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尔松的合理选择理论

第二节　M·欧尔松的合理选择理论

一、M·欧尔松的挑战

类似这样的D·B·特鲁曼的紊乱理论，在搞清压力团体的发展对现代社会所持有的意义方面所给予的影响力，进而在关于压力团体与民主政治的关系方面的理解上所给予的影响力，可以用极其浸透一语来加以定义。与特鲁曼有着共同执笔著述经历的安德鲁·哈克（Andrew Hacker）在论著中，评价说压力政治在由谁着手、去做什么、什么时候进行、在什么地方，以及用什么样的方法加以获得等内容的决定问题方面，虽然不一定达到令人满意的程度，但是从全体来看，多元政治是一个颇具生产性的过程。而哈克的这一评价^[20]所基于的就是特鲁曼的紊乱理论，是可以看做立足于压力团体的活动对现实中的民主政治发展持有效作用这一立场之上的一个例证。

尽管如此，特鲁曼的紊乱理论不仅只局限于其非凡的构想力，同时与其他一些问题点也不能完全说没有关系。在这之中，根据后来的批判者、作为特别重要的论点足以引起人们瞩目的，是紊乱理论在关于组织化的直接的契机方面欠缺令人信服的充分说明力。也就是说，作为对社会的变动加以对应的所谓的集团形成的思考方式，其结局只能归于“集团形成的自动性”（automaticity of group formation）^[21]的概念，而在对特定团体的形成以及未形成的问题的解释方面，其有效性几乎是根本不存在的。与这样的事态相对照，以对“私人组织是作为对各种各样的集团的需要、信条以及利益的反映，在任意的、自发的状态下发生的”这一多元主义的观点抱有疑问^[22]为背景，根据对经济学视点的导入，对集团形成的理论进行再分析，并且附加上了对集团形成理论的新视点的，是在《集团行为的理论》（1965年）这部著作中展开的M·欧尔松的“合理选择的理论”（rational-choice theory）^[23]。

关于欧尔松在理论上的贡献，虽然已经作了言及，但是这些评价的高度，是可以很容易地从下述的这些事实中窥视到。例如在这一方面，R·H·萨利斯孛瑞在1975年发表的论文里面所列举的是把“集团是为了表现出政治的恰当要求才得以发生的”这一集团形成理论作为中心的主张者特鲁曼，进而作为对特鲁曼这一理论的主要批判者，紧接着列举出来的是萨利斯孛瑞自己和欧尔松^[24]，另外，变为所有这些论者的批判对象的特鲁曼，则在《政治过程论》的第二版（1971年）所附的序文里面，也对1950年以来的利益团体研究的动向进行了综述，在这里特别提及了欧尔松的著作，具体到对欧尔松评价的高度这一点，从下面的这段记述里最为清楚不过地表现了出来。“恐怕在基于抽象的、理论的水准方面所表现出的最富有启示性的贡献，是由作为经济学者的曼考尔·欧尔松通过《集团行为的理论》这一著作来完成的。”^[25]

二、合理选择理论的核心

但是，欧尔松的合理选择理论的核心，主要集中在对于加入集团是个人合理选择的结果这一基点之上，认为在与社会变动这一被称为宏观水准的状况之间并无直接的关系。也就是说，根据欧尔松的理论：集团内部的个人数量是极为少量的，并且基于个人是根据并顺应了他们自己的共同利益才得以行动起来的这样一种限制，所以除去存在着其他别的什么特别考虑的场合以外，“即使是合理的、并且在志向上也表现出是基于自己利益想法的个人，并没有为了达成他们自己的共同利益，以及为了达成集团的利益而发起行动”^[26]，引导个人加入到团体里来的原因，离开了完全是个人加入者认为通过加入团体的这一置换，即可以享受“分离的、选择的”（separate and selective）利益这一点外，几乎不会再从其他方面找到根据。关于这一点，欧尔松专门做了如下这样的说明。

单单是分离的、选择的诱因，亦可以认为能够刺激潜在的、集中在集团之中的个人得以根据集团意志的行为方式来加以行动。在这样的状况之下，集团行动并不像拥有共同财产那样对集团全体发生无差别的作用，而是通过对集团之中的个人的有选择的诱因作用才得以发生的。必须作出选择诱因不可的，是如何对待那些没有加入到为集团利益而在活动着的组织里面来的人，或者是那些也没有用其他的方法对集团利益的达成做出贡献的人，与一起加入到集团里来的，并且正在为了集团的利益做着贡献的人之间的区别。所说的这一选择上的诱因，基于对那些没有履行集团在行动成本方面所分担的义务的人员的处罚，所以有强制之类的被称为消极性质的场合存在，另外因为向顺应了集团利益并努力从事集团活动的人员提供积极报酬，所以也有众多被称之是积极性质的场合存在^[27]。

结果，欧尔松理论的核心，仅只集中在所谓的“自由搭乘问题”（free-rider problem）上面。也就是说某些特定的团体院外集团活动的成果，如果即使对非加入者来说也可以无条件地加以享受，回避因为新加入而势必产生的会费负担，而根据“仅只搭乘”即可享受利益似乎更为合理。但作为结果，加入受到抑制的问题出现了。针对这样的事态而表现为例外的场合是团体的规模呈小型化，并且突出非加入现象等状况的出现，类似于非某工会会员不能受雇制度之下的工会那样，凸现出的只不过是没有加入团体就不会得到承认的状况。有基于此，约翰·A·克里坦登（John A.Crittdenen）指出，“理论上，大规模的集团是根据两种基本方法之一，或者是干脆根据了这两种基本方法的全部，从事对仅只搭乘问题的对应和处置。方法中的一种是对加入提供选择上的便利。……而另一种方法则是强制。”^[28]

立于这样的理论之上，欧尔松把个人加入大规模的、非强制性团体作为是按分离的、选择的诱因来加以看待，列举了特鲁曼的“所有的由个人组成的集团为了维护他们的利益而加以组织起来”的假说，并进一步为对“大规模压力团体的副产物理论”（by-product theory of large pressure groups）加以提示，进行了下述论证。

对所有重要的院外活动集团组织的大规模经济团体来说，其带有特色的最共同的特征是这些集团在为其他的一些目的而在加以组织化起来。大规模的、强有力的经济院外活动集团，在实际上已经添加了他们在期望得以增加共同财产的院外集团活动以外，为了发挥其他的什么机能而在不断获得其组织的副产品^[29]。

欧尔松作为这一副产品理论作为例证，进而列举了美国农业事务局（American Farm Bureau Federation 1919年设立）的状况。也就是说，该联盟首先是半官方的组织，是对应了根据政府提供财政支持这一诱因而被设立的，但是，于另外一点上，对于加入进来的成员来说，又是个别的或者是提供了非共同利益的组织，据欧尔松所言，正是上述第二点对于联盟的形成才有着特别重要的意义。在这一点上，欧尔松所寄予的含意于以下一节里应该说是表述得非常明确。

加入到自己所在的县农业事务局联盟里面去的农民，反过来看也接受了来自联盟的技术上的援助和教育。加入了的农民经常被登载在传达技术信息的出版物的目录上面，而没有加入到联盟里来的农民则不可能得到这样的服务。加入了联盟的农民可以及时对县的农业事务局提出得到服务的要求，而没有加入的农民在这一服务上通常被延迟，或者完全没有提出这一要求服务的可能。就这样，农民在加入农业事务局联盟的问题上，是有着一定的特殊诱因的。农民必须支付的会费是用于农业事务教育以及对农业改良方面的投资（恐怕是有益的投资）的^[30]。

无论怎样讲，针对压力团体的形成是作为对社会变动的直接反映这一思考方式而言，欧尔松从个人合理的集团行动逻辑的立场出发所提起的挑战，对在这之后的围绕着压力团体形成要因的议论所给予的影响是占有了支配性地位的。基于这一意义，R·H·萨利斯孛瑞评价说：“欧尔松的论点的重要性，无论怎样强调都不会过分。之所以要这样说，是因为事实上针对有关集团形成的迄今为止的所有现存理论，欧尔松均对其给予了根本的打击”^[31]，并在这一问题上从来没有受到过非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