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炸馆”事件

第四节　“炸馆”事件　关系骤紧

一

对中美关系来说，1999年是重要的一年。新年伊始，迎来了中美建交20周年。实际上，由于两国元首互访的推动，中美关系出现新的发展势头，还没到20周年，两国纪念这一历史时刻的活动已活跃起来了。

在中国这一方面，上海市各界于1998年12月11日举行了“中美建交20周年与中美关系纪念讨论会”，老市长汪道涵，复旦老校长、美国研究中心主任谢希德，上海社科院院长张仲礼，上海市外办主任周明伟，时任《解放日报》总编辑的秦绍德以及来自上海国际关系学会、上海国际问题研究所、上海社科院、上海社联、上海市政府外办、复旦大学、交通大学、华东师大、上海外国语大学等单位近200人出席了会议。与会者回顾了中美关系20年发展的曲折历程，对中美元首互访给予高度评价，并对中美关系的未来发展表达了期望和建议。会议开幕式由秦绍德和丁幸豪主持，谢希德致开幕词。第一议程是“中美关系20年及中短期美国对华政策趋向”，主持人为秦绍德，发言人是我和黄仁伟，我俩发言的题目分别是“如何认识20年来美国对华政策的演变和基本特点”和“美国对华政策调整的基本因素及趋势分析”；第二议程是“美国国会、新闻媒体、民意与中美关系”，主持人为潘光，这是非常有特色的议程，汪老作了主题讲话，把会议气氛推向高潮。发言人是周敦仁、王恩铭和刘永涛，他们发言的题目分别是“90年代以来美国国会的新情况及其在对华政策制定中的影响”、“美国传播媒介与美国对外关系”和“美国对外政策中国会与总统的关系”。

12月16日，《文汇报》的“海外瞭望”为复旦大学美研中心发表了纪念专版。“编者的话”如是说：“1979年1月1日，中美两国正式建交。回顾历史，展望未来，我们深感中美关系20年的发展，凝聚着中国三代领导人的智慧和心血，凝聚着美国六届总统的积极贡献，也凝聚着中美两国人民的长期努力，中美关系来之不易，应倍加珍惜。为纪念中美建交20年，复旦大学美国研究中心的研究人员完成了《曲折的历程——中美建交20年》一书，作为献给中美关系史的这一重要事件的礼物。本刊特邀请该书部分作者就中美关系的一些重要问题进行笔谈。”笔谈内容包括：“纪念中美建交20周年”（谢希德）、“中美关系占有特殊的重要地位”（倪世雄）、“两岸关系的发展是中美关系晴雨表”（沈丁立）、“经贸关系是重要基石”（周敦仁）、“重视中美关系的管理”（吴心伯）、“非政府关系有待改善”（徐以骅）、“美国政治结构变化影响对华政策制订”（刘永涛）、“保持亚太的和平与稳定符合中美两国共同利益”（吴莼思）和“从数字看中美关系20年”（吕慧芳乔长森）^[169]。

1998年12月15日至16日，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和中华美国学会在北京梅地亚中心举行“纪念中美建交20周年学术研讨会”。来自京沪和其他城市的120多位代表与会，参加座谈会的还有近20位美国学者和美国使馆的官员。研讨会相当有气势，气氛相当热烈。开幕式由中国社科院美国研究所副所长陶文钊研究员主持，中国社科院副院长王忍之教授、中华美国学会会长李慎之教授、前外长黄华、柴泽民大使、朱启桢大使、李道豫大使和美国驻华大使尚慕杰先生分别致词。第一场大会讨论，由资中筠、袁明、杨洁勉和吴心伯发言；第二场大会讨论，由宋以敏、苏格、林冈、周忠菲、丁幸豪等发言；在第三场大会讨论发言的是谢文庆、杨希雨、倪建平、顾国良、袁鹏、杨铮等。除了大会讨论之外，还安排分组讨论，我参加的是第二组，成员有宫力、陶文钊、时殷弘、金君辉、萨本望、夏立平、余万里、黄安年，组长是资中筠，我以“两国首脑互访后的中美关系”为题作了发言，讲了互访的“三性”（历史性、实质性、战略性），结果的“三新”（新目标、新调整、新思路）和关系的“三性”（重要性、双重性、脆弱性）。大会上，李道豫大使概括的中美关系发展的六点原则性思路给与会者留下了深刻印象：（1）牢牢把握两国的共同利益，求同存异，加强合作；（2）从战略高度和长期观点把握大局、处理分歧；（3）坚持中美三个联合公报中的各项原则；（4）妥善处理台湾问题；（5）保持两国领导人互访和各个层面的外交对话；（6）加强两国人民的交往和友谊。

1999年元旦，中美建交20周年这一天到来时，两国领导人互致贺信。江主席在贺信中说：中美关系正常化是两国关系史上的里程碑，中美建交20年来两国关系取得了重要进展。江主席希望双方本着相互尊重、求同存异、扩大共识、促进合作的精神共同努力，进一步推动中美关系向前发展，并与世界各国一起，把一个和平、稳定与繁荣的世界带入21世纪。克林顿总统在贺信中也表达同样的看法和意愿，他说，在中美建交20周年之际，我们能够为我们以及我们的前任们为深化和加强中美关系所作的富有成果的努力而骄傲。他认为，两国元首互访提高了双方共同努力面对对美中两国至关重要的全球和地区挑战的能力。他表示，美中双方应为后代考虑加强联系的途径，努力一道面对21世纪的共同挑战，同时坦诚地处理彼此的分歧，建立起符合两国人民利益和愿望的伙伴关系^[170]。

1月12日，华盛顿。中国驻美大使李肇星为纪念中美建交20周年举行盛大招待会。我正巧在华盛顿访问，也应邀参加了。中国大使馆洋溢着欢乐的节日气氛。李大使对500多位来宾说，过去20年里，中美在许多领域的合作取得重大进展，在国际事务中也进行了卓有成效的合作。过去的一年里，两国首脑互访把中美关系推向一个新的发展阶段。美国国务卿奥尔布赖特发表祝词说，20年前和现在，美中关系对亚太乃至世界未来都是至关重要的。那天，伯杰（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皮克林（副国务卿）等美方高层官员出席了招待会，我还见到了老朋友贝德和谢淑丽，彼此高兴，十分愉快。4天后，1月16日，华盛顿各界人士数百人举行了“庆祝美中建交20周年纪念会”，李肇星大使、威廉市长、陈香梅女士等在集会上发表热情洋溢的讲话，衷心祝愿两国关系不断改善和发展。

1月份，还有一件事应该提及的是，复旦美国研究中心和美国国防大学国家战略研究所于1月12日至14日在华盛顿美国国防大学举行“首脑互访后的中美关系”学术讨论会，中方代表有楚树龙、朱成虎、丁幸豪，沈丁立、吴心伯和我；美方代表是何汉理、马龙德、倪可文、罗伯特·曼宁、詹姆士·普里兹托布和罗伯特·欧克莱。围绕“中美关系回顾”、“亚洲经济危机的影响”、“东北亚安全”、“中美国内政治经济趋势”和“台湾问题”，双方代表坦率友好地交流了看法，达到了增加了解、扩大共识的目的。与会者认为，中美首脑互访后，双边关系取得了积极的进展，发展两国关系的外部环境有所改善，两国间的不信任感有所降低，总体气氛明显改善。但是，中美关系仍存在一些不确定不稳定的因素，如经贸问题（贸易逆差、中国入世）、安全问题（考克斯报告和“中国威胁论”，台湾三合一选举结果和2000年选举的变数）、人权问题（国会反弹）、国内政治问题（尤其是克林顿总统的弹劾调查引发的美国国内“政治风波”和美方指责的“中国政治献金案”调查）。会议独到之处是，与会代表敏锐冷静地指出，建立中美战略伙伴关系是一项长远目标，当前不应过多地渲染，以免期望太高而导致失望。与会者还提出，在中美关系面临着新的问题和挑战的情况下，朱镕基总理4月份的访美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双方都希望并相信，朱总理的访问将有助于两国克服各种困难，推进发展势头。

二

中美建交以来，特别1989年以后，两国关系起伏较大，似乎出现了这样一个现象：年初紧张、年中缓解、年末改善。1999年也是这样，在中美建交20周年的喜庆中发生了不少不和谐的声音，恶化了两国关系的良好气氛。

对中美关系来说，1999年也是多事的一年。这些“多事”可概括为五个“T”：Theft（窃取）、T MD（战区导弹防御系统）、Trade（贸易）、Taiwan（台湾）和Tibet（西藏）。

Theft（窃取）。据称，1月初美国联邦调查局开始关于中国窃取美国最先进的核弹头技术一案的调查。中方随即予以反驳，指出中美在高技术领域开展正常商业活动符合两国安全、政治和经济利益，美方的指责和调查是毫无事实根据的^[171]。然而，美方继续就此事进行炒作。3月上旬，能源部长理查森在接受电视记者采访时说，中国窃取美国核技术，对美国造成了严重损害，美国对此表示关注^[172]。“窃取”事件后来导致“考克斯报告”的出笼和“李文和案件”的发生^[173]。

T MD（战区导弹防御系统）。美国在拉日本加入T MD后，欲把中国台湾也纳入其东亚地区的TMD^[174]。这严重地破坏了“八一七”公报的基本精神，不仅损害中国主权完整和国家统一的核心利益，而且对亚太地区的和平稳定造成消极影响。中国海协会副会长孙亚夫1月15日在美访问时，即代表中方作出强烈的反应^[175]。4月份，外交部发言人对此向美方提出严正交涉。

Trade（贸易）。除了逆差问题之外，中美贸易关系中最关切的问题，一是入世，二是PNTR（永久正常贸易关系）。关于入世，中方已努力了近13年，但美方仍没有消除中国入世的最后障碍；关于PNTR，中方欢迎将“MFN”（最惠国待遇）改为“PNTR”，但认为每年审议，不利中美经贸关系的发展。中方希望美方能以永久性给予代替每年议审。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贸易逆差，美方把贸易逆差的数字不断扩大，说成了520亿美元，哪来520亿美元的逆差呢？我1月份见到李肇星大使时，他告诉我中美贸易逆差充其量也就是200亿美元，后来，朱总理访美前，李大使接见中国记者时，说是210亿美元。美国在这一问题上大做文章，企图在今年解决中国正常贸易关系审议过程中再次向我国施加压力。

Taiwan（台湾）。1998年8月中国政府就美国计划的向台湾出售价值达3．5亿美元的武器提出严正交涉，但美方仍我行我素，置“八一七”公报于不顾。T MD的问题，再次使台湾问题在中美关系中突出起来。中国外交部副部长杨洁篪2月5日抵美与美国副国务卿塔尔博特会晤。杨洁篪指出，台湾问题始终是中美关系中最重要、最敏感的核心问题，中方要求美方不以任何方式向台湾提供T MD系统，以实际行动排除台湾问题对两国关系的干扰^[176]。雪上加霜的事是，1999年3月底，由赫尔姆斯和托里切利提出的《加强台湾安全法案》得到不少议员的联署，在以后的一两年里，此事在中美关系和台湾问题上掀起了不小的风波。

Tibet（西藏）。1998年11月达赖喇嘛到美国访问，11月10日，克林顿总统和戈尔副总统先后私下见了达赖，对此，中国外交部提出了正式抗议。美方辩解说，克林顿总统会见达赖并不代表美国政府已改变现行对华对策，美方意在促进中国政府同达赖的对话。1999年1月20日，美国政府任命助理国务卿塔夫脱为“西藏事务特别协调员”。第二天，中国政府明确表示坚决反对美方对中国内政的干涉^[177]。

1999年1—2月，我在华盛顿访问，不止一次地见到谢淑丽。我们交谈的内容较多的是关于朱镕基总理访美前的中美关系。我形容当时中美关系的状态是“东边日出西边雨”。谢淑丽则概括为，主流是好的，但面临着“密集式的挑战”。朱总理访美正是在一系列麻烦事情密集式出现的时候，但正因为有挑战性，才显示出朱总理访美的重要性。在见温斯顿·洛德的时候，他把中美关系面临的问题称之为“集聚反弹”：T MD、WTO、人权问题、台湾问题等，他认为朱总理访美的及时性和重要性在于“为两国关系克服目前困难，顺利走向21世纪提供一个历史契机”。我在华盛顿见到李肇星大使时，李大使也对我说：“中美关系好了、平稳了，就会出现波折。其实这是考验，是斗争。在这样关键时刻，朱总理访美是一件大事。”

1999年3月1—2日，应中国政府的邀请，奥尔布赖特国务卿对中国进行了两天的正式访问。3月1日唐家璇外长在会谈时说，朱总理即将对美国的正式访问，是中国总理15年来首次访问，意义重大。奥尔布赖特同意唐外长的看法，说朱总理访美极为重要，将进一步推动中美关系。同日，朱总理在会见奥尔布赖特时说，“我4月对美正式访问，以增进两国人民间的了解和友谊，扩大共识，推动两国关系健康、稳定发展。”3月2日，江泽民主席亲切接见了奥尔布赖特。双方相信，通过共同努力，朱总理访美将取得成功^[178]。

奥尔布赖特访华取得了预期的结果，为朱总理访美作了必要准备，营造了较好的气氛。陪同访华的美国国务院发言人鲁宾竟乐观地称：“美中关系存在的所有重大棘手问题都有了进展和改善。”^[179]

3月15日，中国全国人大九届二次全会期间，朱总理举行记者招待会。在回答美国《时代》周刊记者的提问时，朱总理说：“在中美两国元首实现互访后，两国关系发展势头本来是很好的，由于种种原因，在美国出现了一种反华的潮流，这使我们很不安，但这不是‘雷区’，无非是气氛不太好，我访美就是要去说明真相，恢复中美致力建立建设性战略伙伴关系的好势头。”^[180]

朱总理访美是在一个特殊的背景下进行的：中美关系出现了新的波折的困难时刻，中国入世经过13年的长期努力到了关键时刻，美国悍然轰炸科索沃，国际形势呈现严重的动荡时刻，人类面临世纪之交、承上启下的重要历史时刻。特别是3月25日美国空袭科索沃，南斯拉夫战争升级，俄罗斯总理普林马科夫取消了访美计划，在这样的情况下，中国政府仍然决定朱总理按原计划访美，实属不易！3月26日，美国白宫发表声明，抢先宣布朱总理从4月6日至14日正式访美。中国外交部在4月2日才宣布朱总理访美安排。

朱总理访美成果甚丰，每天都有一个特别形容词加以概括：

4月6日是“收获日”。朱总理访美第一站是洛杉矶，第一个收获是中美就农产品问题协定达成共识，中国同意解除对美国小麦和柑橘的禁令，这为解决中国入世的障碍创造了有利条件。在洛杉矶的午餐会上宣布这一“好消息”时，朱总理脸上露出笑容，“朱铁面”改成“朱笑脸”。

4月7日和4月8日是“忙碌日”。4月7日下午朱总理一行飞抵华盛顿，当晚与克林顿总统在白宫进行非正式会晤，直至深夜。4月8日，克林顿总统在白宫南草坪为朱总理访美举行隆重欢迎仪式。克林顿总统致词说，朱镕基总理的访问是两国人民由来已久的关系中的一个重大事件，在新世纪来临时，美中两国如果继续努力建立建设性战略伙伴关系，美中关系就能进一步发展。朱总理的答词则生动得多，他以天气的变化引出话题：到洛杉矶时，阴雨绵绵；离开时“雨过天晴”；抵达华盛顿时，则是阳光灿烂、春光明媚。朱总理说“春天是播种希望的季节”，双方将再度播下中美友好的种子，加强合作将有利于中美两国人民和世界人民。朱总理还坦率指出，有分歧的朋友，才是挚友。最后，朱总理用英文动情地说：“我爱中国人民，我爱美国人民，谢谢！”这一真情的话语深深打动了在场每一个人，也打动了两国人民。欢迎仪式后，两国领导人就国际形势、地区安全、中国入世及中美关系等重大问题举行正式会谈，会谈持续了3个多小时。朱总理指出，当前国际形势正发生重大而深刻的变化，中美作为两个在世界具有重要影响的大国，对世界和平、繁荣与发展负有重要责任。事实证明，中美发展互利合作关系，对两国人民、对稳定国际金融形势、促进世界安全与发展发挥了建设性作用。克林顿总统表示，美国政府高度重视发展对华关系。朱总理来访十分重要，为推进两国关系增加了新的动力。双方满意地看到，中美经贸合作保持了良好发展势头，贸易和投资增长较快，合作领域不断扩大，两国互为重要合作伙伴。双方同意进一步扩大互利经贸合作，造福两国人民^[181]。

会谈后，朱镕基总理与克林顿总统举行联合记者招待会，回答了记者们的提问。克林顿总统说：“今天，我们将发表联合声明，讲述我们在WTO问题上取得的重大进展，并承诺在年底解决所有遗留下来的问题。……我昨天说，我们不应戴着玫瑰色眼镜（即过于乐观）看两国关系，也不应戴着黑色眼镜（过于悲观）看。我们应用明亮的眼睛看。每当我们能够合作时，我们应该合作，这是符合美中两国人民利益的。这种关系虽然可能很复杂，却对每个美国人和每个中国人及全世界的未来都非常重要。”朱总理说：“我们的会谈是友好、坦诚的，是建设性的，也是富有成果的……我们今天上午在WTO会谈中也达成了一定的协议，我们将发表一项联合声明。同时，我们在已经达成一致的比方农业方面，也将签订协定。这些我认为都是有利于进一步促进中美友好合作关系的发展的。”记者们在开始提问之前，朱总理一段非常幽默的话使会场气氛顿时活跃起来：“今天我愿意坦率地回答诸位提出的问题，但是，我作为总理，去年3月17日才刚刚上任，对开这样的记者招待会还是第一次。现在我的心在跳，我没有他（克林顿总统）有经验，他对付你们是很有经验的。我没有，因此，如果我说错了话，请你们笔下留情，隐恶扬善。”记者招待会持续了90分钟，朱总理思路敏捷，果断深沉，柔中见刚，机智幽默，他的回答精彩纷呈，不断引发笑声和掌声。在回答“中美关系现在遇到这么大的困难，您为什么还决定如期访美”时，朱总理说，“你是要我说老实话吗？我一点也不想来。……但是江泽民主席要我还是来，他是中国的第一号人物，我只能听他的。”在回答关于中国窃取美国核技术和搞政治献金的问题时，朱总理回答，“我以中华人民共和国总理的身份，在这里庄严地声明，我根本不知道有什么间谍偷窃了美国的军事机密。我也问过江泽民主席，他也完全不知道有这么回事。”他还说，“克林顿总统曾经宣布，美国有6 000多件核武器，中国只有二三十件。你比我更清楚，我也不知道究竟中国有几十件。这个数字我虽然搞不清，但是我同意你的结论，我们的很小，你们的很大，根本不可能威胁美国。至于政治献金的问题，我也很负责地声明，我和江泽民主席根本不知道这事。我们两个人也问过我们军方的高层人士，他们回答我们，他们也不知道有这种事。我觉得这件事反映你们美国有些人把我们看得太低了。”在回答关于中国入世的问题时，朱总理说，克林顿总统认为“允许中国入世符合美国人民的利益，我也应该说中国作出最大的让步也是符合中国人民的利益。很多香港报纸都说，我到美国来送大礼来了，我认为这种提法是很不正确的。对不起，我讲话又走火了。得罪了新闻界，这可糟糕了。……我请香港的记者朋友们注意，你们以后不要再讲送大礼了。大礼就等于政治献金，这个对于克林顿总统是十分不利的。”^[182]

1999年4月8日，朱镕基总理与克林顿总统在白宫欢迎仪式上

记者招待会后，还发生了一个不大不小的插曲：当两位领导人刚刚宣布，中美将就中国入世谈判所取得的显著进展发表联合声明时，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为了把已经达成的内容确定下来，就在会场外向无法参加记者招待会的人们散发了一份“中美联合声明”，以及长达17页的附件，接着又在网上加以公布。美方这一单方面的行动引起中方强烈不满。陪同朱总理访美的外交部发言人朱邦造在记者招待会上说，谈判正在进行之中，能否发表联合声明，要看讨论的结果如何。国务委员吴仪也就联合声明问题向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负责亚太事务的资深主任李侃如提出了严正交涉^[183]。当晚，克林顿总统在白宫举行盛大晚宴，热烈欢迎朱镕基总理对美国进行正式访问。美国政要和各界知名人士以及朱总理的陪同人员共200多人出席了宴会，克林顿总统和朱总理发表了热情又务实的讲话。当天中午，朱总理出席了奥尔布赖特国务卿为他举行的欢迎午宴。晚宴前，朱总理会见了世界银行行长沃尔芬森、众院筹款委员会贸易小组主席克兰和美国一些宗教组织领袖。4月7日和8日对朱总理来说的确是“忙碌日”。

4月9日是“可怕日”。日程密集得可怕，围绕联合声明的两个版本分歧爆出得可怕，关于《中美农业合作协议》的谈判紧张得可怕。一早，朱总理就在下榻的国宾馆与近20位美国议员共进早餐，进行了面对面的交流对话。上午，朱总理与戈尔副总统在华盛顿共同主持了中美环境与发展讨论会第二次会议。第一次会议是1997年3月戈尔访华时在北京举行的。两位领导人在会议开幕式的讲话中表示要进一步加强双方在环保方面的合作，为两国的发展创造更为良好的条件。朱总理和戈尔副总统还出席了美国10多家主要能源环保公司负责人举行的能源环保圆桌会议。中午，戈尔副总统为朱镕基总理访美举行了午宴。两位领导人还出席了中美两个环境意向性合作文件的签字仪式。下午，朱总理会见了美国财政部长鲁宾和联储主席格林斯潘，并接受了美国公共电视台的采访。当晚，朱镕基总理应邀出席由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美中协会等7个团体联合举行的欢迎晚宴。朱镕基在宴会上的讲话中对美方在谈判中的态度表示强烈不满，认为美国对中国要价过高，而且对中国缺乏信任，不愿意平等地对待中国，克林顿总统缺乏支持中国加入世贸组织的勇气。与此同时，中美双方正在举行关于农业合作协议的谈判。中方告诉美方，朱总理将于4月10日离开华盛顿，这个日程不会因为谈判进程而改变。9日晚，双方举行了通宵达旦的谈判，终于在10日清晨达成了《中美农业合作协议》^[184]。

4月10日是“休息日”。实际上，“休息日”并不轻松，在离开华盛顿之前，双方达成了新的《联合声明》，与美方单方面违规公布的相比有不少改动。全文如下：

“值此中美农业合作协议签署之际，朱镕基总理和威廉·杰弗逊·克林顿总统重申，中华人民共和国与美利坚合众国已经大大推进了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共同目标。上述协议及在广泛的市场准入和议定书问题上所取得的重要共识，进一步推动了这一目标的实现。朱镕基总理和克林顿总统欢迎这一重大进展。美国坚定地支持中华人民共和国于1999年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为此，朱镕基总理和克林顿总统指示各自的贸易部长，继续进行双边谈判，以便满意地解决余留的重要问题，并尽快在强有力的商业条件下达成协议。”^[185]

当天下午，朱总理一行抵达科罗拉多州州府丹佛参观访问。在丹佛市韦布市长举行的欢迎宴会上，朱总理说，他在华盛顿访问第一天很繁忙，第二天很可怕，从早到晚都在工作。在度过繁忙、可怕的两天之后，很高兴能到丹佛来调整一下。午宴后，朱总理和夫人临时决定到丹佛市中心的商业区逛街，直接接触普通的美国老百姓。朱总理还专访了丹佛职业美式足球队总部，亲自将一个美式足球使劲抛出，一试身手，引得在场所有的人哈哈大笑。

4月11日和4月12日是“快乐日”。4月11日，朱总理一行从丹佛飞往芝加哥。在接见250多位侨胞时，朱总理表示他访美目标已完成一半，中国入世希望大增，他的感觉很愉快。当晚，伊利诺伊州州长乔治·瑞安夫妇和芝加哥市市长戴利夫妇举行盛大宴会，欢迎朱总理到访，当地政界、商界代表约300人出席。第二天，朱总理继续在芝加哥访问。朱总理心情很快乐，他把芝加哥比作中国的上海，欢迎美国朋友去上海访问，那里出了“江泽民主席”。他还说，他宁愿当市长，以前头发浓密，当总理后头发稀疏了。当天上午，朱总理一行参观了已有80年历史、目前为世界第二大农产品交易所的芝加哥商品交易所，并在交易所董事长艾登陪同下，主持了当天的开盘仪式。朱总理还会见了世界上最大的建筑机械设备生产商卡特彼勒公司首席执行官巴顿及其他5家大公司负责人，出席了中部地区70多家大跨国公司负责人主办的小型招待会。中午，在促进国际商业合作方面最具影响的机构——美国中部委员会举行了有上千人出席的宴会，热烈欢迎朱总理到访。美商务部长威廉·戴利、伊利诺伊州副州长科琳·伍德和芝加哥市市长戴利在宴会上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朱总理在讲话中首先感谢美国中部委员会为促进中美关系做了大量工作。朱总理说他已三次来芝加哥，此地有发达的工业、农业、电信产业和金融业，与中国发展经贸合作有很好条件，摩托罗拉公司就是明显例证。当晚，朱总理一行离开芝加哥前往纽约访问^[186]。

4月13日是“美好日”。13日，朱总理应邀分别出席了美国新闻界和金融界为他举行的早餐会和午餐会，美国近20家重要新闻媒体和10多家金融机构负责人出席。分别主持两餐会的时代华纳公司总裁莱文和摩根·斯坦利公司董事长麦克都对朱总理来访表示热烈欢迎。他们为能与朱总理就有关问题交换意见感到荣幸，并希望进一步加强双方交流与理解，以推动美中关系发展，使下一个世纪成为人类美好的时代。接着，朱总理参观了华尔街上的纳斯达克证券交易所，并为交易所题词：“科技与金融的纽带，运气和成功的摇篮”。中午朱总理出席了美国银行家协会举办的午宴，下午接受了CNN的专访。当晚，朱总理出席了由纽约经济俱乐部、美中贸易委员会和中国在美商会等团体举行的晚餐会，朱总理对1 500余人士发表演讲，就中美关系、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和中美贸易等问题阐述中国的立场。经济俱乐部主席威廉·麦克多诺在致词中说，中国应在世界舞台上发挥重要作用，美国商界愿意通过扩大贸易和在华投资，积极发展与中国的经贸合作。朱总理在答词中说，发展中美友好合作关系不仅有利于中美两国人民，而且有利于世界的和平与合作。尽管中美关系出现过一些波折，现在也遇到了一些困难，但这些在中美交往的历史长河中不过是小小的插曲。我们希望并相信中美关系能排除干扰，不断前进。朱总理再次重申，所谓的“中国威胁论”是毫无根据的，“中国威胁论”应当改为“中国机遇论”。中美应该是合作的伙伴^[187]。

4月14日是“受益日”。14日上午，朱总理抵达波士顿市访问，马萨诸塞州州长切卢奇、波士顿市市长麦尼诺及波士顿地区工商界为欢迎朱总理访问举行盛大午宴，宾主共祝中美关系不断健康发展。此前，朱总理在美国麻省理工学院以中美关系和经贸逆差为主题脱稿发表了精辟、生动、有理有据的演讲，谈笑风生，娓娓道来，给在场的1 200多名听众留下了深刻印象。朱总理说：“中美关系的历史是一部风风雨雨的历史，但是，我想中美友好合作关系是符合两国人民利益的，是符合世界人民利益的，也是美国的共和党和民主党的两党一致的政策，也是中国三代领导人的一致坚持的政策。今天，当中美关系出现某些困难和问题的时候，我愿意到这个地方来，就中美关系的问题给美国人民消一消气。怎么叫消气呢？就是我要来说明真相，说明事实，取得我们双方的共识。”他还充满希望地说：“我们坚信，当前中美关系中的困难和问题只是中美友好合作关系的长河中间的一个小小的插曲。这种困难和问题就像一片乌云即将过去，而灿烂的太阳即将到来，让我们共同为此而奋斗。”^[188]演讲后，朱总理饶有兴趣地回答了关于人权、科教兴国和男女平等的三个问题。朱总理到波士顿时，我正巧在哈佛大学访问，那天，我见了几位哈佛大学和麻省理工大学的朋友。他们告诉我，朱总理在MIT作了一个非常精彩的演讲，讲了贸易逆差的问题，非常有说服力。他们说从来没有听到这样一次具有说服力的讲话。处理好贸易逆差，不仅有利于中国人民，也有利于美国人民。如果不买我们中国的东西的话，美国老百姓要多花200多亿美元。使人感动的是朱总理在波士顿市区参加午餐会，离他去加拿大的时间已经晚了一个半小时了。当时陪同访问的外交部的官员很紧张，加拿大的州长已在机场等了。但是，朱总理仍然坚持一定要去看望哈佛大学的教授。我见了几个参加了朱总理接见的教授，他们非常感动。他们说，朱总理真是具有魅力，你跟他在一起，你会打心底里喜欢他。朱总理见了23位哈佛大学教授。我跟我的朋友理查德·库珀教授谈了几个小时。库珀教授对朱总理的访问给予高度的评价，他说，朱总理访美是江泽民访美的继续，他俩以大手笔一起写下了中美关系的新篇章。江主席访美是重建中美关系，搭建21世纪中美关系的新框架；朱总理访问则是加砖添瓦，在中美关系处于低潮时重振关系，注入实质性内容，具有特殊意义。江主席和朱总理的访美，交相辉映，给美国人民留下了深刻又生动的印象。我提出，朱总理访美达到了“重点突破，巩固成果、缓解气氛、稳定关系”的目的，库珀教授表示同意。

4月15日，朱总理一行抵达渥太华对加拿大进行正式访问。在渥太华，朱总理亲切接见了当地的华侨和留学生代表。在半个多小时接见过程中，朱总理透露了关于他与克林顿总统会谈中国入世协议的幕后故事：4月13日下午，克林顿打电话给正在纽约访问的朱总理。克林顿建议，与朱总理再发表一个联合声明，重申美国将支持中国在1999年加入世贸组织，中美两国将尽快恢复关于中国入世的谈判。朱总理表示，在5天之内发表三个“联合声明”，太多了吧。克林顿还建议，两国的贸易代表立即恢复谈判，在朱总理去加拿大访问时中国谈判代表留在美国，在朱总理回国前就达成协议；当然也可以等朱总理回国以后再安排。朱总理选择了后者^[189]。在朱总理到波士顿后克林顿总统打来第二个电话，提出希望在朱总理离开美国之前签协议。克林顿反反复复，朱总理反而倒慎重地考虑了。所以当克林顿问，是你离开美国之前签，还是回北京以后签？朱总理回答，等我回北京以后再说。双方再次商定，4月底之前，中美就世界贸易组织问题在北京继续谈判。4月22日，重启谈判，未获成果。双方商议，5月中旬再谈。

然而，“天有不测风云”。5月8日，星期六。在以美国为首的“北约”对南斯拉夫的狂轰滥炸中，中国驻贝尔格莱德大使馆被美国导弹击中，酿成重大悲剧，使中美关系再次陷入危机，朱总理与克林顿总统商定的中国入世的谈判也被迫中断，形势严峻，关系骤紧，中美关系向何处去？

三

对中美关系来讲，1999年也是悲壮的一年，“是极不平凡，甚至是惊心动魄的一年”。“5·8炸馆”事件使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感到极大的震撼和无比的愤怒。我国政府立即发表了严正声明，对以美国为首的“北约”的罪行表示了最强烈的抗议和愤慨。声明指出，以美国为首的“北约”必须对此承担全部责任，中国政府保留采取进一步措施的权利^[190]。

5月8日那天，我刚结束美国的“海上大学”的讲课任务回到学校。得知，从当天下午开始，国内主要大城市都爆发了大学生的示威抗议游行，复旦大学也有近万名学生在上海市区愤怒抗议美国的“炸馆”暴行。傍晚时分，我接到校党委秦绍德书记电话，告之复旦大学第二天在校园举行声讨大会，要我代表教师发言。复旦大学声讨美国暴行大会5月9日在相辉堂举行，会场上群情激昂，反对美国暴行、反对美国霸权的口号声此起彼伏，震耳欲聋。我坐在主席台上，受到极大的感染，我第四个发言，发言内容大致如下：

“老师们，同志们：

当以美国为首的‘北约’公然用巡航导弹袭击我国驻南斯拉夫大使馆的消息传来，我和大家一样，感到无比的震惊和愤怒。‘炸馆’事件是对我国主权粗暴的侵犯，是对联合国宪章的公开挑衅。我代表全校教师表示：坚决支持我国政府的严正声明，对美国为首的‘北约’犯下的暴行提出强烈的抗议。

美国竟然以人道主义为由，对一个主权国家实施45天的狂轰滥炸，造成数万名难民、无数的伤亡和1 000亿美元的损失。这难道是人道吗？不，是十足的霸道！这难道是尊重人权吗？不，是十足的霸权！如今，美国变本加厉，倒行逆施，袭击我国使馆，理所当然遭到中国人民的抗议和反对。这一事件再次证明，冷战后国际关系出现动荡不安，其主要根源是美国的强权政治和霸权行径。

自1997年以来，经过两国首脑互访和最近朱总理访美，中美关系有了很大的改善。但美国的导弹炸毁了这一改善的形势，使中美关系出现逆转。美国从制造反华噪音到干涉内政到轰炸使馆，是可忍孰不可忍！这一事件使我们清醒地认识到，改善中美关系主要的障碍在美国，改善关系充满着尖锐复杂的斗争。

不久前，我在美国的‘海上大学’讲课，5月8日‘炸馆’事件的消息传来时，‘海上大学’的船正驶进上海吴淞港口。船上的美国师生也关心此事，也感到震惊和难过。一位美国老师对我说：‘原以为美国最讲人权，帮助南斯拉夫制止种族屠杀，现在明白了，美国是为了霸权，炸了中国使馆，欠了中国人民的债，你们表示愤怒抗议是对的，我们站在你们一边。’听后，我很感动。我相信，美国倒行逆施，是不得人心的，越来越多的世界各国人民，包括美国人民将看清美国的霸权主义面目，团结起来，反对战争、维护和平。反对强权！反对霸权！和平必胜！和平万岁！”

5月9日傍晚，胡锦涛副主席向全国发表了电视讲话，指出这一事件是违背国际法和国际关系准则的罪恶行径。他充分肯定了中国人民特别是青年学生对这一野蛮事件表现出来的极大的义愤和强烈的爱国热情，坚决支持、依法保护一切符合法律规定的抗议行动，并充分地表达了中国人民继续坚持和平外交政策，坚持反对霸权，坚持改革开放的坚强决心^[191]。5月10日，江泽民主席和叶利钦总统通了电话。江主席说，5月8日事件是一种极其野蛮的行为，以美国为首的“北约”必须对这一事件负全部责任，否则中国人民不会答应。同一天，外交部长唐家璇向以美国为首的“北约”提出四项要求，即向中国人民、中国政府及受难者家属作正式公开的道歉，全面调查这一事件，迅速公开事件调查结果和严惩肇事者。同一天，外交部又宣布中国采取的三项坚决措施，即“两推迟一中止”——推迟中美两国高层的军事交流，推迟中美在不扩散、军备控制和国际安全方面的谈判，中止中美的人权对话^[192]。5月11日，江泽民主席和朱镕基总理分别会见了俄罗斯特使切尔诺梅尔金。江主席说，“北约”必须按照中国的严正要求做出交代，江主席号召全国人民以实际行动回击以美国为首的“北约”军队的暴行。朱总理说，这一暴行严重侵犯了中国主权，侮辱了中国人民的尊严。朱总理强调必须认真调查，严惩策划者和肇事者。两位领导人同时呼吁立即停止对南斯拉夫的空袭，通过政治解决的办法来解决南斯拉夫危机^[193]。5月12日三位烈士的骨灰回到祖国的怀抱，党和国家领导人到新华社和光明日报社沉痛哀悼三位烈士，这种情景催人泪下。5月13日，北京召开大会，场面动人，江主席在讲话中全面阐述对南斯拉夫问题和对5月8日事件的严正立场，深刻地分析了当前的形势，表达了全国人民的心愿，再次宣布中国将把改革开放的事业推进到21世纪。江泽民主席说：“世界潮流浩浩汤汤，顺之者生，逆之者亡。一切爱好和平、维护正义的国家和人民，应该团结起来，为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推动建立公正合理的国际新秩序而共同奋斗！”^[194]这段话给了我们无比的激励和力量。

5月14日，上海市教委组织了一场报告会，就科索沃危机、“炸馆”事件和中美关系向全市大学生作宣讲。任务交给了我，我花了几天时间准备，但仍有匆匆上场的感觉。报告会由时任市教委主任的王荣华同志主持，主席台上就座的还有复旦大学党委书记秦绍德。整个过程由上海电视台和上海教育电视台进行实况转播。我是这样开始宣讲的：

“各位领导、各位老师、各位同学：

1999年5月8日已经悲壮地写入了史册。那天，一个令人震惊的消息传来，以美国为首的‘北约’悍然用导弹袭击了我驻南斯拉夫大使馆，造成了重大伤亡和严重后果，这是以美国为首的‘北约’对联合国宪章的公然破坏，是对1961年签订的、1964年生效的保护驻外领事馆不受侵犯的维也纳公约的肆意践踏，是对我国主权的粗暴侵犯，是国际关系史上的一个悲剧性事件。

在这举国悲愤，众志成城的日子里，在这一场捍卫主权反对强权的关键时刻，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旗帜鲜明，立场坚定，对‘5·8’事件迅速果断地采取了措施，表达了中国人民的严正立场和要求，党和国家的最高领导人和我们在一起，和我们心连心。

在‘5·8’事件发生以后，以美国为首的‘北约’国家开始作了一些道歉，5月12日，它们这些国家的使领馆也降下半旗，应该说这是一个开始。5月8日，克林顿总统表示道歉，说这一事件是一个悲剧性的错误，但是他在道歉时仍然说对南斯拉夫的空袭是必要的。同一天美国国务院也作出所谓的道歉，说这一事件是一个偶发性的事件。5月9日美国国防部部长科恩和中央情报局长特纳特在所谓的联合声明里面，只承认5月8日事件是一个错误，说是误炸，他们以为那个地方不是中国大使馆，是南斯拉夫的一个弹药的供应和采购中心。为什么发生这一事件呢？他们说是错误的情报造成的。这个很短的联合声明最后说，对南斯拉夫的空袭仍然要继续和加强下去。5月10日，美国国防部长科恩再次做所谓的道歉，但他仍然说要继续空袭。当记者问他：怎么会犯那么大的错误？他说他们用的地图是1992年的，这个地图1997年、1998年修改过两次，但遗憾的是中国大使馆的地址没有修改过来。他们以为中国大使馆还在贝尔格莱德的老区，所以认为新区那个地方是南斯拉夫的一个军事目标。在回答记者另一个问题时，他说战斗中这种偶发事件是会发生的。如此轻描淡写，令人气愤！而且他吹嘘美国为首的‘北约’集团45天以来对南斯拉夫进行了4 036次空袭，只有12次是误炸。所以是偶然的，而不是故意的。记者问谁应该负责任呢？科恩竟然说，是一架美国飞机。态度确实令人气愤！5月10日，克林顿再次做了道歉，但并无什么新意。今天传来一个消息，克林顿总统邀请李肇星大使去白宫，他在吊唁本上留了言：‘对死者表示深切哀悼，并对其家属和中国人民表示真诚的歉意。’态度似乎有些好转，同时传来江泽民主席同意同他通话的消息。今天上午美国研究中心正在举办一个国际会议《面向21世界的亚太地区安全》。与会的一些美国资深的中国问题专家对死难的中国烈士表示哀悼，表示抱歉。但美国驻上海总领事薄瑞光先生仍说，这是误炸，这是误会。我当即给予反驳，我说这绝不是一个误会问题，而是原则问题，是捍卫主权、反对霸权的原则性问题。薄瑞光5月10日下午曾主动提出找我们4位学者谈话。他认为这是一个偶发性事件，对5月8日事件的动机、性质，他们避重就轻，说只是误炸，而不是暴行，只是情报有误或军事技术上出现了差错。在认识5月8日事件的目的、动机、性质上，双方存在着很大的差距。迄今为止美国的道歉不深刻、调查不彻底、事实不清楚、性质不准确、态度不端正，我们不满意！我们强烈要求以美国为首的‘北约’彻底调查这一件事件，作出全面的交代，无条件地做到我国政府提出的四项严正要求，为此承担全部责任，严惩策划者和肇事者，否则我们中国人民是决不答应的！”

我的宣讲报告第一部分是“从科索沃危机和5月8日事件看当前国际形势和反霸斗争”。我说：

“冷战结束后，国际关系出现了历史性的转折和变革。邓小平同志很早就提出我们将迎来一个和平和发展的时代，江泽民同志在党的十五大报告中提出要和平、求合作、促发展是当前时代的主流。在昨天的讲话中，江主席再次提出，人类处在维持世界和平、促进全面发展的关键时刻，世界潮流浩浩汤汤，顺之则昌，逆之则亡。我相信，我们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是顺着这个潮流向前的。而搞霸权搞强权的国家逆潮流而动，它们是不得人心的。随着冷战的结束，全球的军事对抗消失了，两极消失了，开始出现了多极化趋势。应该说全球局势开始缓和，但是最近几年来，局部地区出现非常紧张的态势，地区冲突越来越频繁和复杂，天下并不太平。据统计，去年以来，世界上发生38次地区冲突，而12次是新发生的。去年以来，国际安全和国际经济出现了双重动荡。一年来，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首先对伊拉克动武，去年1月22日，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出动3艘航空母舰，400多架战机，30 000多军队，以武器核查为由对伊拉克动武。去年2月28日，科索沃危机升级，这一年多来，美国不断以武力相威胁，在今年3月24日发动了空袭。去年5月11日，印度试验核武器，巴基斯坦也试验核武器，今年这两个国家又进行导弹试验竞赛。透过南亚地区的核试验和导弹试验背后，我们可以看到美国长期以来在南亚地区播种了不和的种子，这是争夺这个地区的势力范围以及它的霸权主义所导致的后果。在朝鲜半岛问题上，去年以来，美国不断对朝鲜施加压力，企图在朝鲜半岛制造另一个科索沃危机。去年美国还以反对恐怖主义为由对阿富汗、苏丹发射了巡航导弹，这在外交史上也是绝无仅有的。种种事例说明美国的强权政治暴露得十分充分。在种族民族矛盾、宗教冲突、边境纠纷的后面是美国的霸权和强权在肆虐，在作祟，在膨胀！3月24日，美国为首的‘北约’空袭南斯拉夫以前，克林顿总统和叶利钦总统通了电话，当他知道了俄罗斯的底牌以后，就绕过联合国，不和联合国常任理事国的中国打招呼，就对一个主权国家进行赤裸裸的军事干涉。在50多天的狂轰滥炸中造成无数平民的伤亡，数十万难民流离失所，处境悲惨。造成南斯拉夫1 000多亿美元的损失，南斯拉夫经济倒退了10—20年。美国口口声声说是对南斯拉夫讲人道，但实质是搞霸道，口口声声是讲人权，实际上是在搞强权。正如江主席所说的那样，这是美国彻头彻尾的霸权主义，是典型的炮舰政策。美国为首的‘北约’不仅破坏了巴尔干的和平，也搞得整个世界不得安宁。我觉得江主席的这段话讲得非常深刻。‘炸馆’事件是以美国为首的‘北约’对南斯拉夫战争的升级，是对中国主权的严重挑衅，是美国霸权主义的又一暴露。

关于如何认识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问题，我想在这里谈几点看法：

1．冷战以后，美国的霸权思想和价值标准有所抬头，它既搞冷战，又搞‘热战’。朱镕基总理说霸权主义的价值观和强权政治的逻辑已发展到了何等严重的程度，你不赞成使用武力，那就用武力对付你了。前几年，我们觉得战争离我们很远。5月8日事件把我们和战争拉近了。霸权就意味着干涉，霸权就意味着侵犯，霸权就意味着战争！因此，我认为，冷战以后的国际局势动荡不安的主要根源就是强权政治和霸权行径。为了维护世界的和平和稳定，为了反对侵略和战争，我们必须要把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的斗争进行下去。

2．美国凭借其势力和地位，不可一世，自封是世界领导者。它拼命鼓吹冷战结束以后出现了一个单极世界，唯美独尊，它们还鼓吹美国利益全球化，全球问题美国化。美国GDP占全世界的27．6%，海外投资占全世界的三分之一，对外贸易占世界贸易的二分之一，在37个高科技领域居领先地位，所以它的‘软实力’和‘硬实力’都是世界上最强的。这些美国人民创造的‘软实力’和‘硬实力’被具有严重冷战思维和强权价值观的统治者和决策者用于霸权的目的，这是一个值得深思的国际现象。同时我们还要注意到美国在鼓吹单极世界的同时，逐渐地把‘北约’这些国家绑上霸权主义的战车。它搞‘北约’东扩的真实目的现在进一步暴露，就是维持冷战以后的领导地位和霸权政治。所谓的剩下的一个超级大国、三大经济中心、西方七国，它主张以“一、三、七”格局来主宰这个世界。而且它的手法往往是以武器核查、反对恐怖、经济援助、保护人权来推行它的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

3．中国坚持独立和平的外交政策。1997年我们完成震惊世界的三件大事：香港顺利回归、党的十五大胜利召开、江主席成功访美。我们对国际秩序提出了鲜明的立场。由20世纪50年代的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平等互利和和平共处这五项原则发展到新的五项原则——尊重主权领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和平方式解决国际争端，反对战争；各国主权平等；尊重各国国情，求同存异；互利合作、共同发展。我们这些主张、政策和原则得到了越来越多的国家人民的理解和赞赏。但是，以美国为首的‘北约’对中国为世界和平和新秩序所作出的努力是不高兴的。在很多重大国际问题上分歧越来越严重。它们把中国视为推行新的霸权主义的障碍。美国有人前一段时间提出了民主和平论、文明冲突论、‘中国威胁’论，把矛头直接指向中国。我认为这是一个非常严重的信号。

4．中国反对战争，热爱和平。我们中国人民是热爱和平、反对战争的人民。我们在推进和平与发展两个总的方向前提下，坚持两个基本点，按照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改善与大国的关系，同时我们加强与第三世界国家的团结和合作。在冷战结束后的这段时间里，中国在同大国建立伙伴关系方面作出了自己的努力，我们认为伙伴关系应该是一种互不对抗、互不结盟、加强合作的关系。但是现在事实证明，以美国为首的‘北约’国家在和我们谈伙伴关系过程中是言行不一的；改善大国关系，建立伙伴关系的主要障碍在美国方面。因此，我们认为，建立伙伴关系，发展合作，稳定国际关系的过程是充满了斗争的过程。另一方面在今年人大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朱总理特别强调要改善和加强与第三世界国家的关系，这是我国外交政策的重点。我看到以后非常振奋。比较长的一段时间我们没有把和第三世界国家的团结和合作提到如此重要的战略高度。因此，加强与第三世界国家的合作是在世界上反对霸权、反对强权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任务。我们中国人民是热爱和平坚持正义的。在科索沃危机升级、‘5·8’事件发生的动荡时刻，我们重申我国的和平外交政策具有突出的重要意义。我们愿意和世界各国人民一起相互支持，加强合作、反对霸权、维护和平，为人类的进步事业作出我们的贡献。”

我的报告第二部分讲的是“从科索沃危机和‘炸馆’事件看中美关系走向”。我继续说：

“自1997年来，经过两国元首的互访和最近朱总理的访美，中美两国确定了建设性战略性伙伴关系的目标，中美进入了一个很重要的新的发展时期。中美关系的改善与发展是符合两国根本利益的，是符合世界和平稳定和需要的。但是在科索沃危机以及发生了5月8日的悲剧性事件以后，我们深深感到以美国为首的‘北约’国家的霸权行径违背中美确立的这一战略目标，损害了中美关系发展的利益基础，造成严重的影响，美国驻华大使尚慕杰5月11日也说，这场危机的重大悲剧之一是破坏了朱总理上月访美所赢得的中美关系发展势头。中美关系再一次面临严峻的挑战，中美关系出现新的危机。

中美关系自1972年实现正常化以来，充满了曲折和反复。中美关系是一种兼有合作和冲突、困难和机遇的关系。而且似乎有一种规律可循，好像是10年来一次大波动。1979—1989年应该说是一段比较平稳的发展时期，但是1989年就出现了严重的困难。苏联解体以后，中美关系的战略基础开始受到严重削弱，原有对付苏联威胁的战略基础受到削弱，再加之‘六四事件’，美国利用所谓‘民运分子’企图颠覆我国的社会主义制度，中美关系急剧恶化。当时有邓小平同志掌舵，在危急时刻，他高瞻远瞩，挺身而出，力挽狂澜。以江主席为核心的党中央，采取一系列的措施，把出现严重困难的中美关系引入到正常的轨道。我们经历1989—1994年的人权斗争，经历了1995—1996年的台湾问题的斗争，终于使得中美关系出现了改善的势头，这是邓小平同志提出、江主席概括的‘增加信任，减少麻烦，加强合作，不搞对抗’对美方针的重大胜利。在中美关系史上出现了新的转折点，留下了一个新的里程碑。1997年，江泽民主席成功访美，第二年，克林顿访问中国也很成功，中美关系应该说发展得比较好。但是少数的反华势力不愿意看到中美关系出现如此好的局面，从去年底到今年初在美国掀起了‘反华噪音’和‘反华浪潮’。去年至今我6次访美，可以说是亲眼目睹、亲身体会了他们是如何掀起‘反华浪潮’的。除了‘中国威胁论’之外，中美在一些重大国际问题上如科索沃问题、南斯拉夫问题、朝鲜半岛问题、伊拉克问题、南亚问题、南中国海问题、美日安保条约指针重定问题等等出现了一系列分歧。在这种情况下，中央仍然从长远、从全局、从战略高度看待中美关系，希望中美关系能够通过对话，求同存异，进一步改善。正是出于这一考虑，中央决定朱总理仍然按原计划访问美国。朱总理这次访问非常成功，制止了中美关系下滑的势头，缓解了美国国内的‘反华情绪’，而且稳定了面临困难的中美关系。我把它概括为：重点突破、巩固成果、化解气氛、稳定关系。在世界贸易组织谈判上取得了突破，把江主席和克林顿互访取得的成果加以巩固，在很大程度上化解了‘反华噪音’和不利气氛，使得中美关系在困难时刻得到了稳定。朱总理的坦荡务实、机智幽默与他的人格魅力和外交风范给美国人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深入到美国民众之中，他的言行打动了美国人民的心，他的访问还深入到美国的心脏地带。这些都是美国舆论的评价。

我这几天考虑的一个观点是十年一次（1989年6月到1999年5月）出现一个大波折。另一个观点是危机是可以克服的。1989年中美关系出现严重困难时，有1979到1989年10年的发展为基础，从而走出了困境。这一次尽管出现了大的波动，面临考验、出现危机，但是有江主席1997年对美国的成功访问，把中美关系带入到一个新的稳定发展时期，还有朱总理成功访美取得的重大成果，所以，这次中美之间的危机是可以克服的。但是，要经过斗争，才能一步一步把中美关系推进到一个新的发展阶段，把一个良好的、稳定的、健康的中美关系带入21世纪。

在增强我们信心的同时，关于‘炸馆’事件对中美关系带来的消极影响，我们也不能忽视。我觉得，特别是涉及两国安全合作的问题，可能会出现比较严重的倒退。我们向美国提出的三项措施当中有两条就涉及中美两国之间的安全问题，另一条是涉及人权对话。所以在两国的安全合作交流、人权对话问题上，现在已经受到明显的消极影响。在这个情况之下，我们还是应该有坚定的原则性，不屈服于压力，坚持要求美国政府按照我们提出的四项要求来做到，而且这三条措施要进行下去。这是我们在目前形势下，处理中美关系的原则性的集中体现。另外，在WTO问题上，现在也出现一些新的情况，我们要有思想准备。不管怎样，我们既要学会在正常的情况下和美国打交道，又要学会在危机的时刻和美国打交道。我们要善于合作，也要敢于斗争。我们应该根据中美之间的三个联合公报，来处理中美关系的重大分歧问题。在目前，只有美国满足了我国政府的严正要求，妥善处理5月8日的悲惨事件，严惩肇事者、策划者，对这个事件负全部的责任，向中国、中国人民作出彻底的交代，这样，我们才能够在目前的困难形势下，防止中美关系倒退，使得中美关系能渡过目前这个危机的局面，重新走上改善、发展的轨道。我们重视中美关系，但是我们不能放弃原则。我们应该在反对霸权和强权的斗争中，和美国寻求合作，发展关系。”

我宣讲的最后部分是“‘炸馆’事件与我们的关系”。我说：

“这几天，我每天都收到了很多美国朋友给我发来的电子邮件和寄来的有关材料。有一个朋友说，首先，我想说，我对大使馆被炸感到震惊，不管你关于科索沃形势感觉什么样子，美国都是没有理由的，没有道理的。另外一位朋友说，对中国大使馆的轰炸的本身就是一种战争的行为，反映了美国政府和有关的人这种两面派，他们的企图，一是通过这个事件使得‘北约’和中国对立起来，另外一个就是幕后的那些人企图通过这个事件把克林顿总统再次带入到麻烦之中去，使得克林顿政府和中国处于新的对抗，达到他们破坏中美关系的目的，把中美合作关系拉向倒退。还有一位朋友说，正如你们很多人所知道的，我是不支持美国的政策的，我也不支持北大西洋集团对南斯拉夫的行动，我现在所关心的是，所谓的人道主义干涉结果导致了什么，导致了不仅是对南斯拉夫人民的人权的灾难，而且现在也对中国的无辜的老百姓造成了人权灾难。还有一位朋友说，对贝尔格莱德中国大使馆所发生的事件感到震惊和悲痛，他说他可以完全理解中国人民对这件事情所表现出来的无比愤慨。还有一位朋友说，他对大使馆被炸的事情也感到非常难过，他感到他和中国人民有了更密切的联系，他的心和中国人民的心是在一起的。这是一位很资深的教授，他说他的一生当中看到了很多次战争，每次战争都给他的灵魂留下了伤痕，深深的伤痕。他说，他感觉到现在这个时候，应该是我们加强我们两国关系的时候，而我们不要被这些事件来削弱了我们的友好关系。这些电子邮件，我看了以后非常感动。所以美国人民是好的，美国的青年学生和我们的青年一样，是心心相通的。经过这个事件他们获得了觉醒，他们受到了教训，他们也是和我们一样，反对战争，反对流血，反对干涉，反对霸权。所以我们应该把决策层里边和我们友好的一般的成员和人士与5月8日事件的策划者和肇事者区分开来。

在这个悲愤的一个星期里，我们党和国家的领导人，多次地、反复地充分肯定了我们青年学生所表现出来的爱国热情。我觉得我们在这个非常时期，确实应该要理智地思考。非常时期需要理智的思考，要防止过激行动，防止被坏人利用。大家知道，成都的美国总领事的住宅就被烧掉了，美国驻北京的大使馆也被破坏得很厉害，但是我从权威人士那里得知，冲美国驻华大使馆和领馆的人大部分不是我们学生，而是混在学生队伍中的身份不明的那些人。所以，我们要提高警惕，我们抗议、谴责以美国为首的‘北约’集团藐视和践踏维也纳国际关系准则，那么我们就不应该以任何过激的行为，去违背这些国际关系的基本准则。我们应该从大局出发，维护社会秩序和稳定，我们上海的师生们，我们年轻学生们都应该在各级党组织的领导下认真学习江泽民主席昨天的讲话以及其他几个场合的讲话，学习胡锦涛副主席代表中央所作的电视广播讲话，学习我们的政府声明，和中央保持一致，做维护大局、维护稳定、努力学习、努力工作、团结一致的模范，和世界各国人民包括美国人民一起，反对强权，反对战争，发展和平，维护和平。要反对霸权，维护和平，很重要的就是要增强我们国家的国力，增强我们的经济实力，增强我们的军事实力，增强我们全国人民的凝聚力。我觉得这是我们在这个十分悲愤的这个星期里面所得到的又一个深刻的教育。

我们国家经过20年的改革开放，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我们都为我们20年的改革开放取得伟大成就感到骄傲。我们的面前展现了光明的前景，我们将迎来一个大有作为的新时代。但是，‘炸馆’事件的发生，冷战后世界出现的动荡，向我们提出了严峻的挑战。我们只有推动改革开放，摆脱贫困，实现现代化，增强我们的国力，才能够对世界稳定和和平作出我们更大的贡献。我刚才讲了，尽管我们是取得了伟大的成绩，中国的GDP差不多是以9%的速度在发展，世界上找不到任何一个国家，这20年有了这么大的变化，但是我们底子太薄了，我们国家一穷二白的面貌并没有得到彻底的改变。我们的GDP的总值一万亿美元不到，而美国有7．6万亿美元。我们的人均年收入，根据世界银行的统计，只有625美元，世界上发展中国家的人均是1 080美元，发达国家是20 000美元以上。我们人均的排列是第100多位，在内地，在边远地区还在搞脱贫。我们还在搞希望工程，我们的教育还比较落后。如果我们不把教育搞好，科技搞好，把经济搞上去，那我们就不可能更有力地进行反对霸权，反对强权政治的斗争。

在这个时候我们更加要化悲痛为力量，化悲愤为动力，坚持和平与发展的方向，坚持改革与发展的路线，坚持祖国统一的目标，努力工作，努力学习，满怀信心，以我们新的实际行动、新的成绩迎接国庆50周年的到来，迎接一个充满希望的21世纪的到来！”

我在5月14日报告里提到“今天上午美国研究中心正在举办一个国际会议——‘面向21世纪的亚太地区安全’”，此事还有一个曲折的过程。复旦美国研究中心和美国夏威夷太平洋论坛联合举办亚太安全与中美关系的系列研讨会已有一段时间，这个项目的中美双方负责人吴心伯博士和拉尔夫·科萨博士十分尽心，合作默契。1995年的会议在半年多以前就定下了，但5月8日“炸馆”事件发生后怎么办？研讨会是否要取消或推迟？经双方商议，又报告有关领导后，决定如期举行。在关键时刻，显示了中方领导的深谋远虑和高瞻远瞩。美方与会者中不乏重量级的学者，除拉尔夫·科萨外，还有施伯乐、奥克森伯格、布拉德·罗伯兹、葛莱仪等，中方代表中也有不少著名学者，如楚树龙、陶文钊、张蕴岭、陈启懋、丁幸豪、俞新天、周建明等，美国研究中心则有吴心伯、沈丁立、徐以骅、刘永涛、吴莼思和我，会议还邀请了校内石源华、金光耀、吴景平、陈志敏等教授到会指导。学校领导对会议十分关心和重视，王生洪校长在开幕式上致辞，对国内外代表表示热烈欢迎，他特别提到：“为了缩小双方分歧，促进相互合作，中美两国学者和专家应该频繁接触，开展坦率而具建设性的对话。”谢希德主任因病住院，也让人转达她的问候和祝愿。秦绍德书记出席了会议结束后的晚宴，在致辞中他说，一个良好的中美关系不仅符合两国利益，而且也有利于亚太地区的和平与稳定。希望中美关系尽快渡过危机，回到健康发展的正常轨道上来。美方代表普遍反映，来复旦时还满怀狐疑和忧虑，担心这次会议会变成对美国的声讨会议。但这些担心和不安都已消除。会议开始后，美国代表主动就“炸馆”事件表示道歉，对无辜的牺牲者表示哀悼。中方代表并没有过多地过分地过激地谴责此事，只是态度鲜明地阐述了我国政府的原则立场。美国代表表示，对中方代表能以冷静、积极、务实、顾全大局、着眼长远的态度与他们一起共同探讨亚洲安全的一些重大问题感到十分钦佩。吴心伯博士在会议的小结报告中写得好：“复旦大学在中美关系的严峻时刻成功地召开这次会议，体现了中国方面着眼于中美关系的长远发展，致力于促进亚洲和平与繁荣的负责任的姿态，从而不仅赢得了美国学者对中国政府在‘北约’轰炸南联盟和袭击中国大使馆问题上的立场的同情，而且也增进了他们对中国的好感。这次会议是民间外交的一次成功尝试。”

与此同时，在中国，对美国霸权主义的揭露、批判、谴责还在升温，尤其突出的是《人民日报》观察员从5月份起连续发表了3篇重要文章：《是人道主义，还是霸权主义》（5月17日），《论美国霸权主义的新发展》（5月31日）、《奉劝当今霸权主义照一照历史这面镜子》（6月22日）。文章指出：“美国的这些暴行，充分暴露了霸权主义的凶恶面目和帝国主义的侵略本性。”^[195]文章把当今霸权主义种种行径同昔日纳粹德国相对照，看一看两者之间是否有许多惊人的相似之处：第一，唯我独尊的心态及称霸的野心如出一辙。第二，大肆增加军费，扩充军备的规模有过之而无不及。第三，以反共意识形态为旗号结成军事同盟，侵犯别国领土主权的做法并无二致。第四，以军事同盟取代全球性国际组织的倾向无独有偶。第五，全球扩张的战略重点及战略方向基本相同。第六，利用别国内部民族矛盾，肢解别国领土和侵犯别国主权的手段极其相似。第七，利用先进技术屠杀和平居民，其野蛮程度并不逊色。第八，明目张胆破坏国际法的侵略行径没有差别。文章强调，“美国霸权主义如果一意孤行，蛮干下去，必然要重蹈当年老殖民主义和法西斯主义的覆辙，逃脱不了历史、正义和法律的审判”^[196]。

复旦大学校领导秦绍德教授（右二）和美国研究中心的沈丁立教授（左一）、吴心伯教授（左二）、本书作者（右一）与奥克森伯格教授的合影

四

6月25日，克林顿总统在记者招待会上说：“我既感到惊讶又觉得心碎的是，由于地图的错误炸了中国使馆。那真是让我感到吃惊的。我简直想象不出来，我们的制度会允许这样的错误发生。那是这场战争最使我感到意外的事……我为轰炸大使馆感到极端抱歉。”^[197]就在克林顿总统再次对“炸馆”事件表示道歉后，美国负责东亚及太平洋事务的助理国务卿陆士达5月27日在参议院外交委员会上讲话时说，5月8日“炸馆”事件是“一个可怕的事故”、“一个悲剧性错误”，一个“令我们自己难过但又无法逆转的错误”，在中美关系处于低谷时，“决心走过我们与中国关系中的这一困难时期”。他还说：“美中关系过去曾经历过困难的时期并且克服了它们，美国决心再一次这样做。”^[198]

5月21日，白宫宣布美国政府将派特使到北京通报“五八”误炸调查情况。5月26日，中国政府予以拒绝。但到6月中旬，中方还是同意美国派特使来。6月16日，美国总统特使、副国务卿皮克林在北京向中方通报了美国政府对“北约”袭击中国驻南联盟大使馆事件的调查结果。外交部部长唐家璇和副部长杨洁篪分别与美国特使进行了会见和会谈。皮克林说，美国总统和政府就使馆被炸事件向中国政府和人民作了道歉，美方认识到再多的解释也不能弥补死伤人员及其亲人所遭受的悲剧。美方的调查表明，中国大使馆被炸是一起由美国政府一些部门一系列失误所导致的“悲剧性误炸”事件，美国有关部门主要有三个重大失误：一是使用了陆军野战时确定目标的方法造成目标定位失误。二是数据库未及时更新；三是审查程序未能纠正上述两项事务。皮克林还说，目前中情局和国防部仍在继续进行调查，迄今未对导致这次错误的责任问题作出结论，中方明确指出，美方这些解释缺乏有支持力的事实依据和逻辑的合理性，根本不能自圆其说，“误炸”的结论难以令人信服，中国政府和人民理所当然不能接受。中方表示，美国袭击中国驻南使馆构成美国违反国际法行为。中方要求美国政府承担全部赔偿责任，对中国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作出迅速、充分和有效赔偿。美方认为美国完全有责任向中方报告对此事件的调查结果，并愿解决中国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问题，愿同中方就此进行讨论。皮克林强调，克林顿总统和美国政府高度重视美中关系，将继续致力于发展两国关系。中方表示，中国政府一贯重视改善和发展中美关系，但同时，中方对发展中美关系是讲原则的，这就是中美关系的改善和发展只能建立在国际关系的基本准则，特别是相互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干涉内政的原则上。美方必须采取实际行动，妥善处理好这一事件，为两国关系重新回到正常轨道创造必要的条件和气氛^[199]。

同日，《人民日报》发表了评论员文章——“解铃还须系铃人”，文章指出“解铃还须系铃人，美国必须认识其暴行对中美关系造成的严重后果，对事件的原因作出令人信服的解释，对轰炸造成一切的损害，包括人员和财产损失迅速作出充分和有效的赔偿，并严惩肇事者。……美方能否做到这一步，我们将拭目以待。”^[200]

中美紧张关系较早缓解的迹象出现在6月27日，离任之前，美驻华大使尚慕杰接受《洛杉矶时报》记者专访时说，在他三年半任期内，美中高层领导人已“在两国之间建立了联系的桥梁。尽管由于‘北约’袭击中国使馆事件而遭到人为破坏，但这些桥梁的大多数仍完好无损”。他表示，已有迹象表明，两国政府都珍视美中关系，两国关系将很快得到修复，预计在今年下半年美中关系“将进入一个较好的时期”^[201]。而最明显的迹象是7月11日，那天，克林顿总统专程观看第三届世界杯女子足球赛的中美决赛。比赛结束后，克林顿总统对记者说，希望这场比赛有助于改善中美之间的紧张关系。这场比赛应提醒两国人民，我们需要共同建立和平的未来。接着，克林顿总统亲切地看望了中国女足球员，与她们一一握手，并合影留念。事后，克林顿总统还写信给江泽民主席，代表美国人民就中国女子足球队在本届世界杯比赛中取得优异成绩向江主席、中国人民和中国队表示祝贺。克林顿表示，我对能有机会观看中美两国球队在体现友谊和运动员的风格的优良传统下进行竞赛感到高兴。这是一场旗鼓相当的比赛。我与美国人民一道，对中国队的出色表现致敬。江泽民主席于当日复信克林顿总统。江主席在信中表示，中国人民确实为中国女子足球队的顽强拼搏精神感到骄傲。我也愿借此机会代表中国人民向你，并通过你，向美国人民和获得本届冠军的美国女子足球队表示祝贺。中美两国女子足球队充分表现出了精湛的球艺、良好的比赛风格和运动员之间的友谊。她们赢得了中美两国人民的高度赞扬^[202]。

中国学者始终关注“炸馆”事件后中美关系的走向。我的同事和挚友、复旦大学国际政治系陈明明教授虽然专业是政治学，但也对中美关系有很深的思考，在那段时间里，他写了两篇文章：“国家利益与中美关系”、“中美关系：还会有第二个春天吗”。文章探讨了中美关系“战略基础及其变化”，他认为，“在20世纪的最后一个春天，中美关系遭受重大挫折，落入低谷，但如果冲突下去，只有灾难和泥潭。”他指出，中国不寻求与美国对抗的政策，“中美关系终归要好起来才行”，中美关系的第二个春天还会到来的^[203]。上海社会科学院黄仁伟研究员5月初至8月份在斯坦福大学作客座研究，回国后在《解放日报》上发表长文“面临严峻考验的中美关系——风云际会百日访美记”文章从“‘5·8’炸馆”事件、“考克斯报告”和“台湾安全加强法”方面展开，写得真实生动。黄仁伟研究员说，从他访美期间所感受美国的世态炎凉和所听到的美国朋友的仗义执言可以看出，黑云压城之下仍有正义之声……中美关系的大趋势仍是健康光明的，但是每前进一步都是艰难曲折的，有时还要付出沉重的代价。黄仁伟研究员最后写道：“经过100多天的观察和思考，我对两国关系的前景更有信心了。对于那些倒行逆施的力量还是那句话：多行不义必自毙。而对于那些在困难曲折时与中国人民共患难的美国朋友，我们同样记着他们：高山流水知音在。”^[204]

经过1989年以来的几场危机的考验，人们似乎从中美关系的曲折过程中领悟出一个道理，“危机”应为“危险”和“机会”之意。危险本身有时难免，关键要把握机会，才能转危为安，化险为夷。1989年“六四”事件和1995年“李登辉访美”事件，是这样走过来了。1999年“炸馆”事件，也会这样吗？不久，果然机会出现了。

“炸馆”事件后，中美关系从紧张转向缓解的真正的标志性机会是1999年9月新西兰奥克兰APEC会议期间的“江克”正式会晤。克林顿总统启程前在华盛顿白宫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表示，他希望同江泽民主席的会晤将成为美中两国恢复“建设性会谈”的开始。9月11日，中美两国首脑在奥克兰再次会见。这是江泽民主席与克林顿总统之间的第八次会晤，与以往不同的是，这是“炸馆”事件发生后的第一次正式会晤，给两国领导人一次面对面对话的机会，意义不凡。事后，我曾与陪同克林顿总统参加与江主席会见的李侃如教授（时任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亚洲事务资深主任）谈起此事，他告之：奥克兰会晤给了克林顿总统向江主席当面就“炸馆”事件表示道歉的机会，交谈时态度是诚恳的，气氛是积极的。江主席赠送给克林顿四个字“登高望远”。李侃如教授说，听这四个字，就感到美中关系有希望了。当时江主席还强调说，中美应本着相互尊重、平等相待、求同存异的原则，积极寻求双方共同利益的汇合点，扩大合作，缩小分歧。中美关系的稳定和健康发展，不仅有利于中美两国，而且有利于世界。克林顿总统表示在过去6年多时间内，他一直为稳定和发展两国关系而努力。他十分希望能促使美中关系在一系列广泛领域里回到正常轨道上来^[205]。

第二天，钱其琛副总理在奥克兰会见了美国国务卿奥尔布赖特和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伯杰。钱其琛表示很高兴有机会与奥尔布赖特和伯杰再次见面。他说，近年来，中美关系有发展，也有困难，其中有些经验教训应当汲取。双方应共同努力，把中美关系推向前进。奥尔布赖特和伯杰对有机会同钱其琛会见表示非常高兴。奥尔布赖特说，美国珍视美中两国之间的广泛关系，这种关系对于美中两国来说都是极其重要的^[206]。

中美的奥克兰会晤对中美关系产生了积极的影响，其意义在于，再次使中美关系从危机中摆脱出来，重新回到正确的方向。

9月14日，美国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CSIS）在华盛顿召开“21世纪前夕的美中关系”研讨会，中美官员、美国议员以及两国专家学者数十人与会，我也旁听了这次会议的部分场次。研讨会高度评价江克的奥克兰会晤，认为是两国关系的新的转折点。美国助理国务卿帮办谢淑丽到会发言，她说：美中两国元首奥克兰会晤为两国关系的新发展奠定了基础。美中关系进入21世纪所面临的挑战，将“体现在建立起持久而又具韧性的关系架构，能在紧张时期保持关系，加强共同利益，解决共有问题，同时仍可面对双方的分歧”^[207]。美国民主党参议员马克斯·鲍卡斯说，这次美中首脑会晤是“成功的、也是负责任的”。双方没有作出不现实的承诺。这是一次实实在在的会谈，向两国在重要问题上开展实质性谈判迈出了重要一步。共和党众议员戴维·德赖尔强调，两国首脑的这次会晤是两国关系积极改善的一个标志。李肇星大使在发言中说，江泽民主席和克林顿总统的会谈是“积极的、建设性的、有益的和非常重要的”。他希望中美两国能够在这次会晤的基础上，克服存在的困难，使这一重要的、互利的双边关系回到正常的、健康发展的轨道上来^[208]。

根据江泽民主席和克林顿总统在新西兰奥克兰会晤所商定的，中美立即恢复关于中国入世问题的双边磋商。9月27日，中国外经贸部部长石广生和美国贸易代表巴尔舍夫斯基在华盛顿举行正式会谈。虽然没有出现最后突破，但谈判是有益的。那天，我正巧在华盛顿，当晚得知谈判结束，有些失望，因为谈判并没有取得突破。然而，考虑到两国关系刚经历“炸馆”事件的冲击，修补尚须时辰，不能太着急。谈判虽然没有取得最后突破，但双方进一步澄清了各自的观点，还是有益的，况且，双方已开始商议安排新一轮的谈判，仍有希望。

11月9日，美国贸易代表巴尔舍夫斯基和美国国家经济委员会主席斯帕林率领美国政府代表团抵达北京，从11月10日至15日进行了新的一轮谈判。这6天谈判的过程真是夜以继日、险情四起、艰苦卓绝，但是，在两国领导人的亲自关怀和直接参与下，双方本着互谅互让、平等协商的精神，终于取得双赢的结果。例如，在快谈不下去的时候，克林顿总统指示不要放弃与中方达成协议的希望。在谈判处在僵持的时刻，朱总理在中南海会见美国代表、鼓励双方继续谈，协议的达成已指日可待。尤其感动的是，在最后关键的时候，美国代表团已决定离京回国，谈判代表的行李已经送到机场。这时朱总理决定到谈判地点“现场办公”，解决难题。真可谓“山穷水尽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陶文钊研究员在书里是这样叙述的：“朱总理突然来到外经贸部再次会见美国代表。他对有争议的七个问题中的两项作出了让步，但认为美方应当在其他问题上让步。情况紧急，当即，巴尔舍夫斯基和斯帕林躲进一间洗手间，给克林顿总统打电话，克林顿当时正在安卡拉参加北约的首脑会议。克林顿同意了朱总理的安排。下午，谈判继续举行。3时50分，中美关于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双边协议在外经贸部签署。外经贸部部长、中方首席谈判代表石广生表示，协议的达成符合中美两国的利益，也有利于中美关系的稳定和发展。巴尔舍夫斯基说，协议的达成使中美关系有了新的‘固定装置’，使中美关系变得更加固定”^[209]。

签字仪式后，江泽民主席在中南海高兴地接见了美国代表团成员。江主席对美国客人说，几天来，你们同石广生部长为首的中方代表团就中国加入世贸组织问题进行了夜以继日的谈判。令人十分高兴的是中美双方经过共同努力最终达成了协议。江泽民对双方代表团锲而不舍的工作精神和取得的成果表示高度赞赏。他指出，“有志者，事竟成。”中美双方今天终于签署了《中美关于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双边协议》，这具有重大的现实和历史意义。他表示，这一协议的签署将有利于加快中国加入世贸组织进程，有利于促进中美经贸合作的全面发展，有利于中美关系的改善和发展，并将为世界经济的发展与繁荣注入新的动力。巴尔舍夫斯基说，在双方签署协议之前，她曾给克林顿总统打过电话。克林顿总统委托她当面向江主席表示感谢。他认为，正是由于江主席从战略的高度来看待和处理两国关于中国加入世贸组织的谈判问题才使得双方终于达成了协议。斯帕林说，美中双方本着极大的诚意达成了协议，这对双方来说都是一个好的协议，这也是一个具有历史意义的协议，必将载入美中关系发展的史册^[210]。消息传出，各方反应强烈。正在土耳其进行访问的美国总统克林顿15日发表讲话说，他对美中签署关于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双边协议表示高兴。他说，协议对美、中以及世界经济均有益。他说，在该协议基础上，他将尽全力推动美国国会批准给予中国永久正常贸易关系。

正在北京访问的联合国秘书长科菲·安南15日对中美两国就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达成双边协议表示衷心祝贺。他说，这一协议的达成表明中国在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长期艰苦的历程中向前迈出了重要的一步。对世界贸易组织来说，这也是使其更具代表性的重要成果。世界贸易组织总干事迈克尔·穆尔15日说，他对中国和美国当天就中国加入世贸组织问题达成双边协议表示热烈欢迎，并认为这将推动中国与其他世贸组织成员之间的双边谈判。他还说，中美双边谈判的“重大突破”必将极大地推动中国加入世贸组织的进程。他呼吁世贸组织所有成员为中国加入世贸组织作出应有的努力^[211]。

在中美关于WTO问题最后达成协议，实现双赢结果的同时，两国关于“炸馆”事件中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的赔偿问题的谈判也取得突破性的进展。1999年7月15日至16日和7月28日至30日，中美经过两轮谈判，就中方伤亡人员的赔偿问题达成共识，美方同意尽快地向中方支付450万美元赔偿金^[212]。双方同意继续就解决财产损失的赔偿问题进行谈判。然而，这一谈判的艰巨性和复杂性可想而知。10月21日，中美就财产损失的问题举行第四轮会谈，基本上从只赔中方到双方均赔取得一致，以美国国务院法律事务顾问安德鲁斯为首的美国代表团发表声明说，“会谈积极，富有成果”。双方决定谈判将继续下去。10月27日至29日，皮克林副国务卿再次访华。中央外办主任刘华秋和外交部副部长杨洁篪分别会见了皮克林，双方就国际形势和双边关系问题，特别是“炸馆”事件中的财产损失赔偿问题交换了意见。皮克林在记者招待会上表示，“双方都认为会谈是积极的，并取得了进展。”^[213]12月13日，安德鲁斯率团抵京，这是他一年中第五次访华，经过紧张的工作，12月16日凌晨2时30分完成了谈判工作，双方签署了两项协议；美国向中国支付2 800万美元，作为5月8日中国使馆财产损失的赔偿；中国也将赔偿美国287万美元，以支付由美方“炸馆”引发的中国人民示威抗议中损坏的美方使领馆建筑^[214]。12月16日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朱邦造发表谈话，全国各大报12月17日予以报道。谈话中，朱邦造只提美方赔偿中方的2 800万美元，而未提中方对美方的赔偿。最后，他强调，美国必须对中方所遭受的一切损害作出迅速、充分和有效的赔偿^[215]。外交部另一位发言人章启月指出，双方达成的协议有利于中美关系的改善与发展^[216]。

五

1989年“六四”事件以来，中美在人权的问题上经历了几个回合的斗争。正如何汉理教授所指出的：“‘天安门危机’把人权问题带到中美关系的中心，并把它变成冲突问题。”^[217]1989年至1994年是第一回合，以后又出现反复。自1990年开始，美国在联合国日内瓦人权会议上每年提出针对中国的提案，每年都遭失败。1997年10月江主席访美取得成功，11月中方出于人道主义的考虑，允许魏京生赴美治病，1998年上半年释放了王丹。继1997年10月签署了联合国《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国际公约》后，中国政府在1998年10月5日又签署《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在这样的情况下，克林顿总统顶着美国国会的压力，破天荒地在美国国务院1998年人权报告里肯定了中国人权状况的改善，并在1998年3月的联合国第54届人权委员会会议上未提针对中国的提案使得两国在人权问题上的冲突暂时得以缓解，两国间的人权对话得以启动。

1998年12月10日，在联合国关于人权问题的第一个专门性文件《世界人权宣言》发表50周年时，江泽民致信表示祝贺。贺词说，《世界人权宣言》的历史贡献，就是唤起了世界人民对人权理想的追求。……中国已经加入17个国际人权公约，去年的今天又签署了《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国际公约》及《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中国将继续加强民主法制建设，推进国内人权事业，并与国际社会一道，为缔造一个公正合理、和平繁荣的世界作出自己的贡献^[218]。同一天，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秦华孙在第53届联大关于《世界人权宣言》发表50周年纪念会上说，中国政府主张，为了共同推动人权事业，各国应在平等和相互尊重的基础上，加强交流，增进了解，扩大共识，缩小分歧，以对话取代对抗，以合作取代冲突^[219]。

然而，就在两国人权问题趋缓不久，美国又抓住一些所谓人权事件大做文章，挑起事端，如1998年中国有关部门依法逮捕三个香港民主党的重要组织者。1999年2月在华盛顿召开的庆祝中美关系20周年招待会上，奥尔布赖特指责中国政府判了三个人的刑，指责中国的人权状况在恶化。当时，我在场。李肇星大使很气愤，但克制了。第二天李肇星大使发表讲话，提出抗议。在人权对话刚刚开始的时候又出现了对抗的态势。几天后，奥尔布赖特在亚特兰大发表了一个人权讲话，其中很大篇幅再次指责中国人权状况。但“5·8炸馆”事件，则充分暴露美国口口声声讲人权实际是最不讲人权的。在这种情况下，人权对话很难再进行下去，中方中止中美人权对话是一个非常正确果断的措施。但这并不是说，我们今后不愿意在人权问题上进行对话，我们仍然要在推进改革开放的同时，不断完善中国的人权状况，更积极地参加国际人权活动。

1999年下半年，在人权问题上出现了严峻的形势，7月份，中国政府依法取缔“法轮功”；8月份，逮捕了违法的宋永毅和热比娅。美方抓住这几件事，特别是“法轮功”问题，再次情绪化起来，对中国施加压力，掀起新一轮歪曲攻击中国人权状况的浪潮。

正是在这一背景下，美国著名智库斯坦利基金会^[220]于1999年10月21—23日举办了第四十届“和平战略研讨会”，并把人权问题确定为本届会议重要议题。会址安排在华盛顿市区西南45英里闻名遐迩的埃尔利会议中心。会议共分四个专场。人权问题专场的题目是“国际政治中的人权斗争：平衡国家、团体和个人之间的权利”，会议邀请的中国代表有李肇星大使和我，其他被邀请代表包括美国国会议员南茜·佩罗西和约翰·普托，斯坦福大学教授、时任布什总统竞选班子外交顾问的康多丽莎·赖斯，福利基金会人权与国际合作部主任安东尼·罗默诺，美国国务院非洲事务助理法律顾问戴维·斯图亚特，芝加哥律师民权委员会执行主任克拉德·墨菲，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民主问题项目主任玛丽娜·奥托维，约翰·霍普金斯大学高级国际问题研究院教授阿扎·纳菲西，美国东西方中心研究部主任默西亚·阿拉加普，联合国政治事务助理秘书长奥尔瓦诺·德·索托，越南驻美大使Le Van Bang，越南河内国际关系研究所欧美处副主任Doan Thi Phuong Dung，古巴国家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朱格尔·利朱亚·戴维教授和古巴哈瓦那大学卡门·卡斯蒂罗·赫里拉教授等。这一专场召集人是宾夕法尼亚大学法律教授马塞拉·戴维，主报告人为该校的学者杰妮芙·弗拉德。遗憾的是一些重要的代表因故未能与会，如李肇星大使、佩罗西议员、赖斯教授，否则会议内容会更精彩，讨论会更激烈。

会议第一天，美国代表发言对中国、古巴、越南国内人权状况进行了批评和指责。不少人发言时表现出“人权卫道士”的口吻和神态让人感到不适应、不舒服。难道我们三国代表就是来“受教育的”吗？难道美国的人权状况就这么完美吗？如何正确认识和把握国际关系的人权问题？利用饭后休息时间，我与古巴、越南的代表交换了意见，决定第二天发言，阐明各自国家的立场和观点。埃尔利会议中心的确是个开会的好地方，开阔安静，前不着店，后不着村，房间里竟然不配置电视机，让你开会期间晚上也专心思考会议的内容，那天我度过了一个不眠之夜，准备了会议讨论发言提纲。第二天下午发言，效果还不错，反应亦强烈，美国代表大多发言反驳我，但古巴代表戴维教授挺身而出，为我辩解，并以古巴的人权经历实证我的观点，我心里当然很是感谢。

我的发言提纲如下：

1．关于人权问题的基本认识：（1）人的本质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人权是历史发展的产物。（2）人权具有普遍性。人权首先是指人类最普遍的权利，即人人有资格享受的权利；人权不是一部分人的权利，是全体人类基本权利，把一部分人或大部分人的权利排除在外，就不是人权而是特权了。邓小平说过：“什么是人权？首要一条，是多少人的人权？是少数人的人权，还是多数人的人权？”西方世界所谓的人权和我们讲的人权，本质上是两回事，观点不同^[221]。（3）人权也具有现实性。人权是一种现实的权利，其本质是指自由、民主和平等，其表现为生命权、生存权、人身自由权、民权、政治权、经济发展权、社会与文化权等。但是，世上并没有绝对人权，只有相对的人权。（4）国际人权保障的基础是国际法和有关公约，前提是国际合作和国际对话，关键是各国完善国内的人权保障体系。自1978年以来，中国已通过300多部法律，初步形成了保护人权的法律框架。

2．对美国人权政策的批评：（1）在人权问题上奉行双重标准：对内对外人权标准不一样，对少数国家与对多数国家的人权标准不一样。（2）在人权问题上惯用“联系政策”，如与前苏联的移民政策和给予中国的MFN联系或挂钩，对有关国家施加压力。（3）在人权问题上搞“政治化”，使人权问题经常出现“政治外溢”，影响国与国之间的正常关系，造成严重后果。（4）以“人权”为借口公开或隐蔽地干涉别国内政，这方面的例子更是不胜列举。

3．关于中国的人权政策：（1）承认并尊重《联合国宪章》的基本人权原则，促进保护人权的宗旨，特别是《世界人权宣言》中列举的28项人权的顺利实现。（2）承认并尊重实现人权方式和途径的多样性。积极参与国际人权合作。在1998年，中国已参加了17个国际人权公约，多于美国参加数。（3）主张应特别注意优先解决大规模侵犯人权的问题，并认为主要责任在于个别大国，反对以人权为借口干涉别国内政。（4）主张人权问题的分歧用和平方式处理，以对话代替对抗，以合作代替冲突。各国应在人权领域寻求共同点的基础上加强合作，这些共同点包括：大家都重视和尊重人权；大家都接受人权普遍性原则；大家都认为没有任何一个国家的人权状况是十全十美的，所有国家都处在不断改善之中，大家都认为，人权是一个整体，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重要，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和发展权也同样重要^[222]。

这期间，中美之间在人权问题的分歧和斗争，主要表现在“法轮功”、“持不同政见者”、计划生育、劳改产品以及宗教信仰自由等问题上，表现形式主要是每年2月份美国国务院发表年度国别人权报告，用最多的篇幅攻击批评指责中国的人权状况，美国自己的人权状况只字不提。2月底或3月初，中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就会发表年度的美国人权记录，揭露美国国内损害践踏人权的种种事实，双方摆开阵势，攻击对方。前面提及，1999年有反复，中美在人权问题上又对峙起来。2000年也不例外。

2月25日，美国国务院发表的1999年度国别人权报告中，对中国的人权状况进行了恶毒的攻击。这份长达110页（中国部分）的报告诬称：“1999年中国不良的人权记录全面恶化。”2月27日，中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发表“1999年美国的人权记录”的长篇评论文章。文章说，美国国务院发表的《1999年国别人权报告》无视中国人权不断改善的客观现实，怀着严重政治偏见，用大量篇幅对中国横加攻击，而对美国自身人权问题却闭口不谈。鉴于此，很有必要对1999年美国人权记录做一番透视。文章分五部分对美国人权状况做了摆事实讲道理的揭露和分析，表明美国人权记录并不好，却充当“世界人权法官”，对其他国家指手画脚。文章奉劝美政府应当首先正视自己的人权问题，不要总是热衷于利用人权干涉别国内政^[223]。

中美之间在人权问题上这种对抗态势在布什总统执政8年中基本上延续了下来，成为中美关系中的一个突出的障碍性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