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学者重新定义国家安全的各种努力

二、 90年代以来：西方学者重新定义国家安全的各种努力^[17]

“冷战”结束以来，安全与战略研究并没有因为美苏争霸的结束而陷入低潮，恰恰相反，随着新的安全问题层出不穷，各国安全观的逐渐调整，安全与战略研究反而日趋热闹。对于国家安全概念的相关问题，部分中外学者在学术研究中给予了更多的重视，提出了一些新的观点。

（一）国家安全内涵的再定义

哥本哈根学派是近些年来欧洲安全研究中最为显赫的一支。他们通过研究提出了一个非常新颖的观点，即认为“‘安全’是超越一切政治规则和政治结构的一种途径，实际上就是一种所有政治之上的特殊政治”。^[18]如果将一个问题成功界定为国家安全问题，政府就可以取得使用相应国家资源的合法性，和以非常方式处理问题的权力，这样的过程被称为“安全化”。所以，安全是一种自我参照的实践，正是在实践中，该问题变成了安全问题，没有什么既定的安全。当一个事物被视为安全问题时，它就是安全问题。在哥本哈根学派之前，尚没有学者就国家安全与国内政治的关系进行系统深入的研究，从政治的角度定义国家安全是第一次。哥本哈根学派的研究揭示了一个严重的问题，现实中的国家安全有被标签化、空洞化，甚至被利用的趋势，这一问题非常值得我们重视。但是，哥本哈根学派轻视和贬低国家安全相关知识的重要性，这一点我们是不赞同的。他们提出“在所有案例中，设法定义‘真正的安全’和教会行为主体正确地领会这种术语，既无助于政治也无助于分析，……而领会安全化的动力和过程则有更大意义，因为如果人们知道谁能够、在涉及什么问题和什么条件下‘制造’安全，有时它将可能调整行为主体之间互动，并因此抑制安全困境（security dilemma）”。而我们认为，安全化过程总体上是不存在问题的（政府提出安全问题，人民选出的代表评议并决定是否授权，政府执行），它体现了民主与权力之间的制衡，安全被利用的根本症结所在不是安全化，而是安全概念和安全知识的缺失。无知就容易被误导、被利用，只有通过加强安全研究，建立和完善安全知识体系，普及安全知识，才能从根本上杜绝国家安全标签化、空洞化的不良趋势。

美国学者伯纳德·布罗迪在《世界政治》期刊上发表了题为《作为科学的战略》的文章。他在该文中将安全界定为“一个衍生的价值，尽管一国在面临重大威胁的情况下，它可能会取代其他价值，但是它仅仅就促进和维护一国已经实现或正在实现并且被认为值得维护的其他价值的情况下才有意义”。^[19]布罗迪对安全概念的界定很有承前启后的意味。他继承了部分学者的观点，把安全视为一种价值，同时又进行了大胆的拓展，提出两点新的意见。首先，安全并非任何国家在任何时期所追求的首要目标，而仅仅是一个国家所追求的几个价值之一；其次，安全作为一种价值根本不能独立存在，它只能以其他价值的存在为前提。但是，布罗迪的阐述仍然非常模糊，国家安全到底是一种怎样的价值无法从这一定义中获得确然性的了解。

大卫·A.鲍德温则采取退一步的策略，不再着力于建构一个新的明确的安全概念，而是建构一个关于安全的可行性框架。他详细说明了与安全概念相互关联的问题群，认为只要能够兼顾这些问题，就是一个关于安全的完整的或者说好的定义。这些问题包括：谁的安全？哪些价值需要确保？多大程度的安全？威胁是什么？使用怎样的手段？投入多大的成本？在什么时期？从鲍德温的观点来看，他与前面提到的巴瑞·布赞、W.B.甘利类似，认为阐释安全的含义只能根据具体情况而定。^[20]那么，安全的概念是否只能抽象到这样的程度呢？显然不是。通过把鲍德温的安全框架做进一步的解构，我们发现，他对安全概念的模糊意象是“价值的确保”，即“哪些价值需要确保”。在“价值的确保”的基础之上，他才建构出安全框架。由此看来，鲍德温并没有在沃尔特·李普曼思想的基础上走出多远。

（二）国家安全外延的不断拓展

拓展国家安全外延的努力并非始于“冷战”之后。例如，穆瑞·布克钦在1980年和1982年两次撰文讨论环境安全问题。^[21]理查德·厄尔曼则在1983年的文章中建议把经济以及其他问题纳入国家安全的范畴。但是，当时这样的声音还是零星的，真正蔚为大观的时期还是在“冷战”结束以后。究其原因，与“冷战”后层出不穷的新的安全威胁有关，也与国家的注意力调整有关。

1991年，布赞在其著作中首先提出：“人类集体安全主要受到五个领域的影响：军事、政治、经济、社会和环境。从总体上讲，军事安全关乎国家进攻力量与防御力量两个层次的相互作用，以及各国对相互意图的认识；政治安全关乎国家机构上的稳定，政府体制和赋予其合法性的意识形态；经济安全涉及对资源的占有，维持一定福利程度与国家实力所必需的财政和市场；社会安全涉及在可容忍的演变条件中保持传统语言、文化、宗教和民族认同以及习俗；而环境安全则把维持地方和地球的生态环境作为支撑人类其他所有业绩的基础保证体系。这五个方面并非相互独立地起作用。每一个都在安全问题群中确定了一个聚焦点，以及一种要求优先性的途径，但所有这些部门领域都是紧密地交织在一起的。”^[22]布赞将安全分领域而治之，相比而言，传统安全研究所关注的主要威胁——来自国家外部的军事威胁，现在不过是国家所要面对的五种威胁之一罢了。布赞的看法引起了学界和政界的广泛关注。

当然，学界也存在有相反的意见。例如，穆罕默德·阿誉伯和罗伯特·曼德两位学者就认为，应该将安全的外延严格限定于政治的生存能力和国家、制度的有效性等方面，完全排除经济、环境、文化和其他非政治的因素。曼德提出，威胁必须是“使制度、公民或者生命的社会形式遭受危险。它们首先来自国家的外部”。^[23]阿誉伯则提出，非政治的威胁“当且仅当它们变得非常严重，足以威胁到政治领域、国家的边界、国家的制度和制度的存在时，才能够成为我们的安全定义的组成部分”。但是，不同于曼德认定威胁主要来自国家外部的观点，阿誉伯认为新的威胁首先来自国家的内部。当然，这种差别是不难理解的。因为曼德的研究对象是西方工业国家，而阿誉伯则主要关注第三世界国家的安全问题。^[24]在阿誉伯看来，现阶段广大发展中国家与西方工业国家所面临的威胁差别是很大的。从发展中国家的发展阶段来看，有的还处于国家缔造、民族认同阶段，有的则进入到了国家转型阶段。其间，政局不稳、经济发展不平衡、民族分裂运动、认同危机，将是许多发展中国家所面临的首要威胁，它们来自国家的内部而不是国家的外部。同时，发展中国家的内部危机也可能超出国界线，引起该地区的动荡和不安全。^[25]

拓展威胁来源的努力引起传统安全研究学者的批评与反对是不难预料的。传统安全研究学者的批评意见主要集中于两点：第一，这样做将破坏安全研究的学术承继性，使安全研究的议题分散，使之成为无用的分析工具——“冒过分扩大‘安全研究’范围的危险，根据这种逻辑，许多问题，例如人口、疫病、家庭暴力或者经济衰退，都可以被看做对‘安全’的威胁，用这种方法定义这一领域将破坏它的知识连贯性，并使它更难为任何重要的问题找到解决的方案”。^[26]第二，可能导致观念上的安全困境。即“随着各个国家在界定安全问题上的拓展，国与国之间就会造成对‘认知空间’的争夺，从而挤压了国家间原本存在的弹性空间，互相逐高则必然造成‘观念上的安全困境’：即其他国家也竞相拓展安全外延，由此引发竞争，而最终‘观念’作用到‘物质层面’，便导致了真正的‘安全困境’”。^[27]

对于传统安全研究学者的批评意见，主张拓展安全研究议程的学者似乎并没有给出比较直接、有力的回答。学界中只能听到零星的一点声音。例如，针对第一点批评意见，肯·布思和亨瑞从学术研究一般规律的角度加以反驳。他们辩称：“当研究任何人类现象时，必须有一个开放的学术边界（危险仅仅是不相关），而不是僵硬的（危险是忽略）。”^[28]设置学科的界限仅仅是为了研究的方便，它的价值是作为学术和行政的定位与组织的资源，如果过分地强调，它就什么也不是了。当这些界限被具体化，甚至被盲目地迷信时，它们就会变成理解的障碍，而理解本可以被推动和发展。因此，传统安全研究的学科界限并非是不能改变的。如果传统安全研究的人为界限阻碍了我们对安全的理解，影响了学科的建设和发展，那么，我们就应该毫不犹豫地打破它。布思在其他著作中还指出，当这些问题威胁到国家的政治秩序时，必然会被贴上“安全”的标签。实际上，国家的政治精英早已开始将“安全”与非军事问题挂钩。因此，从一定程度上说，拓展安全的研究领域不过是为了满足政治精英和情况发展的需要而已。针对第二点批评意见，理查德·韦恩·琼斯辩称：我们要求将非军事领域纳入安全研究的范畴，一是为了强调它的重要性；二是寻找解决它的办法，寻找非军事化的、非敌对的解决办法。那种传统的安全思维——运用军事力量、自助、零和性质博弈的思维正是我们要批判和试图改变的，也显然是行不通的。如果我们的传统安全观念能够得以改变，我们能够找到新的解决办法，那么，拓展安全研究范畴的努力是不会导致观念和事实上的安全困境的。^[2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