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上,意识形态因素给俄罗斯外交打上了深深的烙印,并成为支配其外交政策的传统因素之一。特别是俄外交政策中的宗教救世主义使俄外交传统具有与美国外交传统相类似的理想主义。不同的是,美国的理想主义导致孤立主义,而俄国的理想主义激发了扩张主义和民族主义。
公元988年,基辅罗斯接受了东正教。1453年君士坦丁堡陷落后东罗马帝国灭亡。俄国教会中的思想家们立即抓住这绝好机会,大造舆论,力图把俄国教会变成东正教新的世界中心。16世纪初,普斯科夫修道院的修士费洛菲创立“莫斯科-第三罗马”的学说。毫无疑问,这一学说在俄罗斯救世使命思想中占有关键地位。费洛菲的主要思想表达在他写给伊凡四世的信中,他写道:“所有的基督教国家走到最后,汇合成一个统一的我主王国,根据预言,它就是俄罗斯帝国,两个罗马已经灭亡了,第三个罗马挺立着,将不会有第四个罗马。”[23]“第三罗马”的表述,奠定了萌芽时期“俄罗斯思想”的基本内容,其指向是特殊的俄罗斯“救世论”历史使命思想。自此,“第三罗马”观念连同东正教的其他教义,深深渗透于俄罗斯人的意识中,形成了他们强烈的特殊历史使命感,他们认为俄罗斯民族有义务在世上实现千年王国。从伊凡四世起,俄罗斯就开始向四周进行扩张,企图建立起称霸世界的“第三罗马帝国”。
“救世论”对俄罗斯的政治思想产生了极大的影响。19世纪四五十年代的斯拉夫主义者认为,斯拉夫民族是上帝的选民,负有拯救人类的使命。“救世论”成为俄罗斯人灵魂深处大俄罗斯主义的理论基础。
大俄罗斯主义的实质是“在泛斯拉夫主义的伪装下,补充了这个国家的对外扩张政策”。[24]大俄罗斯主义主要从彼得一世时代起,并在历史演进中逐渐发展成为一套世界性征服思想体系。它宣扬俄罗斯民族救世主义和“第三罗马”学说,声称基于安全和意识形态对抗进行的地理扩张具有防御性和正义性,谋求国家思想的一元化及在此基础上的民族一致性,以期最终实现帝国的俄罗斯化。
大俄罗斯主义是俄对外政策继承性的消极因素,它贯穿于18~19世纪的俄罗斯对外政策中,即便在前苏联时期,也以独特的方式折射出它的印记。
19世纪初,俄国在粉碎了拿破仑的侵略后,进军欧洲,击败了拿破仑帝国。此外,第一次世界大战击溃德国的过程,俄国发挥了重要的作用。而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它再次从德国法西斯手中解放了欧洲。在前苏联时期,勃列日涅夫的“社会主义大家庭”理论和戈尔巴乔夫的“全人类利益高于一切”的“新思维”,一再折射“救世论”的影子。
源于“救世论”的大俄罗斯主义制约了俄罗斯外交战略的制定。
首先,在国际关系方面,造成了俄罗斯与周边国家特别是与欧洲之间严重的安全两难。俄罗斯不断向四周扩张,不仅引发俄国周边国家的敌对,也使欧洲各国深感一个崛起的俄国对整个欧洲的威胁。对此,面对“冷战”结束后国际关系力量对比发生的新变化,2000年6月28日,俄罗斯联邦总统普京批准新的《俄罗斯联邦对外政策构想》,俄罗斯主动放弃了“救世论”的意识形态,并认为这种意识形态存在于前苏联,而其存在最终与俄罗斯的国家利益产生了不可调和的矛盾。
其次,外交政策实施大国外交、强国外交。
由于“救世论”的影响,历史上俄罗斯形成了大国外交、强国外交的传统。而大国外交、强国外交在前苏联解体初期,因国力的急剧下降显得心有余而力不足。但到俄罗斯经济复苏后,大国外交传统会主动对国际新格局的形成施加影响。1994~1998年是俄罗斯“大国复兴战略”的确立和完善时期。1994年2月,叶利钦总统在向联邦委员会作的国情咨文中强调“俄罗斯是大国”,“俄罗斯对外政策思维要永远符合这个标准”。[25]在2000年6月的《俄罗斯联邦对外政策构想》的总则中指出,俄罗斯外交的基本目标是:“确保国家的可靠安全,维护和加强主权、领域完整在国际社会中的牢固和权威地位,这种地位应在最大限度上符合俄罗斯联邦作为一个大国、当今世界的一个有影响中心的利益,也是增强俄罗斯政治、经济、人才以及精神潜力必不可少的。”[26]俄罗斯这个基本外交目标的表述,流露出俄要在国际关系体系发展的各个阶段,在该体系形成过程中都要起倡导作用的愿望。
大国外交、强国外交除折射出俄传统外交因素外,另一方面,俄罗斯的强大与复兴,使其在国际关系中能够起到平衡和稳定的作用,对推动世界多极化,平衡俄对美外交具有战略意义。这种客观作用是俄罗斯在自身经济逐渐恢复的过程中,不愿丢弃世界体系天平平衡手角色的情形下所产生的,是在世界地缘政治发生急剧变化后的形势下所出现的。因此,从国际关系格局的稳定角度来看,俄罗斯的强国外交无疑在客观上产生了一定的制约影响。
综上所述,地缘政治因素、东西方双向外交战略、宗教救世主义外交思想成为影响俄罗斯近现代外交的传统因素。在复杂多变的俄外交发展过程中,传统因素使俄罗斯外交在动态中延续着。在不同历史时期的俄外交实施的过程中,这些传统因素相互作用。其中地缘政治因素作为客观因素直接影响俄外交战略的定位,地缘政治因素是俄政治文化形成的依托和土壤;政治文化孕育了其外交思想的形成,外交思想反过来又制约着其外交政策的决策。就这样,传统因素支配和影响着俄的外交,凸显着俄罗斯外交的特征,并成为解读其外交发展轨迹的切入点,为展望俄罗斯外交走向提供解析的框架。
【注释】
[1]〔俄〕波兹德尼亚科:《俄罗斯的民族国家利益》,《俄罗斯军事安全研讨会言论汇编》(1992年5月)。
[2]〔美〕兹比格纽·布热津斯基:《竞赛方案-进行美苏竞争的地缘战略纲领》,中国对外翻译公司1998年版,第14页。
[3]Н.Н.МолчаноВ:диПломатияПетраПерВого,москВа.Международные отношния.1986.с.15.
[4]〔美〕亨利·基新格:《大外交》,海南出版社1998年版,第290页。
[5]〔俄〕奥列格·格里涅夫斯基:《苏联外交秘闻》,东方出版社2003年版,第217页。
[6]俄罗斯联邦总统档案馆,全宗45,目录I.案卷322,第93页。
[7]〔俄〕П.Я.巴克拉诺夫:《论当代地缘政治范畴》,《俄罗斯中亚东欧研究》2004年第6期,第89页。
[8]〔俄〕西夫科夫:《俄罗斯21世纪地缘政治利益的实现》,摘自обозреВатель тель NO.12,1999.c.52.
[9]〔俄〕П.Я.巴克拉诺夫:《论当代地缘政治范畴》,《俄罗斯中亚东欧研究》2004年第6期,第155页。
[10]ВладимирПутин,Росся-это,конечно,демократия.кациональ-ная информационная служба.2005年5月9日。
[11]普雷斯顿·詹姆斯、杰弗雷·马丁:《地理学思想史》,商务印书馆1989年版,第249页。
[12]Под.ред.А.П.Горкина,А.Д.ЗайцеВа,В.М.КареВа-идр Россия:энцклоПедическийсПраВочник.М.Дрофа.1998.с.5-6.
[13]〔美〕乔治·亚历山大·伦森:《俄国向东方的扩张》,商务印书馆1978年版,第113页。
[14]〔美〕乔治·亚历山大·伦森:《俄国向东方的扩张》,商务印书馆1978年版,第115页。
[15]〔美〕乔治·亚历山大·伦森:《俄国向东方的扩张》,商务印书馆1978年版,第114页。
[16]〔美〕安德鲁·马洛泽莫夫:《俄国远东政策1881年-1904年》,商务印书馆1977年版,第41页。
[17]М.К.Фро.НиколайⅡ,москВа.1991.с.73.
[18]戴维·克尔:《新欧亚主义:俄罗斯对外政策中地缘政治理论的复苏》,《俄罗斯研究》1997年第1期。
[19]〔苏〕米·谢·戈尔巴乔夫:《改革与新思维》,新华出版社1987年版,第246页。
[20]〔苏〕米·谢·戈尔巴乔夫:《改革与新思维》,新华出版社1987年版,第245页。
[21]林军:《俄罗斯外交史稿》,世界知识出版社2002年版,第488页。
[22]〔俄〕《普京谈俄罗斯外交任务》,《国际生活》2001年第2期。
[23]〔苏〕《古罗斯文献集》,莫斯科1969年俄文版,第31页。
[24]路易·莱文;《泛斯拉夫主义与欧洲政治》,《政治科学季刊》1914年12月。
[25]〔俄〕叶利钦:《战略目标是建立繁荣的国家》,《俄罗斯报》1994年2月25日。
[26]〔俄〕伊·伊万诺夫:《俄罗斯新外交》,当代世界出版社2002年版,第14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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