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暴风雨来临前的动荡与不安
1955年初，伴随着克里姆林宫的权力重组、马林科夫的下台，莫斯科的政策亦发生相应变化。在国内领域，许多政策开始重新向斯大林时期复归。不过，在对外政策方面，则继续沿着1953年以来的和平路线行进。自1955年4月，苏联领导人在外交上采取了一系列缓和举措，包括与西方国家共同签署对奥和约并承认奥地利中立地位、采取主动同南斯拉夫实现关系正常化、参加在日内瓦举行的首次东西方国家元首会晤等。所有这些都在不同程度上对苏匈关系以及匈牙利国内政局产生了冲击。其中，苏南关系的解冻影响尤为显著。
1955年5月26日，以苏共中央第一书记赫鲁晓夫、部长会议主席布尔加宁为首的苏联代表团抵达贝尔格莱德，对南斯拉夫进行为期八天的访问，目的在于使两国中断多年的关系得以修复。会谈结束时，双方共同签署的《贝尔格莱德宣言》不仅确认了将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作为处理相互关系间的原则基础，并且强调“因为国内制度的问题、社会制度的不同和发展社会主义的具体形式的不同是各国人民自身的事”，应“互相尊重并且互不以任何（经济上的、政治上的或是思想体系上的）理由干涉内政”。[75]《宣言》发表后，在国际社会引起了广泛反响。在匈牙利，要求改善匈南关系的呼声也日益高涨。同时，一个连带的问题也被提了出来，即是否应对拉伊克案件予以平反。[76]6月3日（即《贝尔格莱德宣言》刊出的第二天），在《匈牙利民族报》编辑办公会上，编辑吉梅什·米克洛什（MiklósGimes）公开质疑：“如果铁托是无辜的，如果过去对铁托的指控都不成立，那么，为什么不立即对当年被指称为‘铁托代理人’的拉伊克等人予以平反？”[77]其实，当时许多人心中都怀有与吉梅什同样的疑问。而作为“拉伊克案”的始作俑者，拉科西此时内心的恐慌与不安可想而知，他极力阻挠甚至压制人们谈论这一话题。未料，很快莫斯科方面亦发出了同样的、但却令他无法违抗的催促。1955年10月1日，在匈党中央全会上所作的秘密报告中，拉科西被迫承认，“拉伊克案”对1949年情报局开除南斯拉夫的决议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不过，为撇清自己与此案的关系，他将罪责完全推到了已遭处决的前苏联部长会议第一副主席兼内务部长贝利亚和已被判处终身监禁的前匈牙利国家保安局局长彼得·加博尔（Gábor Péter）的身上，宣称是他们“用虚构的强迫逼出的口供使党与政府陷入迷误，并借‘拉伊克案’诬蔑南斯拉夫共产党和国家的领导人，使南与社会主义阵营国家敌对起来”。[78]然而，正当拉科西为如何摆脱“拉伊克案”的纠缠烦扰不堪时，一场更大规模的冲击波由莫斯科袭来。
1956年2月，苏共召开了第二十次代表大会。这次会议对世界形势出现的新现象、新特点进行了分析和概括，就国际局势的发展提出了和平共处、和平过渡、和平竞赛等一系列理论观点和政策纲领。[79]不仅如此，党的最高领导人赫鲁晓夫在会议最后一天所作的《关于个人崇拜及其后果》的秘密报告，对斯大林严重违法、个人崇拜以及破坏民主和集体领导的行为进行了严厉批判。客观地讲，苏共二十大就其主要精神而言，具有重要的进步意义，反映了时代发展的要求；但就其结果来看，却如同一块引发山崩地裂的巨石，在东欧激起了剧烈震荡。苏联领导人对斯大林个人崇拜问题的揭露和批判，极大地动摇了拉科西这位斯大林“最优秀的”匈牙利“学生”在其国内的地位。如此，苏联领导人所发起的新一轮非斯大林化运动不仅将拉科西置于困境，也使自己陷入了两难境地：一方面，他们不能阻止匈党响应自己的号召揭批领导人所犯下的各种“斯大林式”的罪行；但另一方面，他们又并不希望看到拉科西就此在党内丧失权力与威望。以赫鲁晓夫的话来说，除了拉科西，他们不知道在匈牙利“还有别的什么人可以依靠”。[80]
于是，莫斯科决定对拉科西采取保护措施。1956年4月6日，借苏匈友好条约签订周年纪念之际，苏共中央和苏联部长会议联名给拉科西和时任部长会议主席的赫格居斯发去贺电。贺电特意高度赞扬了拉科西，称他是革命运动久经考验的老战士，始终不遗余力地为巩固匈苏人民的友好和兄弟般的合作而努力，等等。[81]不过，苏联领导人开出的这帖“药方”，既没有使自己摆脱困境，也未能缓解拉科西面临的压力，反而在匈党内部造成了更大的混乱。“四月电报”只是苏联试图保护拉科西的第一个举动，直到7月份拉科西下台之前，苏联领导人一直在努力维系他的地位。
不过，此种努力所以后来以失败告终，除了受局势发展所迫外，与匈党此期严重的内部分裂亦有着异常密切的关系。自1954年夏秋，匈党内部派别分立日渐突出。粗略来看，大致有以下三派：[82]一派以拉科西、格罗、赫格居斯等人为代表，强调坚持并维护斯大林模式。在十月危机爆发以前，这一派在党内一直占据主导地位，同时把持着国家的最高权力。与其相对的一派以纳吉为代表，主张民主改革和国家自治，要求重新回到“新方针”的路线上去。用《自由人民报》编辑陶尔多什·蒂博尔（Tibor Tárdos）的话来讲，自斯大林去世后，这一派便“一直在思考闪耀着六月纲领的光芒”，并在自己的思想和活动中早已开始贯彻那些“苏共二十大中为匈牙利吸取教训的理智”。[83]“自发”、“松散”是这一派的显著特点，从某种意义上说，他们就是一群自愿支持纳吉或者更确切地说是积极拥护“新方针”的人。最后，就是以卡达尔为代表的一派。这一派的主要代表人物除卡达尔以外，还包括罗奈伊·山多尔（Sándor Rónai）、加什帕尔·山多尔（Sándor Gáspár）等人。这些人既对拉科西派的极端政策不满，也不赞成纳吉派“将党内分歧带到大街上去”的做法，试图以一种平衡的姿态游离于两派争执之外。不过，由于这一派本质上并不反对斯大林主义的基本政策路线，只是不满将其推向极端，所以从某种意义上亦可笼统将其视作拉科西派中的开明力量。关于拉科西派的形成及其主张前文已作阐述，以下主要就纳吉派的形成、发展及其同拉科西派之间的分歧与冲突略作交代。
纳吉派形成于1954年夏秋。当时，一批有威望的原匈党“国内派”领导人和著名知识界人士先后获得平反或释放。其中一些人因对拉科西及其政策不满，转而支持纳吉。1954年10月，匈党中央十月全会和爱国人民阵线成立大会召开前后，大批党内知识分子（主要以作家和记者为主）逐渐加入进来，成为纳吉派的主流。这些知识分子与多纳特等人不同，他们并非党内大清洗的受害者，许多人甚至在“新方针”之前还是拉科西坚定的支持者，发挥着被赫格居斯称为“把斯大林主义强加给全民族的舆论导向”的作用。[84]“新方针”实施之后，特别是随着大量冤假错案被揭发出来，他们内心深受震动，并开始深刻地反思、自省。道德与良知使他们开始对自己的过去产生出沉重的负罪感。同时，他们也为自己高居于普通百姓之上，享受着后者难以想象的种种优待与特权感到羞愧。“新方针”末期，他们决意与旧体制决裂，将希望寄托在纳吉身上并渐渐向他靠拢。此后直至1956年初，这些人曾多次用行动反抗拉科西的专断与集权。
苏共二十大召开以后，特别是赫鲁晓夫揭发斯大林罪行的秘密报告公开之后，纳吉派与拉科西派的力量对比发生了显著变化。二十大的精神几乎从各个方面印证了纳吉主张的正确性。对拉科西有声的指责成了对纳吉无声的肯定，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支持纳吉的行列中来。两派之间的关系变得愈加紧张。拉科西希望依靠莫斯科的支持将此“异己力量”镇压下去，而纳吉的支持者们则希望借克里姆林宫发起的非斯大林化运动把纳吉等改革派人物推向前台，带领国家走出危机。
苏共二十大路线和赫鲁晓夫秘密报告的出台，究竟是引爆布达佩斯十月危机的一枚炸弹，还是为匈牙利提供了一次走出危机的机会？直到现在，仍有很多人愿意相信，倘若当初匈党领导人能够顺应民意而不是顽固不化、倒行逆施的话，匈牙利定能化解危机并自此走上一条全新的发展道路。苏共二十大摧毁了斯大林的神话，将拉科西置于极为孤立的境地。面对一浪高过一浪的质问与指责，他采取了回避和拖延的姿态。
据赫格居斯的回忆，对于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拉科西“什么结论也不想得”。[85]但是，党内外要求重审“拉伊克案”的呼声变得越来越响亮。1956年3月27日，在赫威什州埃格尔市召开的州党员积极分子大会上，拉科西无奈之下终于承认了1949年被当作“帝国主义和铁托间谍”处死的拉伊克及其同伴无罪。这一次，他仍然将罪责归咎于“帝国主义代理人贝利亚和匈牙利的彼得匪帮”，而对自己当年在此案件中所扮演的角色只字不提。[86]拉科西此举引发众怒。很快，在布达佩斯一些基层组织的党员大会上，人们将矛头直指拉科西，甚至要求其立即下台。[87]1956年3月至4月间，匈牙利作家协会先后三次召开党组大会，以苏共二十大为议题展开讨论。会上，代表们一致呼吁，应尽速对拉科西这个“错误和镇压的罪人”给予严肃处理。在第三次会议上，作家马约尔·奥托公开提出了纳吉的问题。他认为，党对纳吉的指责是没有根据的，苏共二十大业已表明纳吉在许多方面完全是正确的。会上还有人提出就纳吉和拉科西的政策举行全民表决的建议。[88]
然而，以上种种要求却被拉科西、格罗等人视为“右倾机会主义者和敌对分子”的“蛊惑宣传和挑拨离间”，是反对派向党发起的进攻，是“纳吉·伊姆雷的手在操纵”。[89]直到1956年10月前，他们一直固守这一看法。不仅如此，他们还坚信莫斯科也是站在自己这边的。当然，就苏联领导人而言，由于自身同匈牙利领导人过去所犯的种种错误难脱干系，因而，拉科西等人所面临的难题实际上也是他们的难题。以“拉伊克案”为例，其实如果可能的话，莫斯科一样希望案件就此尘封，这不仅因为拉伊克是苏联挑起的批南运动的牺牲品，也因为案件背后确曾有“苏联人的手在操纵”。[90]但是，面对着日益增大的社会压力，尘封已不再可能，拖延也变得愈发困难。1956年5月，拉科西在布达佩斯党的积极分子大会上被迫承认了自己对1948—1952年间政治清洗运动负有一定的责任。[91]然而，正是拉科西表现出的这种不情愿妥协的态度使人们对匈党的失望之感与日俱增。人们开始寻找各种渠道表达自己的不满，倾听或交流彼此对现实问题的看法。渐渐地，一个论坛性质的组织“裴多菲俱乐部”（Petӧfi Circle）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作用凸显出来。
裴多菲俱乐部亦称裴多菲小组，前身是1954年由国家博物馆少数年轻职员发起的、成立伊始即处于民主青年联盟领导之下的一个名为拜塞涅伊俱乐部（Bessenyei Circle）的讨论小组。1955年初，拜塞涅伊俱乐部经重组后更名为裴多菲俱乐部，其宗旨主要是讨论匈牙利形势、普及政治经济知识等。[92]不过，此后整整一年里，俱乐部实际上并未开展什么活动，一直到苏共二十大召开之后，才真正开始活跃起来。严格地讲，裴多菲俱乐部并不是一个正式的组织，它只是为人们提供了一个聚会和讨论的平台。俱乐部对于参加活动的人也没有任何的限制，虽然很难统计出参加者的具体身份，但据时任裴多菲俱乐部秘书长的赫格居斯·安德拉什（András Hegedüs）所说，其中至少80%是匈党党员。[93]
从1956年3月起，裴多菲俱乐部举办了一系列专题辩论会，如青年经济学者辩论会、历史学者辩论会、哲学家辩论会、新闻出版问题辩论会等。六月中旬以后，整个国家的局势变得更为紧张，要求拉科西、格罗下台的呼声越来越高。裴多菲俱乐部的讨论几乎根本不可能仅停留在某预定领域，实际上每一场辩论都不可避免地涉及政治问题，而一谈及领导人的更换，就又不可避免地会提到纳吉。纳吉的政策主张特别是纳吉被解职后为自己和“新方针”写的25篇申诉文章，当时已有少数人读过。[94]
在裴多菲俱乐部举办的数场辩论会中，规模最大、影响最为深远的是1956年6月27日在人民军军官之家举行的长达九个小时的新闻出版问题辩论会。此次前来参会的人数多达近六千人。会上，陶尔多什首先对党指责裴多菲俱乐部“从党外向党展开攻击”进行了反驳。他说：“我们是站在一定圈子之外，站在那些希望继续采取教条的斯大林主义方法的人的圈子之外……从外部向它进攻。但是，这个圈子不是党……党是我们，是我们这群人，是我们这些人数越来越多的人。”著名作家德里·蒂博尔（Tibor Déry）提出的一系列问题更是引起了强烈的反响。他质问道：“我们的经济病原因何在？我们的心灵病原因何在？我们整个社会感到自己生存不悦，原因何在？”德里强调，一切灾难都与自由不够、个人自由与社会义务不对等直接相关，所以，必须要到体制中去寻找产生错误的根源。[95]然而，最让莫斯科和匈党领导层警惕的是，在这次会议上，有人公开提出了恢复纳吉的党籍与政治局委员职务的倡议。据到会的匈党中央委员描述，此时整个会场“情绪达到了极点”，“全体与会者突然一起起立，掀起了一阵激烈的向纳吉致敬的欢呼声”，欢呼声持续了不下五分钟。[96]
几个月来，裴多菲俱乐部的一举一动受到苏匈两国领导人的高度关注，并且越来越令他们感到紧张和不安。6月28日，也就是新闻出版问题辩论会后的第二天，在波兰西部城市波兹南，上万名工人上街游行，要求增加工资、降低劳动定额。由于当局处理失当，游行很快演变成一场骚乱，造成了七十多人死亡，数百人受伤。[97]波兹南事件的发生使拉科西找到了对付裴多菲俱乐部这个被苏联部长会议副主席米高扬（A.I.Mikoyan）称为“没有开枪的意识形态的波兹南”的绝好借口。[98]他在两天后紧急召开的匈党中央全会上，称裴多菲俱乐部参会者的言论是“对人民民主制度和工人阶级有史以来最恶劣且最有组织的攻击”。他警告说：“过去几个月间，我们已容忍了太多打着公开批评的幌子涌现出来的右派言论，今天早上读了波兹南事件的报道后，我觉得我们不应该继续玩火，必须毫不迟疑地发表一项决议表明党的立场。”[99]当天，会议通过决议，勒令裴多菲俱乐部停止一切活动。
匈党此举立即招来一片指责之声，纳吉也对此深表痛心。苏共二十大以来，他对“解冻”表示欢迎，对苏联领导人批判斯大林的个人崇拜、推动非斯大林化的举动感到鼓舞，但他并没有像人们以为的那样直接参与了党内外的反抗活动或与裴多菲俱乐部有过任何正式接触，如果说两者间存在着某种联系的话，那么这种联系至多停留在思想或精神层面。在裴多菲俱乐部的讨论会上，许多人公开赞同并推崇纳吉的政治观点，这主要是因为人们在找寻摆脱危机的途径和方法时参照了1953年党的六月决议和政府的施政纲领，而这些是与纳吉的名字紧紧联系在一起的。时任部长会议主席、政治局委员的赫格居斯在其回忆录中坦言，人们向纳吉靠拢，只是因为“他们近似纳吉”，但其活动并非如拉科西所说，是由“纳吉组织操纵”的。[100]
7月1日，就在匈党取缔裴多菲俱乐部的决议公布当天，纳吉写信给中央委员会，反对决议对裴多菲俱乐部以及他本人进行的无端指责。纳吉指出，裴多菲俱乐部的辩论会“总的来说是健康的、必要的和有益的”，其目的不是要“反党、反人民民主”，而是要“结束斯大林主义的政策”。他明确表示，自己没有也不会组织任何敌视党、敌视人民民主的活动，在自己周围不存在也不会形成什么类似性质的团伙。在纳吉看来，拉科西采用行政手段压制人们进行辩论，只会加剧危险。[101]
的确，拉科西的高压政策非但未能化解矛盾，反使自己变得更加孤立。在党的领导层中，许多人公开表示，匈牙利真正的问题并不在于所谓的“反对派”或是裴多菲俱乐部，而在于拉科西本人。[102]苏联驻匈牙利大使安德罗波夫（Yuri Andropov）在7月9日发回的电报中，向莫斯科汇报了匈牙利国内对拉科西不满情绪愈益高涨的情况。此信加重了苏联领导人的担忧。在三天后召开的苏共中央主席团会议上，波兰和匈牙利两国的政治局势成了主席团成员讨论的中心议题。波兹南事件的爆发着实让莫斯科领导人始料不及，他们担心若不迅速采取措施，这一事件将很快在其他地方引发连锁反应——尤其是形势异常危急的匈牙利。会议最后，主席团决定派米高扬赶赴匈牙利，同匈党领导人举行会谈。[103]7月13日，米高扬刚一抵达布达佩斯，便立即会见了拉科西、格罗、赫格居斯、维格·贝拉（Veg Bela）。在了解了局势发展的最新情况后，米高扬清醒地意识到，唯有拉科西下台，才有可能缓解匈牙利党和国家所面临的严峻局势。接下来便是由谁接班的问题了。米高扬提议由赫格居斯接任第一书记，后者则推举格罗，格罗推说自己并非合适人选，遂提议由卡达尔出任，但赫格居斯认为不妥。[104]现在我们知道，最后是匈党政治局经反复讨论后，提出并确定了在民众看来与拉科西并无二致的格罗作为最终人选。[105]
撤掉拉科西纯系形势所迫，决定由格罗接任党的第一书记，则反映出匈党领导层对局势缺乏正确的认识。不管其背后到底是如何考虑的，这一决定除了加剧民众的失望和反抗之外，没有产生任何积极的后果。局势继续朝着恶化的方向发展。在城市，布达佩斯拉科西联合工厂的车工、佩斯州砖厂和德布勒森市砖厂的工人，反对过高的劳动定额，举行了罢工。[106]在农村，解散合作社的呼声愈加高涨，一些地方的农民甚至公开表示，如果政府敢于阻止他们这么做，他们就将组织一次“小规模的波兹南”。[107]在知识界，人们对党继续打压和迫害持有不同政见的知识分子深感愤慨，越来越直接和强烈地表达自己的不满。[108]总之，匈党越是依靠暴力来解决问题，产生的问题也就越多。民众通过各种途径反“斯大林主义”和“拉科西主义”，而党则以各种手段反“反斯大林主义”、反“反拉科西主义”，如此一来便使得思考和施行一个既治标又治本的解决方案的可能性变得越来越小。
在这种情况下，纳吉决定站出来。1956年10月4日，他再一次拿起笔给党中央、政治局、中央监察委员会和《自由人民报》写信，请求考虑恢复自己的党籍问题。[109]纳吉在信中写道，当前“如果党内围绕着伊姆雷·纳吉（译文如此）事件的斗争再度剧烈起来的话将是有害处的，这种斗争可能变成妨碍党的团结的巩固以及党的坚决的一般的政策的障碍，这种障碍是能够而且应当通过解决我的事件而予以消除的。”[110]
匈党中央收到此信并未作答，其后不久，匈牙利局势发生陡转。10月6日，约二十万人参加了为“拉伊克案”的主要受害人拉伊克、肖尼·蒂博尔（Tibor Szonyi）、帕尔菲·捷尔吉（Gyorgy Palffy）、萨拉伊·安德拉什（Andras Szalai）举行的重新安葬仪式。虽然整个仪式以及随后由布达佩斯大学哲学系学生组织的示威游行均秩序井然，未有发生任何混乱。然而，事件本身却使人们感到了某种非同寻常的意义。当天，《自由人民报》头版刊登了拉伊克等人的巨幅照片及生平简历，发表了题为《永不再犯！》的社论文章并刊登了死难者家属的讣告。社论中写道：“死者不能复活。但是我们会用共产党员能够作的最大贡献祭奠他们，我们将为他们战斗，代替他们战斗！”[111]一场迟来的重葬、一段暴风雨即将到来的前奏，对于焦头烂额、束手无措的匈牙利党和政府，无疑又是沉重一击。
一周后，在各种压力之下，匈党中央政治局通过决议，恢复纳吉的党籍，并承认1955年底将其开除出党是错误之举。决议公布后，匈牙利国内反响热烈，各大报纸均纷纷发表社论或评论文章，对政治局的决定表示欢迎。[112]不过，政治局虽同意纳吉重新回到党内，却不愿恢复他在党内的任何职务。在匈党领导人看来，纳吉虽然不是敌人，却有着“十分危险的思想”，当务之急是要竭力阻止他“带着自己的纲领来到党内”，成为“局势的主宰者”。[113]
而此时，格罗领导下的匈党，除了跟着形势的变幻随波逐流外，几乎失去了对时局的控制能力。进入10月以后，由于社会上反苏情绪不断增长，如何定位与苏联之间的关系这个更为棘手的难题日渐凸显出来。人们开始越来越大声、越来越具体地表达出长久以来压在心底的种种不满，包括反对苏联军队驻留匈牙利、反对匈牙利向苏联支付所出售的德国财产的费用、反对向苏联出售廉价铀以及反对苏联对匈贸易中种种剥夺性条款等。[114]面对这一切，格罗等人采取了“鸵鸟政策”。他们既不愿触碰国内议题，也无意调整对苏关系，而是将有限的时间用到了修缮同南斯拉夫之间的关系方面。就在恢复纳吉党籍的决议公布当日，格罗率匈牙利高级代表团浩浩荡荡赴贝尔格莱德进行访问，以期在拉科西业已去职、“拉伊克案”已获平反的情况下，与南斯拉夫实现和解。
匈牙利领导人此举确实令人匪夷所思。就在国内局势发展已近白热化之时，他们选择了逃避。然而，彷徨或躲闪都不是解决问题的办法。10月中下旬的布达佩斯就像飘摇在滔天巨浪中的一叶小舟，前途一片迷离。
正当匈牙利局势不知何去何从之际，波兰突然发生政治危机。1956年10月中旬，波兰统一工人党政治局会议通过了由前波党总书记、民主改革派领袖哥穆尔卡（Wladysāaw Gomuāka）取代苏共二十大后接替贝鲁特（Bolesāaw Bierut）的奥哈布（Edward Ochab）出任党的第一书记的建议，并在哥穆尔卡的参加下提出了关于新的政治局委员名单。波兰国防部长、苏联元帅罗科索夫斯基（Kon‐stantin Rokossowski）被排除在此名单之外。10月17日，在中央全会召开前两天，政治局以书面形式将人事变动的消息通知了全体中央委员。同日，西方媒体对此亦有报道。波党擅自重组政治局的举动令苏联领导人大为震怒。赫鲁晓夫要求奥哈布推迟全会的召开，先与苏共举行会谈。当对方表示，会谈只能安排在全会召开之后时，10月19日早晨，赫鲁晓夫率代表团不请自来，同时驻守在波兰西部的两个苏军装甲师离开驻地，向华沙方向调动。随后，波兰领导人同苏联代表团在华沙贝尔维德尔宫举行会谈。起初，双方各持己见，无法对话，直至差不多晚上9点的时候，气氛才逐渐缓和下来。赫鲁晓夫建议前往莫斯科继续就两国关系举行会谈。10月20日凌晨4时，在波兰新领导人作出绝不会退出华沙条约的保证后，双方结束会谈。波方允诺全会结束后即派代表团赴苏继续两党会谈，随后，赫鲁晓夫一行飞回莫斯科。[115]波党八中全会再次复会。会上，哥穆尔卡发表了长达6个小时的讲话，指出了苏联模式在波兰推行的种种弊病，提出反对强制农业合作化政策、下放管理权限和企业自治、成立工人委员会、按价值规律办事、实行超产奖励等一系列改革主张。[116]10月21日，哥穆尔卡顺利当选为波党政治局委员、中央第一书记。
波兰事件在匈牙利引发了强烈反响，《自由人民报》全文刊载了哥穆尔卡在全会上的讲话，并致电波兰《人民论坛报》，称赞波兰人民“为社会主义建设，民主化，加强祖国的主权，在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基础上，巩固波、苏友谊而进行的伟大斗争”。匈牙利作协发表公报，热烈支持波兰事件。《匈牙利民族报》也刊登了演说的全文。《人民之声报》刊载了记者报道一篇，并给波兰《劳动之声报》发去贺电。匈牙利记者协会给波兰记者协会发了贺电。波兰《青年旗帜报》在其名为《匈牙利同志万岁！》的社论中称：“在非斯大林化及恢复人民政权的过程中，匈牙利与波兰同走在最前列。”[117]
波兰局势的新发展令匈牙利的大学生们也深感振奋，他们如饥似渴地读着哥穆尔卡胜利后的演说。10月22日，布达佩斯技术大学举行了声势浩大的集会，大约有五千人出席。参加者除高校学生外，还有布达佩斯工厂区的工人。集会期间，学生们提出了著名的“十六点要求”，[118]同时决定于次日下午在波兰驻匈牙利使馆前举行静默游行，向波兰人民表示同情和声援。[119]此日，谁也不曾料到，一场其后对匈牙利历史发展产生了巨大而深远影响的社会危机即将在布达佩斯上演。
【注释】
[1]苏联共产党的前身是1898年成立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1903年在党的第二次代表大会上，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分裂为以列宁为首的多数派即布尔什维克派和以马尔托夫为代表的少数派即孟什维克派。1918年3月，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尔什维克）改名为俄国共产党（布尔什维克），简称俄共（布）。1925年俄共（布）第十四次代表大会上又决定将俄共（布）更名为全联盟共产党（布尔什维克），简称联共（布）。1952年，在联共（布）召开的第十九次代表大会上，通过了更改党的名称的决议，决定将党的名称改为苏联共产党，简称苏共。为叙述方便，除了直接引文之外，以下统称为苏共。
[2]匈牙利的盟国管制委员会设立于1945年1月20日，主席由苏联红军元帅、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伏罗希洛夫（K.E.Voroshilov）担任。
[3]Волокитина Т.В.，Мурашко Г.П.，Носкова А.Ф.，Народная демократия：Мифили реальность？Общественно‐политические процессыв Восточной Европев1944—1948гг.，Москва：Наука，1993，c.3.
[4]Charles Gati，Hungary and the Soviet Bloc，Durham：Duke University Press，1986，p.35.
[5]详见Волокитина Т.В.，Мурашко Г.П.，Носкова А.Ф.，Народная демократия：Миф или реальность？c.306—309.
[6]Мурашко Г.П.，Носкова А.Ф.Советский фактор в послевоенной Восточной Европе（1945—1949）//Институт Российской Истории РАН.Советская внешная политика в годы“холодной войны”（1945—1985）：новое прочтение.Москва：Международные отношения，1995，c.89—90.
[7]匈牙利共产党在70多年的发展历程中，曾先后经历过几次改组与更名。1918年11月，匈牙利共产党（Hungarian Communist Party，HCP）正式成立。1919年，库恩·贝拉（Béla Kun）领导的社会主义革命失败后，匈牙利共产党长期处于非法地位，缺乏统一的领导和组织，党的活动比较涣散。1943年6月，匈牙利共产党曾一度解散，改组并更名为和平党，而后不久又称匈牙利共产主义者党。1944年9月，二战接近尾声时，重新改称共产党，次年5月在布达佩斯召开的全国党员大会上正式恢复“匈牙利共产党”（The Communist Party of Hungarian，CPH）这一名称。1948年6月，匈牙利共产党与匈牙利社会民主党合并，更名为匈牙利劳动人民党（Hun‐garian Workers’Party，HWP）。1956年秋，匈牙利事件爆发后，由于党员人数急剧减少，党的威信大大降低，匈牙利劳动人民党被迫解散，重组为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Hungarian Socialist Workers Party，HCWP）。1989年，匈牙利发生政治剧变，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停止活动，重新改组成立的新党取名匈牙利社会党。不过，这一次随着名称的改变，党的性质也发生了根本的变化。为行文方便，除直接引文外，以下统称为匈党。
[8]“An Attemptata New and DemocraticStart，1944—1946”，URL＝http://www.rev.hu/history＿of＿45/ora1/index.htm.；Gati，Hungary and the Soviet Bloc，pp.5，85.
[9]［美］胡安·J.林茨、阿尔弗莱德·斯泰潘：《民主转型与巩固的问题：南欧、南美和后共产主义欧洲》，孙龙等译，浙江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305页。
[10]转引自阚思静：《卡达尔与匈牙利》，世界知识出版社1993年版，第43—44页。
[11]匈牙利小农党，又称独立小农党，成立于1930年。创始人为纳吉·费伦茨和蒂尔迪·佐尔坦。1945年前为政权的主要反对派力量之一。1944年12月该党参与四党联合执政，并在1945年11月的议会选举中赢得绝对多数票，成为新政府第一大党。1947年因“反共和国阴谋案”，组织力量大为削弱。1948年匈党实现一党执政后，小农党虽未解散，但党的活动基本陷于瘫痪。
[12]匈牙利社会民主党是四个联合执政的政党中历史最为悠久的一个党。它始创于1890年，宣称代表匈牙利工人阶级的利益。该党党员人数较多、组织健全，由于长期以来处于合法地位，党的政治活动也比较规范。1944年底，该党作为左派政党参加联合政府。1948年6月被并入匈牙利共产党。1956年匈牙利事件期间，社会民主党重新恢复活动。
[13]马细谱主编：《战后东欧——改革与危机》，中国劳动出版社1991年版，第237页。
[14]Peter A.Toma and Ivan Volgyes，Politics in Hungary，San Francisco：W.H.Free‐man，1977，p.6；Miklós Molnár，A Concise History of Hungary，New York：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1，p.299.
[15]详细对比数据参看：Elemér Hankiss，Eastern European Alternatives，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0，p.20。
[16]拉科西关于拉伊克案件和匈牙利党内斗争历史的回忆片段（1949—1956年），沈志华主编：《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26卷，第226页。
[17]［匈］弗理斯：《匈牙利完成工业国有化》，《争取持久和平，争取人民民主！》1950年第24期。
[18]Hankiss，Eastern European Alternatives，pp.23—25.
[19]《匈牙利人民共和国宪法（1949年8月）》，中共中央党校科学社会主义教研室国外社会主义问题教研组编：《匈牙利社会主义资料选编》，求实出版社1987年版，第2页。
[20]Ivan T.Berend and Gyӧrgi Ránki，Studies on Central and Eastern Europein the Twen‐tieth Century：Regional Crises and the Case of Hungary，Burlington：Ashgate，2002，p.281.
[21]福林（Forint），系匈牙利的货币名称。
[22]载《匈牙利人民共和国第一个五年国民经济计划》，《欧洲人民民主国家发展国民经济计划汇编》，陈东旭等译，世界知识出版社1954年版，第316—319页。
[23]有关拉伊克案件详情，参看Желицки Б.Й.Трагическая судьба Ласло Райка，Венгрия 1949г.//Новая и новейшая история，2001，№2，c.125—138；Желицки Б.Й.Трагическая судьба Ласло Райка，Венгрия 1949г.（окончание）//Новая и новейшая история，2001，№3，c.166—186。
[24]Bennett Kovrig，Communismin Hungary：From Kun to Kádár，Stanford，Calif.：Hoover Institution Press，1979，Appendixes2.
[25]Berend and Ránki，Studies on Central and Eastern Europe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Regional Crisesand the Case of Hungary，p.291.
[26]［英］本·福凯斯：《东欧共产主义的兴衰》，张金鉴译，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年版，第94页；Kovrig，Communismin Hungary：From Kunto Kádár，p.261。
[27]Molnár，A Concise History of Hungary，p.299；Hankiss，Eeastern European Alter‐natives，pp.26—27.
[28]苏联大规模向东欧国家派出顾问是在各国开启“苏维埃化”进程之后，但苏联顾问最早出现在这一地区则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以及其后不久。当时，苏联顾问前往目的国的时间较短，且主要是向所在当局就一些具体问题（如解决经济难题、对空防御问题、警察和内务部队问题以及组建边境站、海关等）提供咨询和建议。参见Носкова А.Ф.，Московские советники в странах Восточной Европы（1945—1953гг.）//Вопросы Истории，1998，№1，с.104—105。
[29]Носкова А.Ф.，Московские советники в странах Восточной Европы（1945—1953гг.），с.106—112.
[30]Janos M.Rainer，“Stalin and Rákosi，Stalin and Hungary，1949—1953”，Paperpres‐ented on October 4，1997 at the workshop“European Archival Evidence：Stalinand the Cold Warin Europe”，Budapest，1956Institute.URL＝http://www.rev.hu/history＿of＿45/szerviz/bibliogr/rmj5.html.
[31]这是1948年6月匈牙利共产党吸收了社会民主党改组为劳动人民党后召开的第二次代表大会，后文即将提到的1930年在莫斯科近郊召开的党的第二次代表大会，系匈牙利共产党的第二次代表大会，特此说明。
[32]《匈牙利人民共和国第一个五年国民经济计划修正法案》，载《欧洲人民民主国家发展国民经济计划汇编》，第341—342页。
[33]Béla A.Balassa，The Hungarian Experience in Economic Planning：ATheoretical and Empirical Study，New Haven：Yale University Press，1959，p.222.
[34]《匈牙利农业现代化走过的曲折道路》，陈玮编译，《国际共运》1983年第2期。
[35]Imre Nagy，On Communism：In Defense of the New Course，New York：Praeger，1957，p.xii.
[36]苏共中央主席团与匈党政治局代表团莫斯科会谈材料，1953年6月13日。Békés，etal.，eds.，The1956 Hungarian Revolution：A History in Documents，p.19。
[37]在俄国十月革命影响之下，1919年3月，库恩·贝拉领导的匈牙利共产党领导工人起义，推翻资产阶级政府，创立了苏维埃政权。然而，这一政权仅存在了133天即遭扼杀。新上台的霍尔蒂（Miklós Horthy）政权开始对共产党人进行迫害。为躲避“白色恐怖”，匈牙利共产党的许多重要领导人被迫流亡维也纳、莫斯科等地。也就从这个时候开始，在匈党历史舞台上渐渐形成了“国外派”与“国内派”的分野。“国外派”指的是长期流亡海外的匈牙利共产党人，“国内派”则指当时留在国内从事地下活动的共产党人以及后来在国内加入党的组织并从事革命斗争的年青一代党员。进入20世纪30年代以后，原先流亡维也纳等地的“国外派”党员渐渐迁至莫斯科并定居下来，“国外派”由此亦被统称为“莫斯科派”。自1944年秋，这些深受苏联信任的“莫斯科派”领导人陆续回到了匈牙利，成为党的中坚力量。1945年2月23日，匈党先前在莫斯科和国内并行存在的两个中央委员会正式合并，“莫斯科派”领导人在苏联的支持下取得了党内的绝对领导权。
[38]Kovrig，Communismin Hungary：From Kunto Kádár，pp.245—248.
[39]参看Nagy，On Communism：In Defense of the New Course，pp.xi—xii；Hugh Seton‐Watson，Nationalism and Communism：Essays，1946—1963，London：Methuen，1964，p.164。
[40]许多历史学家将“解冻”时期等同于赫鲁晓夫执政时期。事实上，两者并不能完全画等号。整个“解冻”过程实际经历了这样四个阶段：斯大林逝世后以马林科夫、贝利亚、赫鲁晓夫为核心的所谓集体领导时期（1953年3—6月）；形式上由马林科夫执掌权力的“新方针”改革时期（1953年6月至1955年1月）；赫鲁晓夫最终排除阻碍走向权力制高点的时期（1955年2月至1957年6月）；赫鲁晓夫个人领导以及党内反对派形成并最后将赫鲁晓夫赶下台的时期（1957年6月至1964年10月）。
[41]［俄］奥本金：《马林科夫政治肖像素描》，《政党与当代世界》1992年第5期。
[42]参看《在苏联最高苏维埃第四次会议上马林科夫的发言》，《人民日报》1953年3月17日。
[43]“New Documents on the East German Uprising of 1953”，in troduction and commentary by Christian Ostermann，CWIHP Bulletin，Issue5（Spring1995），pp.10—11.
[44]Hope M.Harrison，Driving the Sovietsupt he Wall：Soviet‐East German Relations，1953—1961，Princeton，N.J.：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2003，pp.27—28.
[45]苏联部长会议关于“改善民主德国政治局势有关措施”的决定，1953年6月2日。Christian F.Ostermann，ed.，Uprising in East Germany1953：The Cold War，The German Question，and the First Major Upheaval Behind the Iron Curtain，New York：Central European University Press，2001，pp.133—136。
[46]有关此次会谈情况，参看格罗提渥关于1953年6月2—4日东德、苏联领导人莫斯科会谈的笔记。Ostermann，ed.，Uprising in East Germany 1953：The Cold War，The German Question，and the First Major Upheaval Behindthe Iron Curtain，pp.137—138。
[47]Harrison，Drivingthe Sovietsup the Wall：Soviet‐East German Relations，1953—1961，pp.28—34；“New Documents on the East German Uprising of 1953”，introduc‐ti on and commentary by Christian Ostermann，p.12.
[48]János M.Rainer，“The New Coursein Hungaryin1953”，Woodrow Wilson Interna‐tional Center for Scholars，CWIHP Working Paper，№38（June2002），pp.9—10.
[49]苏共中央主席团与匈党政治局代表团莫斯科会谈材料，1953年6月13日。Békés，etal.，eds.，The1956 Hungarian Revolution：AHistory in Documents，pp.14—20。
[50]以上有关纳吉的政治生平可参阅1956年匈牙利革命历史研究所所长莱纳的系列著述：János M.Rainer，Imre Nagy：A Biography，London，New York：I.B.Tauris，2009；Nagy Imre，Budapest：Vince Kiadó，2002；“Curriculum Vitae of Imre Nagy”，in JánosM .Rainer，ed.，Imre Nagy：The Leaderand Martyr of the Hungarian Rev‐olution of 1956，Budapest：APR Atlanti Kutatóés KiadóKӧzalapívány，2006，pp.41—56；“The Life Course of Imre Nagy”，in Cox，ed.，Hungary1956：Forty Years On，pp.141—151。其中，关于20世纪30年代纳吉曾为苏联国家安全总局秘密提供情报的情况及相关原始档案，可参看：Мусатов В.Л.Агент“Володя”.Неизвестные факты из биографии ИмреНадя.（1930—1941）//Источник，1993，№19；В.Л.穆萨托夫《纳吉·伊姆雷过去是个什么人？》，载［俄］《新时代》1993年第19期，中译文见《政党与当代世界》1993年第12期；Мусатов В.Л.Трагедия Имре Надя//Новая и новейшая история，1994，№1，с.164—173；Johanna Gran‐ville，“Imre Nagy：Hesitant Revolutionary，”CWIHP Bulletin，Issue 5（Spring 1995），pp.23，27—28；Johanna Granville，“Imre Nagy，aka‘Volodya’—A Dentin the Martyr’s Halo？”CWIHP Bulletin，Issue5（Spring1995），pp.28，34—37。
[51]详见苏共中央主席团与匈党政治局代表团莫斯科会谈材料，1953年6月16日。Békés，etal.，eds.，The1956 Hungarian Revolution：AHistory in Documents，pp.21—23。
[52]Rainer，“The New Course in Hungary in1953”，pp.24—25.
[53]匈牙利劳动人民党中央委员会关于党在政策和实践中所犯的错误和必须采取措施纠正这些错误的决议，1953年6月28日。Békés，etal.，eds.，The 1956 Hungar‐ian Revolution：A History in Documents，pp.24—33。
[54]详见《匈牙利人民共和国部长会议主席伊姆雷·纳吉一九五三年七月四日在国民议会上的报告》，《人民日报》1953年8月6日。
[55]［匈］赫格居斯·安德拉斯：《赫格居斯回忆录——一个思想阴影下的生活》，陈之骝等译，世界知识出版社1992年版，第218页。
[56]墨雷：《震撼克里姆林宫的十三天——纳吉·伊姆雷与匈牙利革命》，第17—18页。
[57]《匈牙利新任部长会议主席纳吉在国民议会中报告政府施政纲领》，《人民日报》1953年7月8日；《匈牙利人民共和国部长会议主席伊姆雷·纳吉一九五三年七月四日在国民议会上的报告》，《人民日报》1953年8月6日。
[58]“Rákosi’s Importance Stressed”，The New York Times，July6，1953.
[59]《匈牙利农业生产合作社标准章程》，叶林译，财政经济出版社1955年版，第9页；［匈］伊姆雷·纳吉：《不断提高匈牙利人民的生活水平》，《争取持久和平，争取人民民主！》1954年第6期；Balassa，The Hungarian Experience in Economic Planning：A Theoretical and Empirical Study，p.255；［匈］安·赫格居斯等：《匈牙利为进一步发展农业而斗争》，财政经济出版社1955年版，第7页。
[60]Rainer，“The New Course in Hungary in 1953”，p.49.
[61]“Price Reduction”，Hungary，April1954；“Family Homes”，Hungary，July1954；
[62]《赫格居斯回忆录——一个思想阴影下的生活》，第228—229页；Rainer，“The New Course in Hungary in 1953”，pp.45—47。
[63]［匈］伊姆雷·纳吉：《匈牙利政府机关和地方人民议会的任务》，《争取持久和平，争取人民民主！》1954年第23期。
[64]详见Ferenc A.Vali，Rift And Revolt in Hungary，London：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61，pp.144—151。
[65]纳吉：《工农联盟和人民阵线问题》，参见［匈］纳吉·伊姆雷：《为了保卫匈牙利人民》，南晓译，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232—235页；《赫格居斯回忆录——一个思想阴影下的生活》，第239页。
[66]“Congress of the People’s Patriotic Front”，Hungary，October1954.
[67]Nagy，On Communism：In Defense of the New Course，pp.189—190.
[68]纳吉：《匈牙利政府机关和地方人民议会的任务》，《争取持久和平，争取人民民主！》1954年第23期。
[69]“Comrade N. S.Khrushchev Holds Interview with British Scientist and Public Figure John Bernal”，Current Digest of the Soviet Press，No.51，Vol.6，February2，1955，pp.7—8.
[70]如1955年1月1日和23日先后发表社论文章《论提高重工业生产》和《再论提高重工业生产问题》；1月23日卢曹·费伦茨的文章《生产合作社大规模经营的优越性》；2月6日毛托尔奇·亚诺什的《给生产合作社以更大支持》一文；2月20日的文章《重工业在社会主义建设中的作用》和27日的《农村的阶级斗争》一文等。参见《为了保卫匈牙利人民》，第333—334页。
[71]详见苏共中央主席团和匈党高级代表团莫斯科会谈材料，1955年1月8日。Békés，etal.，eds.，The 1956 Hungarian Revolution：A History in Documents，pp.60—65。
[72]《匈牙利劳动人民党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 通过关于政治形势和党的任务的决议》，《人民日报》1955年3月14日；《匈牙利劳动人民党中央全体会议通过决议 决定把纳吉开除出中央委员会并解除他在党内的一切职务》，《人民日报》1955年4月20日。相关详情亦可参考：匈党中央关于政治形势及党的任务的决议，1955年3月2至4日；《自由人民报》发表了匈党中央的“四月决议”和以“肃清右倾反党政策”为题的专论，1955年4月18日。中国外交部档案馆，109‐00637‐01。
[73]Berend and Ránki，Studies on Central and Eastern Europe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Regional Crises and the Case of Hungary，p.524.
[74]Joseph Rothsechild and Nancy M.Wingfield，Return to Diversity：A Political History of East Central Europesince World WarII，Fourth Edition，New York：Ox ford Uni‐versity Press，2008，p.124；林茨、斯泰潘：《民主转型与巩固的问题：南欧、南美和后共产主义欧洲》，第305页。
[75]《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和南斯拉夫联邦人民共和国两国政府宣言》，1955年6月2日，参见《人民日报》1955年6月4日。
[76]1948年苏南关系恶化后，东欧国家紧随苏联也纷纷与南斯拉夫断绝往来，匈牙利的做法颇为极端。以拉科西为首的匈党领导人不仅单方面中止了与南斯拉夫在政治、经济、外交等各领域的交往，1949年后还非常积极地配合了苏联在意识形态领域的反南斗争。最典型的例子就是炮制了“拉伊克案”，为东欧国家的“反铁托主义”打响了第一枪。拉科西此举极大地恶化了匈南两党和两国关系。所以，在1955年苏南关系缓和后，与其他东欧国家相比，匈牙利与南斯拉夫党际和国家间关系恢复得很缓慢也很艰难。一方面，拉科西极不情愿承认过去所犯的错误；另一方面，南斯拉夫领导人铁托对拉科西也表现出不予宽容的态度。
[77]Tamas Aczel and Tibor Meray，The Revolt of the Mind：A Case History of Intelle‐cyual Resistancebehind the Iron Curtain，New York：Frederick A.Praeger，1959，p.334.
[78]驻匈使馆关于拉伊克案材料致外交部并新华社电，1956年4月3日。中国外交部档案馆，109‐01040‐01，第10页。
[79]参见赫鲁晓夫：《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报告（1956年2月14日在苏联共产党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上）》，《人民日报》1956年2月18日。
[80]［南］佩·达姆扬诺维奇等编：《铁托自述》，达洲等译，新华出版社1984年版，第318页。
[81]《赫格居斯回忆录——一个思想阴影下的生活》，第266—267页。
[82]关于三派的名称一直以来比较混乱。比如，拉科西这一派通常被称作“斯大林主义派”、“党内顽固派”等。支持纳吉的一派被称为“党内反对派”、“党内改革派”、“民主反对派”等。卡达尔派的称谓一般与纳吉派是相对应的：如果纳吉派被称为“党内反对派”，卡达尔派一般就叫做“党内中间派”或“党内改革派”；如果纳吉派被称为“民主反对派”，卡达尔派通常就被冠以“党内反对派”。总之，没有一个统一的说法。
[83]陶尔多什和德里在裴多菲俱乐部新闻出版问题辩论会上的发言速记摘录，1956年6月27日。Волков В.К.ит.д.Советский Союз и венгерский кризис1956года，Документы，с.104。
[84]《赫格居斯回忆录——一个思想阴影下的生活》，第237页。
[85]《赫格居斯回忆录——一个思想阴影下的生活》，第265页。
[86]驻匈使馆关于拉伊克案材料致外交部并新华社电，1956年4月3日。中国外交部档案馆，109‐01040‐01，第10—11页；《匈牙利最高法院恢复了拉·拉伊克等人的名誉》，《人民日报》1956年3月31日。
[87]安德罗波夫与科瓦奇关于布达佩斯党积极分子大会的谈话备忘录，1956年3月30日。Волков В.К.ит.д.Советский Союз и венгерский кризис1956года，Документы，с.51—54。
[88]戈尔巴乔夫与盖尔盖伊关于匈牙利作家协会党组织讨论苏共二十大成果和匈党中央有关个人迷信的内部信件的谈话备忘录，1956年3月31日；戈尔巴乔夫与盖尔盖伊关于匈牙利作家协会党组织继续开会讨论苏共二十大成果的谈话记录，1956年4月17日。Волков В.К.ит.д.Советский Союз и венгерский кризис 1956года，Документы，с.55—61。
[89]安德罗波夫致苏联外交部电，1956年4月29日，《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27卷，第197页；安德罗波夫与科瓦奇关于增选雷瓦伊和卡达尔为匈党中央政治局委员以及法卡什案调查结果的谈话备忘录，1956年5月7日。Волков В.К.ит.д.Советский Союз и венгерский кризис 1956года，Документы，с.72—73。
[90]在随后匈方对“拉伊克案”的重审过程中，经调查表明，苏联方面尤其是别尔金（M.I.Belkin）将军对“拉伊克案”的定性起了决定作用。参看《安德罗波夫与科瓦奇关于增选雷瓦伊和卡达尔为匈党中央政治局委员以及法卡什案调查结果的谈话备忘录》，1956年5月7日，Волков В.К.ит.д.Советский Союз и венгерский кризис 1956года，Документы，с.72.亦可参考RAD Background Report/11：“Former Hun‐garian Secret Police Official Reveals His Rolein Purges”，24January1989，URL＝http://www.osaarchivum.org/files/holdings/300/8/3/text/120‐2‐124.shtml。
[91]《安德罗波夫与拉科西关于拉科西会见法卡什及在布达佩斯党员积极分子大会上所作报告的谈话备忘录》，1956年5月10日。Волков В.К.ит.д.Советский Союз и венгерский кризис 1956года，Документы，с.76—78。
[92]Alexander M.Kirov，“Soviet Military Intervention in Hungary，1956”，in Gyӧrkei and Horváth，eds.，Soviet Military Intervention in Hungary，1956，p.130.
[93]András B.Hegedüs，“The Petӧfi Ciercle：The Forum of Reform in 1956”，in Cox，ed.，Hungary1956：FortyYearson，pp.131—132.（Note11）.
[94]匈牙利事件之后，这些文章的原始手稿于1957年春被纳吉的朋友偷偷带出匈牙利并于同年在纽约正式出版，参看Imre Nagy，On Communism：In Defense of the New Course，New York：Praeger，1957（该书中文版于1983年由人民出版社出版，取名《为了保卫匈牙利人民》）。
[95]参看陶尔多什和德里在裴多菲俱乐部新闻出版问题辩论会上的发言速记摘录，1956年6月27日。Волков В.К.ит.д.Советский Союз и венгерскийкризис 1956года，Документы，c.100—118。
[96]克留奇科夫与瓦达斯关于裴多菲俱乐部出版问题辩论会情况的谈话备忘录，1956年6月29日。Волков В.К.ит.д.СоветскийСоюз и венгерский кризис1956года，Документы，c.124—127；Aczel and Meray，The Revolt of the Mind：ACase History of Intellecyual Resistancebehind the IronCurtain，p.411。
[97]关于波兹南事件的死伤人数，1956年6月29日波兰新闻社公布的数据是，38人死亡，270人受伤（参看《波兹南市在六月二十八日发生了严重骚动》，《人民日报》1956年7月1日）。1956年7月17日，波兰首席检察官透露，包括医院救治无效身亡人数在内，死亡人数共为53人（参看Johanna Granville，“Reactions to the Events of 1956：New Findings from the Budapest and Warsaw Archives”，Journal of Contemporary History，Vol.38，№2，April2003，pp.264—265）。据1981年相关调查数据显示，实际有75人死亡、900人受伤（参看福凯斯：《东欧共产主义的兴衰》，第140—141页）。
[98]米高扬致苏共中央电，1956年7月18日。《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27卷，第238页。
[99]匈党中央委员会会议纪要，1956年6月30日。转引自Granville，The First Domi‐no：International Decision Makingduring the Hungarian Crisis of 1956，pp.50—51。
[100]《赫格居斯回忆录——一个思想阴影下的生活》，第237页。
[101]纳吉就匈党中央紧急全会6月30日决议给匈党中央委员会的声明，1956年7月1日。Волков В.К.ит.д.Советский Союз и венгерский кризис1956года，Документы，с.129—132。
[102]Mark Kramer，“The Soviet Union and the 1956 Crises in Hungary and Poland：Reas‐sessments and New Findings”，Journal of Contemporary History，1998，Vol.33，No.2（April1998），p.178.
[103]苏共中央主席团关于处理匈牙利问题的会议记录，1956年7月12日。Волков В.К.ит.д.Советский Союз и венгерский кризис1956года，Документы，с.149—150；苏共中央主席团关于处理匈牙利问题的决议，1956年7月12日。Волков В.К.ит.д.Советский Союз и венгерский кризис1956года，Документы，с.150—151。
[104]米高扬同拉科西等人的座谈记录，1956年7月13日。《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27卷，第211—214页。
[105]很长时间以来一直有种看法，认为1956年7月格罗接替拉科西出任党的第一书记是奉了苏联领导人的指令，现据档案材料可以看出，事实并非如此。确切地讲，苏联方面并未指定而只是同意了匈党中央自己推出的人选。参见米高扬关于初步讨论匈党中央第一书记人选及政治局决定致苏共中央电，1956年7月14日。Волков В.К.ит.д.Советский Союз и венгерский кризис1956года，Документы，с.168—172。
[106]安德罗波夫与拉科西、格罗等关于工厂罢工情况及匈党中央紧急全会的谈话备忘录，1956年7月4日。Волков В.К.ит.д.Советский Союз и венгерский кризис 1956года，Документы，с.134—137。
[107]Ferenc Donáth，Reform and Revolution：Transformation of Hungary’s Agriculture，1945—1970，Budapest：Corvina Kiadó，1980，p.267.
[108]科瓦廖夫与基拉伊关于匈国内政治形势及匈作家协会党积极分子大会情况的谈话备忘录，1956年8月3日。Волков В.К.ит.д.Советский Союз и венгерский кризис 1956года，Документы，с.215—217。
[109]纳吉曾先后于7月1日、7月17日、7月22日、8月6日、8月10日给匈党中央委员会写信，要求审查自己1955年12月被开除出党的问题，并考虑恢复自己的党籍。有关纳吉的党籍问题，1956年6月苏斯洛夫前往布达佩斯时，曾私下与纳吉举行过交谈，想说服纳吉公开做自我批评，借以增加拉科西的威信，缓解匈党面临的巨大压力，并在此基础上重新回到党内，但遭到纳吉的拒绝。后者坚持要以公开、民主的方式在中央委员会讨论他的问题，不作任何无原则的妥协。在此情况下，匈党中央政治局一方面承认当初开除纳吉是不妥的，但同时又非常不愿恢复他的党籍，据其说法，这样做将会被人以为“好像是他（纳吉）的胜利”，同时“还会加强党内的右倾偏向”。参见匈党中央政治局会议发言记录，1956年7月13日，《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27卷，第222—223页；安德罗波夫与赫格居斯关于匈牙利党内形势的谈话备忘录，1956年8月16日。Волков В.К.ит.д.Советский Союз и венгерский кризис1956года，Документы，с.236。
[110]《伊姆雷·纳吉写信给匈劳动人民党中央》，《自由人民报》1956年10月14日，转引自《人民日报》1956年10月17日。亦可参看：安德罗波夫关于纳吉10月4日信件致苏联外交部电，1956年10月5日。Волков В.К.ит.д.Советский Союз и венгерский кризис1956года，Документы，с.283—286。
[111]驻匈使馆关于拉伊克等人重葬事致外交部电，1956年10月6日，中国外交部档案馆，109‐01040‐01，第58页；《自由人民报》社论：《永不再犯！》，1956年10月6日。Волков В.К.ит.д.Советский Союз и венгерский кризис1956года，Документы，с.288。
[112]《关于纳吉的一些材料》，《内部参考》1956年第2036号，第1282—1283页。
[113]安德罗波夫致苏联外交部电，1956年10月12日。《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27卷，第269页。
[114]同上，第270页。
[115]参看：［波］安哲伊·维尔布兰：《1956年的波兰十月——传说与现实》，王砚译，《国际冷战史研究》第4辑，世界知识出版社2007年版，第82—87页；Granville，The First Domino：International Decision Making during the Hungarian Crisis of 1956，pp.52—53。
[116]哥穆尔卡在波党中央第八次全会上的讲话，1956年10月20日。Zinner，ed.，National Communism and Popular Revoltin Eastern Europe：A Selection of Doc‐uments on Events in Poland and Hungary，February—November，1956，pp.197—239。
[117]驻匈使馆关于波党中央第八次全会在匈反响致外交部并党中央电，1956年10月23日。中国外交部档案馆，109‐01041‐01，第1—2页。
[118]这“十六点要求”是：1.要求苏联军队根据《对匈牙利和约》立即撤出匈牙利；2.要求通过秘密投票自下而上选举匈党各级领导人。新当选的领导人应立即筹备召开党的代表大会，选举新的中央领导人；3.政府应在纳吉领导下实行改组，所有在斯大林和拉科西时代犯有罪行的领导人应立即予以清除；4.要求对法卡什及其同谋的案件实行公审，对过去种种罪行和国家“苦难形势”负有头等罪责的拉科西应回国接受人民审判；5.要求通过秘密投票并在多党参与的前提下举行全国大选，选出新的国民议会。要求赋予工人罢工的权利；6.要求对匈苏、匈南的政治、经济和精神文化联系重新加以考虑，依据平等、互不干涉内政的原则重组双边关系；7.要求在匈牙利专家的参与下重组国家经济生活。应对建立在计划基础之上的整个经济体制予以重新审视，此间须时刻照顾到国家的现实条件和广大人民的切身利益；8.要求公布国家的对外贸易协定以及未付赔款的具体数额。公开关于匈牙利铀矿储量、开采及以优惠条件提供给苏联的真实情况。要求国家按国际市场价格以硬通货对外出售铀矿；9.要求完全修改工业部门现行的生产定额，立即满足工人和知识分子有关工资待遇方面的要求，确定保障工人最低生活水平的标准；10.要求农产品交售制应建立在新的基础之上，对农产品予以合理利用；要求给予单干户农民以平等的支持；11.要求由独立法庭对所有政治和经济案件予以重新审查，对无辜被判有罪的人应予以释放并恢复其名誉。要求立即将被劫往苏联的战俘和平民包括在匈牙利境外被判罪后关押的人遣返回国；12.要求在发表言论与观点、出版著述以及创建一个自由匈牙利电台方面享有完全的自由。要求匈牙利学生联合会能有一个新的发行范围广泛的日报。要求公开并销毁与公民政治控制相关的档案材料；13.要求立即拆除斯大林纪念碑这个象征斯大林时期暴政和政治压迫的建筑物，并在原地为1848年至1849年间独立斗争壮烈牺牲的英雄和烈士建起一座纪念碑；14.要求废除与匈牙利人民无关的现有国徽，代之以古老的匈牙利科苏特盾徽。军队应换上符合匈牙利传统的新军服。要求把3月15日定为国庆节和法定假日，将10月6日定为全国哀悼日和学校假日；15.布达佩斯技术大学的青年一致表示要团结一致地声援参加波兰独立运动的波兰工人和青年；16.工程建筑大学的学生将组建匈牙利学生联合会的地方组织，并决定于10月27日在布达佩斯召集青年议会，届时将邀请全国青年代表前来参加。参见匈牙利学生的十六点要求，1956年10月22日。Károly Nagy，ed.，Significant Documents of the Hungarian Revolution of1956，Budapest：Atlantic Research and Publications Public Foundation，2006，pp.15—17。
[119]科苏特广播电台播发的一条消息，1956年10月23日。Волков В.К.ит.д.Советский Союз и венгерский кризис1956года，Документы，с.3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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