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国信息流动与舆论塑造

信息技术革命、跨国信息流动与舆论塑造——一种新的研究视角

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

沈逸

自“9·11”事件之后，“公众外交/公共外交”^[1]成为诸多学者研究的热点问题。“9·11”事件给美国人留下的基本教训之一，就是认为该事件反映出了美国对于公共外交的忽视。

公共外交的基本定义是“由一国政府支持的通过出版物、电影、文化交流、广播和电视等形式影响他国的公众的一种外交方式”，^[2]其目的是通过在目标国内创造一种公众舆论的氛围，从而促使目标国领导人做出有利于特定国（公共外交发起国）外交政策的决策。^[3]通过上述定义可出，公共外交最关键也是最终极的目标，是通过塑造舆论来影响人们的行为。而对于舆论的塑造，主要是通过对跨国信息流动实施控制与引导来完成的，这种控制与引导，同信息技术革命有着密切的关联。

因此总体来看，对于公共外交的研究，其本质是研究由信息传播方式变化所带来的社会后果。对这一问题，从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开始，社会科学领域的学者就开始关注，并形成了三种不同的观点：

第一种观点可以称为乐观主义，它秉承西方进步主义对科学技术发展的乐观态度，认为信息技术的发展将导致国家不可避免地走向衰落，政治权力从国家向非国家转移，对于决策过程来说，信息技术的发展将不可避免地推动原本相对封闭的决策过程向更加开放的形式转变。未来学家托夫勒夫妇和管理学者彼得·德拉克是这一观点的倡导者。^[4]

第二种观点正好相反，对信息技术的发展持悲观态度，认为国家将由于技术进步而掌握更加强大的监控能力，使得西方传统的个人自由成为技术进步的祭品，奥维尔描述的警察国家将可能成为现实，这一观点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达到顶峰，后来逐步陷入低潮，“冷战”结束之后，随着乐观情绪的高涨，该观点被排除在主流之外。

第三种观点可以看做是上述两者的折中，对于信息技术的发展保持谨慎的态度，并倾向于对信息革命进行深入细致的分析，认为不同的国家面对信息革命，其获得收益与代价是不同的，权力的转移是客观存在，但是转移的方向、力度及其产生的后果需要具体分析。20世纪90年代之后，这一观点的代表是约瑟夫·奈。^[5]

与此同时，在传播学领域，也认为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推动了大众传播模式在三种模式之间发生变化，即中心-边缘模式，以“训示”模式为典型代表；“咨询”模式；“互动”模式。^[6]

笔者赞同上述第三种观点，认为信息技术的发展对传统的对外政策制定过程提出了挑战，继续保持封闭模式将会付出高昂的经济与社会声誉成本，一国政府通常很难继续保持对于国内舆论的绝对控制与垄断，但国家可以通过采取更加有效的方式控制信息流动，并在一定程度上获得更加有效的控制信息流动，影响公众态度的能力。

在分析政府机构与民众之间信息分布和流动特点的基础上，笔者尝试构造三种不同的信息流动模式，并以此为依据分析其对国家所提出的挑战，并初步尝试提出可能的政策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