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看不到中美建交的那一天了”

第四节　“我是看不到中美建交的那一天了”

尼克松总统的访问和上海公报的发表，是中美关系中的历史性转折，具有十分深刻和深远的影响。尼克松总统访华后，毛主席说：“中美关系正常化是一把钥匙，这个问题解决了，其他问题就迎刃而解了。”^[30]

这之后中美双方的努力都集中在实现关系正常化，即建立正式的外交关系的目标上。中国开始注重美国，美国出现了“中国热”，中美之间官方和民间的交往开始启动。值得一提的是，1972年4月中旬到5月，美国参议院民主党领袖曼斯菲尔德和共和党领袖斯科特、众议院民主党领袖博明斯和共和党领袖福特分别率团访华。这是美国国会第一次派出重要代表团访问中国，具有特殊的意义。5月到6月，哈佛大学费正清东亚研究中心主任费正清如愿以偿，到中国进行了访问^[31]。

随着交流的发展，两国政府在尚无正式外交关系的前提下，由美方的“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和“美中学术交流委员会”负责双方文教、科技和体育等方面的互访活动。特别有意义的是，1972年4月中国政府赠送两只熊猫给美国，美国回赠了一对犀牛。同月，中国乒乓球队在美国访问了18天，所到之处受到热烈欢迎，4月18日，尼克松总统在白宫接见了中国代表团，盛赞乒乓交往促进了“中美两国人民之间的友谊”。中美双方还同意积极发展经贸往来，美国政府部分地放宽了对华贸易的限制，1972年双方贸易额增至9 590万美元，比前一年的490万美元增加了18倍^[32]。

在这期间，基辛格博士频繁访华，为推动两国关系正常化而奔波。1973年2月，基辛格博士第五次访华，2月17日深夜，毛主席接见了他。一开始，当基辛格博士问候毛泽东主席时，毛主席说：我看来还不错吧，现在上帝给我发请柬来了。那天晚上的谈话使基辛格博士强烈地感受到，毛泽东主席希望在他有生之年把中美关系解决好，即实现关系正常化^[33]。那次谈话的内容广泛而深入，毛主席关于中美关系的基本看法是：（1）中美之间已经化敌为友。“那个时候，我们是两个敌人啊。……现在，我们称我们之间的关系是友谊了。”^[34]（2）中美双方都不要采取一种“近视”的政策，即不要做有损于相互信任的任何事情，不要说假话，也不要阴谋诡计。（3）中美双方应该超越意识形态，按和平共处的原则行事。（4）台湾问题是中美关系的症结所在，如果中美之间要建立正式外交关系，美国必须同台湾断绝关系。

在基辛格博士此次访问期间，周总理多次与他会谈，双方商定两国互设联络处，建立两国间的直接联系，加速关系正常化的进程。同年3月，两国政府分别任命黄镇和布鲁斯为两国联络处首任主任。同年5月，两国联络处开始工作。

1973年11月12日，毛泽东主席亲切会见基辛格博士

1973年9月，基辛格博士改任国务卿，11月他第六次访华，也是作为国务卿第一次访华。11月12日毛主席会见基辛格博士，就国际形势和中美关系畅谈了三小时。在谈到台湾问题时，毛主席说：“只要你们中断与台湾的外交关系，我们就有可能来解决我们两国的外交关系问题，也就是说像我们与日本当时做的那样。”基辛格博士表示：“从我们的观点出发，我们要求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外交关系，我们的困难在于不能立即就断绝与台湾的来往。这里面原因很多，所有的原因都与我们国内的形势有关。我告诉总理我们希望到1976年止，在1976年来完成这个过程。”^[35]

1972年尼克松总统访华后，尽管两国关系正常化出现了新的进展，但实际上进展是艰难迟缓的。在国际关系上，美国与苏联搞缓和，防中国一手。毛主席当时就指出，美国可能踩着中国的肩膀去接近苏联^[36]。在台湾问题上，美国也脚踩两条船，不愿果断地断绝与台湾的外交关系。在1972年到1974年两年多时间里，尼克松总统50多次在不同场合表示美国不会牺牲台湾的利益，将保证继续履行其对台湾的安全义务^[37]。因此，毛主席清楚地意识到中美关系的困难，始终保持清醒的头脑。就在《上海公报》发表后不久，毛主席就对周总理说：“公报是发表了，路还长哪！我和你，怕都看不到那一天啦。”^[38]

因“水门”事件，尼克松总统于1974年8月8日辞职下台，8月9日福特继任总统。福特总统接任后不久，就给毛泽东主席写了一封亲笔信，表示在他的政府的议程上，没有比加快中美关系正常化的进程还重要的事情了。为此，他进一步建议，他将派基辛格博士再度访华。于是，基辛格博士11月再度来到北京，毛主席授权当时复出后的邓小平会晤基辛格。11月15日，周总理在医院也会见了基辛格博士一行。双方商定：福特总统将于1975年访华。为了具体商议福特总统的访华事宜，基辛格博士于1975年10月19日至23日再次访华。“这次访问的特色是，双方自始至终都在论战之中。”^[39]基辛格博士带来了一份内容空泛的联合公报的草稿，淡化关系正常化的目标和任务，反而提出一些航海航空的合作协议，中方加以拒绝。10月21日，毛主席接见了基辛格夫妇及其随从人员，时任美国驻华联络处主任的乔治·布什也在场。基辛格博士对毛主席说：“我们认为，我们与中国之间的关系有极其重要的意义。”毛主席却回答：“有一些意义，但不是极其。”在这次谈话中，毛主席再次提出台湾是小问题，世界是大问题，重要的是国际形势。一百年以后再解决台湾问题，现在可以放一放^[40]。

尽管中方对在两国关系正常化取得突破之前福特总统访华的必要性产生怀疑，但是还是从大局出发，欢迎福特总统来访。福特总统于1975年12月1日到4日如期访华。12月2日毛主席抱病会见了福特总统及其夫人和女儿。当福特总统建议中美两国合作反对苏联时，毛主席没有接受，指出，这只是谈谈而已，在中美关系正常化协议达成之前，在下一年或两年中，“我们之间将不会有重大事情发生”^[41]。在近2个小时的谈话中，福特并没有谈出什么新内容，尼克松答应的他都答应，尼克松未答应的他也未答应。毛主席身患重病，苦口婆心，但仍未能使福特下决心打开局面，福特还是停留在口头上保证致力于关系正常化，而无具体实质的措施和行动。据说，基辛格曾几次提醒福特总统，尼克松总统原来打算在他第二任期实现中美关系正常化，但福特总统都以时机尚不成熟加以推脱，并表示断绝与台湾的关系政治代价太大^[42]。

2002年朱莉·尼克松夫妇访问复旦大学时与本书作者（右一）和孙哲教授（左一）的合影

毛主席对这一情况的失望可想而知，福特总统访华后，毛主席又一次失望地说：“我是看不到中美建交的那一天了。”^[43]

毛主席是一位无比坚毅的人，他失望但从不绝望。尽管中美关系正常化久拖不决，尽管他意识到他所剩的时间不多了，但他仍然关注中美关系，并作出最后的努力去推动这一重要的历史进程。

1975年的最后一天，毛主席抱病亲切地接见了尼克松总统的女儿朱莉·尼克松和女婿戴维·艾森豪威尔，从晚上11点半谈到1976年元旦午夜12点半左右。朱莉转交了她父亲给毛泽东主席的信，使朱莉感到惊喜的是，毛泽东主席用英语慢慢地念出信上端的日期：“1975年12月23日。”毛主席说：“欢迎尼克松先生到中国来。”会见结束时，还对朱莉·尼克松说：“你父亲来时，我会等着他的。”^[44]

1976年2月6日，新华社播发了美国前总统尼克松将于《上海公报》发表四周年之际再次访华的公告，顿时引起广泛关注，主要的外国通讯社纷纷要求前往北京采访报道毛泽东和尼克松的第二次历史性握手。尼克松夫妇偕女儿于1976年2月21日来到北京，2月22日尼克松夫妇拜会了邓颖超，对周总理的逝世表示深切的悼念之情。2月23日—24日，毛主席在健康状况严重恶化的情况下又一次会见了尼克松，会谈持续了1小时40分钟。尼克松在回忆当时的情景时写道：“他（毛主席）的思维依然敏捷，但一次严重的中风使他失去将思想化作语言的能力。这位富有领袖魅力的共产党领导人曾运用他的革命思想推动了一个国家并改变了世界。……他在起始于四年前的我们两国实现新关系方面起了无可比拟的作用。”^[45]2月24日以后，尼克松一行还访问了桂林、广州等地。尼克松说：“我希望并相信，在今后的岁月里，中美之间的友谊将像那些巨大的加利福尼亚红杉树一样茁壮成长！”^[46]

尼克松是毛主席会见的最后一位外国朋友，1976年9月9日，毛主席带着没有等到中美关系建交的遗憾与世长辞。尼克松当日发表悼念声明说：“毛泽东主席逝世了，结束了他毕生的长征。他是一位勇气非凡和思想坚定的人，他一直工作到生命的最后几天。1972年北京会见时，我们两个作为代表完全不同的哲学观点的领导人都认识到，中美友谊已和我们两国的利益一样是必不可少的了。他不仅对他本国人民的问题，而且对世界形势的客观现实也有深刻的了解，这一点给我留下特殊深刻印象。我们在那时建立的新关系应当归功于他的这种高瞻远瞩。在1976年2月23日我最后一次会见他时，他再次表现出了这种高瞻远瞩。”^[47]

两年多以后，经过中美双方的共同努力，在邓小平的直接领导和推动下，中美最终完成了关系正常化。中美于1979年1月1日建立正式外交关系，实现了毛主席的临终遗愿。邓小平在若干年以后怀着深情地说：“毛泽东同志在他的晚年……亲自开创了中美关系和中日关系的新阶段，从而为世界反霸斗争和世界政治前途创造了新的发展条件。我们能在今天的国际环境中着手进行四个现代化建设，不能不铭记毛泽东同志的功绩。”^[4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