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息技术与跨国信息传递的变化

二、信息技术与跨国信息传递的变化

在此，我们通过三个案例来分析信息技术与跨国信息传递的变化。

（一）纳伊兰（Nayirath）的证词

1990年10月10日，受雇于科威特流亡政府的美国希尔纽顿（Hill ＆ Knowlton）公关公司，向美国众议院人权委员会秘密听证会提供了一名证人：名叫纳伊兰的15岁科威特女孩。她提供的证词指出，作为科威特al-Addan医院的志愿工作者，她亲眼目睹了伊拉克士兵持枪闯入医院中有15名婴儿的房间，将婴儿从保育器中拿出来，“像垃圾一样”扔在冰冷的地板上，然后抢走保育器，15名婴儿因此全部死亡。^[14]女孩提供的证词在国会内引起轩然大波，伊拉克军队从此成为“残忍的杀婴凶手”，女孩作证之后的五个星期内，布什总统先后五次引用她的证词，作为必须对伊拉克采取军事行动的理由之一；随后大赦国际组织提供的数字显示至少有300名婴儿因为类似原因死去，与此相伴随的是各类媒体关于此事的密集报道，打击“残忍的伊拉克军队”在美国国内成为推动对伊拉克进行军事打击的重要因素。^[15]

虽然并非所有人都相信女孩的证词，但是直到多国部队重新解放科威特，也没有人前往科威特进行详细的调查。而且一个有意思的细节是这个女孩始终没有告诉国会议员她的全名，因为担心“家人遭到报复”。^[16]当战争的硝烟结束之后，人们早已忘记了要去核实到底有多少婴儿死于伊拉克军队的暴行之下，不过最终的调查还是知道了这个女孩子的全名：Nayirath Sabah，她并非一名普通的科威特女孩，而是科威特驻美国大使的女儿。她所提供的证词，是白宫与科威特流亡政府以及所雇用的公关公司精心策划的一场公关活动，目的在于帮助美国政府获得对伊拉克进行军事打击所必要的国内支持。虽然她描述的事件真实程度如何已经基本无法考察，但是毫无疑问，在谋求发动对伊拉克采取军事打击的整个过程中，15岁的纳伊兰起到了不可忽视的推动作用。发达的媒体成为影响公众舆论的重要工具。

（二）世界卫生组织与SARS

自2003年2月开始，在中国内地、香港特区、台湾地区以及越南、新加坡、菲律宾、加拿大等国家和地区先后爆发了大规模的严重急性呼吸系统综合症（Severe Acute Respiratory Syndrome，缩写为SARS）。借助于现代传播媒介，大规模爆发的病情引起了各个国家的广泛关注，而且在很大程度成为超越国界的地区性问题，各个国家政府机构的卫生部门展开了跨越国界的合作行动。在这个过程中，作为协调国际合作行动、提供合作平台的世界卫生组织发挥了非常独特的作用。

面对SARS，世界卫生组织作出的反应主要集中在信息的披露和跨国的协调上。

所谓信息的披露，就是在世界卫生组织的官方网站上开设关于SARS的专栏，并且定期发布最新病情的通报。^[17]这种信息通报主要是公布来自成员国官方卫生机构的情况，以及世界卫生组织派遣的官员对成员国进行视察过程中所发现的问题以及得出的结论。以中国为例，在网站上可以查到自2003年2月11日开始至2003年7月5日的病情通报。与此同时，世界卫生组织还会提出一些建议，包括在必要时将特定的国家和区域列入警告名单，建议旅游者减少乃至中止到该地区的活动。这种通告仅仅是一种建议，没有任何强制力作为保障。但是，由于世界卫生组织在健康领域所独有的权威性，使其垄断了相关问题的解释权，一旦发出这种建议，实际上能够让一个国家的政府明显感受到压力，如果一个国家政府机构发布的信息与世界卫生组织发布的信息相矛盾，对于能够接触到不同信息的民众来说，更倾向于相信后者。

同时，因为SARS问题本身所具有的新闻敏感性以及世界卫生组织的权威性，使得世界卫生组织发布的信息成为各类跨国媒体集中关注的权威消息来源。这使得来自世界卫生组织的无形压力可以直接穿越国界，渗透到一国内部。2003年4月15日，世界卫生组织发布的卫生组织官员到中国考察行为受到有关地方和部门的限制之后，马上使得中国政府的国际形象受到了损失，并促使4月17日中国政府的最高决策层马上作出反应，免去了相关官员的职务。

（三）2003年伊拉克战争前后对于舆论的引导

在2003年伊拉克战争爆发之前，美国和英国政府在各种媒体上普遍传递着这样一种信息：萨达姆政府涉嫌违反联合国的有关决议，秘密从事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制造和生产。虽然从2002年11月到2003年3月18日伊拉克战争开战前夕，以布利克斯和巴拉迪为首的联合国武器核查人员在伊拉克的武器核查工作并没有得出萨达姆拥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实质性结论，但是因为美英政府将这一情况归结为萨达姆的“欺骗”与“狡诈”，并且提出了一系列惊人的证据，比如美国国务卿鲍威尔在联合国安理会出示了证明伊拉克拥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证据，并称伊拉克努力在联合国安理会核查小组的检查前隐匿证据；比如声称萨达姆有能力在45分钟内制造出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等等。而自2003年5月至今的时间里，实践已经逐渐证明了这些不过是政府塑造社会舆论的产物。

但引人注目的问题是，在整个战前的舆论塑造过程中，一向发达的美国新闻媒体由身为政府“看门狗”（watchdog），化身为白宫怀抱中的“哈巴狗”（lapdog）。“新闻记者和政府自然地串通在一起，这种合谋在（美军）入侵阿富汗和伊拉克的前奏响起时，最为明显。媒体成了白宫声明的回声筒（echo chamber）”，“令人感到悲哀的是，媒体和白宫的声明都出现了误导民众甚至错误的信息；记者成了速记员而非质询者”。这种情况的典型体现，包括记者只向政府提出一些简单的问题；包括布什或者其政府之中的官员在做公开演讲时，往往会事先挑选听众——他们经常是对政府政策抱着支持态度的民众，例如军事院校或是右翼智库的人，而持不同意见者或是抗议的群众，则事先就会被总统的保安探员“请出场”。此外，布什政府也擅长打“恐惧牌”（fear cards），给质疑政策的人士扣上“不爱国”的大帽子，导致白宫记者团，甚至美国国会，都跟着噤若寒蝉。^[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