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的意见与建议

三、我们的意见与建议

（一）我们对国家安全概念的进一步修正

我们认为，要消除国家安全概念存在的上述缺陷，达到对其修正的目的，至少要做到如下几个方面：第一，将“主观感受”从国家安全概念中彻底剥离；第二，给国家安全一个量的界定，使之更能反映其本质，避免产生追求“绝对安全”的误导；第三，尽可能使用一些含义明确、简洁的词语来定义，避免出现定义后更加模糊、抽象的情况。

结合前述国家安全概念研究的相关成果及其修正要求，我们将国家安全的内涵定义为：“国家安全是国家的一种状态，在这种状态下，国家作为一种复杂的体系，能够保护自己的完整性、稳定性以及有效发挥职能和保持发展的能力，有能力可靠地保护自己和捍卫自己的利益，使其尽可能免受内部和外部破坏作用的伤害，以及将所受伤害减至最低。”

国家安全的外延分为两个层次。第一层次为生存层次，第二层次为发展层次。其中，生存安全是国家安全的基础，发展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两个层次的问题有互相转化的可能。没有国家的生存安全，则毋谈国家的发展安全。而如果对发展安全问题处理不当，则其可能会转化成为生存安全问题。

生存层次的问题主要包括领土完整、主权独立、一定数量的人口、政府能够行使的基本职能。确认某一问题是生存安全的威胁，主要指标包括两部分：第一类指标，威胁将直接侵害国家的领土完整、主权独立、合法政府和大量人口的生命；第二类指标，威胁的强度，指存在使领土完整、主权独立、合法政府和大量人口在短时间内迅速不复存在的可能性。直接、短时间、迅速是重要的分析参数。如果该威胁只是从长期看将危及领土、主权，则不属于生存安全的威胁之列，而属于发展安全的层次。从目前的情况来看，生存安全的威胁主要来自国家外部的军事威胁，内部的反对派和民族分裂势力。

发展层次的问题，指国家向繁荣、富强的方向发展不会受到大的侵害。不同于生存安全，发展安全没有固定的焦点，涉及内容宽泛，为此，我们引入“敏感性”和“脆弱性”两条衡量指标。敏感性指在一段时间内国家内部或外部的某一变化导致该国发生有代价变化的速度，有代价变化的速度越快则说明该问题（领域）越敏感。而脆弱性指在一段时间内，国家为有效适应变化了的条件、环境作出调整应付的代价，应付的代价越大则说明该问题（领域）越脆弱。换句话说，发展安全指国家能够有效降低对内部、外部条件变化的敏感性和脆弱性，或者说付出较小的代价。如果需要付出的代价很大，则说明该问题领域存在安全隐患。例如，如果欧佩克降低原油产量，某国必须迅速作出相应的调整（例如寻找替代能源，紧缩国内用油总量，被迫提高进口原油成本）并导致较大的经济损失，那么，可以判断，该国的能源存在安全问题。现在提出的经济安全、环境安全、认同安全等问题一般均属于发展安全层次的问题。

由于国家可以使用的资源是非常有限的，所以，我们还必须提出国家安全问题的一般解决原则。第一，当国家同时出现第一与第二层次的安全威胁时，必须将资源首先应用于解决第一层次的问题。第二，当国家同时出现多个属于第二层次的问题时，应该采取边际效用原则^[30]和长远考虑相结合的方针，避免资源使用效率低下和目光短浅问题的发生。第三，尽量考虑使用资源投入少，作用成效大的解决方案。一般情况下，对于同样的问题，制度手段比权力手段消耗资源更少。第四，国家在任何时候都不能够将“绝对安全”作为国家的政策目标。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我们不能单纯强调将国家置于受保护的状态。这种观点的局限性在于所表述的仅仅是对部分现实的或可预测的危险进行被动的防护，而对于超出一般常识的、突发性的危险则难以有效发挥作用。这在发展安全层次尤其突出。因此，“确保国家安全，首要的是必须保证社会及其活动的各种形式和方法不断得到完善，使之通过及时和不断的各种改革，适应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和科学技术进步的要求。只有在此基础上，才能确保社会的完整性、稳定性及其有效运转和发展的能力。如果没有这个主要的、决定性的条件，社会、国家不仅很难与发生的危险作斗争，反而会导致大量各种各样的危险”。^[31]换句话说，没有国家的持续、健康发展，就没有长期的、真正的安全可言。

（二）加强对威胁的研究工作是十分必要的，也是必须慎重对待的问题

我们认为，加强威胁的研究工作势在必行。但是，传统安全研究学者的意见也须加以重视。首先，从资源分配的角度讲，每个国家可资利用的资源是非常有限的，即使是大国也一样，因此，对威胁来源的认知必须有助于政策的实施和资源的合理分配。对于不同的安全问题，我们必须根据严重程度、作用周期、资源需求量等标准将其进行分类、排序。现在许多学者的做法，简单指认某一问题是国家、国际安全问题，要求政策考虑的优先性，而不是将该问题纳入到国家安全的整个框架之中进行考虑。这样的做法的确会削弱安全研究作为分析工具、政策指导的使用价值。其次，安全问题并非越多越好。这可能导致政府积累过度的权力而使整个国家的权力结构失衡或者使政治军事化。^[32]也可能导致民众普遍产生不安全感而使社会陷入混乱。因此，我们支持哥本哈根学派的“非安全化”立场，安全问题不是越多越好，我们不应当随意扩展安全外延，而应朝着“非安全化”的方向努力。不要随意将所有的新问题都视为安全问题，安全理论与实践的目标应该是逐步缩小安全的范围，最终将政治非军事化。“非安全化”是长时间范围的最优选项，因为它意味着没有问题需要像“威胁我们的政策”这样的话语来表达。最后，我们需谨记的是，国家没有绝对安全可言。无限扩展安全外延，只可能导致观念上的安全困境和现实的安全困境，追求绝对安全的做法注定是要失败的。这里存在着什么是最不安全的判定，如果都不安全，也就是都安全了。大多数人认为或能接受的相对安全的危险性，就是当代社会（公众、国家）允许的（可接受的）安全水平。

【注释】

[1]吴家国等：《普通逻辑（修订本）》，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版，第18、20页。

[2]Walter Lippmann，US Foreign Policy：Shield of the Republic，New York：Pocket Books，1943.

[3]David A.Baldwin，“The Concept of Security”，Review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Vol.23，No.1，January 1997，p.24.

[4]相关文章可参阅：Arnold Wolfers，“National Security as an Ambiguous Symbol”，Political Science Quarterly，Vol.67，No.4，December 1952；Barry Buzan，People，State and Fear：An Agenda for International Security Studies in the Post-Cold War Era，second edition，Boulder，CO：Lynne Rienner，1991，p.21；David A.Baldwin and Helen Milner，“Economics and National Security”，in Henry Bienen ed.，Power，Economics and Security，Boulder CO：Westview Press，1992，p.29；Patrick Morgan，“Safeguarding Security Studies”，Arms Control，Vol.13，No.3，December 1992，p.466.

[5]转引自Arnold Wolfers，Discord and Collaboration，Baltimore：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1962，p.150.

[6]Arnold Wolfers，Discord and Collaboration，Baltimore：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1962，p.150.

[7]转引自Barry Buzan，People，State and Fear：An Agenda for International Security Studies in the Post-Cold War Era，second edition，Boulder，CO：Lynne Rienner，1991，p.216.

[8]Ian Bellany，“Towards a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Security”，Political Studies，Vol.29，No.1，1981，p.102.

[9]Frank N.Trager and Frank L.Simonie，“An Introduction to the Study of National Security”，in Frank N.Trager and P.S.Kronenberg，National Security and American Society，Lawrence Kansas：University Press of Kansas，1973，p.36.

[10]Richard H.Ullman，“Redefining Security”，International Security，Vol.8，No.1，Summer 1983，p.133.

[11]Robert Jervis，“Perception and Misperception：The Spiral of International Insecurity”，The Thoery and Practice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New Jersey：Prentice-Hall，Inc，1983，eds.Willam C.Olso，David S.Mclellan and Fred A.Sondermann.p.202.

[12]巴瑞·布赞等著，朱宁译：《新安全论》，浙江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81页。

[13]约翰·W.伯顿著，马学印、谭朝洁译：《全球冲突——国际危机的国内根源》，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95页。

[14]对界定概念的一般要求与标准，大卫·A.鲍德温做出了比较详尽的论述，可参阅David A.Baldwin，“The Concept of Security”，Review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Vol.23，No.1，January 1997，pp.6～8.

[15]Craig A.snyder，“Contemporary Security and Strategy”，Contemporary Security and Strategy，ed.Craig A.snyder，Great Britain：MACMILLAN PRESS LTD，1999，p.7.

[16]巴瑞·布赞也指出了其他一些重要的原因：安全与权力之间有很多重合的地方；现实主义的各种批评者对安全本身兴趣不大；安全研究学者们疲于应付层出不穷的技术进步和政策变化，不能从容地研究安全概念；国家安全概念的模糊对决策者有利，可以灵活地以国家安全的名义来为自己的政策辩护。

[17]90年代以来，中国学者与西方学者在重新定义国家安全问题上的各种努力类似，因此本文不再赘述。

[18]巴瑞·布赞等著，朱宁译：《新安全论》，浙江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32页。

[19]Bernard Brodie，“Strategy as a Science”，World Politics，Vol.46，No.4，July 1994，p.477.

[20]David A.Baldwin，“The Concept of Security”，Review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Vol.23，No.1，January 1997，pp.5～26.

[21]Mrray Bookchin，Towards an Ecological Society，Monteeal：Black Rose，1980；The Ecology of Freedom，Palo Alto，CA：Cheshire Books，1982.

[22]Barry Buzan，People，state and Fear：An Agenda For International Security Studies in the Post-Cold War Era，Boulder，CO：1991，pp.19～20.实际上，在1981年该书的第一版中，布赞已经提出了上述看法，只是当时并没有引起学界和政界的关注。

[23]Robert Mandel，The Changing Face of National Security：A Conceptual Analysis ，Westport，Conn.：Greenwood Press，1994，pp.21～22.

[24]Mohammed Ayoob，The Third World Security Predicament：State Making，Regional Conflict，and the International System，Boulder：Lynne Rienner Publishers，Inc.，1995，p.9.

[25]Mohammed Ayoob，“The Security Problematic of the Third World”，World Politics，Vol.43，No.2，January 1991，pp.257～283.

[26]Stephen M.Walt，“The Renaissance of Security Studies”，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Vol.35.No.2，June 1991，pp.211～239.

[27]巴瑞·布赞等著，朱宁译：《新安全论·译者序》，浙江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28页。

[28]转引自Richard Wyn Jones，Security，Strategy，and Critical Theory，Boulder Colo：Lynne Rienner Publishers，1999，p.106.

[29]Richard Wyn Jones，Security，Strategy，and Critical Theory，Boulder Colo：Lynne Rienner Publishers，1999，p.107.

[30]边际效用，在西方经济学里是指某种物品的消费量每增加一单位所增加的满足程度。一般来说，随着消费者对某种商品消费量的增加，他从该物品连续增加的消费单位中所得到的边际效用是递减的，这种现象被称为边际效用递减规律。在本文中，坚持边际效用原则至少包含两层含义：一是出现多个安全问题时，应该优先考虑把资源分配到威胁程度较大的问题；二是避免在某一安全问题上过度的和重复的投资，要找准边际效用递减的临界点。

[31]A.X.沙瓦耶夫等著，魏世举等译：《国家安全新论》，军事谊文出版社2002年版，第24页。

[32]正如哥本哈根学派的奥勒·维弗尔在“安全化”理论中所指出的，当指认某个问题为安全问题时，国家可以不再按照常规问题的解决办法行事，而采取在正常状态下会被视为非法和不能接受的措施，如对相关问题领域进行信息封锁，不经指控拘留公民，对自己的人民使用武装暴力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