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西方双向的外交战略

二、东西方双向的外交战略

纵观俄国历史，可知其东西方双向的外交战略决策与实施的根源。一是源于俄国特殊的地缘政治传统因素。地跨欧亚的地缘决定了其外交具有东西方双向性。二是源于国家生存利益。辽阔的领土与落后的经济之间不和谐的反差，要求俄国在外交战略的定向上要有灵活性。国家生存利益除生存安全利益外，还包括经济利益，而经济利益又与国家的安全利益分不开。国家利益决定了俄国的外交战略定向与选择，国家的生存利益要求其建立广泛的国际联系空间，避免孤立。三是源于当时的国际关系体系与俄国在国际关系体系中的地位。随着欧洲国际关系体系向世界国际关系体系过渡，俄国的外交战略选择在东西方之间游离。

地跨欧亚的地缘政治优势，构筑了俄在国际战略东西区基地的地缘政治结构优势，而这种地缘优势正是英国地理学家哈尔德·麦金德所指的“国际政治”的“交汇点”，麦金德将其全球战略归纳为“谁统治东欧，谁就统治世界岛，谁统治世界岛，谁就统治世界”。^[11]处于地缘政治中轴的俄国，其外交恰似其国徽双头鹰，既顾及欧洲也顾及亚洲。

基督教把古罗斯同欧洲联系起来，因而“从基辅罗斯大公雅罗斯拉夫开始，就与西方接触，并给古罗斯带来了首次繁荣，使其教育和文化得到大发展，并在国际上开始产生影响力”。^[12]

最早表现出俄外交欧亚思想和实施欧亚方针的是沙皇伊凡四世，他在争夺波罗的海出海口的同时，允许斯特罗干诺夫家族的哥萨克东进越过乌拉尔山，最先开始了俄罗斯的亚洲政策，并为后人提示了以欧洲为主、兼顾亚洲的基本外交方略。而被称为俄国历史上“第一个西方派”的彼得一世继承了先辈们的政策，并进而开启了俄国外交走向欧洲和世界的新时期。1682年彼得执政后确定了对外政策的基本方针，主要是从争夺地区优势，转向以欧洲为重点争夺世界霸权。

18世纪后期的叶卡捷林娜二世除了在俄国南北两个方向扩张领土外，还积极参与欧洲及世界事务。她把俄国的疆界扩到欧洲的心脏地带，其外交成就远远超过彼得大帝。

19世纪初，亚历山大一世在拿破仑战争后的维也纳会议上，建立了由俄普奥组成的神圣同盟，表明俄国在欧洲大陆已取代法国，成为左右欧陆的霸权，在欧洲关系中的地位达到巅峰。但19世纪中期克里米亚战争失败后，俄国对外政策开始东移，并逐步确立了东方战略。

俄国对外战略东移的原因在于：其一，19世纪中期，俄国在近东和巴尔干地区的扩张受到挫折，于是将对外战略视线东移。其二，19世纪末，随着欧洲大国争夺地缘空间的东移，国际关系矛盾的焦点也发生了变化，各西方大国和日本在远东的争夺日趋激烈。由于地缘危机，俄国加快了东扩的步伐，尤其是加强了对中国和朝鲜的关注。其三，俄国东方战略的确定，在国内思想界有所谓的“东方人派”的推动。而“东方人派”承袭了产生于19世纪40～50年代的“斯拉夫派”的思想。

“东方人派”强调：“俄国由于其文化处在欧洲文化和东方文化之间，因此负有把西方文化传播到东方去的历史使命。”^[13]“东方人派”还认为俄国的未来在亚洲，“俄国同东方有血缘关系”，“俄国可以用感情的神秘力量去征服东方及整个亚洲”。^[14]“俄国必须在亚洲前进，以便保卫欧洲不受黄种人势力的侵犯”。^[15]

亚历山大三世是俄国东方政策的制定者。他在1881年继位后把俄国的战略中心向东转移，提出并确定了修筑西伯利亚大铁路的计划。亚历山大三世的统治时间虽然只有13年，但俄国对外政策的根本性改变恰恰发生在这个时期。1886年，亚历山大三世发表声明，提出“早就应该注意远东领土的需要”，^[16]这个声明被视为俄国对外政策东移的重要标志。1894年，尼古拉二世继位后继续了东方政策。这位沙皇还在王储时就确认俄国对亚洲负有某种特殊的使命，他甚至认为“俄国对东方的侵略和扩张不过是为传播文明而战”。^[17]

俄国东方战略的实施对当时的国际关系特别是东北亚的国际关系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一是加剧了西方列强对远东特别是对中国的争夺。二是促成了俄国和日本在东北亚的对峙，并最终导致日俄战争的爆发。

综观俄国近代外交，东西方双向外交战略定位成为其鲜明的特征。此外，俄国外交史发展的轨迹还昭示：俄国对外政策不仅以国家利益为基点不断调整，而且思想界在历史转折的关键时刻，关于俄外交方向的定位，也争论不休，其表现为20世纪20年代欧亚主义思想的兴起。

20世纪20年代，俄国国内战争基本结束，但国内的形势还未完全稳定。此时，原有的一切道德基础、价值体系被破坏，旧的历史文化传统被摧毁。旧的价值观解体而新的统一的思想意识还没有完全建立起来，从而为知识分子深刻思考俄国提供了条件。在国际层面，第一次世界大战使世界力量对比发生变化，欧洲相对衰落。美、日在战后的崛起，资本主义世界的中心开始由西向东转移，提升了亚太地区的地位。国际关系格局的变动必然引起地跨欧亚的俄国对其在欧洲和亚洲的地位重新判定和思考。

欧亚主义强调俄罗斯民族传统中包含有“成吉思汗的遗产”，认为正是蒙古人的统治才奠定了俄横跨欧亚地域和对这一地域进行统治的政治基础。有些人甚至还称“没有鞑靼人的统治，就不会有俄罗斯”，认为莫斯科王朝是蒙古金帐汗国的继承人，俄肩负成吉思汗一统欧亚地域的使命。对俄国欧亚主义思想内涵，英国学者戴维·克尔认为，“欧亚主义是一种特殊的文化形式或类型，即自有以来就在俄罗斯这个最大的欧亚国家的空间范围内存在的一种根深蒂固的文化、思想以及国家政策的特殊形式和类型”。^[18]

欧亚主义作为国家政策的特殊形式，对俄国特定历史时期的外交战略定位无疑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前苏联时期，由于特殊的地缘政治环境，欧洲不再是其对外战略的唯一重心，向地缘环境较差的方向、向亚洲那些开放的易渗透空间的扩展，成了前苏联的新外交战略定位。尤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向东方、向亚洲的倾向明显起来。

进入20世纪80年代后，前苏联经济下滑，民族矛盾尖锐。在这种情况下，大西洋主义、斯拉夫主义和欧亚主义重新抬头。戈尔巴乔夫在20世纪80年代中提出“新思维”，幻想建立“欧洲共同的大厦”，这表明了他对苏联模式的共产主义意识形态和社会主义制度的否定及对大西洋主义的认同。戈尔巴乔夫指出苏联现有的地理和历史现实是“俄国同其他欧洲民族和国家的联系——贸易联系、文化联系和政治联系——是源远流长的。我们都是欧洲人”，“俄国历史是伟大的欧洲历史的有机组成部分”。^[19]而且在苏共第27次代表大会上，提出的前苏联对外政策中，“欧洲被列为主要问题之一”。^[20]

20世纪90年代前苏联解体后，新俄罗斯独立之初，对外政策实行“向西方一边倒”的大西洋政策，却导致国内政治动荡，经济形势复杂化，国际信誉严重受损，给俄罗斯民族带来了严重的创伤。在依靠西方的幻想破灭后，俄罗斯对外政策又在新欧亚主义影响下进行了调整。1992年7月，叶利钦指出：“我们奉行的亲西方政策是不完全客观的。”他表示，东西方都应该是俄罗斯外交的重点，俄罗斯外交需要从“倒向西方”转而“坚定不移地走向东方”。^[21]新欧亚主义认为俄罗斯既是一个欧洲国家，也是一个亚洲国家。俄大部分领土在亚洲，俄在继续关注欧洲方向的同时，应加大对亚洲方向的关注，确保欧亚政策的“双向”平衡。

普京上任后，在谈俄罗斯外交任务时，提到“把东西方这两个在俄罗斯对外政策中似乎互不相容的因素人为地对立起来有悖于国家利益”。^[22]普京时期实行东西方平衡外交，主张俄罗斯必须始终不渝地坚持务实的外交立场，把俄罗斯一直面向欧洲的做法同其在亚洲的意向有机地结合在一起。

近现代俄罗斯外交战略发展轨迹表明：东西方双向外交战略定位主要源于地缘优势考虑，根据国家利益、军事实力的变化以及国际关系整体格局、区域格局的变化，运用东西方平衡，趋利避害，争取外交上更大的主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