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我们访问中国这一周是改变世界的一周”
1972年2月21日到28日,尼克松总统对中国进行了历史性的访问,他称之为“一次谋求和平的旅行”。
尼克松总统的专机于2月21日上午11时30分左右抵达北京,周恩来、叶剑英、李先念等中国领导人到机场迎接。在机场,动人心弦、举世瞩目的一幕出现了:周恩来总理与尼克松总统的手紧紧地握在一起。周总理对他说:“你的手伸过世界上最辽阔的海洋来和我握手——25年没有交往啊!”尼克松总统边握手边说:“这是中美两国领导人越过一个大洋,越过相互敌对20多年的握手,这表明中美关系从此将揭开新的一页。”[20]
毛主席在尼克松总统到达北京的当天下午就会见了尼克松总统和基辛格博士,这一历史性会见把这次历史性访问推向高潮。
尼克松总统在专机上对记者说,他期望同毛泽东主席和周恩来总理的谈话从哲学的角度来进行,而不是只集中讨论眼前的问题。因此,毛主席一开始就对尼克松总统说,“昨天在飞机上你给我出了一个难题,说是我们几个要吹的问题限于哲学方面”[21]。这一轻松幽默的开场白,一下子把谈话提到哲学的战略高度,“讲哲学,毛主席意指中美双方应从战略高度出发考虑问题。”[22]哲学分析贯穿了毛尼的整个谈话,为中美关系注入了哲学思想基础。
1972年2月21日,毛泽东主席亲切会见尼克松总统
顺着这一战略思路,在会见时,毛主席特别强调说:“来自美国方面的侵略,或者来自中国方面的侵略,这个问题比较小,也可以说不是大问题。因为现在不存在我们两国互相打仗的问题。”尼克松总统同意毛主席的分析:“美中相互并不构成威胁,我们现在走到一起来了,是因为我们认识到,世界上出现了新形势。我们可以实现一个突破。”[23]
当天晚上,周总理在人民大会堂设宴欢迎尼克松总统访华。在热烈友好的气氛中,周总理致欢迎词:“由于大家都知道的原因,中美两国人民之间的来往中断了20多年。现在,经过中美双方的共同努力,互相来往的大门终于打开了。目前,促使两国关系正常化,争取缓和紧张局势,已成为中美两国人民强烈的愿望。……我们相信,我们两国人民这种共同愿望,总有一天是要实现的。”尼克松总统在祝酒辞中引用了毛主席的诗句:“天地转,光阴迫,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他说:“过去的一些时期我们曾是敌人。今天我们仍有重大分歧,使我们走到一起的,是我们有超过这些分歧的共同利益。中国人民是伟大的人民,美国人民是伟大的人民。如果我们两国人民互相为敌,那么我们共同居住的这个世界的前途就的确很黯淡。但是,如果我们能够找到合作的共同点,那么实现世界和平的机会就将无可估量地大大增加。”[24]
在这次宴会前后曾发生了一个鲜为人知的插曲。尼克松总统的随从人员中有一位28岁的青年人,他叫Chas Freeman,中文名字是傅立民,他的身份是随团首席翻译。为了当晚宴会上为尼克松祝酒辞翻译之事,尼克松总统事后向他道歉。关于这一鲜为人知的插曲,当时《解放日报》驻美记者蒋鸣曾有专访报道[25]。为了进一步了解这一传世轶事,我于2007年2月2日在华盛顿专程拜访了傅立民[26]。傅立民办公室的墙上挂着一些珍贵的照片,特别突出的是周总理与尼克松总统一行的合影和邓小平与傅立民亲切握手的照片。一侧还挂着中国朋友书赠他的条幅“云移鸡尾开宫扇,日绕龙鳞识圣颜”。傅立民让秘书复印了我带去的蒋鸣的报道文章,回忆起35年前的往事:尼克松总统抵达北京受到毛主席接见后,决定当晚的祝酒辞由傅立民来翻译,傅很高兴接受任务,提出要先看一下祝酒辞草稿。但被告之没有草稿,尼克松总统将即席致辞。傅当然不相信,因为他参加祝酒辞的撰写。傅坚持要草稿是他知道原草稿已作修改,加上了几句毛泽东主席的诗词,如果事先不知情,怕在这样的重要场合翻译时出洋相。而尼克松总统不给傅草稿,意在给人即席致词、出口成章的印象,不希望翻译在一边拿着预先准备的译稿念。然而,傅仍坚持己见,不给草稿,就不出场。后来,还是中方救急,在拿到祝酒辞的稿子后,由唐闻生为尼克松总统作了翻译。三天后,尼克松总统意识到此事他处理得不妥,亲自向傅作了道歉,还流了眼泪,态度十分诚恳。
尼克松总统在京期间,与周总理进行了四次会谈,后在上海又进行一次会谈,就国际问题和双边关系广泛而又坦率地交换了意见。台湾问题自然是会谈的焦点。一开始,尼克松总统就提出了关于台湾问题的五条原则:(1)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今后不再提台湾地位“未定”;(2)不支持台湾“独立”运动;(3)将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劝阻日本,使其不进入台湾,也不鼓励日本支持“台独”;(4)支持任何关于和平解决台湾问题的方案,不支持台湾当局用经济、军事手段重返大陆;(5)寻求中美关系正常化,四年内从台湾撤出军事人员和设施[27]。
尽管这五条原则是一个进步,但中美双方在台湾问题上分歧依旧,以至于在后来中美联合公报的起草过程中,不断出现激烈的争论和曲折反复。然而双方本着务实、坦诚的态度,既坚持原则,又显示灵活,审时度势,寻求共识,经过多次修改,字斟句酌,直至2月28日凌晨才最后定稿,解决了起草联合公报过程中遇到的包括台湾问题在内的一些难题。2月28日,在上海锦江饭店小礼堂,周总理和尼克松总统代表两国政府共同发表了中美联合公报,亦称《上海公报》。
周总理在上海为尼克松总统访华成功举行欢迎宴会,尼克松总统兴奋地说:“我所访问中国这一周,是改变世界的一周。”[28]
1972年2月尼克松总统的访华和《上海公报》的发表,是具有深远历史意义的国际关系和中美关系上的重大事件。它是里程碑,标志中美结束了23年的隔绝和对抗,揭开了中美关系史上新的一页。正如尼克松总统后来在回忆录里写道:“当我们握手时,一个时代结束了,另一个时代开始了。”[29]
作为尼克松总统访华的成果,《上海公报》提出了中美共同确定的四个基本原则,即一个中国的原则、和平共处的原则、反对霸权的原则和求同存异的原则,这是指导中美关系的政治基础,对两国关系今后发展具有决定性意义。包含共识与分歧、体现原则性与灵活性、富有创新理念和谅解精神的《上海公报》从此载入国际关系史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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