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里，我们不妨以社会学中的信任理论为依据，从信任的三个维度——关系、道德和文化，来探讨在东北亚地区国家间建立信任的可能性。
（一）作为一种关系的信任
作为关系维度的信任建立在理性基础上，强调可信性的重要和可能性的变化。可以从声望、表现和责任性三个方面来分析。
首先，是声望。
“声望只意味着过去事迹的纪录”。[25]通过各国在过去的一些信息来判断其是否值得信任。日本在历史上曾三次“南下”进行侵略；美国从19世纪中叶起就在东北亚“替天行道”；俄罗斯为寻求太平洋出海口而拓展边疆；中国在鸦片战争前，是东亚封建体系的中心，但之后与朝韩先后沦为殖民地和半殖民地，他们反抗侵略争取民族独立的斗争从未间断；美日俄三国或单独或联合进行殖民统治，也常常为了一己私利而兵戎相见。纵观东北亚国际关系史，大小战争和冲突此起彼伏，如甲午战争、八国联军侵华战争、日俄战争、包括太平洋战争在内的反法西斯战争、朝鲜战争以及“冷战”。几乎所有国家相互之间都曾激烈对抗过。至今，“二战”结束后所遗留的一些问题还未解决。这些历史问题时常被提及，严重地阻碍了相互间信任的建立。“很大程度上，由于过去所经历的冲突往往使历史因素影响现在对军事威胁的认知。历史性敌意的存在和反复的战争常常放大了当前对威胁的认知”，“朝鲜和中国对日本……存在着长期的历史性猜疑”。[26]当然在历史上也不乏共同对敌、友好交流的时期。但总体上给人的感觉是争多和少。近代以来日本的声望、当代的“中国威胁论”是造成东北亚其他国家对日中缺乏信任的主要原因，也是东北亚地区建立信任的障碍因素。对历史的考察是重要的，“但它可能并不会为其他国家评估一国承诺的价值提供充足的基础。……他们需要了解其未来伙伴能力和真实意图方面的信息……”。[27]
其次，是表现。
“表现意味着实际的事迹、呈现的行为、正在获得的成效”，也就是被信任者“现在正在做什么”。[28]即东北亚地区各国的国家战略和行为。
当前，美国外交政策的核心是“布什主义”，“实质是强势追求美国绝对军事优势和绝对国家安全”，[29]建立全球霸权。布什主义与国际关系理论中的进攻性现实主义的理念十分相似。美国的全球战略不能允许区域霸权的出现，[30]虽然目前的重点依然是大中东计划和反对恐怖主义，但其不断调整在东亚的军事部署，加强美日军事同盟，以日遏中，“阻止东亚区域机制的发展壮大”。[31]美国东北亚战略的基本思想是：在维护美国主导地位的同时，继续维持东北亚地区的稳定。
日本的国家战略是要发展成为“普通国家”、“正常国家”和军事政治大国。日本国内政治更加右倾化和保守化，煽动反华仇韩情绪，再次挑起教科书问题，要修改宪法，小泉首相多次参拜靖国神社等都给邻国造成直接的情感伤害。日本继续大力发展军事力量，以提高海空机动能力和远洋攻防能力、信息情报收集和处理能力等。同时加强了美日军事合作和同盟关系，美日同盟出现了“历史回归性变化”。借“9·11”事件和伊拉克战争的机会，日本将其军事活动范围扩大到了印度洋和中东。此外，在台湾问题、东海能源开采问题、钓鱼岛主权归属等一系列问题上采取强硬态度和挑衅性行为。2004年、2005年防卫计划和2006年1月美日军事演习的矛头直接指向中国。日本的现实表现使其邻国无法对其产生信任。
中国奉行和平发展战略，并一贯奉行睦邻友好外交政策。中共“十六大”上，提出“以邻为善，以邻为伴”的周边外交方针，提出了“睦邻、安邻、富邻”政策。2005年更将构建和谐世界作为外交的指导原则之一。在朝鲜半岛问题上，中国既坚持半岛无核化的方针，又为和平解决朝核问题在各方之间进行积极斡旋。“六方会谈”为多边互信安全机制的建立建构了平台。
韩国在卢武铉总统上台后，推出了和平繁荣政策，谋求朝鲜半岛和平及整个东北亚的共同繁荣。主张对话和和平解决核问题，倡导相互依赖、互利互惠原则，对朝鲜进行经济援助和经济合作，最终将停战机制转换为和平机制，建立东北亚经济合作体。[32]
俄罗斯近年来以恢复强国外交为目标，继续贯彻全方位外交政策。防止远东地区分裂、参加东北亚地区的安全合作、保持和改善与东北亚地区各国的伙伴关系是俄罗斯东北亚安全战略的主要目标。为此，俄罗斯积极参与朝鲜半岛问题的六方会谈，希望在和平解决朝鲜半岛问题、推动朝鲜半岛无核化方面发挥重要影响。
综观各国的外交战略，影响各不相同。美日的战略容易产生消极影响，朝鲜的对内确保政权稳定和对外确保国家安全的外交战略以及有限制的开放战略，既不利于自己了解他国，同时也阻碍了他国了解本国。这些“表现”都成为东北亚建立信任的障碍因素。与此同时，我们也应该看到，中俄的外交政策对增加互信有所裨益，2005年中美双边战略对话和东亚峰会的举行在某种程度上也促进了信任的增长。
最后，是责任性。
“责任性意味着信任的强制性”。[33]责任性机构的存在，“改变了被信任者利益的计算，增加了成为可信任的人的额外动机”。[34]在国内社会中，这种责任性机构一般是有效的，但是具体到国际关系领域，我们可以把国际法、国际组织和国际机制看做责任性原则或机构。虽然“在世界政治中，国际机制中的原则、规范、规则必然是脆弱的”，“但在许多场合，规则都被遵守”。[35]此外，国家间的多次连续博弈也能起到类似的作用。很明显，东北亚的多边安全机制相对欧洲和其他地区来说是较少的，目前主要有东盟地区论坛、亚太安全合作理事会、“东盟10+3”、东北亚安全合作对话、六方会谈等官方的与非官方的、定期的与不定期的对话机制，但这些都是相对较弱的机制。尽管这些安全机制与欧洲的安全机制或与东亚当前存在的安全问题的深度和广度相比，是令人沮丧的，但是与双边网络或与该地区以前的情况及其他地区如中东、南亚比较，还是给人留下深刻印象。[36]这些机制的建立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东北亚地区各国的信息交流和彼此信任的增长。
此外，东北亚地区其他领域的合作和国际机制，对地区互信的促进无疑也会起到促进作用。“在米特兰尼看来，通过合作过程中的学习，日渐增强的信任将取代相互猜疑。这样做是必要的，也是可能的，而且这种信任能够延伸到还没有开始一体化的领域”。[37]罗伯特·基欧汉也指出，“新的国际机制的创设也许由旧机制所培育出来的相互信任感而得到促进”。[38]这与信任可以传染、信任的各种领域可以相互提供信任的理论是相符的。[39]
（二）作为道德的信任
“道德在国际政治中的地位是整个国际研究范畴内最难捉摸、最难确定的问题”。[40]对此，主要有两种态度：现实主义者一般认为，国家间无道德可言，或者认为国家有国家本身的道德标准，是区别于抽象的和普遍的道德标准的。[41]理想主义者认为，道德不仅适用于个人，同样也可以延伸到国际关系中。现实情况是，道德或“道义在国际政治中是较难发挥作用的”，“然而，道义在国际关系中确实起作用”。[42]正如卡尔所言，“每一种政治形态都包含了乌托邦和现实、道德和权利这样两种不相容的成分”，“只要政治家和其他一些影响国际事务发展的人一直认为国家具有义务，并且以此观念指导自己的行动，这个假定（国家的道德行为——作者注）就会具有效力”。[43]
（三）文化的维度
“信任文化可以为相信他人提供充足的影响，而不信任文化可能唤起不信任的行为”，“信任文化是历史的产物”。[44]无政府状态是否只有一种选择？传统学派，特别是“新现实主义认为无政府状态永远只有一个单一的‘逻辑’：资助和充满竞争的权力政治”。[45]对此，建构主义者温特给予了否定的回答，认为至少有三种无政府文化：霍布斯文化、洛克文化和康德文化。霍布斯文化的逻辑是“所有人对所有人的战争”，“在这种战争中，行为体的行为原则是不顾一切地保全生命，是杀戮或被杀”。[46]国家间的角色定位为敌人。很明显，这种文化是一种不信任文化。康德文化的基础是友谊的角色结构。在这种角色结构中，国家期望相互遵守两条基本规则，一是非暴力原则，二是互助原则，国家间的角色定位为朋友，即使有冲突也通过非暴力的方式解决。[47]很明显，这种文化可以看做是一种信任文化。洛克文化介于前两者之间，其角色结构是竞争，虽然也通过对自我和他者涉及暴力行为的再现而建构，但这种文化允许生存，不会试图征服或者统治对方；但是对手也不是朋友，因为对手之间的相互承认不等于在发生争执时不使用暴力，所以它不像在霍布斯文化中的生死存亡的威胁，但当自身力量不足的时候，盟友可以比较容易受到信任。[48]国际政治的总体现实基本上正处于洛克文化当中，各个地区有所不同。东北亚可归为洛克文化，是一种信任和疑惧的混合体。
无论是从关系维度、道德维度还是文化维度的角度来探讨东北亚地区建立信任的可能性，我们都会发现，由于东北亚地区的历史和现实状况的复杂性、多样性、敏感性，导致即使在同一维度内探讨信任问题，也会出现积极的和消极的两种状态。若想推动信任的建立，我们必须客观地、理性地、辩证地看待东北亚地区建立信任的可能性，利用有利因素，铲除障碍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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