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使命和美国参与军调部工作的结束

三十四　我的使命和美国参与军调部工作的结束

国民大会休会以后,蒋委员长表示希望和我讨论一下争取和共产党重开谈判所可能采取的步骤。司徒雷登博士和我先前曾建议过一个行动方针：如果通过了一部健全的宪法——这一步现在已经完成——而且,如果国民政府着手组建国府委员会并开始对行政院进行真正的改组,蒋委员长就很可以派出两三名地位显要立场开明的人士作为代表前往延安,讨论为停止冲突和共产党参加政府改组而重开谈判的问题。我们曾强调指出,这些行动应该悄悄地进行而不得大事张扬。但是,在国民政府的信誉至少是由于通过了一部符合政协决议精神的健全宪法而部分地得以建立以前,有关国民政府这一意图的消息就被有意无意地泄漏出去了。共产党的反应是不利的。有迹象表明,共产党人对于不同他们磋商就改组国府委员会和行政院一事会感到不快。他们大概认为这种做法将勾销他们作为负责任的一方参加的可能性。

因此,在12月27日和蒋委员长讨论这些问题的时候,我就建议,国民政府代表团对延安的访问应该在上述改组程序开始以前进行。蒋委员长同意我认为在这个问题上大事张扬之不可取的观点,但是他不知道和小党派进行磋商是否是不适宜的。我说,这样的行动会是适宜的,但是我不认为国民政府宣布它的立场是适当的,因为这会不可避免地造成消息的公开走漏,并且会引起一场和共产党的宣传战。我解释说,据我看来,如果国民政府采取这一行动,就必须作出真正的努力来避免任何由于军事行动或挑衅性的公开言论所造成的曾经一而再地破坏了我们以往努力的那一类复杂情况。蒋委员长似乎接受了我的建议,并说,几个小党派的执行委员会不久将在上海开会,他以为最好等到这些会议举行以后再进行。

蒋委员长要求我评论当前局势时,我发表了以下的看法：据我看,共产党由于认为政府打算用武力消灭他们这样一种压倒一切的疑心,在目前未必会为一项协议承担义务。我以为,政府的军事将领们在对镇压共产党所能取得的成果作出乐观的估计方面犯了很大的错误。他们在6月份曾经声称可以在两个月之内肃清江苏省内的共产党武装力量,而至今尚未肃清。与此同时,他们还说,从军事的观点来看,可以在三个月之内迫使共产党人就范,而这种情况却在六个月之后仍未发生。政府拒绝停止冲突以便迫使共产党参加国民大会的努力未能达到目的。因此,我认为不允许军事将领们以行动或言论破坏有成功希望的谈判的可能性是十分重要的,我相信,他们是始终反对这种谈判的。

我接着又说,如果共产党不愿重开谈判,至为重要的是政府先行改组,为共产党和民主同盟的加入敞开大门。蒋委员长由于在国民大会上在反对反动分子和使得一部合理健全的宪法终于通过方面的领袖作用,据我看,在道义上已赢得了巨大的胜利,从而恢复了(如果不是增加了)他的威信。因此,至为重要的是现在由他来证明,宪法并非只是一堆空话,他是有决心建立民主制的政府的。因此,他应该毫不拖延地着手改组国府委员会,使国民党方面的自由派人士在其中享有引人注目的代表权,并为共产党和民主同盟保留名额虚席以待。他还应该立即开始行政院的改组。我强调指出,据我看,他必须通过他自己的间接领导作用,促成小党派的联合以形成一个自由派政党,因为如果没有这样一个相当大的少数派集团存在,他在国民大会中争取通过一部健全的宪法的努力就会被看成是贯彻一党统治意图的烟幕。各个小党派自己无法处理合并问题,此种行动需要他的积极协助。他还应该请求少数派政党领袖为各种职务的人选提名,而不是照老一套的做法以有诱惑力的任命收买他们以消除反对派。我强调指出,如果他不采取这样的行动,就不可能有真正的两党制的政府,而他的品格和立场就因此而有可能遭受到严重的攻击。我认为小党派之组织成为一个大型的自由派集团,将对他大有帮助,而他也就可以使自己高居于国父的地位而不再仅仅是国民党一党政府的领袖。(我竭尽一切可能地强调这一点,因为我确信,这是影响中国最近将来的前途的关键。)

我接着说,我以为,如果共产党拒绝重开谈判——也就是说,拒不接受国民政府的建议——如果政府又没有在挑衅性的言论和行动上犯下过错,着手解散军调部的时机也就来到了。我早已认为,共产党已不打算再接受美国按以往方针进行的调解,他们肯定已把我看成是不受欢迎的人。在这种情况下,我觉得他们最近表示希望军调部继续工作的目的,多半是为了保住美国的空运设备,以便和他们分散在华北各地的共产党武装力量,他们在上海、南京、重庆的代表以及他们在哈尔滨的人员维持交通联系。我在不久前已经指示军调部驻哈尔滨的美方代表从那里撤退,因为他在那里很少有行动和活动的自由,而且也因为他留在哈尔滨的作用,已经只是便于共产党人利用我们每周一次的班机来保持一条进出哈尔滨的空中交通线。

蒋委员长表示完全同意我关于要有一个自由派政党的想法。虽然他并没有表明他对军调部问题的反应,但是我觉得,他对局势的认识与我相同。由于这时的情况,我预见到以下的发展趋势：共产党将拒绝重开谈判而国民政府将诉诸积极的军事行动以重新打通铁路交通线。在这种情况下,我认为军调部应该裁减到仅仅剩下个空架子,而美国参与其中的调解任务应该结束。这就便于美国海军陆战队各部队立即从北平和天津撤退。

正像我在这时向杜鲁门总统所报告的那样,我认为我应该被召回。我向总统解释我的想法如下：我认为,我或许能够由于我在回到美国的时候发表一项坦率的声明而严重地削弱(如果不是摧毀)反动分子在国民政府内的权势,并使自由派分子上升到控制地位。同时,我还可以有条件以一种足以削弱中国共产党地位的方式为他们反美的歪曲和恶意宣传描绘一幅真实的图景而给美中两国视听被弄混淆了的人民以某种开导。令人难以置信但又千真万确的是,这时有大批的中国高等院校和企业集团在接受共产党的宣传方面表现得如此幼稚,以至于真诚地相信是美国造成了中国的内战,而我本人则应该对那种局势直接负责。剩余物资和租借法案的交易对这种信念的形成起了很大作用。幸而司徒雷登博士所处的地位仍将自然而然地吸引各方面人士不断寻求他在谈判中的斡旋作用,而随着时间的推移他这种作用的重要性将与日俱增。甚至在他的正直遭受到共产党方面怀疑的情况下,我觉得,他也能够成功地度过时局的那一个阶段。

对于我来说,十分清楚的是,我所能发挥的作用由于好几种原因而很快就要宣告结束。自从和谈破裂以来我之继续留在南京,是为了使得通过一部值得尊重的宪法一事落到实处。国民大会开幕之初,前景非常令人沮丧,我曾明白表示,如果通过的任何东西不足以成为政协决议基本原则适当的近似物,就美国的反应而论,对于国民政府将会是致命的。新宪法已经通过,而在行将开始的争取重开谈判的玩弄花招之中并没有我的真实地位。我继续留在这里对未来的调整将形成尴尬的局面,尤其是如果我把话说明白了,而我认为我是必须说的。这就会在中国双方的官员中激起怨恨的反感。是时候了,该由中国人自己去做我曾经努力把他们领进去的那些事情了。但是我相信,我还能用我所指出的那种办法去加强那些优秀人士的地位和影响力。

由于我提出了这时召我回国的建议,国务卿于1月3日通知我,总统将乐于见到我在方便的情况下尽早回到华盛顿去就中国问题进行磋商。总统说,在我返回以前,也就是在我们有机会共同讨论以前,不会作出任何有关由司徒雷登博士进行调停的决定。1月6日,白宫宣布：“总统已指示马歇尔将军返回华盛顿亲自就中国局势提出报告。”

1月6日下午,在白宫宣布的关于我返回美国的消息公布以前,司徒雷登博士和我拜会了蒋委员长,我通知他,总统已召我返回华盛顿述职,我将于1月8日上午离开南京。蒋委员长对我的离去表示惋惜,他还向我问起他希望我为中国做的各种事情,诸如军队的改组和教育之类的问题。我回答他,在见到杜鲁门总统以前,我不可能发表任何意见。

接着,仅仅作为未必会被美国政府采纳的少数人想法的一例,我提到两位美国参议员最近提出的,主张由一个美英苏三国集团作出努力来为中国的事务提供稳定性影响的方案。

这个话头被蒋委员长接了过去,并成了随后全部讨论的主题。他发表了以下的谈话：是否可以请我对杜鲁门总统说,雅尔塔会议就满洲问题(铁路、大连和旅顺口)作出决定而没有提到中国政府的消息传来令人大感震惊,这是中国人民根本无法谅解的。蒋委员长本人由于了解到当时的某些情况而接受了这项决定,但是仍然感到这一行动和美国政府的传统立场不相吻合,这样的决议在中国将长时期地激起深刻的不满。而且,他认为1945年12月莫斯科外长会议就中国问题所采取的行动是对中华民族尊严和主权的侵犯。在宣布这一行动的后一日苏联大使曾拜会他并且对他说,虽然苏联政府默认了所采取的行动,但是却认为这是不智之举,而这样的行动是由美国政府建议的。蒋委员长要我转告总统,在任何情况下,只要他还是中国政府的首脑,他就不会接受涉及苏联政府或英国政府插手于中国内部事务的行动。他说,如果一定要采取这样的行动并强加于中国,他将辞去总统的职务,因为这样一种办法对中国政府和人民都是不能容忍的,而且是一种侮辱。

蒋委员长以各种不同的言词反复重申他的这些观点,不断地强调他对大国干涉中国内政之举深感不满。我告诉他,我将对总统和国务卿转达他的意见。

1月7日,外交部长王世杰博士通知我,蒋委员长要他向我解释,他(蒋委员长)要我把一封信带给杜鲁门总统,但是信中不包括他希望由我口头转达的以下各点：国民政府打算立即改组,将吸收社会贤达、青年党和民社党的代表,也有意接纳民主同盟和共产党的代表,如果他们愿意参加的话。倘若共产党和民主同盟不愿参加,国民政府的当务之急将是毫不拖延地着手改组政府和恢复交通。局势将是艰难的,但是蒋委员长相信美国政府将以同情的态度看待他的问题。如果美国政府决定撤出在华美军,希望不要在目前的排外示威期间开始,因为这可能会鼓励具有同类粗暴性质的活动进一步发展。并且希望撤军不要在军事顾问团得到国会正式批准之前进行。蒋委员长还希望美国政府非常仔细地考虑中国经济形势的困窘。他理解美国政府在有确定的证据表明国民政府在较民主的基础上改组以前不可能给予财政上的援助。但是他仍然希望我向美国政府说明中国急需材料和器械以克服当前交通方面的困难以及急需物质资源,以减轻当前通货膨胀状况的刻不容缓的迫切性。

离华之前,我和行政院副院长翁文灏博士谈过话,我向他着重指出了从政府结构内排除占有统治地位的军人集团和反动分子的必要性。我也和行政院长宋子文博士讨论了这个问题,我告诉他,我不久将就中国时局发表一项声明,既然我已被召回,也就不能继续保持沉默。我向他解释,尽管这是一件不讨人喜欢的事情,我也没有这样做的癖好,但是我必须直言不讳。我说,可以肯定,我的坦率声明将会在激进分子、反动分子和顽固分子中间激起不满和愤怒。我指出,我已在声明中尽一切努力来为中国的优秀分子上升到权力高峰创造机会,我希望这项声明会使得组织一个蒋委员长间接赞助下的爱国自由主义集团成为可能。我觉得,这样一种行动从蒋委员长的立场看来是必不可少的,因为他需要有一个值得尊重的反对党来向全世界证明他有在中国建立民主制政府的诚意。我说,这样一个反对党将永远成为一支强有力的力量,蒋委员长可以利用它来肃清政府和国民党内的贪污、腐败和无能,而且可以对现行的军队首脑独裁统治形成有效的制约。最后,我说,没有一个受尊敬的反对党,中国就不能使世界相信是建立了民主政治制度。

在这一时期和少数派政党领导人以及无党派显要人物的交谈表明,他们确信,改组政府在近期进行是不适宜的,虽然也有同样强烈的信念,认为政府将不得不实行改革。这些中国人显然觉得,实行政府改组而没有共产党参加是有弊而无利的,在实行这种改组之前必须先有和平。

1月6日,我通知司徒雷登博士,我打算就中国过去一年的局势发表一项强烈的声明,一份声明稿已经交到国务院以便在发表之前获得批准。司徒雷登博士在阅读了声明全文之后也认为加以发表是适宜的。

1月8日上午(南京时间),我乘飞机离华返美。1月7日(华盛顿时间),国务院向新闻界发表了我个人对中国时局的声明。我在声明的开头解释道,总统前不久已经扼要介绍了过去一年中国形势的发展和美国政府的对华立场,“目前的情况使我不得不以我所获得的直接印象加以补充”。声明的要点如下：

首先,和平的最大障碍是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彼此之间几乎是不可抗拒的完全的怀疑和不信任。

一方面,国民政府领导人强烈反对共产主义政治制度。另一方面,共产党直言不讳地声明他们是马克思主义者,并且要为在中国建立共产主义政治制度而努力,虽然先要经过美英式的民主政治形式。

我认为,导致最近和平破裂的最重要的因素有这样一些：在国民政府(实质上就是国民党)一方,存在着一个由反动分子组成的统治集团,他们几乎反对我为促使成立一个真正的联合政府而进行的一切努力。

纯粹的共产党人则毫不犹豫地采取激烈的措施以达到他们的目的,例如,断绝交通以破坏中国的经济和制造便于颠覆和瓦解政府的局势,而不顾被波及的人民直接承受的苦难。

我希望能向美国人民说明,在故意歪曲和诬蔑我国政府的行动、政策和目的方面,(中国共产党的)这种宣传毫不顾及真象,毫不顾及无论什么样的事实,清楚地证明其坚决的目的在于欺骗中国人民和世界舆论,在于煽动对美国人的不满和憎恨。对这种公然的诬蔑和对事实的完全漠视而要保持沉默是困难的,但是否认只会导致必须每天加以否认,这是一个美国官员所不能容忍的行动方针。

为求得解决问题而作出的真诚努力一再遭到双方极端分子的阻挠。政治协商会议一年前达成的协议是一部开明的向前看的宪章,当时曾为中国提供了和平与重建的基础。但是,国民党内的顽固集团只热衷于保持他们自己对中国的封建统治,显然并不真心想要把那些决议付诸实施。虽然我是作为一个军人在说话,我也必须在这里谴责压倒一切的军方势力。他们的统治作用加深了中国行政管理的软弱性。

在这个政府内居于统治地位的反动集团和顽固的共产党人(我必须声明,他们在去年2月的表现并非如此)之间,存在着一个如何把和平与福利带给长期受苦而现在喑哑无声的中国人民大众的问题。政府内的反动分子显然在指望着美国提供雄厚的支持而不计较他们的行动。共产党人由于他们不愿在全民利益上妥协而显然指望着一场经济崩溃导致政府的垮台。

挽救时局的出路,据我看来,将是由政府内和小党派内的自由主义分子掌握领导权,这是一群杰出的人物,但是他们仍然缺乏能够施加控制性影响的权力。我相信,他们在蒋介石委员长领导下采取成功的行动,将会通过良好的政府导致统一的实现。

事实上,国民大会已经通过了一部民主宪法,这部宪法在一切主要的方面都符合各党派政治协商会议在去年1月所规定的原则。

既然一个民主中国的形式已经由新通过的宪法确定下来,实际的措施就成了考验。有待分晓的是政府将在多大程度上通过真正欢迎所有各集团积极分担政府职责来赋予这个形式以实质内容。

我在结尾部分声明,我之所以要非常直率地说话是因为不能指望用其他方式使美国人民对这复杂的问题获得即使是部分的理解。我公开地阐明我的观点,因为这是我的责任,我要向美国人民提出我对局势及其可能性的估计,而美国人民对于有希望为太平洋地区保证持久和平的远东事态的发展深为关切。

1月7日夜间(华盛顿时间),杜鲁门总统宣布我被提名为国务卿。我的个人声明和我被提名为国务卿的消息同时公布,在中国领导人中间,在对这些事态的发展及其对有关各集团可能产生的后果进行研究之前,造成了一定程度的沉默状态。

国民党报纸全文发表了我的声明,仅仅删掉了用来形容国民党内统治集团的“反动”一词。在共产党控制区内的共产党报纸,据说只刊登了声明的摘要,显然突出了共产党所赞同的那些部分。

传到南京美国大使馆的消息表明,被共产党的批评僵化了的共产党人认为我对他们党的批评由于我对国民党反动分子的攻击而得到了超额的补偿,他们把这种攻击看成是美国政府对国民政府所作的第一次公开批评。

蒋委员长在会见美国记者时说,必须把我的声明和杜鲁门总统的声明结合起来读才能对中国时局获得一个全面的看法。后来他在一次政府纪念周集会上表示,“不能把我的看法说成和马歇尔将军的看法完全一致”,“由于他的使命,也由于他在向美国人民提出这样一份报告时的地位,可以说他是坦率、公正、诚恳而且友好的,他的声明非常富于建设性”^[1]。

1月10日,周恩来将军从延安发表了一篇广播演说,其中包含着共产党对我的声明的“官方”反应。他指责我没有说明蒋委员长就是那个国民党反动统治集团的首领,我是在依靠“实施蒋记宪法和政府改组来延长蒋记独裁”。他的讲话反映了他的深刻怀疑、不满和一种几乎是精神性神经病的心理状态。

国民党宣传部长在1月9日宣布,政府愿意和共产党人讨论一个“停止冲突和改组政府的全面计划”。共产党驻南京代表团的反应缺乏热情,一位共产党发言人声称,除非国民政府接受共产党人的两点要求(解散国民大会、废除宪法和军队撤回到1946年1月13日的位置),“在延安就没有什么可谈”。

与此同时,立法院院长孙科博士发表一项声明,呼吁所有各党派举行圆桌会议以解决存在的分歧。这也遭到了共产党的怀疑,他们显然倾向于把它看成仅仅是国民政府的又一次和平攻势。一位共产党发言人说,共产党已经提出了两点要求,该由政府宣布它作为恢复和谈基础的反建议了。

1月15日,司徒雷登博士拜会蒋委员长,他说在过去几天内他一直在和政府领导人讨论一个重开谈判的办法。蒋委员长交给司徒雷登博士一份经过讨论达成一致意见的四点方案：

1﹒政府希望派代表团前往延安或请共产党派代表团到南京继续商谈,或者由它建议举行所有各党派圆桌会议。

2﹒政府和共产党应立即各自发布停火令,并共同商讨实施停火令的有效办法。

3﹒政府愿意恢复讨论整编军队和恢复交通的实施计划,计划将以“前三人小组”的原则为依据。

4﹒政府希望和共产党立即达成协议,以便公正而合理地解决争议地区的政治控制问题。

蒋委员长请求司徒雷登博士去和共产党驻南京代表团进行接触,以便替他判明共产党是否愿意邀请一个国府代表团到延安去商讨和平统一大计,但是要他对上述四点只字不提。他还对司徒雷登博士说,如果共产党人问到具体的方案,他就告诉他们,张治中将军已被初步确定为代表国民政府的人选,政府不提出任何条件,它的代表团有讨论重大分歧的一切方面的完全自由。蒋委员长最后说,他希望通过一场不受条件拘束的全面讨论,能够依照政协协议的精神实现分歧的解决。

司徒雷登博士于1月16日向共产党驻南京代表团转达了蒋委员长的询问,同时指出,他的作用仅仅是充当转达意见的中介而不是直接的参加者。司徒雷登博士并按照蒋委员长的要求回答了共产党的询问。

同一天,国民党宣传部长在他每周一次的记者招待会上宣布了国民政府将派一个和平代表团前往延安的计划及其对重开谈判的希望。

1月18日,共产党代表团的一位代表拜会司徒雷登博士,向他递交了延安对国民政府打算派代表前往延安的和平建议的如下答复：

如果答应原先提出的两项条件,和谈即可在南京恢复,否则,派代表团前往延安也无济于事。

两项条件是：

1﹒军队的配置如1946年1月13日的状态;

2﹒废除国民大会和宪法。

由于共产党拒绝国民政府的代表团,国民党宣传部长于1月21日又发表了一项声明,其前半部分回顾了以往的种种困难,把未能实现政协决议的罪责归之于共产党方面。后半部分很可以认为是不带挑衅性的,大部分却为前半部分的指控所抵消。近期重开谈判的任何可能性似乎就这样被完全勾销了。延安宣传部和国民党宣传部长之间展开的关于和谈破裂责任和拒绝政府和平建议的宣传战没有能使情况得到改善。

由于这些事态发展和军调部活动几乎完全陷于停顿,我认为美国停止参加这一机构的时机已经到来。长春国民政府警备司令部没收该市共产党无线电发报机和接收机而引起的一起事件,在军调部美国方面抗议国民政府违犯军调部指令之后,由国民政府归还电台和表示道歉而告了结。

我于1月21日到达华盛顿并于同一天宣誓就任国务卿之职。在随后的几天内,我和杜鲁门总统讨论了军调部的问题,并且建议撤出美方人员。总统批准我的建议,国务院于1月29日在华盛顿向新闻界发表一项通告,宣布美国决定结束与三人小组和军调部的联系,并且表示,美国人员将尽早撤出。

成立军调部的协议规定,军调部将继续存在和工作,直到该协议在中华民国主席或中国共产党主席向另一方发出正式通知后被废除为止。因此,要结束美国和这个机构的联系,美国政府就应该把此种决定提前通知中国政府和共产党。这项工作在华盛顿发表通告以前已由司徒雷登博士在南京完成。军调部美方代表吉伦将军也向中国的双方委员发出了相同的通知。

蒋委员长和共产党代表团都被告知,美国将协助共产党方面的正式工作人员返回到适当远近的共产党地区,完成这一行动的最后期限定在3月5日。为了避免对此发生任何误解,南京的美国大使馆宣告,美国将在3月5日以前协助共产党人员返回共产党地区,协助国民政府的战地工作人员返回原来的驻地,逾期留在现地的人员将由他们自己负责而与美国无关。通知共产党代表团,“正式工作人员”包括被直接指派参加军调部共产党方面的人员和在周恩来将军1946年11月18日给我的备忘录中列入名单的人员,那份备忘录曾在12月得到驻南京共产党代表团的证实。

国务院关于这一行动的公告中没有提到在华美国海军陆战队部队,但是国务院发言人在这时告知新闻界,关于海军陆战队换防的指示将按照经过批准的结束美国参加军调部工作的计划的规定在晚些时候发出。由军调部美国方面拟订的计划规定,美国方面停止活动和撤出全部美方人员将在自2月5日开始的一百二十天限期内完成。当然美国海军陆战队部队不可能在撤出军调部内美方人员以前撤走,但是美国海军当局这时向柯克海军上将发出指令,要他为实施从除青岛外的整个华北撤出海军陆战队的计划完成准备工作。

蒋委员长在和司徒雷登博士讨论这一行动时听到美国决定退出军调部的消息似乎感到高兴。国民政府于1月31日就军调部问题发表公告,把和谈的失败归咎于共产党,对于国民政府未能“使一个有第三方参加在内的调解机构继续发挥作用”一事表示遗憾,并对美国为实现中国和平统一所作的努力表示感谢。国民政府军方领袖的反应表示满意,因为他们把美国退出军调部和政府的公告解释为谈判的结束,并且认为这表明,国民政府现在可以放手谋求武力解决了。

共产党的反应是不明确表态,延安电台强调,必须从中国撤出全部美军是“广大中国人民爱国心”的要求。

对于美国退出军调部的一般反应,在几乎所有中国各地的报纸上,甚至包括一贯声嘶力竭地要求美军撤出中国的左翼报纸在内,都是表示遗憾。国民党报纸对军调部的解散表示遗憾,是因为这意味着美国终于承认调停失败,而对此负有责任的是共产党。有些左翼报纸指责美军撤退只不过是“制造一种退出中国内部事务的假象的骗术,而实际上是利用这一行动以增加美国对中国的控制”,不过没有说明怎么能够做得到这一点。只有几家独立的报纸公开表示赞扬美国的行动,并为迫于形势不得已而有此举感到遗憾。有一些国民党报纸表示担心这将导致对中国的国际干涉,他们认为这是必须不惜一切代价避免的。也有一些独立的和左翼的报纸评论认为,美国之所以会采取这一行动是为了在3月莫斯科外长会议开幕以前加强它在中国的地位。

正像我在这时告知司徒雷登博士的那样,美国退出三人小组和军调部的决定的实行,不应妨碍他在任何一方在中国局势所特有的各种问题上向他寻求一位美国大使正常职能范围内的帮助时提供这种帮助。但是,我声明,这一行动确实意味着我在1945年12月所倡导的那种谈判活动的结束。

美国调解努力的结束并不意味着美国有意退出中国。这种努力未能给中国带来和平与统一,其原因已经在我1月7日的个人声明中有所陈述。有一点是美国的调解努力所不能逾越的：中国的和平与稳定,归根到底,应该由中国人自己的努力来实现。我们曾竭力帮助达到这些目标,而在这样做的过程中受到了中国国内外许多集团的恶毒攻击,他们有意或无意地歪曲了美国政府的意图和目的。问题现在就不折不扣地要由中国人自己来解决了。我的看法是,只有在中国出现了一个自由主义反对派集团的情况下,清明的政治和迈向稳定的进步才会获得保证。中国人自己未来的努力将决定是否有可能使中国人民获得和平和稳定。我认为,美国应该继续以同情的态度看待中国人所面临的问题,应该采取任何并不干涉中国内政的行动去实现那些代表着中国人民也代表着美国人民的希望和心愿的目标。

【注释】

[1]据国民党中央通讯社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