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将军返回南京

二十八　国民政府占领张家口与11月12日召开国民大会命令的颁发;第三方面参加调停的努力;周恩来将军返回南京

虽然10月9日我同周恩来将军在上海会谈结束时已经含有很明白的意思,即我调停的努力已告终结,但我们不相信共产党真正希望美国停止努力。这一信念从周将军10月9日晚在上海的一次新闻记者招待会上所发表的声明中得到了印证。在声明中,他叙述了对张家口休战建议中术语的误解,并提出了共产党三点关于军事的建议和八点关于政治的建议。(这些建议他在我们于上海最后的会谈中向我描述过,在其10月9日给我的备忘录里亦曾概略叙及。)周将军声明的要旨表示出一种较之同我在上海会谈时所表露的更为通达的态度。10月10日,共产党驻南京代表团的王炳南先生为了提交周将军的上述备忘录,访问了司徒雷登博士和我,这次访问进一步表明了共产党的态度。我们告诉他,周将军的答复好像表现出一种不合作的态度,因为他提出了一些他自己也知道不会被国民政府接受的要求,而提出这种不能接受的要求将封闭任何可能的进一步谈判的道路。司徒雷登博士补充说,如果共产党对美国调停人真的失去了信任,那么,我们再试图进行调停就毫无用处。

我向王先生指出,一旦谈判按照休战建议的方向开始,就有可能获致某些停止冲突的协议。为了避免可能的误解,我愿补充如下意见：我知道共产党要求国民政府军队返回1月13日驻守的阵地,而且我也熟知1月10日停止冲突协议的附带条件。我的印象是,关于此问题,尽管国民政府没有明确声明,但国民政府会坚持对政府军队最近接管的地区继续实行军事占领。国民政府也许会在这个问题上妥协,但它还没有任何表示。我想国民政府会接受在满洲保持6月7日驻守的阵地的条件。关于这些事情我本可以不作明确的陈述,但因它们同军事方面的谈判有重大关系,所以我觉得把我对此问题的印象讲清楚还是合乎需要的。这些问题肯定会引起争论,而我提及此事,是因为我始终关心问题的这一特殊方面。

蒋委员长于10月10日中华民国成立三十五周年纪念日发表演说,在演说中他概述了民国的成就和国民政府的目标。其中涉及谈判的有关部分如下：

政府所要求于共产党的,只是放弃其以武力割据地盘分裂国家的企图,与各党派一致来参加国民政府与国民大会。政府希望各党派提出国府委员候选人及国民大会代表的名单。政府所期望的是全面永久地停止冲突,但在过去三个月内,共产党拒绝了政府的一切建议,对于马歇尔将军和司徒雷登博士所提休战的建议亦表示拒绝。

蒋委员长现在提议同时召开三人小组和五人小组会议,以前者解决实施整军统编方案有关问题,以五人小组会议协议改组国民政府。一俟上述问题获得协议,只要共产党能够停止其军事行动,则政府可立即发布停止冲突的命令。

在这期间,由于同司徒雷登博士商谈的结果,民主同盟和中国青年党的代表们前往上海,目的在劝请周恩来将军返回南京。在10月8日于上海举行的一次有立法院院长孙科博士、周将军和各少数党派领导人参加的会议上,决定派一个第三方面的代表团去南京,同国民党商定向周将军发出促其返回南京的邀请。10月10日蒋委员长通过孙科博士对代表团表示欢迎。

紧跟着接二连三发生了一系列事件,引起了共产党方面的恶感,而且其中有一件事招致了所有小党派的强烈反对。10月10日国民政府军队在中共军队仅有微弱抵抗或没有抵抗的情况下,攻克张家口,并于同日进入了共产党在热河省最后的据点赤峰——在1月份关于停止冲突的谈判中,这座城市曾是激烈争议的对象。这时又据报告,国民政府部队即将占领共产党在苏北的若干另外的城镇。同日,国民政府宣布恢复全国范围的征兵,而此事自1945年8月间日本投降以后即已停止。甚至在这些事件发生以后,孙科博士还说周将军仍准备返回南京,但因国民政府于10月11日颂发了一项命令,宣告国民大会将依照预定日期在11月12日召开,致使周将军取消了他的返京计划。宣布召开国民大会也导致了其他小党派的强烈批评,他们觉得这是国民政府方面片面和独裁行动的证明。他们指责称,在4月24日各党派代表和蒋委员长讨论国民大会的延期问题时曾获致协议,决定将原定于5月5日召开的国民大会延期,并取得协定,国民大会的召集日期将由各党派间协商决定。国民政府的解释则说这样做是合乎国民党的条例的,条例要求国民大会日期的正式通告和批准须在会议召开以前一个月进行。这一系列事件的结果,使周将军和少数党代表取消了返回南京的计划。

10月13日,司徒雷登博士和我拜会了蒋委员长,他询及共产党是否提出了进一步的建议。司徒雷登博士答称,他们没有提出这样的建议,然后他把一位民主同盟领导人那天对他发表的议论向蒋委员长叙述了一番。那位民主同盟领导人说,政府占领张家口和发布召开国民大会的命令造成了一种状况,它使得共产党和其他小党派对继续谈判的可能性深为忧虑,因为他们觉得政府的行动是走向法西斯主义的第一步。

蒋委员长答称,他并不认为各少数党派已经统一于反对在目前情况下参加国民大会的立场上了。他相信一两天内不同的反应就会明朗起来。他解释说,在他看来,由政府正式批准召开国民大会乃是例行程序,是完全正当的。他补充说,他期望司徒雷登博士和我代为考虑他发表文告的可能性,一如我以前在他从牯岭返回南京时所提议的,但要根据目前局势的变化而加以修改。

当我述及周恩来将军10月9日给我的备忘录时,蒋委员长说,他希望不要提及该备忘录,而且他也不考虑其中所陈述的内容。于是我问,除了攻占张家口之外,还有什么局势的变化应加考虑。我指出,重要因素是立即停止冲突,即使共产党因军事行动的压力而被迫服从各项协议,但政治谈判和国民政府的改组亦势难产生健全的结果,因为由此产生的仇恨将会很深,而报复和猜疑的情绪也会很强。

蒋委员长答称,如果没有证据向人民和政府领袖表明在国民政府改组问题上已经取得某种有利条件,他不能同意无条件地停止冲突。他提到共产党提交其参加国民大会代表的名单一事作为例证。

我提醒蒋委员长,7月初他曾说对付共产党首先必须严厉,过两三个月以后,再采取宽大的态度。我说,据我现在看来,事隔三个多月以后,国民政府已掌握了所有重要的战略据点,实行他所说的宽大态度的时刻业已到来。对此蒋委员长表示同意,但他重申了先前的声明,即在停止冲突之前必须取得某种有利条件。接着我向蒋委员长询及行政院的改组问题。他答称,在任何将要发表的声明中,他都不会涉及这个问题,而且这是国民大会会议以后决定的事情。于是我问蒋委员长,何以不重新召开宪草审议委员会,他的答复表明他乐于使该委员会恢复工作,但是他未清楚说明该委员会为何尚未召集。讨论结束时蒋委员长说,他愿再等一两天,注视各方面的发展,然后作出发表文告的决定。

这次谈话以后,司徒雷登博士和我都认为,此时正是向蒋委员长递交所提议的以他的名义发表的声明稿的适当时机,10月14日我们将这样一份声明草稿送达蒋委员长,其中包括蒋委员长要共产党提出其代表名单的要求。这份草稿是根据我在9月27日提交蒋委员长的旧稿拟定的,包括以下具体各点：

司徒雷登博士主持下之五人小组和马歇尔将军主持下之三人小组,应照下列协定立即同时举行会议：

(1)依据今年6月间三人小组所拟定之满洲停战程序,将密切接触之对抗部队予以分开。

(2)依据今年6月间三人小组所拟定之恢复交通办法,立即恢复交通。

(3)在军事调处执行部各执行小组及北平之军调部内,双方不能同意之争执,依照本年6月间三人小组所拟定之办法处理之。

(4)今年6月间三人小组所拟定之关于满洲军队驻地的协议,应予以确认。

(5)在三人小组为统一中国武装部队而就政府和共党部队双方关于驻地重新分配、整编及复员问题获致协议之前,长江以北之国民政府军队暂驻现地。

(6)凡五人小组所成立之协议,应即由政协综合小组加以确认。

(7)地方政府之一切问题,将由改组后之国府委员会解决之。

(8)宪草审议委员会应即重行召开,商定宪法草案,提交国民大会,作为讨论之基础。

(9)在共产党同意以上各点后,即下停止军事冲突令,在下令之同时,共产党应宣布参加国民大会,并提出其代表之名单。

在我们向蒋委员长递送这份草稿的同一天(10月14日),司徒雷登博士交给我一份备忘录副本,据称那是蒋委员长致孙科博士的,其中包括国民政府拟倡议的各项方案。该备忘录如下：

为促进和平会谈,政府拟倡议如下方案：

(1)重开三人小组会议,尽快制定出避免一切冲突与整编军队之计划。

(2)非正式的五人小组开会,以尽快商讨国民政府之改组,将议定之结论提交政协综合小组商讨通过。

(3)宪法起草委员会尽快开会,以尽早完成宪法草案之修改工作。

(4)上述诸问题之任何一项一经获致解决,政协综合小组应即开会审议通过。

司徒雷登博士说,该备忘录已被孙科博士带至上海,他到达后将重行召集少数党开会,来讨论这些方案。司徒雷登博士补充说,当天早些时候他曾会见蒋委员长,蒋委员长说,三人小组和五人小组一经开会,他即准备发布停止冲突令,不过,他希望美国调停人保证共产党在谈判期间真诚处事。正如我告诉司徒雷登博士的,要我们保证共产党诚实,恰如要蒋委员长保证国民党内反动分子的活动一样是不可能的。

在早些时候劝说周恩来将军返回南京失败以后,政协秘书长雷震先生和参加政协的莫德惠先生前往上海,同周将军和其他少数党代表商讨。10月15日,雷、莫两位同第三方面领导人举行了一整天会议。商讨的结果是派三位代表拜访周恩来将军,力劝其返回南京。据称,在拜访的时候,周将军始终保持缄默,且未加评论。于是少数党代表返回南京,建议政府派一更高级的官员赴上海劝说周将军返回南京。

在获悉此等进展之后,我通知司徒雷登博士说,虽然这容或有所帮助,但蒋委员长可能很快就发表声明,那会使这一步骤稍有改变。蒋夫人10月15日晚携司徒雷登博士和我10月14日送达蒋委员长的声明草稿的改写文本来访。改写后的声明思想混乱,并且极具挑衅性质。我删去了蒋委员长改写稿的所有冗长部分。在我看来,根据改写稿的内容,同该声明有关系的有三个重要问题：

(1)关于(声明的)实际含义,两党间必须有明确的共识。实际上,如果周恩来将军同意蒋委员长的声明,则这个声明会导致立即停止冲突,并且会为逐步达到和平解决构成一套完整的程序。在等待三人小组或五人小组取得进展的时候,双方在表示同意之后,就都不能拖延了。

(2)就声明取得一致意见后,必须决定实施所定程序的手段。如果共产党对程序和协定书面表示同意,则首先必须召集三人小组来准备停止冲突的命令。在这方面存在着一种非常微妙的形势,因为共产党希望维持1月13日所据有的阵地,而国民政府则会坚持保有其目前占领下的所有地方。我试图这样来解决这个问题：以确立暂时维持现状的办法来解决密切接触的军队之间的纠葛,而把依照修改过的2月25日军队整编协定来解决的军队重行配置问题放到稍后处理。

(3)关于地方政府的问题,蒋委员长在其声明改写稿中把满洲排除在外。共产党将会对此表示反对,这样就使司徒雷登博士和五人小组解决这一问题万分困难。

在向司徒雷登博士概述了以上问题之后,我向他指出,由于共产党对我的恶意人身攻击,今后他必须负责各项谈判,直至三人小组会议真正召开,而到那时,作为三人小组主席,我大概就可以自然地重新参加谈判。我们一致认为,我们应对蒋委员长施加一切可能的压力,使他迅即发表经我改动过的那份声明。

10月16日晚,蒋委员长发表声明,宣布国民政府的见解,并提出八项建议,这些建议倘为共产党所接受,则国民政府便准备立即安排停止冲突。蒋委员长的八项建议,与司徒雷登博士和我10月14日为蒋委员长拟定的声明稿中所提出的建议十分相似,其主要不同点为：(1)删去我们的第一项,即关于密切接触的对抗部队予以分开的问题。(2)在规定由国民政府委员会解决地方政府问题的建议中,把满洲排除在外。有五项建议与我们的建议相同,有一项建议包含措词上的变更,即要求关于满洲军队驻地的暂定协议应即定期实施,不得迁延。而我们的建议仅规定,此项暂定协议须予确认。

10月17日,俞大维将军来访,交给我一封中文信(附英译文),系蒋委员长当日签发的。信中提出了国民政府关于继续谈判的建议。这封信几乎同蒋委员长在前一天晚上发表的声明一样,并且构成了就国民政府见解向共产党正式通知的性质。俞将军说,蒋委员长已签发了该信,但仍希望将它提供给我,以便决定在正式将它交给我之前是否必须作什么修改。我答称,我没有意见,于是俞将军始将该信正式递交给我。我当即命令将蒋委员长建议的英译本用备忘录形式拟定,送交司徒雷登博士,要求他立即转致共产党代表。

当天下午司徒雷登博士将备忘录递送给一位共产党代表。这位共产党代表在收到该件时说,他不喜欢两党军队均应维持其现在占领地区的控制的处置办法。他又说,国民政府应将张家口退还共产党,以示其通情达理。司徒雷登博士告诉他,此刻蒋委员长不会考虑这样的建议,但是他确实认为,任何一方都不会允许张家口问题妨碍最后的解决,友善的解决办法是能够找到的。

10月17日,民主同盟领导人之一的梁漱溟先生来访,告诉我少数党派在上海的活动：民社党领袖兼民主同盟领导人之一的张君劢博士从上海打电话来说,第三方面(由民主同盟和中国青年党成员及政治上活跃的社会贤达组成)的成员举行了一次会议,讨论蒋委员长的八项建议。三位国民政府的代表——吴铁城将军、邵力子先生和雷震先生已赴上海,他们携有蒋委员长的建议。他们的到达,以及蒋委员长的声明,至为重要,因为这既可能导致谈判成功的结局,也有可能使得谈判完全失败。第三方面会议以后,与会者拜访了周恩来将军。他对这次访问的反应是,共产党可能对声明的某些条款有所增补,但是他表示,该建议共产党是难以接受的。于是第三方面决定邀请司徒雷登博士和我去上海同他们商谈,因为他们认为许多关于军事方面的问题只有我知道。而且,我同国民政府和第三方面的代表一起在上海出现,也许意味着成功的机会更多。第三方面请他(梁先生)代表他们邀请司徒雷登博士和我出席第三方面人士的一次会议。他同司徒雷登博士商谈了这事,所得的印象是,司徒雷登博士认为作为美国调停人进行这样一次旅行为时过早。然而他(梁先生)却认为这样做并不太早。

我答复如下：我当尽力帮助实现终止敌对行动和促进谈判。我感谢对我的邀请而且完全了解局势,但是我与司徒雷登博士的意见相同。在目前这个时候,美国的努力应该停一停,在此期间中国人应当自己进行商讨。在进行了这样的商讨之后,会获致一定的决议,而后才是美国调停人参加商讨的适当时机。共产党曾对我的公正进行过某些攻击,如果我参加少数党派现在的会议,共产党会认为我企图从他们那里把民主同盟拉过来。

接着我向梁先生解释了剩余物资交易的背景和共产党宣传对此的攻击,解释了为缩减在华的美国海军陆战队人数而作的努力和共产党宣传对美国给予国民政府军事援助的攻击。梁先生说,他可以相信我所作的说明,但是剩余物资交易给国共双方均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它鼓励了国民党而使共产党受到了精神上的挫折。作为答复,我说,这实际上是共产党宣传的一种飞去来镖。

然后梁先生说,他想说明两点：他了解共产党所面临的窘境——一方面他们知道中美之间必须维持友好关系;另一方面,由于他们的宣传使他们自己深恨美国。民主同盟清楚地看到了这点,愿作美国和共产党之间的桥梁,以使这种矛盾看法能得消弥。当时中国的政治形势不可能排除共产党,国民党如果认为没有共产党参加,它与中国青年党、无党派方面及其他少数党派一起也能够组成政府,那就错了。

我答称,我同意他的说法,而事实上这正是迄今为止我在谈判中一切努力的依据。我说,谈判中主要的困难在于判断提出的理由、行动目的或建议时,双方都不体谅对方的忧虑,而且占压倒优势的猜疑使双方均难以接受司徒雷登博士和我所提出的任何建议。我强调了我们在说服蒋委员长发表他的八项建议时所经受的极端困难,并补充说,不怀猜疑地仔细考虑考虑这些建议,对共产党是非常重要的。我最后说,照我的看法,如果共产党同意蒋委员长声明中所提出的程序,三人小组在两小时内即能够就停止冲突的命令获致协议。

这次谈话以梁先生的问话结束。他问,如果第三方面有所进展,并且得到了周恩来将军的某种鼓励,我是否愿去上海。我答应,如果那种情况发生,我愿意去。

从10月18日一则延安广播中,我们看到了共产党对于蒋委员长八项建议的反应的进一步迹象。在广播中宣布了一个地区国民参议会致共产党的解放区人民代表大会筹备委员会的“急电”,要求共产党占领之下的解放区召开共产党的国民大会。延安无线电台报道称,一个共产党的“特别委员会”在一项政策声明中说,共产党“最大之让步”是要求恢复1月13日双方的军事位置,坚持政协关于改组政府和统编军队的决议。广播指责蒋委员长想要经由他自己的国民大会去通过一个一党统治的宪法来使他的独裁统治合法化,并呼吁美国调停人和蒋委员长“恢复其原来的诚意”^[1]。

尽管周恩来将军的态度(如梁漱溟先生对我叙述的)和延安的反应(如上述广播所表明的)均未给第三方面的努力以多少成功的希望,第三方面还是说服周将军返回南京以便重开谈判。10月20日,王世杰博士通知我,周将军和第三方面人士决定翌日返回南京。他解释说,就他所知,并未获致什么新的协定,但在上海商谈的精神却似乎提供了继续谈判的可能性,商谈的结果是周将军和第三方面人士决定返回。王博士谈及,由于延安的广播,蒋委员长有些悲观,他认为那是谩骂,广播使他发怒了。

这时我感到很可能共产党会反对我参加三人小组,而这也许就是他们的宣传攻击我以及他们设想如何使美国国内普遍反对美国对蒋委员长的态度的理由。关于此事,我曾请求蒋委员长不要起来替我辩护,因为那是美国政府或我处理的事情。我觉得也许最好是由第三方面出头努力使两个主要党派聚首,因为这一步骤会起到为以后的谈判建立更稳固的基础的作用。我还认为,三人小组和五人小组必须等待共产党同意国民政府的八项建议方可开会。有关三人小组会议可能召开一事,俞大维将军在这时通知我,由于徐永昌将军生病,他在三人小组内的位置将由参谋总长陈诚代替,而他(俞将军)将协助陈将军。

10月初,蒋委员长曾通知我,他拟前往台湾进行几天短期视察,这一旅行的日期定在10月20日。10月19日晚,我们得悉周将军和第三方面人士已决定返回南京。因此,我表示希望蒋委员长能推迟他的旅行,以待这一代表团从上海到达,因为他在周将军抵达前一天离开会对局势有影响。蒋委员长这样办了。他留在南京,直至周将军于10月21日晨到达,而且在他于同日首途赴台湾之前,还安排了同周将军和第三方面人士的简短谈话。在他离开南京之前,蒋委员长向我保证,他只会离开几天,并且,如果我认为他在南京对谈判是合乎需要的,则在我发出通知四小时后,任何时候他都可以回来。

在共产党拒绝张家口休战建议和周恩来将军返回南京之间这段时期,虽然在满洲除了有小规模接触和共产党对交通线的破坏以外,局势相对地尚称平静,但华北各地战事还在继续。从10月初起,以及在这段谈判期间,沿平汉铁路线的安阳、石家庄和保定等地区普遍存在着战事。据报告,共产党的努力主要是在于尽量破坏这些地区的铁路线。鉴于国民政府军队在10月11日占领了豫西北的焦作, 10月16日又占领了鲁南徐州东北的枣庄,国民政府军队显然正集中其注意力于矿区。焦作和枣庄是两个重要的采煤中心,是一个经常给军调部执行小组造成摩擦和麻烦的根源。在张家口战役最严重的战斗之后,10月13日国民政府部队占领了位于南口和张家口之间铁路线上的怀来。在此期间,所报道的还有沿热河东部铁路线和津浦铁路线沭阳地区发生的其他战斗,国民政府部队在10月21日占领了沭阳城。

这时期的其他重要事件,就是共产党在北满的哈尔滨和齐齐哈尔组织的各次群众示威运动,旨在要求美国军队撤出中国,并抨击美国干涉中国内政。局势恶化的进一步迹象,可以从共产党在南京、上海和重庆等地的人员,经共产党驻南京代表团的请求由美国军用飞机陆续撤退飞返延安一事看出。

不过,这时局势仍然存有某种希望的基础,因为周恩来将军终于由上海返回南京,还因为第三方面积极地参与调停的努力。他们和国共双方商讨时的主要武器是参加或不参加国民大会的问题。这样就使美国调停人暂时得以退居幕后,而把主要责任交付给中国人自己。

【注释】

[1]合众社1946年10月18日南京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