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大众媒介为中介的国家身份建构

二、以大众媒介为中介的国家身份建构

建构主义认为，在国际社会，国家间的互动形成、造就共有知识（即国际文化结构），共有知识反过来（内在构成性地而非外在因果性地）建构了国家行为体（的属性），塑造着国家的身份。可见，国家的身份不是先天（天赋、先赋）的，而是后天的，是国家通过自身的主观努力而获得的；而且，它也不是自封的，而是由国际文化结构建构而成的。

那么，在大众媒介盛行的国际传播时代，国际文化结构是如何构成的？它又是如何建构了国家的身份？

社会学认为，个体的身份建构涉及三个层面的内容，即角色定位（了解自己在现实社会中的位置、地位，从而确定自己在其中应该扮演的角色）、自我认同（通过语言和行为等符号的表达，对自身予以自觉的认定）与他人的承认（社会或他人在认为某人的行为满足了社会期待之后所给予的认同）。那么，在国际社会，国家身份的建构基本上也由上述三方面构成。不过，具体到大众传播媒介参与下的国家身份建构，则是一个建立在国家间媒介互动之上，并以大众媒介为中介的集体认同过程。这个过程大致包括媒介教示（宣示）、媒介解读（学习）、媒介回应、媒介返回应等四个阶段。

第一阶段：媒介教示（宣示）阶段。一国基于自身对国际环境、情境的判断，作出自己在国际互动中的角色定位和安排；继而，遵循这一角色定位，展开自我形象设计，并动用大众传播媒介将这一设定好的国家形象投射到国际社会，^[4]向对象国或目标国（或者说，利益相关国）传递自己希望扮演的角色的信号（其实，同时也就赋予了对方相应的角色），从而完成自身形象的塑造。从深层意义上说，这是传播国把自己对国际局势（情境）的理解和定义教示给对象国的过程。

第二阶段：媒介解读（学习）阶段。由于双方国家此前没有足够持续的相互行动而无共识，国际社会中的对象国对传播国在大众媒介上所宣示的国际形象予以解读，读出其中的声音、文字和图像等符号的含义。这主要是通过多重意义上的文本分析完成的。对象国把所读出的诸种信息往往同以往通过其他大众媒介、渠道所收到的关于传播国国际行为的信息、对传播国的期待以及自身对国际情境的定义加以比对，要么活化（激活）潜存的对传播国的印象，要么固化（强化）或转化已有的对传播国的印象，最终决定是否接受传播国自我预设的角色（同时接受传播国赋予自身的角色），从而完成一次社会学习。从深层次说，这是对象国对传播国就国际情境所作的界定予以认同，并与之达成共识的过程。

第三阶段：媒介回应阶段。对象国依据从大众媒介中所获得的有关传播国的信息，结合自身对国际情境的界定，确定自身与传播国各自应该扮演的角色。继而，透过大众媒介向传播国发出信号，告诉对方自己准备扮演的角色以及期待对方应该扮演的角色。这是一个信息反馈的过程。从深层意义上说，它是一个倾向于固化既有结构性的认同符号和共同观念（共有知识）的过程。

第四阶段：媒介返回应阶段。传播国从媒介上收到对象国的反馈信息后，反过来解读对方所反馈的信息的意义，同时对国际情势进一步予以判定，由此修正自己以往的观念和做法，尤其是对自身既定的角色定位和行动方针予以调适，以期满足对象国的期望，更好（对应）地同对象国相处——这无疑是一次社会学习的过程。至此，传播国与对象国之间共筑的国际文化结构逐渐成形。进而，传播国借助大众媒介把这个调适好的角色形象重新投射到国际舞台上，供对象国进一步认同，由此（一旦获得对象国的承认），传播国的身份建构趋于完成。

下面，以20世纪60～70年代中美关系史上所发生的一次身份认同大转换为例，来说明上述以大众媒介为中介的国家身份建构过程。^[5]

中美两国之间新的国家身份建构经历了以下四个阶段：

媒介教示阶段。1969年之前的中美两国处于敌对状态，其身份认同结构是“敌人”模式，互认对方为敌人。尼克松上台后，基于对国际形势特别是美、苏、中三大国关系的判断，希望改变与中国的不友好状态，变“敌人”关系为“朋友”关系。为此，尼克松通过媒体多次示意美国愿意同中国对话。譬如，在1970年10月欢迎罗马尼亚总统宴会上，他以美国总统的身份，第一次公开使用“中华人民共和国”称号；而后，美国的《时代周刊》等各大媒体纷纷传递了尼克松有意访华的意愿，这些都是“意味深长的外交信号”。在此，美国政府通过语言和行动等各种符号的媒介传递，告诉中国美国想要扮演作为中国的朋友的角色，同时也希望中国能够作出相应的回应。

媒介学习阶段。中国政府通过媒介获得了尼克松政府的一系列示好的信号后，联系以往美国对华一贯恶劣的所作所为以及中国对美国持久作出的“敌人”定义，对之给出了各种可能的读解。与此同时，中国领导人对国际局势重新予以审视，对中美关系的未来走向进行了重估，又从自身国家根本利益出发，经过慎重的分析和考虑，对国际体系和中美关系作出了同美国一致的判断，即“冷战”格局下的美苏攻守态势发生了变化，中美过去的敌对状态应该结束了。

媒介回应阶段。中国通过社会学习，就国际结构同美国达成了共识，与之共享这一套观念，从而积极地接受了美国的角色定位，也明确了自身应该扮演的角色。于是，中国政府一改过去反美的立场和敌视的态度，着手调整对美政策，并通过大众媒介把这一善意的回应传递给美国。譬如，1970年10月初的一期《人民日报》在头版头条刊登了毛泽东主席与斯诺夫妇一同站在天安门城楼上并亲切交谈的照片，在报纸的右上角“毛主席语录”栏中还登有这样一句话：“全世界人民包括美国人民都是我们的朋友”；12月25日，《人民日报》又发表了一期“毛泽东与斯诺的谈话”，向美国委婉地转告了中国欢迎尼克松访华的姿态；第二年4月，在美国和西方家喻户晓的《生活》杂志又发表了有关毛泽东与斯诺的谈话，从而进一步把中国欢迎尼克松访华的姿态昭示于国际社会。所有这一切善意的信号反馈给美国：中国愿意以“朋友”的身份来对待美国，同时也期望美国对待中国以“朋友”的角色。

媒介返回应阶段。美国从媒体上接收到中国诚意邀请尼克松访华的信息后，思量着中国在发出邀请的同时所提出的一系列条件以及对美国角色的要求，同时进一步认定国际局势，不断修正自身原有的不切实际的盘算，调整对华方针，以期走近中国对美国的期望——这是一次社会学习的过程。最后经过多次的媒介信息传递和谈判，美中双方终于在1972年2月达成《上海公报》，标志着双方共有的国际文化结构的形成，它带来了中美新的社会身份（认同）结构的确立——从“敌人”结构到“战略伙伴”结构，由此相互建构（互构）出双方新的积极的国家身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