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后匈牙利的“苏维埃化”

第一节　战后匈牙利的“苏维埃化”

匈牙利位于欧洲中部，是一个国土面积仅有9.3万平方公里的内陆国家。从公元1000年第一位国王圣·伊斯特万（István Szent）正式加冕算起，到20世纪40年代，匈牙利已有了940多年的历史。第二次世界大战（以下简称“二战”）期间，匈牙利与保加利亚、罗马尼亚一样，同为法西斯德国的仆从国，战争结束后也都由此成了战败方。盟国在这些国家设有管制委员会（The Allied Control Commission），^[2]委员会名义上由苏、美、英三国共管，但在具体运作过程中实际依据“谁占领、谁负责”的原则被划归苏联控制。1944年底至1947年秋，与东欧多数国家类似，匈牙利走的是一条由人民民主向社会主义过渡的道路。

“人民民主”这一术语，据俄罗斯学者塔季扬娜·沃罗基京娜（T.V.Volokitina）等人的研究，始见于20世纪30年代西班牙内战时期。它与“新型议会制共和国”的出现紧密相联，代表的是一种特殊类型的共和国。在这种共和国中，国家政权归由各派政治力量共同组成并在整个社会中具有决定性影响的反法西斯力量联盟民族阵线所有。^[3]当时，在包括共产党在内的政治左翼力量看来，人民民主应当是一种新型的民主，它既不能仿效传统的西方自由民主制度，又当同建立在无产阶级专政基础上的苏联政权模式区别开来。而“人民民主道路”这一概念，依照美国学者盖蒂的说法，代表的是政治、经济和社会秩序的一种“过渡形态”。在这一形态中，“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力量、因素和特征同时并存，社会主义将通过渐进的方式战胜资本主义。”^[4]战后初期东欧各国的人民民主制度，从其主要特征来看：在政治上，实行的是多党议会民主制度，即采取多党联合组阁而非共产党一党执政的政权组织形式；在经济上，则是一种多种所有制形式并存的混合结构，即一方面保留私营经济和市场关系的存在，同时又通过大规模的土地改革和逐步国有化部分地实现生产资料的公有。

1944至1947年间东欧国家选择“人民民主道路”，首先同反法西斯战争结束前夕社会中左翼激进情绪普遍高涨直接相关。在当时，无论是共产党人还是社会党人，都将社会主义视为自身努力的前景和方向。虽然双方对社会主义的理解存在着种种分歧，但他们均承认通往社会主义的道路将会是漫长的，多半需要数代人的努力方能实现。同时，他们也都认为，由于这是一条和平的、免除了革命动荡的道路，故而无须实行无产阶级专政。不过，在具体目标方面，社会党人大多向往西欧的社会改良主义模式，而共产党人则常常认为“苏维埃民主”是最高级的民主模式，但即便如此，他们希望通过和平方式而非像苏联那样以社会政治动荡为代价来实现它。^[5]然而，若从更深层次来看，人民民主在“二战”接近尾声之时之所以能够从一种理论设想变为政治现实，决定性的因素主要来自于外部——首先是苏联的影响。1945年前后，苏联对东欧的外交政策是在一个目标和现实相互冲突的矛盾框架中形成的。一方面，苏联新的欧洲地缘政治地位为它提供了将“一国建设社会主义”推广到在“一个地区建设社会主义”的历史机遇。另一方面，为巩固和发展苏联在雅尔塔—波茨坦体系中获得的政治利益，苏联又需顾及同西方国家之间结成的战时同盟关系；此时若在东欧强行推进社会主义的战略，会招致西方的敌视、不满和反对，激化双方矛盾。可以说，战后初期东欧通过渐进式的议会道路走向社会主义这种制度的安排是服务于苏联的对外政策的。当时，苏联对外政策的主要目标就是确保继续维持大国间相互合作的纽带，在对苏友好的国家（首先是位于苏联西部和西南部边界的那些国家）构筑起一条战略“安全带”，同时在战后共产党影响力增强、几个主要的西欧共产党（如意大利共产党、法国共产党、希腊共产党）纷纷进入政府的形势下，力求实现推进“世界革命”的设想。^[6]

依照苏联和匈牙利两国领导人的最初想法，匈牙利的人民民主道路将会经历一个相当长的历史阶段。1944年底，斯大林曾告诫匈牙利共产党^[7]领导人，切勿以政治口号“吓着人民”，“要想走得更远，必须有待力量足够强大”。匈党主管意识形态工作的领导人雷瓦伊·约瑟夫（József Révai）在同期召开的匈牙利共产党成立大会上也曾公开宣称：“千万不要以为（由几个政党组成的）民族合作是一个短暂的政治联盟，是战术上的缓兵之计，相反，这个联盟将长期存在。”^[8]但是，联盟终究未能长期存在，不到两年之后，在苏联的直接干预下，匈牙利的人民民主道路被迫中断。

苏联为何突然改变其原定的设想？对此，不乏大量的解释。应当说，东西方大国围绕德国、东欧发展前景等重要问题上的矛盾和对抗愈益激烈，西欧社会情绪的指针普遍右摆，芬兰共产党大选失利，法国和意大利两国的共产党人与社会党人之间的关系急剧恶化并先后被逐出政府，希腊共产党抵抗运动遭到失败，东欧各国共产党议会选举频频受挫等，都是非常重要的诱因。在上述事态的综合影响下，苏联以及东欧各国共产党开始对民主联盟政策以及在新的国际形势下通过议会道路和平走向社会主义的现实可能性产生出怀疑和担忧。在莫斯科看来，日渐紧张的国际局势和东欧国家内部政治力量的对比变化，对共产党在联合政府中的地位构成了严重威胁。一旦东欧各党步西欧党之后尘，被排挤出联合政府，则东欧各国对苏友好政府的生存、继而苏联在东欧的存在，都将面临严峻挑战。于是不久后，在马歇尔计划和苏南关系恶化两件事的直接刺激之下，苏联对东欧的政策随之发生重大转变，斯大林断然决定抛弃大国合作的幻想，并叫停东欧各国的人民民主尝试。

从1948至1953年，匈牙利经历了被美国政治社会学家胡安·林茨（Juan J.Linz）和阿尔弗莱德·斯泰潘（Alfred Stepan）称为“东欧最强烈的斯大林化”的时期。^[9]其中，1947至1948年可以视作是从人民民主向苏联模式迈进的阶段，在某种意义上也可称其为“去人民民主化”的阶段。在此期间，人民民主道路所具有的特征被一点点地剥离，除共产党之外的其他政党逐步被清除出国家政权，国有化迈出了更快、更大的步伐。

从1947年开始，为了将其他党派逐个清除出联合政府，实现共产党一党执政，匈党开始实施所谓的“切香肠战术”（Salami Tac‐tics）。对于这一战术，其总书记拉科西·马加什（Mátyás Rákosi）曾做过形象的解释。他说：“我们力图做到毫不费力地取得政权，像切香肠一样，分阶段地一个一个切割。首先，我们广泛联合；然后，我们在诸如警察、国内保安这类部门增加我们的实力；最后，我们把敌人统统地排挤出去，让他们引退去当老百姓。”^[10]根据这一战术设计，首先要被“切割”的“香肠”是联合政府中的第一大党小农党（Small holder’s Party，SHP）。^[11]1947年1月5日，匈党控制下的内务部发出公告，声称由原反动组织匈牙利生命党领导人为首的七人委员会，从1946年下半年开始进行反对共和国的阴谋活动，准备在1947年夏签署《对匈牙利和约》和苏军撤离时发动政变，建立投靠西方的、由小农党一党专政的政权，此即所谓的“共和国阴谋案”。随后，匈党领导人便以此为借口，不断向小农党领袖施压，致使该党创始人之一、时任内阁总理的纳吉·费伦茨（Fe‐renc Nagy）及其他小农党政府成员被迫辞职。同时，在苏联的直接干预下，该党另一位领袖、时任共和国总统的蒂尔迪·佐尔坦（Zoltán Tildy）亦被软禁，并押往莫斯科。遭此重创后，小农党的政治影响力急剧滑落。同年11月，匈党联合政府中的第二大党社会民主党（Social Democratic Party，SDP）^[12]在全国大选中击败小农党，组成了以左派政党为主体的新政府。随后，匈党又通过对社会民主党中的中、右势力实施打击和政治清洗，于1948年6月最终实现了社会民主党与共产党的合并。根据苏联的建议，合并后的党取名为匈牙利劳动人民党，党的总书记由拉科西担任。社会民主党作为一个政治实体不复存在。1949年5月，匈牙利举行全国大选，劳动人民党毫无悬念地以绝对优势赢得了胜利。在选出的402名议会代表中，285名代表（占代表总数的71%）是匈党成员；在15个政府部长职位中，匈党占了11个。^[13]至此，匈牙利完成了由多党联合执政向一党单独执政的过渡。

除了取消多党制的斗争之外，匈党还加快了经济领域清除资本主义成分的步伐。战后头两年，联合政府只是将矿业和电气产业收归国有，仍然保留并允许私有经济在其他领域的存在。从1947年起，国有化的范围迅速扩大。1948年2月，国民议会通过了关于铁矾土和制铝工业国有化的法令；次月，批准了关于对雇工超过百人的企业（约有600多家）实行国有化的法令和将匈牙利保险公司划归国有的决议；其后不久，又作出决定，将全国13家大银行连同其参股和监督下的264个工业企业全部收归国有。至1948年春，生产资料的国有化已基本完成。是年3月底，国有企业从业人数已占全国工人总数的73.8%。在此阶段，土地国有化尚未大规模展开，但已开始选点试行。1948年秋，仅几周之内，就迅速组建了600个生产合作社。^[14]

多党制的取消、无产阶级专政的建立，为全面推进苏联模式扫清了道路。从1949年起，匈牙利的“苏维埃化”进入到第二个阶段，开始向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全面而快速地迈进。

首先，政治上，在匈牙利劳动人民党一党执政的基础上形成了高度集权的领导体制。

在匈牙利，高度集权的政治体制突出地表现在：党凌驾于国家和社会之上，代行最高权力机关（国民议会）、国家最高管理机关（部长会议）、最高司法机关（最高法院和总检察长）的立法、行政和司法权，同时将全国工会、劳动青年联盟、民主妇女联合会等群众团体置于党的直接控制之下。以国民议会为例，在1949年议会大选之后，国民议会的权力较之多党联合执政时期大为收缩，其立法权事实上已由共和国主席团代为行使。有数据表明，联合政府时期，国家所有的法令均须由国民议会批准通过，但自1950年开始，国家80%—90%的法令是由共和国主席团制定和颁布的。^[15]由于共和国主席团的成员系由党中央任命，如此一来，国民议会实际上处于党的领导之下，对国家政治生活失去了应有的影响。

除此之外，权力的高度集中在党的自身组织系统内也表现得格外明显。跟苏联共产党一样，匈党内部的权力架构也犹如一座金字塔，自下而上，权力依次递增：基层党组织→地区委员会→中央委员会→政治局。在位于塔尖的政治局中，党的总书记拉科西与另外三位委员格罗·埃诺（ErnӧGerӧ）、法卡什·米哈伊（Mihály Farkas）、雷瓦伊又组成了一个号称“四驾马车”的权力小集团，其中，拉科西拥有最后的发言权。“四驾马车”不仅独揽党内一切大权，而且依照苏联的做法，不断强化政治警察、保安机构的职权和地位，并将其置于党和国家各级组织和机构之上。这样的一种组织模型和权力架构，不仅为党的最高领导人滥用权力打开了方便之门，而且也造成了个人崇拜的蔓延和盛行。在匈牙利，对自称为“斯大林最优秀的学生”的拉科西的个人崇拜同样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拉科西在晚年回忆起这段经历时也不由坦承，自己在此过程中充当了“身不由己的主体”，一定程度上推动了全党和全社会对自己的个人崇拜。^[16]

其次，经济上，在单一的公有制基础上形成了高度集中的经济管理体制和快速工业化的经济发展战略。

第一，实行单一公有制，消灭其他所有制成分。1949年12月20日，共和国主席团发布第20号法令，规定凡雇工在10人以上的工业、交通、矿业，5人以上的印刷厂、电气厂、翻砂厂和工场，面积达100平方米的汽车修理厂、车库，载重100吨以上的运输车辆以及超过30马力的船只，均由国家接管。根据法令，收归国有的还包括美商企业“国际标准电气公司”、“法康石油公司”、英企“壳牌油”和“凯兹”、荷兰的“飞利浦”等60家外资企业。^[17]不到一个月后，政府又下令将所有从事批发贸易的公司全部国有化。在具体操作过程中，国有化所覆盖的范围其实远大于此，最终许多小手工业者和小商贩也被纳入其中。国家在将工、商企业收归国有的同时，农村的土地国有化也迅速铺开，推动这一进程的基本指导思想是建立苏联式的集体农庄。1948年11月，匈党放弃了先前在此问题上的审慎立场，提出用三至四年的时间实现农业集体化的目标。^[18]

第二，形成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管理体制。1949年8月通过的《匈牙利人民共和国宪法》明确规定：“匈牙利人民共和国的经济生活受国家的国民经济计划决定。”^[19]一整套消除市场经济、建立中央计划经济的做法也从苏联原封不动地搬到了匈牙利。根据这套做法，计划的实施依靠的不是激励机制，而是行政命令与硬性指标。党和国家在中央一级设立了主管全国经济和生产的计划办公室，由计划办公室根据中央确立的经济目标制订出五年计划，然后，按年度、季度分解并细化后，下达分管国民经济各行业的重工业部、轻工业部、农业部、商业部、建设部、交通及邮电部等各政府机构，最后再由它们落实到各自分管的企业中去。企业生产所需的资金、原材料等均由国家统一调拨，最终产品则必须上交国家统分统销。作为劳动集体，企业没有自主经营的权利，除了尽可能快、尽可能多地完成各项计划指标之外，具体生产什么、生产多少、怎样生产，都必须服从于中央的指令；单个工人也因指令性计划而失去了主体地位，其首要职责就是在一定劳动强度下按规定并尽可能超额完成劳动定额。^[20]

第三，实施以重工业为基础、机器制造和军事工业为核心的快速工业化发展战略。1950年1月，匈牙利第一个五年计划正式生效。该计划将“加速匈牙利的工业化，首先是发展重工业、特别是机器制造业”确定为国民经济发展的首要任务。根据规定，“一五”计划全部投资额（共计509亿福林^[21]）中大约42%将用于工业生产，而重工业投资额将占全部工业投资额的86%，这其中，又有三分之二用于发展机器制造和军事工业。按照“一五”计划确定的指标，1950至1954年底，国家对农业的总投入仅为80亿福林，不足全部投资额的16%；轻工业和商业则更少，分别是30亿福林和9亿福林。^[22]这种重重工业、轻轻工业和农业的经济发展计划，也是机械照搬了苏联五年计划的模式。不过，重工业是一种能源与资源消耗型产业，以此作为国民经济发展的重心，对于匈牙利这样一个能源稀缺、资源基础又相对薄弱的传统农业国家而言，其所需付出的代价可想而知。

再次，在意识形态领域，宣扬斯大林的阶级斗争尖锐化理论，并在实践中进一步将其推向极端。

在匈党领导人的大力倡导和推动之下，斯大林关于“社会主义越发展、阶级斗争越尖锐”的理论日益成为党在意识形态领域的主导思想。同时在此基础上，拉科西又作了进一步的发挥，提出了“谁不和我们在一起，就是反对我们”、“在错误后面找代理人”等口号。在此渲染之下，全党和全社会被笼罩在一种浓重的政治恐怖气氛之中。早在1948年秋即匈牙利劳动人民党成立后不久，第一轮党内清洗便随即展开，一部分原社会民主党人被清除出党。1949年秋，为了配合斯大林在社会主义阵营发起的反南运动，匈党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人民阵线总书记、外交部长拉伊克·拉斯洛（László Rajk）被冠以“铁托分子”、“共产党叛徒”、“国际间谍”、“霍尔蒂密探”等罪名遭到处决。轰动一时的“拉伊克案”迅速拉开了党内更大规模政治清洗运动的序幕。^[23]在拉科西的直接指挥和领导之下，许多党和国家领导人、普通党员干部被扣上了“铁托分子”、“拉伊克分子”或“帝国主义代理人”等诸如此类的帽子，遭到拘捕或被逐出党的队伍。到1950年初，匈牙利劳动人民党的党员人数已由1948年成立之初的1128130人骤降为828695人，减少近三分之一。^[24]

大规模清洗运动是从党内开始的，但很快便波及整个社会，几乎无一个阶层得以幸免。工人、农民、城市中产阶级、知识分子、宗教人士均成了镇压对象。为使企业完成或超额完成中央下达的生产任务，国家规定了严苛的劳动纪律，工人稍有违反，轻则会被扣薪或罚款，重则招致拘留和监禁。1950年春，时任财政部长的格罗在一次公开讲话中强硬地表示：“我们必须采取严厉的措施保障劳动纪律得到遵守，对于那些触犯者……不能仅以违纪论处，必须给以更严厉的处置，追究其刑事责任！”^[25]仅1951—1952年间，就有1.5万名劳动者因违反劳动纪律被关进监狱。1949至1953年，为了解决党内各级领导干部住房紧张的问题，当局将大约35—40万户城市中产阶级家庭的房产予以没收，并将他们驱逐至偏远乡村重新安置。^[26]在大清洗期间，天主教会也受到严厉的镇压。1948年12月，匈牙利总主教、红衣主教明曾蒂·约瑟夫（József Mindszenty）因反对教育世俗化和关停所有宗教学校遭到逮捕，并于次年2月以“反国家阴谋罪”被判处无期徒刑。1951年6月，另一名教会领导人格雷斯·约瑟夫（József Grӧsz）也因捏造的罪名而被捕。1948至1950年，另有225名天主教牧师、僧侣遭到拘捕和判刑，2500名（约占总人数的25%）神职人员被放逐。在整个匈牙利，从1948年底至此后短短四年间，共有近130万人受到法庭审讯，其中一半以上被定罪。如以匈牙利当时950万人口来衡量，也就是说，每年全国约有1.2%的人口遭受牢狱之灾。^[27]不知何时就会大祸临身，使得本应平静的生活变得充满恐惧与不安，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也被笼罩在一层彼此猜疑、互不信任的阴云之下。

苏联模式就这样被移植到了匈牙利。在这里，它也有自己斯大林式的领袖，整个国家就仿似一个“微型苏联”。为使东欧各国的苏联模式尽可能地接近于原型，苏联逐渐加大向东欧各国派出顾问。^[28]最开始是军事方面的顾问。1949年1月底至2月初，匈牙利代表团在莫斯科就军事问题与苏联方面举行谈判，双方就苏联派遣一批军事顾问到匈牙利的问题达成协议。其后不久，苏联加紧了在东欧国家安全机构和内务部门中建立和巩固顾问系统的步伐。同年秋，苏联国家安全部在其内部专门设立了一个负责“帮助各人民民主国家的安全机构”的部门，包括匈牙利在内的各东欧卫星国家的情报被派驻各国的苏联顾问们源源不断地反馈到这个部门。在经济领域，根据苏联部长会议书记处的档案材料，倘若没有苏联顾问的参与，那么匈牙利任何一个重大的社会经济决定都不会作出，更不会付诸实施。无论是长、短期的经济发展规划，还是有关未来“社会主义蓝图”的构想，抑或是农业合作化以及社会管理组织的改革等很多其他方面的问题，均是如此。^[29]这样，苏联在按自己的样式“革命性地改造”了匈牙利的政治关系、经济关系和社会关系后，通过匈党、苏联模式和苏联专家，将其完全统合到苏联阵营中来，成为这个体制大家庭中不可分割的一个组成部分。然而，今天看来，也正是这一切，为日后匈牙利政治、经济、社会的曲折发展埋下了深重的伏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