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安全”是一个不发达的概念

一、冷战时期：“国家安全”是一个不发达的概念

1943年，美国报纸专栏作家沃尔特·李普曼在其著作《美国外交政策》中第一次使用“国家安全”一词。当时李普曼警告说，由于美国渴望和平的天性和地缘位置的优势，使得美国没有给“国家安全”以应有的重视。^[2]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这个提法逐渐成为国际政治中一个使用频率很高的概念，以至即使没有“国家”作为修饰语，“安全”也专指“国家安全”。无论是政府阐述对外政策，还是学者研究国际政治，都经常涉及“国家安全”问题。

然而，学者和政治家在使用这一概念时，大多只是停留在直觉和经验的层次上，并没有对这一概念的内涵和外延进行专门的分析和比较。少数学者在学术著作中涉及国家安全概念的分析，但是始终没有形成比较统一的意见和看法。以至于大卫·A.鲍德温不无感慨地说：“尽管在过去的40年里，‘安全’一词被学者和政治家广泛地运用，但是对安全概念的研究并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当权力概念的研究成果堆积如山时，相比而言，安全概念的研究成果只是一座土拨鼠挖成的小土堆而已。”^[3]

少数学者，如丹尼尔·弗雷、巴瑞·布赞、W.B.甘利、帕崔克·莫根等认为，安全没有确切的定义，而是一个应该“保持争议的概念”。这些学者认为，安全的本质决定了要给它下一个公认的定义是不可能的，也是不必要的。在不同的时代，不同的国家，面对不同的问题，人们可以做出不同的界定。阐释安全的含义只能具体情况具体分析。^[4]

更多的学者则认为国家安全的概念可以做出一般界定。例如：

（1）沃尔特·李普曼对国家安全的定义是：“在避免战争的情况下，国家能够在多大程度上没有不得不牺牲核心价值的危险。当面临挑战时，能够通过在战争中获胜而得以维护核心价值。”^[5]

（2）阿诺德·沃尔弗斯在其1962年出版的《冲突与合作》一书中提出：“安全，从客观方面讲，已经获得的价值没有威胁存在；从主观方面讲，没有这些价值将受到攻击的担心存在。”^[6]

（3）米歇尔·H.H.洛认为：“国家安全包括传统的防御政策和‘用于确保作为一个政治实体能够有效影响和执行它的国内与国际目标的全部能力的非军事行为’。”^[7]

（4）伊恩·贝兰尼认为：“安全本身指远离战争的相对自由，以及对于在可能发生的任何战争中不会被击败的较高的预期。”^[8]

（5）弗兰克·N.特拉格和F.N.西蒙娜认为：“国家安全是政府政策的一部分，它的目标是创造有利于保护和拓展至关重要的国家价值免受现存和潜在敌人威胁的国内与国际政治条件。”^[9]

（6）1983年，理查德·厄尔曼在《国际安全》杂志上发表了后来影响巨大的论文《重新定义安全》。在该文中，他批评传统的国家安全概念是一个肤浅而狭窄的军事词汇，它导致国家专注于外部军事威胁而忽视了其他也许更严重的危险，同时使国际关系出现军事化倾向。他建议把经济以及其他问题纳入国家安全的范畴，为此，他将国家安全重新定义为：“事件的过程或结果（Ⅰ）严重威胁或在短时间内迅速降低了国家居民的生活质量，（Ⅱ）严重威胁或缩小了国家、私人和非政府行为体的政策的有效性选择范围。”^[10]

上述几条定义都是“冷战”时期比较有代表性的关于国家安全的定义，但是，它们也都存在这样或那样的问题：

第一，上述部分定义根本不符合定义界定的基本要求，从严格的逻辑学意义上讲，它们因此就不能列为国家安全概念的定义。定义的界定应使用“种差”加“邻近属概念”的方法，即被定义概念=种差+邻近属概念。例如，商品（被定义概念）是指用来交换（种差）的劳动产品（邻近属概念）。必须注意的是：（Ⅰ）要找出被定义概念的邻近属概念，被定义概念的外延要被包含在那个邻近属概念的外延之中，这是在外延方面的揭露；（Ⅱ）要指出它区别于这个邻近属概念下的其他种概念的种差，这是在内涵方面的揭露。如果种差和临近属概念选择不当，将会使概念失之偏颇，但如果“种差”项或者“邻近属概念”项缺失，则不能被称之为定义。（1）、（2）和（6）三条定义均没有“邻近属概念”项，因此根本不能算作国家安全的定义。我们只能猜测，上述三条定义的邻近属概念可能是“状态”。

第二，就（1）来看，李普曼引入了“核心价值”来定义国家安全，但是，价值仍然是一个很复杂、抽象的概念，用价值等词来界定国家安全反而使得其含义变得更为抽象和难以辨别。一个概念还没搞清楚，却又陷入另一个概念当中。我们不得不质问，当我们把核心价值、国家价值与国家安全联系起来时，所谓的核心价值、国家价值又具体指什么呢？它们的衡量标准是什么呢？是主观意识还是客观存在呢？国家价值是否等同于国家利益呢？这显然不符合定义“就是对事物的本质特征或概念的本质内涵作确切而又简洁的说明，不能包含含糊不清的概念”的基本要求。

第三，就（2）来看，沃尔弗斯将“主观感受”与“客观存在”视为衡量国家安全的同等重要的条件，这一点是值得商榷的。首先，从理论上讲，理性的人的“主观感受”不是胡思乱想，凭空捏造，它必然是基于“客观存在”的一种反应、思考和判断，因此，“客观存在”始终是处于第一位的。其次，从实践来看，现实中的人容易受到主观偏见、认知定式、历史记忆等的影响，这样一来，个人或者群体的主观安全感受可能与国家所处的真实安全状况相去甚远。例如，罗伯特·杰维斯就强调：“一个人只要形成了对他人的某种形象——特别是他人的敌对形象——模糊不清甚至是与此相异的信息也将会加深这种形象……如果他们认为一个国家具有敌意，在他人眼中或许视为中立或友好的行为将会被他们忽视、扭曲或视为有意欺骗。”^[11]巴瑞·布赞等学者也提出，历史性敌意（historical enmity）的存在和反复的战争常常放大了当前对威胁的认知。^[12]“冷战”时期的美苏两国就是这样的一种情形。双方在观念、心理上存在偏见，“按照总统的观念，所有邪恶的根源都在莫斯科。而根据苏联的看法，邪恶的根源肯定都在华盛顿”。^[13]因此，如果按照主观感受来制定国家安全政策、进行国家安全研究，则容易导致错误的判断甚至误入歧途。最后，从逻辑上讲，“安全”和“安全感”是两个内涵和外延完全不同的概念。“安全是主体的客观属性，是一种客观存在，是主体对自身所处环境状况的一种事实判断，其逻辑基点建立在‘什么是安全’的准确认知基础之上，应根据事物的本来面目去反映事物的原则，去反映事物的本质和规律，回答的是事实的真谬；而安全感则是主体对客观属性一种浅层次的意识，是一种主观感受，是主体对自身所处环境状况的一种价值判断，其逻辑基点建立在‘是否符合主体需要’的基础之上，要回答的是客观存在的好坏问题。当然，不可否认，在价值判断和事实判断相一致的情况下，讲‘安全’时当然包含着‘安全感’，但是仅仅以这种情况就把安全感包含在安全的含义之中，显然是有缺陷的。因为在事实判断和价值判断不一致时，‘安全’和‘安全感’是有偏差甚至是截然对立的”。综上所述，我们认为，主观感受不应该作为衡量国家安全的必要条件而纳入“国家安全”定义当中。

第四，就（3）和（5）来看，两位学者将国家安全界定为具体的实践行为，或者等同于防御政策、政府政策，这显然是将“国家安全”与“国家安全政策”两个不同的概念混为一谈了。后者是以前者为目标而进行的实践，如果没有前者的存在和清晰的界定，那么，后者必然是盲目的。

第五，就（4）来看，伊恩·贝兰尼将避免战争、打赢战争作为衡量国家安全的唯一指标，这与现在的情况已经相去甚远了。在“冷战”时期，“没有战争、打赢战争”可能是大部分国家的首要安全目标，但是现在它只能算“军事安全”而已，国家安全涵盖的范围已经远远不止于此。更严格地说，贝兰尼没有把“国家安全”与“和平”的这两个概念区分开来。和平是指没有战争的状态，而安全的含义远不止于此。

第六，进一步考察（6），我们发现，理查德·厄尔曼实际上不是在对国家安全的内涵进行定义，而是在对国家安全的外延进行划分。概念的外延就是指具有概念所反映的本质属性的对象，国家安全的外延就是哪些问题属于国家安全问题或者说哪些是国家安全的威胁。值得一提的是，厄尔曼对可能出现的情况引入了“量”的规定性，例如“严重”、“在短时间内”、“迅速”，这一点在我们划分国家安全的外延时是很有借鉴意义的。

我们认为，安全概念的定义问题之所以长期得不到解决，原因主要有三：第一，这一概念本身很难界定。在最基本的意义上，安全的含义就存在着分歧。有的看重个体的生命、躯体不受任何力量，特别是暴力的侵犯和损害，有的则强调个体主观上没有不安全感。如果把指涉对象从个体扩展为群体，即扩展为家庭、民族、国家、世界等，那么安全的含义就很复杂了。再进一步说，如果将所侵犯和损害的对象延伸到其他价值范畴，使之还包括个体或社会文明生存所需的其他条件——例如基本的经济条件、共同体赖以维系的基本情感、习俗和制度因素、尊严等，则安全的含义就更为复杂和宽泛了。另外，在谈论个体或群体的安全时，人们都会自觉或不自觉地赋予其道德意义，表达他们的是非判断与褒贬态度。^[14]第二，受“冷战”时期的国际安全环境的影响。在当时的情况下，在大多数西方人眼里，维护国家主权独立、领土完整、维护资本主义生活方式，不让以前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的军队越过国界线，使用核武器，这就是安全，这是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严峻的国际安全环境阻碍学者们进行更加深入的思考，并疲于应付层出不穷的技术进步和政策变化。“冷战影响了战略研究进行中所关注的重点，使它偏离较广泛的问题，如安全政策应如何与更大的外交政策目标相匹配等，转向了核武器和核战略的技术和理论、东西方关系，以及美国与西欧安全等问题。核武器则使战略研究的关注重心进一步扭曲，即让战略分析家去琢磨：如何发挥核力量的威胁作用，同时又竭力避免动用核武器”。^[15]第三，受学界单一的研究范式的影响。在整个“冷战”时期，现实主义研究范式完全占据了西方国际政治学界。单一的范式导致思维模式、分析角度单一，更多的注意力被放到权力而不是安全的研究之上。^[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