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军民人员从中国的遣返

十八　日本军民人员从中国的遣返

1945年12月15日杜鲁门总统在美国政策声明中所提出的目标之一,就是实现日本军队从中国遣返,以消除日本在中国的影响。声明指出,美国已承担解除日军武装并将日军自中国撤离的明确义务,美国正在并将继续帮助中国政府实现这一目标。

虽然这一政策声明指出,消除日本在中国的影响将通过撤走日军而完成,但显而易见,要消除日本在中国的影响,还要遣返日本平民。他们留在中国,日本的影响就将继续存在,而且其中的许多人如果允许留下,他们就会秘密挣扎,以图在亚洲大陆复活日本的势力和影响。但我们也认识到,一些地区的中国当局已表示需要日本技术人员的服务,如果从中国撵走一切日本技术人员,又没有适当数量训练有素的中国人接替他们在工业、交通、矿山及其他方面的工作,其结果就会损害中国的国民经济。国务院原已表示,将日本人(包括“技术人员”)留在中国是非常讨厌的,而且也与美国消除日本在华(包括台湾)影响的政策不相一致。但也认识到,从中国遣返日本平民是中国的内政问题,美国当然不能强迫中国接受自己的意志。

1945年10月25日至27日在东京举行的有中国代表参加的关于遣返日本人问题的联席会议,商定由中国政府负责从中国战区遣返解除武装的日本军事人员及平民。为与波茨坦宣言条款相一致,如12月15日总统对华政策声明所述,美国政府将协助完成这一遣返计划。

1946年2月6日,盟国最高统帅部,美国海军太平洋舰队总司令,中国兵站总监,中国全国军事委员会和中国军队最高统帅部一致同意一项中国战区遣返计划。在这项计划中,声明“中国国民政府负责遣返日本一切军民人员,特别负责解除一切被遣返人员之武装,将其移交港口地区,并办理乘船准备工作”。办理和移送日本人至上船港口的直接责任交给了中国军队最高统帅部。这项计划指出,中国战区美军^[1]在这方面的任务是,向中国国民政府提供意见,并在中国军队最高统帅部、中国国民政府、美国海军第七舰队、盟国最高统帅部及日本航运管制处之间保持联络。让第七舰队负责载运日本人,包括使用美国海军船舶,并让日本航运管制处负责用日本人操作的船舶^[2]载运。根据计划,中国战区美军授权拟定自中国各遣返港口遣送的优先次序,并从该指挥部可利用的船舶中分派船只。

从中国遣返日本人的问题与停止冲突是密切相关的,因为日军在华北的继续存在是对该地区和平的非常确实的威胁。由于国民政府继续利用武装的日军驻守华北各铁路沿线的某些据点,共产党坚持其部队有权接受日军投降,这点尤其真实。因为记着这些情况,遂在三人小组关于停止冲突和建立军调部的会谈中提出讨论遣返日本人问题。在建立军调部的协定中规定,由军调部提出解除日军武装及配合移送这些日军至遣返海岸的措施的建议。

1946年2月16日,中国战区美军遣返科科长向军调部三委员及军调部有关人员提出了一个截至当时遣返情况的概况。希望军调部在这一任务中所起的作用是,促进将被遣返的日本人移送至离境港口塘沽和青岛。军调部后方勤务科^[3]在军调部内部负责军调部在遣返计划中需要采取行动时所承担的那些任务。遣返科长的报告表明,华南、海南岛和台湾的遣返工作将于5月1日完成;华中和华北的遣返工作预计6月1日完成;满洲的遣返工作,由于日本人的实际数字和驻地可得到的情报不多,预计可于5月1日开始,9月30日完成。与军调部特别有关系的,是报告所提要从华北和满洲遣返的日本人总数的估计：华北三十万零七千人,满洲一百六十万零三千人。

2月18日,军调部三委员一致通过并向一切执行小组、一切执行小组组员和国共双方在华北的一切军事长官发出一项关于遣返日本人的总指令。此项指令指出,从目前驻地有秩序地移送日本人至离境港口是一件与军调部直接有关的事,可得到的情报表明,在华北约有十二万日本军事人员和十八万九千日本平民将经由塘沽和青岛两港遣送回国。军调部在这方面的责任是：协同中国政府和中国战区安排建立食品站,安排移送日本被遣返者至离境港口;采取步骤,保证与此种移送有关的铁路用煤;根据可利用的铁路设备,或沿撤离路线的生活条件,以及当前驻地食品情况,决定从各地区移送日本人的先后次序。指令说明,船舶和港口设备当时能处理的流动速度是,经塘沽一天三千人,经青岛一天一千五百人;从华北遣返日本人的工作,将按与可得到的船舶相一致的最快速度完成。指令解释说,日本人从连云港和徐州地区遣返,不需要军调部的行动或协同。(日本人从这些地区撤走将经过连云港和上海,而军调部在遣返计划中的责任只限于华北和满洲。)命令一切军事长官主动帮助他们所在地区或经过他们所在地区的日本人遣返工作,移送的路线和时间由军调部确定。

军调部发出这项指令并积极参加这一遣返工作之后,显而易见,遣返一切日本人的工作因为面临中国希望保留日本技术人员将遇到某种困难。经中国最高当局与中国战区美军多次讨论,4月2日作出决定,允许台湾中国军政长官暂时保留五千六百名文职技术人员及二万二千四百名左右的受赡养者,共二万八千人。不用说,1947年1月1日以前这批日本技术人员及受赡养者的遣返将由中国政府负责^[4],美国将于4月15日完成除上述二万八千人之外的台湾一切日本军民人员的遣返工作。

至4月12日,原来估计在中国(满洲除外)、台湾和印度支那北部的二百一十一万六千三百零七名日本军民中,一百三十七万九千二百七十六人(占百分之六十五)已遣返完毕。至同一日期,自华南和台湾的遣返也接近完成。其时留在中国(满洲除外)的七十万零六千四百二十七名日本人中,有四十二万四千九百八十八人(占百分之六十)在华中。据报在华北的六万零二百一十五名日本军事人员中,约有五万四千人(超过百分之九十)是在山西省。

与日本人问题有关的山西局势,具有某种利害关系。因为一般相信,这批日本人有些还是武装人员或在易于接近武装的地区,可能被省当局用来反对共产党。山西省政府主席坚持保留日本技术人员,以及该地区和北平地区的国民政府军事长官对遣返计划缺乏合作,终于形成了一种局面,使两条船因得不到要遣返的日本人运送,只好空着从港口开走。

鉴于此种情况,我于1946年5月16日写信给中国外交部长,信中提到国民政府保留日本技术人员的明显愿望,并询问中国关于此事的希望,以便就所涉及的船运作出明确计划。6月5日,外交部长复函说,为保证中国收复区某些企业工作不致中断,国民政府感到,“在目前过渡期间”有必要保留一批日本技术人员的服务。他说,除满洲与台湾外,要保留的数字约为一万二千人。

中国战区美军5月24日所编制的遣返统计说明,预定从华南遣返所有日本军民人员的工作已于4月25日完成,从印度支那北部遣返的4月21日完成,从台湾遣返的4月23日完成。截至5月22日,总数一百七十五万九千五百名日本人(九十九万两千零五十四名军事人员,七十六万七千四百四十六名平民)已从中国战区(包括满洲^[5]遣返完毕。5月22日尚待遣返的日本人数字(在满洲的除外)如下：从华北遣返的,七千零七十名军事人员和一万四千九百七十名平民,自华中遣返的,二十四万零三百三十三名军事人员和三万三千五百五十五名平民——两地区总共二十四万七千四百零三名军事人员和四万八千五百二十五名平民。到6月21日,尚留在华北的约有一万四千五百名日本人,虽然原定完成从华北遣返的日期为5月15日,而且在此之后有十艘登陆艇在塘沽等候被遣返者到来达九天之久,但因无任何日本人上船,登陆艇最后开往葫芦岛。此时美军当局通知中国军队最高统帅部,1946年7月15日以后华北将无船舶可用,而且到7月15日止,经塘沽和青岛的遣返计划将认为业已完成。要求中国当局将经此两港遣返的日本人确切数字和留在中国的日本人数字通知中国战区。

中国战区美军编制的关于华中的最后数字表明,自该地区遣返日本人的工作于7月11日完成,总共八十一万零二百二十六名日本人(六十八万三千四百七十四名军事人员,十二万六千七百五十二名平民)已撤离华中。据报中国人保留了四千九百一十名日本人,其中二千零八十三人为军事人员,二千八百二十七人为平民。

7月16日,军调部正式承担了自华北和满洲遣返日本人的任务,从而免除了中国战区美军为这些地区遣返计划所负的任何进一步的责任。军调部所编制的统计表明,从华北遣返日本人的工作于1946年8月11日正式完成,总共五十五万一千五百名日本人(二十三万九千二百六十六名军事人员,三十一万二千二百三十四名平民)已撤回日本。华北中国当局说,共有六千七百三十七名日本人,包括战争罪犯、技术人员及其家属,将留在该地区。估计另有一千五百名日本人(这些人中军事人员和平民的比例不明)未能到达海岸。当这些人能召集到一起时将集中于北平,由中国人经铁路运往葫芦岛遣返。

在这一点上,鉴于从中国遣返一切日本平民对美国有好处,在南京的美国大使馆奉国务院指示,于1946年7月6日正式照会中国外交部长,表示美国政府希望一切日本国民均应在最近的将来遣返回国,并希望中国政府将其大部分,包括一切希望遣返的日本人,尽快遣返。照会并说,美国政府非常希望只允许将这样的日本人留在中国：因无相当于他们的专门才能或技术专长的中国人,因而他们显系不可缺少,他们的履历又能表明他们对中国的和平与安全并无任何威胁。

由于缺少从满洲遣返日本人数字的准确情报,给制订从该地区遣返日本人的确切计划造成了困难,因为船舶、铁路运输、食品及处理等问题都要求事先了解需要。船舶问题尤其如此,因为要求中国战区配合遣返计划,是按照麦克阿瑟将军总部可获船舶和其中能用于从中国战区遣返日本人的那部分船舶进行的。2月后半月,美军当局努力从一切可得到的资料中获得关于满洲日本军民人员数字及其地理位置的情报,结果所得到的数字是一百五十万至三百万之间。中国战区美军即以此为暂时依据,作为他们计划从满洲遣返九十万日本军事人员和七十万零三千日本平民的数字。由于苏军这时继续占领满洲和中国对该地区缺乏控制,不可能从中国方面获得日本人在满洲的数字和位置的充分情报。

随后事情变得很明显,按照当时保持的遣返时间表,到4月30日,华南、台湾、海南岛和印度支那北部要遣返的日本人将清理完毕,用以遣返的船舶早在4月15日就会开始过剩。鉴于这种情况,派遣一个美军遣返小组前往满洲收集有关该地区日本军民人员的人数和部署,以及有关遣返的交通、住宿和集结待运地区设备的情报,以此在满洲制定遣返计划,似乎是适宜的。因此,中国战区美军通知中国军队最高统帅部,中国战区正在计划于4月15日以后派遣一个遣返小组前往葫芦岛(国民政府占有的一个南满港口),在开展一项从满洲遣返的完整计划之前,按照一个大致的基本方案于4月下半月开始从满洲遣返日本人。要求中国当局在葫芦岛建立必要的遣返机构,并拟订遣返计划。4月18日,中国军队最高统帅部通知中国战区,其遣返机构已在葫芦岛建立,已将大约六万日本人集中该地准备遣返。由五名军官和八名士兵组成的美军小组,名叫葫芦岛遣返小组,于4月下半月前往葫芦岛,并做出安排,以便日本航运管制处的十条船届时到达,为被遣返者提供运输。

从满洲遣返的计划开始时,中国战区美军与军调部举行了一次联席会议,以保证满洲军调部执行小组有关移送被遣返者至离境港口的行动,如像执行小组在华北所进行的一样。中国战区美军对被遣返者的必要处理办法作出规定,并承担责任在遣返计划与步骤方面同盟国最高统帅部协作。如在中国其他地区一样,处理办法由美国人员掌握,因为中国缺乏有训练的人员担负这类任务。

关于自满洲遣返日本人问题,经国务卿同意^[6],我于1946年3月9日致函苏联驻华大使,内称,用于遣返日本人的船舶将自4月15日起逐步解放出来,该大使如愿弄清苏联政府关于自满洲撤离日本军民人员的意见,将不胜感谢。信中指出,如果这些日本人员自4月15日起能到达满洲港口,可用的船舶即可专用于遣送日益增多的大量日本人员,因为从中国本部的撤离已接近完成。并向该大使解释,早日答复将有助益,因所涉及的船舶将被指定不是用于遣返,就是用于复员。

4月2日,我离华返美期间充当我在三人小组代表的吉伦中将依照我的电报指示,向苏联大使发出一信。信中说,4月15日麦克阿瑟将军将有七十五艘日本人操作的自由轮可用于自满洲遣返日本人。谈到我3月9日给该大使的信,吉伦将军询问,苏联政府是否已作出关于自满洲遣返日本人的什么决定。强调了因与所涉及的船舶部署有关,需及早得到答复,但对这些信一封也没有接到答复。4月15日,我在华的参谋人员哈特·考伊上校代表吉伦将军致函苏联大使,进一步询问此事。

4月27日,我从美国返华后,又向苏联大使发去一函,通知他可以得到船舶,而且一个美国遣返小组正在前往葫芦岛,以配合从南满移送日本人经该港口遣返。我还告诉该大使,来自中国军队最高统帅部的报告表明,在沈阳至大连的走廊地带有大量的日本人,为了促进对这些日本人的遣返,在大连暂驻一个只配合移送被遣返日本人的美国遣返小组将是有助益的。要求该大使尽早将他的政府对此事的态度通知我。我告诉他,如果希望此事提到高一级处理,我将因受到通知而表示感谢。

鉴于对这位苏联大使的各种联系依然未接到收函通知或答复,5月14日,我电告美国驻莫斯科大使,要求他就此事向苏联政府交涉,并指出,这纯粹是一种经济地利用船舶以免不必要的延误的事务性问题。5月29日,美国驻莫斯科大使电告我,他已就派遣一个美国遣返小组去大连一事向苏联外长提出交涉,外长已同意尽早将苏联政府的决定通知他。6月29日,美国驻莫斯科大使经国务院用电报送给我苏联对他询问的答复的译文。苏联政府建议,住在大连和旅顺海军基地地区的日本人,应以类似苏联代表在东京建议的从北朝鲜遣返日本人的方法经大连遣返。复函并说,旅顺苏军当局将负责移送日本人至大连,负责他们的体格检查和上船,而希望麦克阿瑟将军总部负责以归该总部使用的船只将他们从大连运往日本。建议在东京订出细则。复函最后说,大连和海军基地地区以外的日本人应经附近的满洲其他港口遣送。7月4日,苏联驻华大使给我送来一封同样意思的信。

约在此时,沈阳日军总部告知军调部,在大石桥以南沿关东半岛有三十六万四千名日本人,分布如下：二十五万名在大连,十万名在旅顺海军基地地区,一万四千名在半岛的大连以北地区。由于这一万四千人^[7]的遣返需要经沈阳长途乘火车、卡车和步行,而在冬季到来之前经葫芦岛一港完成遣返或许有困难,我遂于7月22日又向美国驻莫斯科大使发去电报,建议他向苏联政府交涉,获得它的同意,将这一地区的三十六万四千名日本人全部经大连遣返。

8月19日,还没有从东京的联合国对日管制委员会接到关于此事的进一步发展的消息^[8],我向盟国最高统帅部发去电报,探询是否已接受苏联上述建议,制定了什么遣返计划。我感到为了便于计划冬季工作,此种情报是必要的;可以想象,在大连和旅顺海军基地地区的三十五万日本人可能要被北移,因而将给已因葫芦岛港口拥挤而受到妨碍的军调部遣返计划增加一种额外的沉重负担。

其后联合国对日管制委员会通知我,从苏联控制地区遣返日本人的一般问题当时正由国务院在政府最高一级处理,并指明,在东京的苏联代表根据指示不能讨论除平民之外的军事人员的遣返问题,已将讨论限制在苏联控制的某些地区,而且也未能就遣返船舶的燃料供应问题取得一致意见。

虽然关于从苏联控制的大连和旅顺地区撤离日本人未取得进展,但满洲中国人控制地区被遣返的日本平民却以稳定的速度继续流动。军调部对于从北满共产党占有地区遣返曰人问题作了安排,这些日本人的遣送是穿过国民政府和共产党控制地区之间的一条路线,南经沈阳,在可利用的设备允许范围内尽快运送至离境港口。到9月6日,从满洲撤离的日本人总数已达六十八万二千六百二十九人。军调部估计,尚待从该地区撤离的,另有七十二万二千五百九十八人。

按照军调部的数字,截至9月6日,从满洲遣返的六十八万二千六百二十九名日本人中,只有九千五百七十五人是军事人员。但根据美国太平洋陆军总司令至9月1日为止这一期间从满洲遣返的日本人数字,表明在满洲的全部总数中,共有三万八千九百十四名日本军事人员,包括九百五十二名海军人员在内。一般相信,日本军事人员在某种情况下将军服换成便服,而在抵达日本时这些人为了退伍又承认他们曾参加军队,因而已被美国太平洋陆军总司令算作军事人员。这些军事人员之所以不愿承认自己的身份,有时或许是因为害怕被中国人认出,在其他情况下,则是希望取得平民资格,从而许可保留数量较大的日元,这种数量的日元只准平民保留而不准军事人员保留。军调部的军事人员数字只包括了那些有组织的部队中穿军服的日本被遣返者。

但以上所说并未提供一种适当的解释,说明为什么从满洲遣返开始约四个月后,只有一小批日本军事人员从该地区撤走。从战争结束后,日本关东军所属的单位或人员的所在地就不清楚。据推测,大批人员被送往西伯利亚。少数据报在4月份中共部队夺取长春时为其所用。在满洲的一个提供消息的日本人断言,一支装备精良的日本大军仍然留在满洲。这个消息提供者说,部队之间保持着电报通讯,士气旺盛,纪律良好,虽然保持中立,但倾向于赞助中国国民政府。我们一直未能获得证实此种报告的任何材料,或证明其可靠性的任何部分的证据。这里提到它,只是作为满洲局势中有一种可能存在但似乎不一定真实的错综复杂情况的迹象。

从中国战区遣返日本人的最后数字^[9],包括直到9月6日从满洲遣返的数字,如下：

②华北遣返计划正式完成时,另有一千五百名日本人留待中国当局经由铁路至葫芦岛遣返。

③据军调部报告,约有六百名日本人(其类型不详)可望于9月经上海遣返。

满洲的数字截至1946年9月6日。军调部估计截至此时待从满洲遣返者为七十二万二千五百九十八人。未从中国当局得到他们要在满洲保留的日本人数字的情报。

截至9月20日,从中国遣返的日本人总数为二百七十一万一千九百五十一名,其中一百二十三万一千二百五十一名为军事人员,一百四十八万零七百为平民^[10]。至此,从中国领土遣返日本人的任务大部分已经完成。这是一种非常巨大的任务,涉及要从内地各处将被遣返的日本人经由不充足的交通线移送至离境港口。这一任务要求军调部交通组(它负责在这一计划中执行军调部的职责),执行小组,美国海军当局和盟国最高统帅部(它控制着用于遣返的大部分船舶)之间进行仔细的和密切的协作。这涉及被遣返者从内地到达离境港口的流动要按这样的时间安排和规定进行,使遣返船舶开出时间的拖延达到最小限度,不给遣返小组可利用的处理及宿营设备造成过重负担。这要求在沿途必要的地点设立食宿站。这是对筹划和执行遣返计划效率的一种颂辞,因为从中国战区撤离这样庞大数量的日本人,是在比较短的时间内完成的。

留在中国的日本人可能扮演何种角色,他们的影响重要程度如何,这是一个可以争论的问题。但在最近的将来,留下的日本人通过直接参与中国事务而在中国舞台上所起的影响,似乎未必能成为一种重要的因素,除非由于满洲可能存在大量的日本军事人员而使事物的发展出现这种情况。

【注释】

[1]包括美国在华海军陆战队。

[2]日本航运管制处的船舶,由登陆艇、自由轮和俘获的日本船组成,均配备日本水手并由他们操作。

[3]后改为铁路控制组,最后改为交通组。

[4]其后中国政府要求盟国最高统帅部并得到允许,从9月开始以中国船舶遣送这批日本人。

[5]经葫芦岛从满洲遣返日本人,于4月下半月开始。

[6]据认为,在其他更为迫切的淡判中,此种办法可以使由国务院正式向苏联政府打交道成为不必要的。

[7]这批人据报在大连和海军基地地区以外,因而按苏联建议将经附近的满洲其他港口遣返。

[8]联合国对日管制委员会一直掌握着关于从满洲遣返日本人的一切进展情况的情报。

[9]中国战区美军及军调部编制。

[10]淤关于遣返计划另外的情报, 得到进一步统计后即送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