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撞机”事件

第二节　“撞机”事件　有惊无险

一

2000年是美国的大选年。老布什总统的儿子、得克萨斯州州长乔治·沃克·布什作为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对中国问题表现出两面的姿态，他一方面积极赞成给予中国PNTR，另一方面又表现出强硬的对华立场。1999年11月19日，布什在加州里根图书馆发表对外政策演讲，这是他参加竞选以来的第一次对外政策的宣示。在讲到中国时，他说：“我们必须把中国看清楚，而不是通过装腔作势和伙伴关系的透镜。中国正在崛起，而且这是不可避免的。在这里，我们的利益是清楚的：我们欢迎一个自由和繁荣的中国。我们不想有冲突。我们不想威胁中国。在一些领域中，我们必须尝试进行合作，如防止大规模武器的扩散，获得在朝鲜半岛的和平……所有这些事实都是我们必须正面加以面对的，中国是竞争者，而不是战略伙伴。我们必须不抱恶意地与中国打交道，但也必须不抱幻想。”^[37]

本来1997年江主席访美时，两国领导人提出“战略伙伴关系”是目标，并没有说现实的中美关系已经是“战略伙伴关系”。共和党人把目标说成是现实，然后加以指责，当时正在希腊访问的克林顿驳斥布什的提法说，美国与所有大国之间都既是竞争关系，又是伙伴关系，特别地把一个国家说成是“竞争对手关系”，会带来麻烦，因为这预示着今后20年它们之间将会是“一种敌对关系”。他还说，美中之间会出现一些分歧，但应看到，双方间也有合作^[38]。

2000年8月在共和党全国代表大会上通过的竞选纲领，是全面阐述共和党的内政外交纲领的一个文件，其中多处批评克林顿的对华政策，如克林顿对中国的访问是“总统令人尴尬的叩头”；政府对美国的核和导弹机密疏于防范；控制温室气体排放的《京都议定书》把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而不予包括，不符合美国利益，如此等等。纲领称中国为“在亚洲对美国的关键挑战”；纲领虽然肯定了“一个中国”的政策，但同时以强烈的措词表示将“履行对台湾的承诺”，反对大陆对台湾使用武力^[39]。诚然，共和党的这个纲领有许多是竞选的宣传，有夸大其词的地方，但是，毕竟其中有许多说法是与克林顿政府的政策不一致的。该纲领为日后布什推出“ABC”（Anything But Clinton，不做克林顿做过的事情）提供了重要铺垫。那年的美国大选简直是一场闹剧，布什与戈尔的选票相差甚微，包括佛罗里达州的有争议的选票，核查了数月，吵吵闹闹，最后还是布什勉强地获胜。江泽民主席于2000年12月14日致电布什对其当选美国总统表示热烈祝贺。江主席在贺电中说：“在新世纪到来之际，中美两国在涉及我们两国以及人类社会发展与繁荣的许多领域都肩负着重要的共同责任。中美关系的稳定和发展不仅符合中美两国和两国人民的根本利益，也有利于维护和促进亚太地区乃至世界的和平、稳定与繁荣。在你担任总统期间，我愿与你共同努力，在中美三个联合公报的原则基础上推动中美关系在新世纪里继续健康稳定地向前发展。”同一天，胡锦涛副主席也致电祝贺理查德·切尼当选美利坚合众国副总统^[40]。

共和党的总统上台后，会给美国对华政策带来什么变化？我们习惯称呼的小布什总统在中美关系上会如何“ABC”？带着这些问题，我在美国期间走访了李侃如教授。2000年10月23日李侃如从白宫卸任。年底，我在布鲁金斯学会与他见面。那天，我们聊得很愉快。他告诉我，他将在布鲁金斯学会作短期研究，明年回密执安大学重新执教。在谈及中美关系和小布什政府的对华政策时，李侃如认为，中美关系已经开始从1999年的低点回升，标志是中美就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达成的协议以及美国通过给予中国PNTR，另外双方高层接触频繁，安全军事方面的谈判也逐步恢复。但中美关系的困难尚多，主要是美国的对台军售和中国的“武器扩散”问题。这些问题将是对新总统的重大考验。新政府对华政策会出现一定的调整，可能的表现是：（1）日本比中国重要，在美国的亚太关系上，美国的天平会倾向于日本而不是中国；（2）中国对美国的需要程度要大于美国对中国的需要程度；（3）在台湾问题上会趋向于强硬。最后，我代表复旦大学“林肯讲坛”邀请李侃如教授到复旦作演讲，他高兴地接受了邀请，后来也如期实现了。

2001年1月17日，在小布什总统就职仪式前几天，被小布什总统提名为国务卿的鲍威尔在参议院听证会上作证，他专门讲到了中国，他说：“中国是一个巨人……一个在努力确定自己世界地位的巨人。我们同中国的关系所面临的挑战是，我们尽力做出富有建设性的、有益的，和符合我们利益的努力。日本、韩国、澳大利亚和我们在这个地区的其他盟国和友邦都与培养这一建设性关系的过程利害相关……我们希望在应对充满变幻力的中国的过程中与它们合作。中国不是战略伙伴，但中国也不是我们无法避免和不可转变的仇敌。中国是一个竞争者，一个地区性的潜在对手，但它也是贸易伙伴，愿意在我们两国都有战略利益的地区合作，如朝鲜半岛。中国具有所有上述这些特征；但中国不是敌人，我们的挑战就是要继续让中国保持这样。美国长期以来一直承认一个中国的观点，从这点来说，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中国）台湾如何解决对这一问题的不同解释，是它们自己的事……只要解决方式不包括动用军事力量。与此同时，我们将遵守对台湾的承诺，我们将根据《与台湾关系法》向它提供军事防御需要，这项法案是我们对那个勤奋昌盛的民主社会所作的承诺的基础。”^[41]鲍威尔的证词，在一定的程度上为李侃如教授的分析作了佐证。

二

这期间，复旦美国研究中心的同事以及上海的同行也十分关注美国新政府与中美关系这一问题。2001年1月4日，上海《新民晚报》发表了我撰写的文章，题为“新世纪话中美关系”。这篇文章我还是比较用心写的。在文章里，我比较全面地谈了我对美国新总统新政府对华政策的走向及中美关系发展的基本看法。我写道：“在新世纪来到之际，难分难解的美国2000年大选终于尘埃落定，共和党总统候选人乔治·W·布什将组成美国新一届政府，于今年1月20日入主白宫。此刻，人们比任何时候都更关注：中美关系未来走向会怎样？如何将一个健康稳定的中美关系带入21世纪？”

在美国，共和党代表的是保守现实主义思潮。在竞选过程中，共和党代表大会2000年7月31日通过的竞选纲领和布什的数次竞选讲话都表明，共和党的对外政策将倾向于单边主义，在大国关系上、在与国际组织的合作上采取低调态度；反对批准CTBT（全面禁试条约），支持美国NMD计划（国家导弹防御计划）；在亚太战略的重点问题上，强调“日本是美国的关键伙伴”，中美将“不是战略伙伴关系，而是竞争关系”；在台湾问题上，不仅表现为对克林顿政府的“三不承诺”（不支持台湾“独立”，不支持“一中一台”、“两个中国”和不支持台湾加入任何由主权国家组成的国际组织）的轻视和淡化态度，而且还提出，如果大陆动武，美国将“帮助台湾自卫”，同时将继续加强对台军售。这说明了，布什新政府对外政府的基本取向将是“保守、务实、单边、强硬”，它当然会给未来的中美关系产生消极影响。人们对此表现出担心，是可以理解的。

总的来说，中美关系的未来发展仍将是曲折起伏的，由于两国历史背景、文化传统、社会制度、意识形态、价值标准都不一样，困难、摩擦、矛盾甚至时而的冲突是难免的。然而，随着新世纪的到来，中美关系绝不会因为美国政府的换届而发生逆转，出现倒退。原因主要有“三看”：一看时代。21世纪是一个和平与发展的时代，要和平、求合作、促发展是新世纪的时代主流。任何国家包括中美两国都必须顺应这一时代潮流。改善与发展中美关系符合时代潮流发展的方向，符合中美两国人民的共同利益和世界人民的根本利益。邓小平说过：“中美关系终归要好起来才行，这是世界和平与稳定的需要。”这已被20世纪的历史所证明，也必将被21世纪的实践所证实。二看发展。中美两国1972年开始正常化和1979年正式建交，20多年来，两国经历了非常曲折的历程，中美关系没有倒退，没有破裂，相反，中美关系在曲折中前进，在考验中成熟起来。三看调整。布什等人上述的“竞选政治口号”，在他上任后有可能朝积极的方向调整，布什最后走上一条“保守偏左”的路线并非不可能。布什当选后已表态，他的新政府将从一张白纸开始构建美俄关系，我们有理由相信，布什也会在从尼克松（共和党）到克林顿（民主党）的美国前6届总统发展对华关系的基础上，继续推进对21世纪具有重大意义的中美关系。美国两党一致的对华政策的连续性会保持下去。

只要双方努力减少麻烦，增加信任，加强合作，不搞对抗，在新世纪，中美关系一定能够进一步得到改善和发展，对亚太地区乃至世界的和平、稳定与繁荣作出新的贡献。^[42]

2001年2月份我应总部设在美国华盛顿的著名智库“笹川和平基金会”的邀请，访问华盛顿并作一次公开演讲。自1999年开始的题为“亚洲的声音：加强美国与亚洲的对话”系列讲坛，已请了近50位著名人士作演讲。在我前后，该“基金会”曾邀请来自中国的学者王缉思、贾庆国、时殷弘三位教授。所以，对我来说能有这样的机会，是一种很荣幸的事情，是一次很难忘的经历。

在笹川演讲前，好友赵全胜教授请我2月8日去他执教的美利坚大学的第9次华盛顿亚洲讲坛作关于中美关系的讲座。我讲了三个问题：（1）布什新政府的对华政策走向。我认为总体框架不会大变，但会有重点调整。与其说是布什新政府将改变克林顿的对华政策，还不如说是它将强调上届政府所忽视的方面。（2）影响中美关系的5个关键问题：①关系定位问题。中美是战略伙伴，还是战略对手？②政策导向问题：是继续“接触政策”，还是“接触加遏制”政策？③NMD（国家导弹防御计划）和T MD（战区导弹防御计划）。④人权问题。⑤台湾问题。（3）指导中美关系未来发展的5条原则：①从战略高度处理两国关系。②求同存异。③加强两国政府和民间的双边联系。④依据三个联合公报谨慎处理台湾问题。⑤确定中美关系的发展目标。

我在笹川的演讲安排在2月15日晚上，地点是位于华盛顿市区的“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大楼的报告厅。与我联系和具体安排讲座的是“基金会”的一位青年人，叫Jed Tavo Doruburg，他热情、主动、细致、高效，把一切准备工作都做得井井有条。事先他还为我提供了一份主要出席者的名单，共有121位登记参加，其中有来自乔治敦大学、乔治·华盛顿大学、约翰·霍普金斯大学、马里兰大学、国防大学的教授，来自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布鲁金斯学会、史汀生中心、大西洋委员会、对外关系委员会、哈得逊研究所、欧亚基金会和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的学者，来自美国国务院和白宫的官员，来自中国大使馆以及越南、印尼、加拿大、菲律宾、韩国、新加坡、哈萨克斯坦、尼泊尔、泰国、马来西亚驻美大使馆的官员，来自大公司的代表和媒体（如华盛顿邮报、华尔街时报、亚洲自由电台、CNN等）的记者，我还发现中国台湾地区驻美“经济文化代表处”也有人来参加。演讲由乔治敦大学的约翰·伊肯伯莱教授主持，两位评论人是前美国驻华大使芮效俭和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资深研究员班宁·盖瑞特。我演讲的题目是“新世纪的中美关系：中国视角”。演讲围绕三个“P”展开：

1．Progress（进展）。自尼克松总统访华以来近30年，中美关系虽然经历了种种曲折，但总的来说是向前发展的。1972年到1979年是7年正常化阶段；1979年到1989年是10年初步发展阶段；1990年到2000年是10年曲折改善阶段。近30年的经历告诉人们；第一，搞好中美关系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它关系到世界和平与稳定；第二，坚持一个中国政策是非常关键的，因为它是两国关系的政治基础；第三，发展21世纪健康稳定的中美关系是非常紧迫的，因为它关系到中美两国根本利益和中美关系的未来走向。

2．Problems（问题）。两年前，我曾用5个“T”来概括：Theft（盗窃美国核技术），T MD（战区导弹防御系统），Trade（贸易），Taiwan（台湾），Tibet（西藏）。布什新政府上台后，有所变化，现可概括为“2S”：Strategic Identification（战略定位），中美关系是伙伴合作关系还是战略对手对抗关系；Strategic Policy（战略政策），美国对华政策是接触，还是遏制加接触；3“T”：Taiwan（台湾），“台湾安全加强法”，军售；Trade（贸易），贸易逆差，知识产权；Tiananmen Square related human right issue（人权）“天安门广场事件档案”的出笼等等。

3．Prospects（前景）。对布什新政府的对华政策有三点看法：（1）在相当的程度上，保持历届总统对华政策的连续性；（2）调整不可避免，尤其是执政初期，布什总统会做“ABC”；（3）中美关系有分歧有合作，有困难有希望，有障碍有机遇。作为一名学者，对中美关系未来发展提出8点政策建议：（1）从战略高度看待处理中美关系；（2）两国需要对各自政府官员和人民进行“中美合作双赢、对抗则损”的再教育；（3）两国领导人建立良好的工作关系；（4）启动建立互信机制（CBMs）的措施，如战略对话；（5）双方媒体应采取公正客观的态度报道对方，反对相互“妖魔化”；（6）加强中国人大与美国国会的交流，增加了解；（7）发展两国经贸、军事和文教交流，加强两国民间往来；（8）妥善处理台湾问题。

芮效俭大使和盖瑞特研究员对我的演讲作了精彩的评论，接着的提问和回答也很热烈。记得在回答两国领导人如何建立良好的工作关系时，我提及布什总统在收到贺电后已给俄罗斯、英国、法国、德国、加拿大、日本等领导人通了电话，但没有给江泽民主席打电话，因此我说，希望布什总统考虑马上打电话给江主席。提问的女士恰巧是白宫的官员，她叫温迪·威尔逊。事后，她给我发了电邮说：“我已把倪教授关于打电话的建议转到切尼副总统和布什总统办公室了，希望下星期就会有积极的结果。”在回答“为什么我对中美关系抱乐观的态度的问题”时，我讲了一个真实的故事：故事发生在1956年10月6日，北京。那天上午9时，毛泽东主席乘汽车来到西郊机场，欢送苏加诺总统去中国各地参观。在送走苏加诺总统后，毛泽东在吃饭时才告诉身边的工作人员，饭后想去参观正在北京举办的日本商品展览会。“日展”接待办公室接到电话通知，就像一锅水滚开了。“日展”开幕式定在当天下午举行，毛泽东突然要来参观，实出意外，有关人员赶忙分头通知贸促会领导和日本展览团负责人，还有记者、摄影师、展览工作人员、保卫部门。负责联系“日展”的雷任民等人刚陪“日展”村田总裁等走到展览馆大门，毛泽东的座车就到了。他大步向门口走去，同前来迎接的村田总裁握手，头一句话就是：“可以进去看一看吗？”村田连忙鞠躬表示：“当然当然，不胜荣幸之至！”毛泽东立即开始参观。几乎走遍展台，每到一处，便同中日双方的工作人员握手致意。在农业机械展台前，毛泽东观看得非常仔细，村田问毛泽东是否熟悉这些机器，毛泽东说：“不敢说，我是来学习的。”在参观日本各县展品时，村田告诉毛泽东，日本各地为支持“日展”纷纷拿出自己的展品，他们对新中国怀有很深的感情。毛泽东说：日本民族是一个伟大的民族，日本人民是勇敢的、智慧的、勤劳的人民。在谈到中日关系时，村田说：“中日两国是一衣带水的近邻，现在苏日恢复了邦交，但中日关系还没有正常，我们都很着急”。毛泽东说：“不要急，慢慢来。中日关系中还有一个与美国的关系问题，美国不和我们合作，反对我们，所以也不喜欢日本和我们合作。”毛泽东接着说：“中国希望同日本建立正常关系，也希望同世界各国包括美国在内，建立正常的友好关系。中美两国的人民是友好的，只是政府的关系不好。我这一代同美国政府的关系不好，我上‘西天’以后，我们的儿子一代可能好；再不好，孙子一代总会好起来的。”^[43]

讲到此，我突然意识到，这不是愚公移山精神吗？乐观态度正是来自这一愚公移山精神。于是，我又讲起愚公移山的故事……故事中有故事。Jed Taro Dornburg在后来给我的信函中，称我是在华盛顿第一个介绍愚公移山故事的中国学者。他收到不少与会者的电话和e‐mail，积极评价我的演讲，特别指出其中两个故事给他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三

2001年2月，一个令人震惊和悲伤的消息传来，我的好朋友迈克尔·奥克森伯格不幸病逝，享年62岁。他走得太早了，太匆忙了。当时，我正在华盛顿访问。得知消息后，随即打了电话给他夫人路易丝·奥克森伯格，代表复旦大学美国研究中心表示哀悼，同时，我以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院长和美国研究中心主任的身份致信给奥克森伯格生前最后工作的斯坦福大学亚太研究中心，信的内容如下：

“奥克森伯格教授上周四不幸病逝，消息传来我们感到十分震惊，我们心里充满深深的悲痛，我代表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和美国研究中心向你们，并通过你们向奥克森伯格教授的家属表示深切的哀悼。奥克森伯格教授是我们的好朋友。在过去几十年里，他不仅对中美关系作出了独特的贡献，而且也给予我们学院和中心许多真诚的帮助。他的早逝对我们两个国家和两国学术界是一个巨大的损失。我们所有的人将永远怀念他。”

奥克森伯格出生在比利时的安特卫普，来到美国时是一孤儿，大部分少年时代在佛罗里达州度过，1960年毕业于斯沃斯摩学院，在哥伦比亚大学获得硕士和博士学位，后任教于哥伦比亚大学、斯坦福大学和密执安大学。1977年至1980年任职于国家安全委员会，参与中美关系正常化的第一线工作，他是中美建交谈判中美方除了卡特总统、布热津斯基博士、伍德科克大使之外另一位核心人物。20世纪80年代，他回到密执安大学任教，曾任中国研究中心主任，他培养了一大批美国的中国通。1992年至1995年他任夏威夷东西方中心主任，为发展中美之间的教育交流作出新的努力。正是在这一时期，他与复旦大学建立了异常密切的关系，与谢希德校长、王沪宁教授、卢义民教授、周敦仁教授、沈丁立博士、吴心伯博士和我有许多交往和联系，至今，我还保留着1993年至1995年与奥克森伯格教授之间好几封往来信函。在我1993年5月13日给奥克森伯格教授的信中，我与他着重讨论了我们两个中心举行第二阶段亚太地区经济发展趋势研讨会的计划。5月21日，他即做了回复。信的最后，他还向谢希德校长和王沪宁、卢义民两位教授问好。1994年5月下旬，奥克森伯格教授和布热津斯基博士访问复旦，与国际政治系师生进行了座谈，他一回到夏威夷就给我写了一封信：

“倪世雄教授：

非常高兴在这次访华期间能来复旦见到你。我从与复旦师生的座谈交流学到了不少东西。请你下次访美时考虑在夏威夷停留一下，这里东西方中心我的同事和我视接待你的访问为一大荣幸。如果你愿意的话，我将安排你为我们作一讲座。

迈克尔

1994年5月31日”

不知为何，这封内容一样的信重复寄了两次，写信的日期分别为5月31日和6月2日。我收到这两封信后，马上回了一信：

“迈克尔：

你的办公室将同样内容的信给我寄了两次，这样，收到信时，我就感到双倍的高兴。真的，5月下旬能在复旦校园接待你和布热津斯基博士是我们的一大幸事。我的同事和学生都很兴奋，因为能有这样难得的机会与你们两位大学者交换意见和看法。我已经将你给王沪宁教授的书转交给他了，他向你致敬。时间飞逝，但与你在一起的回忆总是那么的生动和难忘。我期待着在不久的以后能访问东西方中心。

你的好友世雄

1994年7月3日”

1995年以后，奥克森伯格教授还多次应邀来复旦大学访问、参加会议或作讲座。最令人感动和难忘的有两次：一次是1999年“炸馆”事件之后，经过努力，原定夏威夷太平洋论坛和我们中心在复旦大学召开的会议没有推迟或取消（本书上一章已有叙述）。开会的第一天，奥克森伯格教授的发言起了很好的向导和稳定作用。他说，“炸馆”事件是不幸的，是中美关系中的一场悲剧，但是这一悲伤事件不会使我们分离，而更能激发我们去反思：为什么会发生？有什么影响？有什么教训可以记取？他认为，越是困难的时候，越要考虑中美两国的共同利益；越是危机的时刻，越要看到还有希望。他回忆说，他1972年12月第一次访华，还来过复旦大学，1979年建交前来的次数就多了，1989年还随着尼克松总统访问中国。这次1999年，发生了这么大的事件，但仍能照常开会，我是万万没有料到的。这说明，中美关系太重要了，尽管问题不少，但危机会过去的。我和我的同事会把来复旦大学这次经历和体会带回美国的。

另一次是2000年10月，我在加州蒙特里国际问题研究学院访问。该院的菲利普·桑德斯博士告诉我，10月19日奥克森伯格教授在斯坦福大学有一个讲座，他还告诉我关于奥克森伯格教授的病情。于是，菲利普和我决定前去参加。菲利普驱车2—3小时，在讲座开始前赶到了斯坦福大学。当我出现在奥克森伯格教授面前时，他显得十分高兴，我俩轻轻地拥抱了一下。我发现他清瘦多了，人已被病魔折磨得有些脱形，但从他那双充满睿智的眼睛和那张坚毅的嘴巴，我可以强烈地感受到他与病魔作斗争的勇气、刚强和乐观。教室里坐满了人，那天气氛特别安静、祥和，前来听讲座的师生都对奥克森伯格教授从心底里默默地表示敬意和祝愿。奥克森伯格教授邀请我坐在他身旁，他的声音有些嘶哑虚弱，但他坚持站着做完讲座。只是在中途他夫人路易丝打断过一次让他服药。我不轻易流泪，此时此景，我忍不住也流下了眼泪。

奥克森伯格教授那天讲座的题目是“与中国打交道的战略和策略”。他说，今年是美国大选年，不管谁是下一届总统，他都希望新总统能考虑他提出的“十要”告诫。他特别动情地讲，他有几十年参与处理中美关系的经历，这“十要”是他对中国长期观察和思考的结果。

第一，要掌握谈判的记录资料，要弄清楚中国对美国是怎么说的，反之亦然。过去一直以为美国方面对谈判的记录保存得很好，其实未必，卡特政府接任时，前任政府的有关档案是空的。建议新政府上台后把档案管理好。第二，新总统要作对华政策的全面审视。不仅是对华政策，而且是对整个亚太地区作全面的审视，包括N MD、T MD以及对台军售等。不管哪位候选人做总统，都需要首先做这件事。第三，行政和国会之间要加强联系，尤其在台湾问题和朝鲜半岛方面。台湾问题的代价越来越大，台湾方面对大陆一有不满就跑到国会，使美国行政当局很被动。这种局面应当改变。第四，新总统要寻求与日本、韩国进行更多的磋商，以使这两国进一步支持美国在亚太的政策。第五，新总统要指派专人负责南亚、东亚事务，因为这一地区的重要性与日俱增。第六，在与中国打交道时，要明确我们的目标。对华关系的目标不应当是“好的关系”。如果把目标界定为“好的关系”，中国就会给美国提条件，中国就会说，“好，那你美国就应该这样应该那样……”美国的目标应当界定在“在某些问题上取得进展”，比如经贸、朝鲜半岛、对台军售、人权。第七，至于如何达到目标，新总统应注意四个方面：（1）明确目标（clarity of purpose），克服战略模糊。美国应当向在亚太的盟国讲清楚这些目标。（2）政策的连贯性（consistency），美国对台湾的政策和对大陆的政策都应当有连贯性。（3）要有主次之分（sense of priority）。（4）要建立关于东亚的新框架（new vision of East Asia），应当把中国纳入新框架之中。第八，要避免对话的口号化。不要把中美关系界定为是战略伙伴或者是对手，对付中国，太软太硬都不行。中国人喜欢口号，喜欢明确到底是朋友还是敌人。在冷战时期，美国的苏联问题研究专家对苏联的看法有很多分歧，有分歧的学者之间往往成为对手冤家。当时，美国的中国问题专家之间则不一样，即使有分歧但还是朋友。现在的情况正好相反，有分歧的中国问题专家往往成为对手冤家。这是中美关系变动的深层原因。第九，新总统的当务之急是：要重用中国问题研究专家，找到并重用朝鲜半岛问题的研究专家，改善对华情报工作。尤其是要重视研究中国政府领导班子的转换，中共十六大之后会有新一代的领导人，要努力建立与他们的联系，如胡锦涛、温家宝、曾庆红。这些人过去外界了解得比较少。明年在中国举行的APEC会议，美国总统会访华，是一个比较好的契机。第十，大选之后，新总统要对美国的亚太政策作一个清楚的评价，尤其要把中国放在对外政策的合适地位，予以重点考虑。十年二十年之后，中国的发展会到什么程度？中国的经济发展会给中国的政治带来什么样的变化？中国会不会成为一个军事扩张的国家？到那个时候中国会如何处理台湾问题？

在热烈的掌声中，奥克森伯格教授结束了他的讲座，并回答了听众问题。后来，我知道，这是奥克森伯格教授所作的最后一次公开讲座。我有幸亲临参加，对此我将终身不忘。

四

这一段时间，中国领导人也高度重视美国新政府的对华政策及其对中美关系的影响。2001年3月20日，江泽民主席亲切接见基辛格博士及其率领的美中协会代表团。江主席说，他一贯认为，作为中美两个大国的领导人，应站得高，看得远，牢牢把握中美共同利益，推动中美关系在21世纪持续向前发展。他指出，希望双方加强接触与信任，扩大交流与合作。他期待着与布什总统为此一道努力。他还表示，中美关系正处于继往开来的重要时期。回顾20世纪，中美关系经历了不少曲折，但总的趋势是向前发展的。事实证明，一个健康的中美关系对双方有利，也有利于亚太地区乃至世界的和平、稳定与发展。人类已经进入21世纪，中美关系面临新的机遇和挑战。中美在许多重大国际问题上有着广泛的共同利益。江泽民告诉基辛格，30年前，你作为尼克松总统特使访华，为打开中美关系大门作出了历史性贡献。自那时以来，你一直关心和支持中美关系的发展，并为此作出了不懈努力。中美关系取得今天的发展，与美国各界朋友的长期支持和努力分不开。基辛格说，美中关系十分重要，我这次来访看到了中方对改善美中关系的积极态度。我将为美中关系的发展继续不懈努力^[44]。

3月15日，朱镕基总理在全国人大八届四次会议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对美国大选后的中美关系作了精彩深刻的阐述。朱总理说：“布什总统上任以来，政府换了新人，有些人我们不很熟悉，有的还不认识。因此，中美关系的磨合还需要一个过程。我们从华盛顿得到了很多的信息，我们非常认真地研读和仔细地解析，我们有时候感到这些信息有些矛盾，需要澄清，我们也得到了使我们满意的澄清。有些问题我们感到是误会，需要沟通，我们也进行了有效的沟通。钱其琛副总理即将访问美国，这就是我们在高层次的沟通。我也收到了鲍威尔国务卿的来信。我要郑重地告诉大家，江泽民主席和布什总统之间的信息渠道是畅通的，他们保持着密切的联系。我们得到的直接的信息是布什总统重视中美关系，认为这种关系有助于构筑21世纪，而且他希望和江泽民主席一道，共同促进中美两国关系稳定、健康地发展。当然，我们也有分歧，比方说美国新政府的一些高级人士认为，中美双方所确定的面向21世纪的建设性的战略伙伴关系是不对的，应该改为竞争对手关系。但是，他们也认为，竞争对手不一定是敌人。所以，我认为这个问题还需要沟通，关键是怎么理解战略伙伴关系。我们所讲的战略，就是长期稳定的意思。中国的外交政策从来是不结盟，也不针对第三者。至于伙伴关系与竞争对手，并不是矛盾的。当前，和平与发展是时代的主题。在经济全球化的形势下，国与国之间既有竞争，也有合作。我很高兴听到鲍威尔先生讲，中美虽然是竞争对手，但是在贸易方面还是伙伴。而且他也认为，在其他领域中美也应该进行合作。因此，我看这个分歧不算太大。我赞成布什总统说的，中美两国的友好合作关系，有利于构筑21世纪。我也相信，中美两国近16亿人民之间长期稳定的友好合作关系，一定会有利于全世界60亿人民之间的和平发展、繁荣稳定。”^[45]

3月18日到24日，钱其琛副总理对美国进行了访问。20日他在纽约出席了由美国亚洲协会等团体举办的午餐会，用英文发表了题为“新世纪的亚洲和中国”的演讲。

作为亚洲协会的国际咨询委员会委员，我有幸参加了这次午餐会。钱其琛副总理早年留学苏联，俄语很好，没想到他的英语也这么好。在谈到中美关系时，他指出，中美分别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和最大的发达国家。中美关系的稳定和发展，有利于亚太地区的和平与稳定，符合双方的共同利益，也是双方的共同责任。很自然，中美之间也存在分歧。如果只是认识上有分歧，可以求同存异。但是台湾问题是重大问题，是中美间最重要、最敏感的问题，必须认真妥善处理好。中国政府与美国政府一起，在中美三个联合公报的基础上共同推动中美关系健康、稳定、持续发展。我们赞赏美国一贯表示支持一个中国的政策。我们有理由期待美国支持中国的和平统一。我们没有理由成为对手或敌人，我们有很多理由成为朋友和伙伴^[46]。

3月22日，布什总统会见了钱其琛副总理。布什总统强调，美中都是世界大国，两国关系的发展会对世界产生长期的影响，必须从长远和战略的角度来处理两国关系，以造福我们的后代。布什总统说，中国是一个伟大的国家，发展潜力巨大。美中之间在许多问题上有共同点，在一些问题上也存有分歧。双方应在相互尊重的基础上坦诚相见，妥善处理分歧。他表示深信，美中关系应该是“建设性的”。钱其琛转达了江泽民主席、朱镕基总理对布什总统的问候。他说，江主席期待着今秋在上海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期间及此后在北京与总统阁下会晤。布什请钱副总理转达他对江主席和朱总理的问候。布什表示，他非常荣幸地接受江主席对他的访华邀请。他期待着今年秋天在上海参加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期间与江主席会晤并去北京访问。届时他将有机会了解中国现代化的发展进程，最重要的是结识中国领导人，与他们在相互尊重的基础上进行面对面的晤谈。这对发展两国关系十分重要^[47]。

五

自20世纪90代年代以来，中美关系中似乎出现了一种现象：事件发生的突然性和关系改善的渐进性。1999年“炸馆”事件尤为明显。2001年中美关系中又一次呈现这种现象。

2001年4月1日，发生了震惊中外的中美“撞机”事件。中方舆论报道：4月1日上午，美国1架军用侦察机抵中国海南岛东南海域上空活动，中方2架军用飞机对其进行跟踪监视。北京时间9时07分，当中方飞机在海南岛东南104公里处正常飞行时，美机突然向中方飞机转向，其机头和左翼与中方1架飞机相碰，致使中方飞机坠毁，飞行员王伟跳伞失踪。“撞机”事件发生后，美机未经中方允许，进入中国领空，并于9时33分降落在海南岛陵水机场。中方随即全力搜寻失踪飞行员的下落。同时，中方对美方飞机上的24名机组人员做出了妥善安排。

当天晚上，外交部发言人朱邦造就此事发表谈话说，中国军用飞机在中国沿海对美国军用侦察机实施跟踪监视，属于正当的飞行活动，符合国际惯例。中方飞机坠毁的直接原因，是美机违反飞行规则突然向中方飞机转向、接近造成的。发生这一事件的责任完全在美方。中方已就此向美方提出严正交涉和抗议。4月1日夜间，外交部部长助理周文重紧急召见美国驻华大使普理赫，就当日上午美国军用侦察机在南海上空撞毁中国军用飞机事件向美方提出严正交涉和抗议。美军发言人指出，这应该是宗意外事件，当时中方战机没有强迫美军侦察机降落。美国军方正在对事实真相进行调查^[48]。

4月2日中方强烈要求美国政府认真对待中方的交涉和抗议，就美军飞机上述违反国际法的挑衅行径向中国政府和人民作出解释，并采取切实有效措施防止类似事件再次发生。此外，搜救飞行员王伟的工作仍在紧张进行中。4月2日夜间，外交部部长助理周文重再次召见美国驻华大使普理赫，表明了中方严正立场。他指出，美方的行为违反了《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关于尊重沿海国在其专属经济区所享有的一系列主权权利和管辖权。美机肇事后未经中方许可闯入中国领空并降落在中方机场，构成了对中国主权和领空的侵犯。美方不顾中方一再反对、频繁派飞机到中国沿海进行侦察活动，是导致上述严重后果的根源。美方没有资格向中方提什么要求，为自己开脱责任，而应正视事实，承担责任，向中方道歉。

当天，布什总统在白宫紧急召开国家安全委员会会议，商讨美国侦察机撞毁中国战机事件以及中美关系即将面临的局势。随后，布什总统发表声明称：“自星期六晚上以来，我们一直就这一事件同中国政府进行联系。我们从自己的消息来源了解到，美国海军飞机安全降落。中国政府告知我们驻北京的大使馆，所有24名机组成员都平安。

我们的首要目标是机组人员立即安全返回和飞机不遭进一步损害或破坏地回到美国。首先应该让我们的使馆人员立即同我们的机组人员接触。我对中国方面对我们提出的这一接触要求没有及时作出反响而不安。

我们的使馆官员已经到当地，准备一旦得到中国政府的允许，就与机组人员见面和视察飞机。我敦促中国政府迅速准许这一接触。

中国政府不及时对我们的要求做出回应是违反外交惯例的，也不符合我们两国都表示过的改善关系的愿望。

最后，我们已经向中国政府提出协助搜寻和救援以找到失踪的中国飞机和飞行员。我国军方随时准备提供帮助。”^[49]

4月3日，江泽民主席在接见外宾时说，碰撞事件责任完全在美方。美方应该向中国人民道歉。他还要求美方立即停止一切在中国沿海空域的侦察飞行。外交部发言人朱邦造说，中国有权对此事件进行调查，中方享有处理这一事件的一切权利^[50]。同一天，美国外交官员与机组人员进行了第一次见面，并称24名机组人员安然无恙。美国总统布什发表电视讲话说，该是美国军事人员回家的时候了。他说，中美两国都希望在两国之间建立起一种卓有成效的关系，但这一事故可能会破坏这种期望。鲍威尔拒绝就美国侦察机撞毁中国战机一事道歉。他说，美国没什么可道歉的，并称美国机组人员是“被扣押”了。

4月4日，外交部长唐家璇在北京召见美国驻华大使普理赫，再次向美方严正交涉。他指出，“撞机”事件发生后，中方一直采取冷静、克制和负责任的态度处理这一事件。中方还从人道主义考虑，对美方机组人员予以安置，并安排美驻华使领馆人员与其见面。但美方不仅不面对事实，承担责任，反而摆出霸道架势，强词夺理，混淆是非，一再对中方进行无理指责，这更是错上加错^[51]。同一天，江主席在动身出访拉美六国之前说，他心里一直惦记着被撞毁的飞机上的飞行员。他指出，这次“撞机”事件的责任完全在美国方面，美方应该向中国人民道歉，并作一些有利于中美关系发展的事，而不是发表颠倒是非，不利于中美关系的言论^[52]。之后，美方态度有所改变。

4月5日，外交部发言人孙玉玺说，鲍威尔对“撞机”事件以及失踪的中国飞行员表示“遗憾”，是朝正确方向迈出了一步。美国应该对“撞机”事件负责，同时应该向中方道歉，并以合作的态度来帮助解决这一事件，只有这样做才不至于影响中美关系的大局。那天，布什总统在美国报纸编辑协会年会上发表讲话，他说：“首先，我对中国一名飞行员失踪表示遗憾，我对他们损失一架飞机也表示遗憾。我们为那名飞行员和他的家人祈祷。我也为我们自己的男女军人祈祷，他们需要返回家园。给中国的信息是，我们不应让这个事件影响（双边）关系的稳定。我们同中国的关系非常重要，但他们需要认识到现在是让我们的人回家的时候了。我们正在运用一切外交渠道来实现我们所优先考虑的事情。”^[53]

4月6日到4月10日，中美谈判继续，双方在释放24名美方机组人员和返还美方飞机问题上“取得进展”，中美政府正在合作草拟一份联合声明，表达两国对“撞机”事件所持的共同立场。

4月11日，问题有了突破。普理赫大使代表美国政府向唐家璇外长递交正式的道歉信。全文如下：

“尊敬的部长先生：

我谨代表美国政府在此概述解决此问题的步骤。

布什总统和鲍威尔国务卿对贵方的飞行员至今下落不明均表示了真诚的遗憾，我们对中国人民和飞行员王伟的家人深表歉意。

虽然事情发生的全部经过尚不明确，但根据我们的消息，我们的飞机受到严重损坏后遵照国际紧急程序做了紧急着陆。我们非常抱歉他们在进入中国领空和降落时没有得到口头许可，但我们很高兴他们安全着落，也感谢中方为照顾我方机组人员所做的努力。

鉴于此不幸的事件，并根据我与贵方代表商讨的结果，我们同意采取以下行动：

双方同意举行会议对此事进行讨论。我方政府理解并预计我们的机组人员会尽快被允许离开中国。

此会议将于2001年4月18日开始举行。议程内容将包括讨论事件的起因、提出恰当的建议以避免类似相撞事件再度发生，制定让EP 3飞机及时返回的计划及其他有关问题。我们明白贵方政府将在此会议上提出有关美国在中国附近进行侦察任务的问题。

此致

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部长唐家璇先生

约翰·W·普里赫敬启”^[54]

唐外长在接受美方的道歉信时指出：“美方对此事件必须承担全部责任，向中国人民作出交代，停止在中国沿海进行侦察活动，防止类似事件再次发生。”他强调，事件并没有完结。中美双方还将继续就这一事件及其他相关问题进行谈判。鉴于美国政府已向中国人民道歉，出于人道主义考虑，中国政府决定允许美方机组人员在履行必要手续后离境^[55]。

那时正在拉美访问的江泽民主席，也向随行的新华社记者发表谈话，对美国政府的致歉信给予肯定，兑现了“美方道歉，我方放人”的承诺，但江泽民主席指出，这一事件并未完全了结。希望美方认真对待中方的立场，妥善处理^[56]。

4月12日，美国机组人员乘坐美国政府租用的商业包机离开中国，中美商定4月18日开始就“撞机”事件有关具体问题进行续谈。双方代表团团长分别是中国外交部美大司司长卢树民和美国国防部部长帮办贝尔加，谈判内容主要涉及事故责任及赔偿、EP 3侦察机归还问题和今后的侦察行动，谈判是在坦诚、务实的气氛下进行的^[57]。

六

“撞机”事件说明了：（1）中美关系具有复杂性、反复性和突发性。（2）中美关系逐步成熟了，在出现突发事件时，双方表现出排除危机和管理危机的能力。（3）避免冲撞乃至冲突符合两国的根本利益。（4）保持接触，建立对话和谈判机制，是克服两国之间困难和加强危机事件管理的有效途径。

“撞机”事件发生后不久，4月25日，美国4位前国务卿（基辛格、奥尔布赖特、克里斯托弗和舒尔茨）就美国“撞机”事件及其美国对外政策发表了谈话，讨论会由美国对外关系委员会和太平洋对外政策委员会联合举办。4位美国前国务卿一致认为，在中美“撞机”事件后，避免与中国冲撞是非常重要的。基辛格说：“我对把中国看成是取代前苏联的下一个敌人的倾向感到忧虑。”^[58]

5月份，我去华盛顿，在国务院见了助理国务卿詹姆斯·凯利。他当时因中美“撞机”事件和其他亚太问题显得十分忙碌，匆忙地提早结束与我的交谈。我注意到了，5月1日，凯利在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东亚和太平洋事务小组委员会发表题为“美中关系的未来”的证词。凯利说：“我们一向明确阐明我们的利益，包括我们根据《与台湾关系法》对台湾自我防御的承诺和在国际水域和空域航行和飞行的自由。我们不想针对中国非常强烈的批评展开舌战，但在我们的男女军人被扣留在中国11天之后，我们也不会一切如常。北京必须明白这一点。我们已通过外交渠道使我们的机组人员返回，并争取让我们的EP 3飞机早日返回。我们对需要做的事情一直非常明确；我们拥有那架飞机并期待中国方面归还它。最近发生的事件提出了一些问题：关于美中关系，我们的立场是什么？我们希望未来它向何处发展？从我们这方面讲，正如总统所说，我们不把中国看成敌人。在一些问题上，我们把中国看成伙伴；在另一些问题上，我们把中国看成竞争者。国务卿也同样明确地说明了我们对这一关系的看法，他说：‘中国是一个竞争者，一个地区性的潜在对手，但它也是贸易伙伴，愿意在我们两国都有战略利益的领域，如朝鲜半岛，进行合作。中国具有所有上述这些特征；但中国不是敌人，我们面临的挑战就是要继续保持这种状态。’从提倡朝鲜半岛和平稳定到不扩散到贸易，我们同中国有着共同的利益，一个卓有成效的、积极的关系对我们最为有利。”^[59]

5月14日，凯利奉命访问北京。5月15日，李肇星外长和王毅副外长分别会见他，就“撞机”事件后的两国关系新形势及其他有关问题交换了意见。凯利代表美国政府表示，美国希望与中国发展建设性关系的立场没有变，美国不支持“台独”的“一中”政策没变。双方还坦率地讨论了导弹防御体系问题。

6月12日，凯利在众议院国际关系委员会东亚及太平洋事务小组委员会作了题为“美国的东亚和太平洋政策：挑战和当务之急”的证词。凯利指出，我们同中国的关系牢牢建立在寻求美国具体的国家利益的基础上。我们明白，相信中国也明白，我们的关系将对亚洲安全产生深远的影响。美国寻求同中国建立建设性的关系，这种关系有助于促进我们在该地区的和平、稳定和繁荣方面的共同利益^[60]。

2001年6月28日至30日，复旦大学美国研究中心美国国会课题组举行“美国国会与中美关系研讨会”。中心副主任、该课题组负责人孙哲教授为研究会的顺利召开做了大量准备工作。会议邀请的中方人士有：周明伟、薛谋洪、苏格、张克远、周琪、许嘉、金灿荣、李庆四、周启朋、黄仁伟、杨洁勉、夏立平、郭隆隆、王国兴，以及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和美国研究中心的专家、教授和研究人员；还有来自美国的张之香、孔飞力。美国驻沪总领事李凡出席了6月29日的欢迎宴会，并作基调讲话。李凡说：“这几个月中美关系的发展是很典型的，充满了起伏，说明中美关系开始了一种从坏向好的根本性转变。尽管近来形势出现了不大好的情况，但中美之间合作是有广泛基础的。就我个人经历而言，每一天我都看到中美关系、两国交流在发展。亚洲协会、CNN华纳公司、亚洲基金会、福特基金会、美国众多的大学访问团、学者和官员最近几个月频繁访问中国，即是明证。中美间的合作领域从学术、经贸、环境、卫生、社会保障、信用卡安全到法律界，无所不包。上海美国商会在亚洲排名第一。去年上海申请去美国的签证9万多人次，今年又增加了15%。这些都是好的迹象。1982—1983年我曾在美驻华使馆工作。对比以往，现在中美合作交流是过去所不能比拟的。这些交流与合作为两国关系提供了稳定的基础。所以从长远看，我对中美关系是乐观的，尽管从短期看充满了波折。由于两国差异太大，有不少利益相互冲突的地方，加上台湾问题存在，使情况更为复杂。要很好地解决这些问题，我认为做好以下两点尤显重要：第一，谨慎处理台湾问题；第二，继续扩大合作交流。国务卿鲍威尔最近讲中国不是美国的敌人。美国面临极大的挑战是如何保持这种势头，确保中国不是美国的敌人，需要彼此共同努力。总之，中美两国既是竞争者又是合作者；中美关系的发展前景，取决于双方共同的努力。”

6月29日晚，通过卫星电视会议的形式，与会者与美国国会研究专家、美利坚大学教授詹姆斯·赛伯和前众议院国际关系委员会主席李·汉密尔顿进行对话交流。其间，李·汉密尔顿就美国国会与中美关系谈了他的看法。他认为：“20多年的历史已证明，美国与中国的关系是最困难的双边关系。前6届美国总统都没有找到一项完全满意的对华政策。他们很理解中国对美国做超级大国、独霸世界、遏制中国、发展T MD和N MD、保卫台湾地区的担心；反过来，也认为21世纪世界最大的问题是中国的发展。这些根本分歧妨碍了美国对华政策的制定，进而使两国关系起伏不断。因此，如何构建务实、有利的双边关系成为两国共同努力的目标。”他还指出：“美国国会与中美关系问题的基本特点是：（1）很少有议员以全面视角来看待中国，大多数人只是从个人的角度出发，就事论事，在特定时间里谈论特定的问题，因此他们缺乏‘战略眼光’；（2）在美国，外交是第二位的，重要的是国内问题；（3）美国外交的政治化。在美国国会，很难形成联合阵线，对外没有统一认识，包括对中国，看法迥异，但都有市场；（4）国会的对华态度不以党派划线，经常发生政治冲撞。比如经济问题，不同党派、不同势力会支持同一提案，如PNTR；（5）国会不会也不能从战略上看待中美关系，缺乏整体视野和背景。对“撞机”事件，议员普遍很冲动，这就不足为奇了。”

李凡总领事和李·汉密尔顿先生的讲话从不同角度谈及“撞机”事件，从一个侧面说明了这一事件对中美关系的影响是不可低估的。当然，所幸的是，这一事件由于处理及时得当，没有演变为一场难以收拾的危机。双方迅速把两国关系带回正常的发展轨道。

6月下旬，外交部部长助理周文重访问美国，美国副国务卿阿米蒂奇在华盛顿会见周文重时，明确告知，美国政府已决定恢复同中国的正常关系，取消“撞机”事件后实施的不准双方高层官员进行接触的禁令。这是在“撞机”事件之后美方作出的一次最积极的姿态。接着，作为对周文重访美的回应，美国国务院政策规划室主任哈斯于7月上旬访华，与中方官员进行友好的会见。

7月5日，江泽民主席应约与布什总统通了电话。江泽民首先就美国“独立日”向美国政府和人民表示祝贺。他说，前一段，中美关系遇到了困难。但近来双方都采取了一些积极步骤，两国关系得到了改善。我注意到总统先生多次表示，美国愿意同中国建立建设性的关系。中国政府和人民重视与美国的关系，希望与美国发展建设性合作关系。江泽民说，中美是对世界有影响的大国。在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以及在一些重大国际问题上，中美之间有着重要的共同利益。我们应在中美三个联合公报的基础上，共同致力于两国关系的稳定发展。布什说，美中双边关系至关重要，美中之间应有良好的对话。中国是一个伟大而重要的国家，他尊重中国，尊重中国的历史和未来。美中两国能够找到合作的领域。他一直强烈支持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因为这符合美国的利益，也符合中国的利益。美中两国可以在许多国际问题上进行合作。布什表示，他将于10月份到上海参加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并访问北京。他感谢江主席对他的邀请，期待着与江主席进行坦率、富有成效的会谈。江泽民表示期待着与布什在上海和北京的会晤^[61]。

7月12日，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赖斯也说，美中关系“正在出现很大的改善”。她说，在美中“撞机”事件发生后，布什总统进行决策的指导方针之一就是要“保持（美国）富有成果的对华关系的框架”。在“撞机”事件刚刚发生之际，布什政府就制定了走出困境的路线图，并确信在摆脱困境后，美国“将有可能获得同中国发展建设性关系的机会”。赖斯说，在美国飞机运回后，布什总统与江泽民主席通了电话。布什总统认为，中国是一个正在崛起的大国，美中两国在一些安全问题上有分歧，但双方显然也有一些共同的安全利益，并且能够为此进行合作^[62]。

7月28日至29日，美国国务卿鲍威尔访问北京，唐家璇外长与他举行正式会谈。唐家璇对鲍威尔访华表示欢迎。他说，中国领导人从战略的高度和长远的角度，审视和处理中美关系。中方希望与美方一道努力，发展建设性合作关系。为两国关系确立这样的目标是现实的，对中美两国有利，对世界的和平繁荣也有利。中美之间虽存在这样那样的分歧，但拥有广泛而重要的共同利益。在新世纪里，两国开展交流与合作有着十分广阔的前景。双方应该全面地看待两国关系，维护和发展共同利益，妥善处理分歧。鲍威尔说，他此次是抱着促进美中友好关系的目的来到北京的，布什总统也非常期待今年秋天访华，以积极的态度发展美中之间的对话与合作。最近美中关系出现了积极进展，各方面的合作，特别是经济、贸易方面的合作都在朝着好的方面发展，美方愿努力促进中国早日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美国无意与中国为敌，希望同中国保持友好关系。美中作为两个伟大的国家应该为维护共同利益解决好分歧。中美双方商定：（1）将于今年9月举行第14次中美联合经济委员会会议，并将于今年内适当时候举行中美商业贸易联合委员会会议；（2）双方原则同意于8月举行加强海上军事安全磋商机制专门会议；（3）双方原则同意恢复中美政府间人权对话，具体将通过外交途径商定；（4）双方原则同意就不扩散问题举行专家磋商，具体通过外交途径商定^[63]。

江泽民主席、朱镕基总理和钱其琛副总理分别接见了鲍威尔，可见中方对其访问的重视。江泽民主席说，中美关系正在改善。我们期待着布什总统于今年秋天访华。自1972年双方重新打开交往大门以来，中美关系在广泛的领域取得了历史性的成果。我们两国人民从中受益，世界其他国家的人民也从中受益。美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发达国家，中国是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两国应站在新世纪的高度，登高望远，共同促进世界的和平与发展。世界是丰富多彩的。各种文明和社会制度应长期共存，在比较中取长补短，在存异中共同发展。这对实现新世纪的世界和平、稳定与发展至关重要。鲍威尔表示感谢江主席的会见。他说，美国希望同中国建立建设性的关系。布什总统将抱着寻求对话与合作的目的来中国访问。鲍威尔还说，中国的改革开放给中国人民带来了巨大的利益。美国希望看到中国继续发展和进步。美方愿在寻求合作中相互促进^[64]。

8月13日，江泽民主席接受《纽约时报》董事长兼发行人苏兹贝格、执行总编莱利维尔德等人的采访，在谈及中美两国是否可能开始一场新冷战时，江主席说，中国人民和各国人民一样，都不愿看到世界上任何地方再发生新的“热战”、冷战或动乱，而是渴望世界持久和平，促进共同发展和共同繁荣。我们把发展经济、改善人民生活作为中心任务。中国不搞扩张。中国不对任何国家造成威胁，也无意同任何国家对抗。中国愿意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同世界上一切国家平等相待，友好往来，互利合作。中美两个大国存在分歧并不奇怪，但在维护亚太地区和世界的和平稳定、促进各自国家和全球经济的发展和繁荣，在应对全球性问题上，都有共同的责任，需要加强合作。我们希望与美国发展建设性合作关系。我对中美关系的前景是乐观的。我相信，只要双方遵循中美三个联合公报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妥善处理两国间的问题，中美关系就能改善和发展^[65]。

这次采访之所以重要是江泽民主席提出了建设性合作关系的思考，对以后两国关系走向起了引导作用。

8月份，我在华盛顿逗留了近一个月。就在江泽民主席接受《纽约时报》采访的同一天，8月13日，我见了詹姆斯·凯利。凯利说，布什新政府重视中美关系，“撞机”事件后两国关系一度紧张。美方和中方一样，也不愿看到两国关系恶化。周文重部长助理对华盛顿的访问很重要，是一转折。美方认为中方有诚意改善关系，便迅速作出积极反应。鲍威尔国务卿访华成功，凯利随行，他很有感触。现两国关系有明显好转，布什总统和鲍威尔不止一次私下对他说，美国愿意和中国合作。当然，两国关系中仍存在不少问题和分歧，如N MD与T MD、导弹扩散与导弹部署、人权与宗教自由、贸易问题和台湾问题，双方都应该给予重视。两国关系有摩擦，但不对抗。近期目标是把关系稳定下来；长期目标是：促进中国民主化，与中国合作维持亚太和平与安全，将中国融入国际体系。

接着，我走访了傅立民先生，他曾任助理国防部长，是美国著名的中国通。他指出，克林顿时期，两国关系定位为建设性战略伙伴关系，布什上台后虽一度强调竞争对手关系，这在一定程度上起了稳住美国共和党内部鹰派的作用，但在政策实践上却行不通。经过半年的调整，美国政府内主流派已初步达成共识：美中关系应是一种建设性合作与竞争关系。内部强调竞争一面，对外突出合作一面，即建设性合作关系。傅立民还指出，美国政府关心两点：（1）中国愿意与美国合作还是竞争？中国领导人多次表示，中国愿意发展与美国的合作关系，但实际上是否准备与美国竞争和较量呢？10年前，中国的税收率为7%，现增加到16%；10年前，税收20%留中央，80%给地方，现在中央留60%，地方只得40%，中央多了5倍财力，其中相当部分用于国防，中国国防预算现达172亿美元，占中国GDP的0．8%。这是发生在中国的一场悄悄的革命，中国将很快拥有与美国竞争的能力。（2）会不会与中国发生新冷战？不会。要么就是“带有‘冷意’的‘热战’”（hot war with colds），但“热战”是不可能打起来的。不会发生冷战或“热战”的原因是：①中国不是当年的苏联；②美国若与中国打冷战，盟国不会跟随；③美国人不愿为台湾去和中国打仗。考虑到这两点，两国政府应利用目前关系改善的契机，以积极的态度调整战略定位，避免对抗，发展合作。

傅立民大使（左）与本书作者在华盛顿他的办公室合影（2001年8月）

当时，我还见到了卜睿哲。这次，他开门见山直奔中美关系的主题，不像过去我们的会见，基本上谈的是台湾问题。卜睿哲说，在对华问题上，美国基本上有三派，或者三种立场：（1）接触派，主张发展中美经贸关系；（2）道义派，强调人权、宗教因素；（3）威胁派，重视安全问题，认为中国是潜在威胁。具体来说，布什总统和国务院主张接触政策，发展经济交往，辅之强硬的外交手段；美国国会和共和党右翼势力则主张在人权和宗教问题上对华强硬，必要时通过制裁施加压力；国防部以切尼拉姆斯菲尔德沃尔夫威茨为轴心的鹰派认为国务院的立场太软了，外交手段解决不了安全问题，认为中国的国防动态、军事部署和4月份的EP 3事件表明中国的威胁已对美国构成安全问题，因此主张对华采取谨慎的强硬政策。半年来，美国决策层经过磨合、协调，似乎接触和道义立场占了上风。鲍威尔国务卿访华取得积极成果，中美关系恶化的趋势得以制止，上半年的困难态势得到缓解，双方在朝着建设性的稳定关系方向上形成初步共识。这一新的进展对中美关系今后的发展无疑是重要的，但这一切并不表明两国之间的问题已解决了。10月份的中美首脑会谈是两国关系中的转折性事件。谈什么问题，从美国来讲，安全问题是首要的，美方关注中国的导弹部署和导弹转让问题，然后是人权和台湾问题。

傅立民大使（左）重访复旦大学时与本书作者的合影（2008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