其关心集中在对公职的获得上，却不能把关心相应的集中到不断的，或者说本该持续进行的一连串问题当中去。可以说在这种客观状况之下，想要针对类似的事态加以处理，从为了满足自己实际的经济以及政治的目的，已经开始抬头，并且逐渐显示出其存在价值的不是其他，而恰恰是上述不断提及的商会和劳联^[40]。

根据蔡尔德所言，其二是压力团体“虽然对全国政府的政策形成持有重要的影响力”，但是该影响并不仅只针对立法部门，同时也涉及行政部门和司法部门，并且不仅只集中在国家的这一水平面上，针对州这一层面也同样行使。梅里厄姆在1922年公刊的《美国政党制》（The American Party System）这部著作当中就曾论及到，“总之，更多的政府活动可以视之是特殊集团或者舆论动向压力的结果，而不是政党纲领以及政党指导的结果”^[41]，而蔡尔德在这一点上则可以说是根据商会以及劳联的活动加以揭示和表述的。

也就是说，根据蔡尔德检讨的结果，商会和劳联大致基于如下的三个阶段对政府的政策形成给予影响。即①就众多法案而言，其起源是置于团体的活动之中的；②关于团体，其关心所及的法案在联邦议会的审议过程中不仅完全是处于从不间断的监视作业之中，而且也丝毫不曾怠慢，据此最大限地发挥其影响力；③法案在议会通过之后，进而再顺序到其行政方法，其堪称为是监视之眼（Watchful eye）的作为也全然不会松弛下来^[42]。

第三，据蔡尔德所言，虽然“商会或劳联，堪称是为了保障政府一侧行之持续的责任的重要机关”，但是关于这一点，蔡尔德还是在把政党和特殊利益团体（利益团体）的任务做了比较的同时，亦做了如下的说明，即：

特殊利益团体的任务和政党的任务于本质上有如下几个的显著差异。也就是说，政党基于程度上的各种差异而制定出了全无意味可言的纲领，并且因为被提名的候补者一旦当选而获得满足；但与之相对，特殊利益团体则表现为自己所主张的政策在被实际法制化之前，或者在按照自己团体所希望的那样被实施之前，绝不会得到满足^[43]。

总之，根据蔡尔德的研究，压力团体将法律置于对实际的集团利益有益之处，并且这样的团体所代表的由个人组成的大众在和政府之间产生摩擦方面的可能性应明显地降低，据此在弥补隔阂的问题上，一方面是经营者和劳动者，另一方面则表现为在同政府之间，而压力团体自己则恰恰在这中间发挥重要的协调作用^[44]。

据蔡尔德所言，第四则是压力团体的活动在“针对表现为公的现代政府得以进行柔滑活动方面，确实因为排除了诸多宪法上的障碍物”而发挥效用。也就是说，蔡尔德认为所有的这些团体，是基于对一定问题的关心而把正式或非正式的利益结合起来的手段，有鉴于此，完全可以说压力团体的积极作用不仅表现在消除由政府的三个部门的分离而出现的障碍物方面，进而还应该是作为对州和联邦政府位于宪法之上的关系做了修正的结果而如期产生的内容^[45]。另外，还是基于了同样的见解，在对压力团体与代表制的相关方面，蔡尔德也做了如下这样的指摘。

要感叹的是于宪法之上对代表的地域性基础所做的强调，也就是说对于那些已经感觉到至少要以一种职业的集团代表来对此加以补充的人士而言，必须唤起注意的应该是在现今的美国职业代表已经超过了地域型的代表，并且是位于地域代表之上且在蓬勃发展的这样一个事实。隶属于劳联的会员当中有十七名成员是联邦议会议员，而商会的成员当中也有十七名成员身为联邦议会议员，在美利坚合众国的宪法当中，该原理就如同被记载了那样，确实非常明确地以双重代表的资格在不断地活动着。事实上即使不对由宪法记录的内容进行变更，另外也不对可就议会制度行补充作用的经济评议会以及公开的咨询机关行做再行导入，美国的代表制业已经历并完成了从单一的地理代表制（monogeographical system）向二重代表制度（dual system）的转变，在这里，虽然议员是由地域选举区选举出来的，但于现实之中，其所进行的则是立于职业上的、社会上的，以及人种上和宗教上的利益基础之上而进行的立法活动^[4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