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息时代中国外交的新模式

三、信息时代中国外交的新模式

从上述三个案例中，可以发现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对外政策决策过程中的公众与政府机构控制信息流动的状况已经发生了较大的变化，这种变化对于一个国家的对外政策制定过程产生了双重的影响，使得国家同时面临机遇和挑战。

总体来看，在信息时代，国家继续通过严密控制新闻机构从而实现垄断全部跨国信息流动的情况，已经基本不存在了。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随着信息发布、传输和存储成本的不断降低，信息的高速跨国流动是一个总的发展趋势，但是实际转变的速度和限度并非完全相同，这需要对所涉及的问题进行具体的分析。不同性质的问题，其转变的速度是不同的。其中一个基本的原因，是由涉及问题领域本身的性质所决定的。信息的专业性越强，其扩散的速度就越慢，反之，就越快。

从第一个案例纳伊兰的证词和第三个案例伊拉克战争前的舆论塑造来看，虽然传统的垄断模式已经无法继续存在，但是目前信息的分布是不均衡的，不仅仅是量的不均衡，更是质的不均衡，即多数情况下，民众不仅缺乏信息，而且缺乏进一步分析、提炼信息所必需的工具。通过有效的公共关系策划，政府机构可以有效地影响公众的心态，促成公众选择特定的公共政策。这整个过程可以严格按照现代民主政治体系的过程来进行。从这个意义上来看，政府机构在对外政策制定过程中的主导地位，并不会因为信息技术的冲击而“必然”地趋向解体，而是更加强调具体操作方法与手段的重要。在某种程度上，信息技术的出现，使得政府更加容易潜移默化地影响民众对于政策的选择，控制能力甚至可以相对有所上升。政府机构面临的主要挑战，则是如何转变自身传统的习惯，实行信息时代的变化。

从第二个案例“世界卫生组织与SARS”中，可以促进对信息传播具体过程的认识。在这个案例中，信息传播仍然是按照所谓的“二级传递模式”进行的，即信息传递的渠道中，存在各种形式的“意见领袖”。普通个体接收到的信息，是经过意见领袖筛选之后的信息，意见领袖地位的获得，往往与某种专业技能相关，即所谓的“专家意见”。现代信息技术出现之前，政府机构往往享有垄断地位，对于特定事务具有独一无二的解释权，但是信息技术出现之后，对于国家外交的真正挑战，不是使得政府机构失去了对信息的控制，而是威胁到了其作为唯一合法解释者地位的权力，必须面临来自其他国家政府以及非国家行为体对于解释者地位的争夺。相关的政府机构，仅仅只是众多有能力提供解释的机构中的一个，只有通过竞争，才能维护和强化自身的地位。在这个过程中，特定的“声誉”显得尤为重要，如果试图通过简单地“堵截”，阻止公众接受到不同信息，那么除非能够承受由此带来的经济成本，并有能力承受一旦堵截失败导致的社会成本，否则，试图维持传统的信息垄断地位就可能是徒劳无益的。

综合上述三个案例，概括来说，信息时代在中国的公共外交实践中，必须走向新的有限控制模式，承认无法完全维持原有对于信息的绝对垄断，并转而通过有效的渠道，为公众提供足够的信息，以及相应的解释工具，从而通过有效的影响信息流动，达到影响、引导乃至塑造舆论的目的。

【注释】

[1]国内学者对“Public Diplomacy”这个概念有不同的翻译方法，主要的两类译法是将其翻译成“公众外交”或者是“公共外交”，本文统一采用“公共外交”的译法。

[2]U.S.Department of State，Dictionary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erms，1987，p.85，from“What Public Diplomacy Is and is not”，http://www.publicdiplomacy.org/1.htm.

[3]Michael McClellan，“Public Diplomacy in the Context of Traditional Diplomacy”，http://www.publicdiplomacy.org/45.htm.

[4]〔美〕阿尔温·托夫勒著，刘江等译：《权力的转移》，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10～13页。

[5]〔美〕约瑟夫·奈著，郑志国等译：《美国霸权的困惑》，世纪知识出版社2002年版，第47～54页。

[6]〔美〕丹尼斯·麦奎尔著，刘燕南等译：《受众分析》，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157页。

[7]〔美〕约瑟夫·奈著，郑志国等译：《美国霸权的困惑》，世纪知识出版社2002年版，第47页。

[8]〔美〕约瑟夫·奈著，郑志国等译：《美国霸权的困惑》，世界知识出版社2002年版，第56页。

[9]这种深刻社会影响的一个方面就是提供了前所未见的政治动员能力，在菲律宾、中国、美国以及中东等地都有所体现：菲律宾、中国、美国出现了使用移动通信软件和手机自发组织起来的大规模游行；在中东和部分欧洲国家，基层的穆斯林传教者使用手机从网络上下载并存储中东冲突的最新图片，作为宣传其激进立场的直接工具。

[10]〔美〕约瑟夫·奈著，郑志国等译：《美国霸权的困惑》，世界知识出版社2002年版，第53页。

[11]〔美〕约瑟夫·奈著，郑志国等译：《美国霸权的困惑》，世界知识出版社2002年版，第71页。

[12]〔美〕约瑟夫·奈著，郑志国等译：《美国霸权的困惑》，世界知识出版社2002年版，第71页。

[13]〔英〕戈尔·布思主编，杨立义等译：《萨道义外交实践指南》（第5版），上海译文出版社1984年版，第247～252页。

[14]Johan Carlisle，Public Relationships：Hill ＆ Knowlton，Robert Gray，and CIA，http://mediafilter.org/caq/hill＆knowlton,html。

[15]〔英〕苏珊·卡拉瑟斯著，张毓强等译：《西方传媒与战争》，新华出版社2002年版，第51页。

[16]http://mediafilter.org/caq/hill＆knowlton,html.

[17]http://www.who.int/disease-outbreak-news/country/byCountry.htm.

[18]徐琳：《华盛顿观察》周刊（http://www.WashingtonObserver.org）第3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