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利益外延层面的变化

三、国家利益外延层面的变化

首先，国家利益的外延层面日趋复合化。“冷战”期间那种简单化的国家利益（以意识形态为主）不复存在。“冷战”的“和平”结束，使原有的敌友界限变得模糊不清，即使当今美国政府所强调的“邪恶轴心”（所谓的伊拉克、伊朗等“无赖国家”）也不像以前那样泾渭分明。因此，现实主义所主张的国家间的利益“零和”关系在相互依存的今天完全可以达到“正和关系”——国家间对抗性的利益成分逐渐减少，全球性的共同利益的层面日益受到重视。“冷战”后国家利益外延层面的变化是一个争论不休、颇为敏感的话题，但总体来看，单一利益层面的消失和复合利益层面的增长似乎是并行不悖的过程。经济利益与政治利益的交叉、安全利益与发展利益的融合、软实力层面的利益对其他利益的整合等态势愈来愈明显。也可以这样说，由单一层面的利益向综合利益的衍化是对当前国家利益外延层面的最好诠释。

其次，经济利益在国家利益中的地位不断上升。经济因素对国家间关系的影响日益增大，主要表现在：其一，经济利益的维护成为各国对外政策的主导因素；其二，经济安全开始纳入国家安全战略之中；其三，经济手段成为解决国际政治问题的重要途径；其四，经济外交成为当前各国外交工作的主要内容。自由贸易使各国各地区的经济联系日益紧密，通过外交政策和外交活动维护本国经济利益、促进共同发展成为各国外交关注的主要内容。为了在当前和未来的国际竞争中占据有利位置，各国都在自觉、主动地调整自己的经济结构和经济政策，包括经济调节机制、所有制实现形式、国有经济的地位、现代企业组织形式和规模等等。

再次，意识形态在国家利益中的地位和作用更加复杂。以“冷战”结束为契机，意识形态在国际关系中的主导作用为国家利益所取代。在长达半个世纪之久的“冷战”期间，“以意识形态划线”曾是处理国家间关系的基本准则之一。然而，在后“冷战”时代，国家利益逐渐取代意识形态成为影响国家间关系的主要因素。早在“冷战”结束前夕，邓小平就曾明确指出，“考虑国与国之间的关系，主要应该从国家自身的战略利益出发……不去计较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的差别……我们都是以自己的国家利益为最高原则来谈问题和处理问题的”。^[9]当然，淡化意识形态在国家关系中的作用，并非西方学者所言的“意识形态在国家间关系的终结”，也并不意味着资本主义制度战胜了社会主义制度。它只是说明，与国家的经济利益、地缘战略利益相比，意识形态在国家间关系中的作用相对下降一些（当然，意识形态的作用方式可能日趋复杂化）。相反，作为“冷战”的胜利者，美国并没有彻底放弃意识形态在对外政策中的作用。例如，一些美国学者至今还在不遗余力地渲染“中国威胁论”等错误言论，美国对外政策仍然存在“冷战思维”的遗毒。

最后，“软实力”层面的利益日益受到重视。在国际进程日益加速的今天，除了加强自身的“硬实力”以外，各国也越来越关注自身在国际社会中的影响，越来越重视国际制度对维护国家利益的重要性。软实力的凸显给国家利益的研究带来了“变革性的影响”——国际规范和价值能够整合为国家利益的一部分。^[10]正如约瑟夫·奈指出的那样，国家利益应该进行“民主化的”界定。软实力层面的战略利益现在已经成为各国对外政策关注的焦点。这一无形的利益思考，虽然很难收到立竿见影的效果，但是在国际进程日益加速的今天，各国除了加强自身“硬实力”以外，也更加关注本国在国际社会中的影响。尤其在有关世界秩序的规划方面，任何国家都不会自甘落后。西方大国在向国际社会提供“公共产品”（public goods）的同时，也得到了丰厚的成本收益——它们在各个领域牢牢地控制了国际制度的“创新权力”，通过这种制度霸权实现其国家利益。例如，对美国而言，有足够的理由令它不去使用强制手段而是通过系统的安排和完整的机制，通过显示与原苏东集团相比而产生的巨大优势来整合各国的对外政策。前苏联面对这种“秩序性领导”的国际环境，不得不对新的规范、新的选择作出“反应”——如戈尔巴乔夫式的新思维。难怪有学者认为，“冷战”的真正胜利者，不是任何政府的一项政策，或者某种政治运动，而是西方体系本身。^[11]世界秩序和各种制度安排是美国霸权的遗产，是维护美国的大国地位的“软力量”，帮助美国达到“不战而胜”的目的。“作为一个富足的维持现状的国家，美国在维护国际秩序方面有其利益”。^[12]

【注释】

[1]H.J.Morgenthau，The Restoration of American Politics，New York：Knopf，1962，p.199.

[2]转引自洪兵：《剖析“美国利益”》，世界知识出版社1999年版，第10页。

[3]Joseph Frankel，National Interest，London：Pall Mall Press，1970，pp.15～16.

[4]王逸舟：《西方国际政治学：历史和理论》，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409页。

[5]宋新宁、陈岳：《国际政治学概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119页。

[6]转引自洪兵：《剖析“美国利益”》，世界知识出版社1999年版，第10页。

[7]王正毅：《国际利益是合法性相互制约的利益》，《中国社会科学季刊》1997年秋季卷，第139页。

[8]〔美〕詹姆斯·德·代元主编，秦治来译：《国际关系理论批判》，浙江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400页。

[9]邓小平：《结束严峻的中美关系要由美国采取主动》（1989年10月31日），《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30页。

[10]Martha Finnemore，National Interest in International Society，Ithaca，NY：Cornell University Press，1996，pp.2～3.

[11]王逸舟：《西方国际政治学：历史和理论》，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504页。

[12]Conddeezza Rice，“Promoting the National Interest”，Foreign Affairs，Vol.79，No.1（January/February 2000），p.5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