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遏制”到“解放”的微调

第二节　“遏制”到“解放”的微调

众所周知，“遏制”这一概念于1947年正式提出时，^[35]曾遭到当时美国著名的新闻评论家沃尔特·李普曼（Walter Lippmann）的强烈批评。李普曼认为，凯南所提出的这一战略概念和计划是根本错误和行不通的。在他看来，苏联的政策来自传统的俄罗斯扩张主义者多，来自共产主义意识形态者少，若一味强调“遏制”而“忘记了外交是干什么的”，只会使美国陷入一场目标虚幻的斗争，最终导致“精力”、“物质”、“资源”、“威望”等各种力量的浪费和滥用。^[36]1952年，业已正式被确定为美国冷战政策的“遏制”再度遭到猛烈攻击，主要代表人物是哲学教授、中央情报局顾问詹姆斯·伯恩哈姆（James Burnham）。不过，与李普曼的出发点完全不同，伯恩哈姆强调，“遏制”政策固然使美国丧失了主动权，但其根本弊病主要在于它“公开表明放弃采取进攻性行动”，从而“把卫星国丢给了莫斯科”。他提出要变“遏制”为“解放”，特别是“解放”东欧，因为“就旨在削弱和击败对手的进攻性行动而论，集中努力于东欧的战略是唯一可以有所成就的战略”。据其诠释，所谓“解放”政策，“表达的是这样一种观点，即认为局势之关键，在于东欧发生了什么，以及可以做些什么让其发生。”依照他的分析，追求“解放”的目标，就意味着实施“全方位的政治战，同时辅之以必要的军事或准军事行动，并为未来可能必须采取的军事行动做好准备。”伯恩哈姆的观点反映了当时美国国内对于20世纪40年代末50年代初社会主义阵营的壮大及其向西方世界发起攻势普遍产生出的不安、沮丧、恼怒等多种复杂情绪。^[37]

1952年是美国总统大选年。失去总统宝座20年之久的共和党人为赢得选民，把国家安全政策领域批判的矛头指向了杜鲁门政府的遏制政策，提出以更具进攻性的“解放”取而代之。共和党竞选活动的主要外交顾问约翰·杜勒斯（John F.Dulles）成了新政策“最权威”的阐释者。当然，他本人也是“解放”政策的倡导者。早在1949年时，他就提出了这一构想。^[38]不过，杜勒斯所理解的“解放”与伯恩哈姆有所不同。1950年，他在其《战争或和平》一书中对“解放”作了如下的解释：“独裁政权是武断而没有伸缩性的……‘鼓动’并不意味着武装叛变。人民没有武器，暴力叛变是没有用处的。的确，这比没有用处还要坏，因为它会引起屠杀……我们没有打算牺牲那些我们最关怀的人的生命来削弱苏联的意图。但是，我们有责任制止各民族的意识和精神的破产”。^[39]1952年时，他建议共和党热门总统候选人、欧洲盟军最高司令德怀特·艾森豪威尔（Dwight D.Eisenhower）将军选择一项“大胆的政策”。他声称，杜鲁门政府的遏制政策“在规模上是远远不够的。它们没有结束危险。还有一种更好的选择”。杜勒斯强调，眼下那些东欧“被奴役国家”的情况正变得越来越糟，它们需要来自美国的极大鼓舞，然而“美国这个代表自由力量的传统领袖，似乎只知道全身心地投入于‘遏制’和‘僵持’的消极政策中”，结果将东欧这些国家推向了“绝望的边缘”。杜勒斯呼吁未来美国政府应“昭示公众”，表明自己“愿意并期望看到‘解放’的发生”，并称较之杜鲁门政府“防御性”和“静态”的遏制政策，“解放”政策是一个更加“积极”和“充满活力”的选择。他建议应采取一系列具体行动来为“解放”创造机会，包括如正式对外阐明推动苏联卫星国重获独立是美国的目标，激励这些国家中的反叛力量逃往西方，利用美国之音、自由欧洲电台等冷战媒体配合当局的“解放”政策对相关国家展开宣传攻势等。较之此前对“解放”的表述，此时在大选背景下杜勒斯对于这一政策构想的解释明显“火药味”浓重了许多。尽管如此，就其实质而言，杜勒斯为实现“解放”所设想的运作手段和实现途径，事实上与当时心理战、政治战、经济战等所实施策略并无大的差别。他在极力推崇采取这项“大胆的政策”时，也一直在强调，“解放”不可能“在一夜间发生”，东欧各国是能够一步步“以和平的方式脱离莫斯科”的，因为随着局势继续恶化，“奴役可能会变得相当地无利可图，以致‘主人’会主动地放松缰绳”。美国“并不想看到一系列血腥起义和报复”，而是希望以宣传和其他非军事手段推动东欧各国“像南斯拉夫那样”获得独立。^[40]

不过，对于共和党究竟应在对外政策领域打出怎样的旗帜，共和党内部意见分歧严重。艾森豪威尔主张在“对威胁、目标、优先性加以现实考察和对所需手段和支持力加以客观评估的基础上”，采取一项积极的、全球主义的外交政策；而与之竞争党内总统候选人提名的保守派参议员罗伯特·塔夫脱（Robert A.Taft）则反对美国广泛介入海外事务，主张奉行单边主义。^[41]为维护党内团结、协调双方立场，艾森豪威尔和塔夫脱共同提议，由杜勒斯起草共和党竞选纲领中有关外交政策的条目。最后成稿的纲领努力对以上两种尖锐对立的观点加以平衡。为满足单边主义者的要求，该文件承诺，“共和党领导下的美国政府”将“推翻所有诸如雅尔塔会议上所签订的那种有助于共产党人实施奴役的秘密协定”；为安抚全球主义者，已决心支持艾森豪威尔的杜勒斯在此提出，要以“解放”政策取代那个“将数以万计的人丢弃给暴君主义和邪恶之恐怖主义的消极、徒劳且不道德的遏制政策”，“使被奴役人民获得真正的独立”。在这份竞选纲领中，共和党还对杜鲁门政府的“误导性”政策所导致的后果大加指责，称其非但没有清除反而帮助苏联巩固了对东欧的霸权；同时允诺，若共和党赢得大选上台执政，它将会采取相反的举措，竭尽所能地去削弱苏联对“被压迫人民”的统治，并且会鼓励甚至对后者反抗苏联的斗争给予援助。^[42]

1952年7月11日，艾森豪威尔击败塔夫脱赢得共和党总统候选人提名。此后，随着竞选活动如火如荼地展开，艾森豪威尔及其竞选伙伴杜勒斯正式打出了“解放”的大旗。8月25日，在美国退伍军人会（The American Legion）年会上发表的演讲中，艾森豪威尔大谈愿用和平手段帮助东欧获得自由，声言“只要这些与我们血脉相连并有着共同生活方式的（被奴役国家）人民一天未重归自由人类社会，美国的良心就永远无法得到安宁。时间的流逝和暴虐的权力都无法使我们停止寻求以和平手段解放他们的努力”。两天后，美国政治学协会（The Ameri can Political Science Associa‐tion）在纽约州布法罗市举行例会，杜勒斯在会上作了题为《更佳的政策》的发言，继续以昂扬的激情为“解放”政策造势，强调美国当务之急是尽速丢弃“既不道德也不管用”且“扼杀了被奴役国家人民反抗精神”的遏制政策。他攻击称，事实上被遏制政策所“遏制”住的不是苏联的共产主义，而是“美利坚民族的道德影响”。^[43]9月至10月间，艾森豪威尔在费城、旧金山等地发表演说时，对杜鲁门政府提出了包括“默许”苏联对东欧的统治、没有采取一项“积极而清晰的长期行动”、无视心理战的重要性等多项指责。一个多月后，艾森豪威尔在底特律的一次演讲中再次承诺，美国将“借助和平手段，采取更积极的外交政策，努力推动被压迫人民实现解放”。^[44]

共和党关于“解放”的主张受到了民主党的攻击。后者表示，任何排除了给予外部军事援助的所谓“解放”的承诺，都是不负责任的。用凯南的话说，包括攻击性的心理战、政治战、经济战等战争以外的所有手段，作为马歇尔计划、杜鲁门主义和北大西洋公约的必要的和逻辑的组成部分，早在20世纪40年代末均已付诸实施。历史学家加迪斯亦称，“解放”政策已早被杜鲁门默默地实施了很久。^[45]事实确系如此，1952年共和党在竞选运动中提出的“解放”东欧以及把苏联势力从这一地区“推出去”的主张，较之此前四年杜鲁门政府实行的政治战、心理战、宣传战等隐蔽行动战略，就实质而言，并无特别新意，都是意在利用斯大林晚年“苏联集团”内部出现的紧张局势，煽动东欧民众的不满情绪，资助他们的地下反抗活动，以期实现由“被奴役人民”自己推翻现政权、摆脱苏联“统治”的最终目的。二者的差别仅在于，此时的“解放”已由先前秘密实施的政策转变为公开宣布的纲领。由于整个竞选过程中，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及其团队只是将“解放”政策作为攻击民主党遏制政策的一把利器，却始终未就“解放”一词的具体内涵和外延给出清晰的界定，从选民的角度来讲，他们是无法从这两个看似明显不同、听起来更仿佛截然对立的政策主张中察知其中的内在一致。不过，无论其异同若何，对东欧的政策问题成为民主、共和两党争执的主要议题，这在美国总统大选历史上不仅是第一次，也是仅有的一次。

1952年11月4日，美国总统大选落下帷幕。艾森豪威尔击败民主党候选人、伊利诺伊州州长艾德莱·史蒂文森（Adlai Stevensen）当选美国第34届总统。1953年1月20日，艾森豪威尔在华盛顿国会大厦发表就职演说。也许是为了平息欧洲盟国对“解放”政策怀有担忧，新总统在通篇演说中绝口未提“解放”东欧的问题，而是多次强调了加强西欧团结的重要性，并表示他所领导的新一届政府会继续坚守杜鲁门执政时期对北约作出的承诺。^[46]不过，仅在12天之后，艾森豪威尔在其发表的第一篇国情咨文中，再度调转话锋，高调声称“美国绝不会为了换取自己想要得到的利益而默认任何国家的人民受到奴役”。^[47]对于两次讲话中明显表现出的差异，艾森豪威尔后来解释称：“在就职典礼上说明基本原则是一回事，而开始就一大堆问题进行具体说明，却完全是另一回事”，并声明国情咨文中所言是其真实意图的体现，代表着新政府政策的起点。^[48]

虽然同样注重借助不同场合宣扬“解放”，不过，总体看来，艾森豪威尔在谈及“解放”的时候远不及杜勒斯那样直接，或者至少表现得比后者更为审慎。据说，1952年8月杜勒斯在布法罗市发表的那篇讲话中曾有一句提到，如果当选，共和党新政府将采取“一切手段确保东欧获得解放”。艾森豪威尔闻听后立即打电话给杜勒斯，提醒他不是“一切手段”而是“一切和平手段”（杜勒斯事后称，此言纯系疏忽而非有意）。^[49]除此之外，在艾森豪威尔看来，新任国务卿对于东欧国家发生急剧变化的前景估计未免也“有点儿太过乐观”。^[50]不过，尽管如此，除了态度上一个审慎、一个稍显“鲁莽”以及对东欧各国获得“解放”所表现的乐观程度有所不同外，二人就政策本身的看法并无根本差异，至少谁也没有公开作出向所谓“被奴役国家”提供军事援助之类的承诺。

鉴于竞选运动期间及总统国情咨文中对“解放”政策所做的大力宣传，1953年伊始，共和党人向国会提出了一系列要求推翻“以牺牲东欧为代价”的《雅尔塔协定》的议案。为避免引发两党在此问题上的争执和对立，1953年2月20日，艾森豪威尔政府向参议院外交委员会（Senate Foreign Relations Committee）递交了一份立场温和的“被奴役人民”议案。议案称，苏联以武力占领东欧违反了《雅尔塔协定》和《联合国宪章》的精神，美国“从来没有对任何国家的人民受到奴役的情况予以默认”，将继续支持“铁幕后国家”实现民族自决。同月26日，杜勒斯在众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For‐eign Affairs Committee of the House of Representative）就“被奴役人民”议案发表讲话，再度声称当前最为重要的是，应明白无误地告知“被奴役人民”，美国“不会将其目前受奴役的状态作为一个永久的历史事实接受下来”。不过，此间杜勒斯也一再提醒两院外交委员会委员，该议案“并非是要号召（被奴役人民）进行血腥和无谓的革命”，而是旨在“坚定东欧人民的信心”，从而产生一种有利于最终推翻苏联“统治”的“精神力量”。政府此举取得了预期的效果，无论是保守的共和党人还是自由的民主党人，都对此议案表示满意。^[5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