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柏林危机对新政策的检验

第三节　东柏林危机对新政策的检验

1953年3月5日，苏联领导人斯大林去世。得知此信，美国政府大吃一惊。次日，艾森豪威尔在内阁会议上对国务院提出了批评，称其对斯大林去世这件事没有什么预先的考虑和计划，以致美国拿不出可以应对的办法，甚至“无法确知他的死会带来什么不同。”^[52]3月15日，在最高苏维埃第四次会议上，苏联新的党政领导班子宣告成立。新任部长会议主席马林科夫在会上就新政府的外交方针作了详细阐述。在这篇被西方称为“和平攻势”的著名讲话中，马林科夫指出：“现在，没有任何纠纷或悬案不能在有关各国互相协议的基础上和平解决。这是指我们和一切国家的关系，包括美国在内。”^[53]苏联提出缓和国际紧张局势的新方针，很大程度上是基于一些实际考虑，比如，减轻由于美苏对抗特别是核武器的无限发展所带来的巨大压力和危险，减轻由于军备竞赛所造成的过重的经济负担，以便将更多的注意力和有限的资源投入到维护和促进国家的稳定与发展等方面。

遗憾的是，对于莫斯科抛出的橄榄枝，美国方面始终满腹狐疑。艾森豪威尔在其回忆录中称，当时他坚定地认为，共产党一向是不妥协的，而苏联人从来是没有诚意的，斯大林继承人所谓之“新方针”无非是些“花言巧语的诺言”、意在延迟西方军事整合的破坏性战术，并非是为谈判提供真正的机会。^[54]而此前美国的苏联问题专家、时任国务院政策顾问的查尔斯·波伦（Charles E.Bohlen）也曾分析指出：“苏联外交将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继续遵循斯大林晚年的政策而不会有实质性的改变”，建议美国必须“坚决并坚定地在所有问题上维持现有立场不动摇”。^[55]在波伦提交此份报告的两天之后，中央情报局在其编发的一份名为《斯大林逝世与马林科夫升任苏联领导人可能出现的结果》的特别评估报告中得出了相同的结论，声称：“在可见的未来，苏联新领导人几乎必定会延续其过去几年中业已形成的内外政策，尤其是，它很可能会继续强调不遗余力地对抗西方（包括对西方国家实施分化战术）、扩大苏东阵营的经济基础并提高其军事实力。”^[56]3月18日，美国驻苏使馆代办雅各布·比姆（Jacob D.Beam）在其发回总部的电报中亦称：“直至日前，尚未有任何具体证据表明（马林科夫领导的）新政府偏离了斯大林时期的全球政策路线”。^[57]

4月16日，在经过了一个月的精心准备之后，艾森豪威尔对马林科夫的上述讲话正式作出回应。在这篇名为《和平的机会》（Chance for Peace）的演说中，美国总统对与苏联缓和关系开出了种种具体的条件：遣返战俘、缔结朝鲜停战协定、结束印度支那及马来亚共产党叛乱、签订对奥和约、推动德国统一并在此基础上经自由选举产生政府、同意联合国核查裁军进程、实行原子能国际管制、限制或禁止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等。艾森豪威尔声称，“光说漂亮话”是没用的，没有行动即无法证明“追求和平的诚意”，而没有诚意，美国对苏联新政府不知真假的和平呼吁是“不会在意的”。^[58]两天后，杜勒斯在其发表的政策演说《最初的九十天》（The First90 Days）中措辞强硬地表示，眼下苏联发起的这场“和平攻势”不过是“苏联共产主义时常采取的一种策略行动”而已，其背后体现了斯大林所谓为使一个强敌麻痹并“取得喘息机会”，被迫“有计划的退却”以便“赢得时间和积蓄力量，准备将来进行新的决战”这一战术逻辑。^[59]

然而，其后的事实表明，苏联新领导人的确在缓和的路上迈出了一些实质性的步伐，比如：他们主动宣布放弃对土耳其喀斯、阿达罕和阿尔特温地区的领土要求并暗示愿意放弃先前提出的苏土两国共管黑海海峡的要求；推动交战双方达成朝鲜停战协议，从而使一场耗时三年的热战宣告结束；建议西方国家吸收包括苏联在内的新成员加入北约，以维护欧洲安全；同意从奥地利撤军、与西方国家共同签署奥地利国家条约并承认奥地利中立地位；向联合国裁军小组委员会提出裁减军队、禁止核武器及消除战争威胁的动议并率先实现单方面裁军；对联邦德国予以承认并与其建立正式的外交关系等。不过，在斯大林逝世之初，无论是美国的政治领导人还是情报机构的官员和分析人士却全然未料到这一切竟会发生，如前所述，他们所作的预测事实上恰恰与此相反。

美国对后斯大林时代苏联领导人及其政策所作的以上消极评估，使其在1953年错失了通过和平谈判调整东西方关系的一个宝贵机会。华盛顿决策者的言行表明，他们似乎更愿意将此机会用于在苏联和卫星国家民众以及苏联以外的各国共产党中散播怀疑与混乱。杜勒斯在3月召开的一次国家安全委员会会议上曾直言不讳地说：“今天苏联卫星国中的共产主义领导人要把本国民族主义的冲动情绪置于接替斯大林的某个相对说来名不见经传的人物的控制之下时，将会遇到更大的困难。我们必须做的是不惜任何代价渲染这种民族主义和不满情绪，运用这个手段不失时机地摧毁苏联对其卫星国的全面控制。”^[60]正是在这样一种政策考虑的支配之下，“解放”的高调和把共产主义从东欧“推回去”的喧嚣，唱响了是年春夏美国对苏冷战的主旋律。

1953年6月1日，为抗议政府推行货币改革和取消票证制度，捷克斯洛伐克西部城市比尔森斯柯达工厂的工人举行了罢工游行。很快，和平示威转变为大规模的骚乱事件。当日下午，捷克斯洛伐克当局动用边防部队和消防警察驱散了人群、平息了局势，并逮捕了千余名示威者。^[61]比尔森事件是斯大林逝世后东欧内部动荡不安的第一个迹象。不知是何原因，整个过程中，华盛顿没有对事件作出任何反应。用事后杜勒斯的话来说，美国政府在此次事件中极其小心地“避免了鼓动捷克人公开造反”，它只是“鼓励他们实行消极反抗并为未来（解放）的可能性做准备”。^[62]然而，“未来”有时并不遥远。就在比尔森事件发生后半个月，一场来自东德的更大规模、更具挑战性的危机到来了。“解放”这个被共和党人公开宣扬了差不多一年的政策口号这次无可回避地遭到了冷战现实的首场检验。

如前所述，1953年爆发的东柏林危机与东德党和政府此前确立并实施的“加速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方针紧密相关。随着苏联模式全面引入东德，种种“不适”很快表现出来。1953年春，伴随着全国范围严重的粮荒，政治、经济、社会形势都已经走到了引爆危机的边缘。1953年2月，统一社会党中央对“加速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方针进行了回顾，看到了存在的问题，但并未打算改弦更张，而是认为应进一步加强政策的执行力度。同年5月28日，为加快重工业发展，提高积累率，东德政府宣布在6月1日之前对所有工厂的劳动定额做一次全面检查，计划将其平均提高10%。由于这一指标实际上必须通过延长工时才能达到，政府的方案在工人中引起强烈不满，一些企业开始出现了小规模的罢工。6月9日，德国统一社会党中央政治局在莫斯科的指示和催促下，通过了旨在缓解社会紧张形势、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新方针”，并于11日正式对外公布。在此公报中，东德党和政府对社会作出了种种承诺和让步，然而，却偏偏没有更改此前关于提高劳动定额的决定；更有甚者，就在“新方针”公布两天后，德国统一社会党中央通过了一项延长工时的方案。^[63]所有这一切无异于火上浇油。

6月16日上午，数百名东柏林建筑工人举行示威游行，沿途不断有人加入，几小时后，共有约几千名示威者聚集在政府大楼前举行抗议活动。为了给政府施加更大的压力，一部人开始向位于威廉·皮克大街的统一社会党总部进发。在游行者的压力下，东德党政治局被迫决定废除延长工时的决议。经过一番努力，当局才终于劝退示威者，下午人群开始逐渐散去。不过，零零星星的抗议与冲突一直延续到深夜，此间，约有25人被捕。当天夜间至次日凌晨，有关东柏林工人举行罢工示威游行的消息迅速传遍全国。^[64]次日清晨，来自东柏林及马格德堡、勃兰登堡、莱比锡、耶拿、哈雷、德雷斯顿、科特布斯、里萨、格尔利茨等各大城市30多家工厂的工人从首都市区和邻近郊区出发，开始了罢工游行。上午8点，聚集在政府大楼前的抗议者已达1.5万人。一个半小时后，游行人数增至6万。据估计，在整个事件中，全国共有350个市镇、超过50万人参加了此次示威活动，其中有些地方发生了示威者袭击监狱和党委机关大楼的事件。^[65]据目击者报道，苏联坦克当日清晨业已进入柏林市郊，骚乱伊始并未采取任何行动，只是近午时才靠近政府大楼，而后用了不到一小时，包围并控制了整个大楼及周边地区。^[66]19日，在苏军配合下，危机基本得到平息（但零星的反抗一直持续了整个夏天）。据派驻柏林的克格勃人员费德金（Ivan Fadeik in）上校的报告，事件期间共有近30人死亡，200多人受伤，另有数千人被捕，其中7人事后被判处死刑。^[67]

6月20日，也就是局势开始恢复正常的当天，东德和苏联公开指责称，骚乱系由西方世界特别是美国间谍挑唆使然。不过，目前并无足够有力的材料可以支撑此说。据6月18日国家安全委员会会议讨论记录，中央情报局局长艾伦·杜勒斯（Allen W.Dul‐les）本人否认了这一说法。在向与会者通报东德局势时，他肯定地称“美国与煽动这些骚乱没有任何关系”。^[68]通过对相关史料的考察发现，中情局可能没有直接挑起骚乱，但其长期对东德实施的心理战、宣传战特别是柏林的美占区电台（Radioin the American Sec‐tor of Berlin，RIAS）在危机前后所发挥的影响亦不容忽视。不过，总体来看，尽管在1952年选战中艾森豪威尔和杜勒斯在外交政策方面表现出一种强硬和激进的立场，1953年东柏林危机爆发后，面对摆在眼前的这个“解放”“被奴役人民”的绝好机会，华盛顿的反应事实上相当消极。

事件当日，白宫保持了克制，未就东柏林局势发表任何评论。虽然在艾森豪威尔政府看来，东德工人的反抗行动大有可利用的价值，但无论是总统本人还是国务卿都认为，当前围绕德国问题最重要的事情是重新武装西德，建立欧洲防务集团，而不是贸然采取任何行动促使这场危机升级。^[69]这一天，中央情报局驻柏林负责人亨利·赫克歇尔（Henry Heckscher）给总部发回电报，要求允许他向示威者分发武器用以反抗苏联军队，但得到的指示却是：仅允许给以“同情和庇护”，不得提供武器。^[70]发出此令的虽是政策协调办公室主任怀斯纳，中央情报局局长艾伦·杜勒斯亦持赞同立场，用他的话说：“向有苏联军队驻扎的国家分发武器，这种举动不但愚蠢而且危险。”^[71]艾森豪威尔强调，暴乱提供了一个“进行宣传的大好时机”，应使用电台广播的形式对此次暴乱针对苏联的“心理意义”加以利用，但即便如此，仍须谨慎行事。^[72]

6月18日，国家安全委员会召开第150次会议，虽然东德局势十分紧急，但朝鲜问题却占据了多数的讨论时间，对于东柏林危机，与会者只是表示华盛顿的确该做些什么，但并未提出任何实质性的建议或对策。最后，国家安全委员会责成由心理战略委员会（Psychological Strategy Board，PSB）准备一份书面报告，就政府应在“接下来的60天里如何利用近期透过东德和捷克斯洛伐克骚乱事件表现出的卫星国家动荡局势”提出具体的政策和行动建议。^[73]经过几天的集中准备，心理战略委员会很快于24日提出了一项名为《利用欧洲卫星国政局动荡的暂行方案》（PSBD‐45）的总结报告。报告建议美国政府应作出一些新的尝试，推动东德工人的罢工与示威活动进一步扩散开来，或者发表声明号召他们继续抵抗。同时，该报告强调，鉴于东德民众对苏军“已痛恨至极”，华盛顿应借此良机，制定一项有效的政策，“以便把还没有缓过劲来的苏联势力从东德彻底驱逐出去”。^[74]

对决策层而言，PSBD‐45所述及的各项心理战行动建议虽大致可行，但仍过于激进。国家安全委员会对此方案做了修改和调整，^[75]6月25日正式通过，29日批准其成为国家安全委员会第158号指令（NSC158）。该文件是美国对1953年东柏林危机反应的一份关键档案。文件设定了如下公开和秘密的心理战目标：“在所有欧洲卫星国家内部培植反抗共产主义压迫的力量”；削弱“卫星国的傀儡政权”；“利用卫星国出现的骚乱作为苏联帝国正在开始崩溃的明证”；努力使“自由世界”特别是西欧国家及其人民相信，东欧人民“对自由的热爱和对外来压迫的痛恨”远比他们所想象的更为强烈，“对集权主义的反抗”也并不像他们认为的那样全然无望。除此之外，NSC158列出了分阶段实施的行动路线，比如：通过隐蔽方式促动东德和其他东欧国家民众采取抵抗行动，向本国政府和苏联方面施加压力；以东欧各国警局高官以及苏联和这些国家的军事人员为主要目标，加紧实施策反计划；推动“自由世界”各国政府、宗教界、工会组织开展能够对东欧民众“产生心理效果”的活动；鼓励将“傀儡政权”中的关键要员清除出局；实施无线电干扰行动，鼓励叛逃；重申有关在自由选举基础上实现两德统一的主张；考虑将苏军镇压东德骚乱的事件提交联合国；等等。^[76]

1953年7月1日，心理战略委员会召开会议，会上艾伦·杜勒斯提出用食品援助的方式展开心理战。政府内部对此意见不一。心理战略委员会主席C.D.杰克逊及其支持者认为，食品援助计划必须同“解放”政策直接挂钩，而以美国驻德高级专员詹姆斯·科南特（James B.Conant）为代表一些国务院官员则认为心理战的推进必须小心谨慎，“继续走克制路线”。^[77]艾森豪威尔和杜勒斯倾向于支持前者，不过考虑到盟国的态度，美国政府最终决定将食品包裹转交阿登纳政府，由西德出面组织分发。每份包裹中含有面粉、猪油、奶粉、烘干蔬菜等价值约30东德马克的食品。7月27日，此项计划正式开始实施。当天，便有十几万东德人来西柏林领取食品，从第三天起日分发量攀升至20万份，至8月15日第一阶段分发任务完成时，从东德赶来领取食品的人共有约86.5万，分发包裹总量为259.8万余份。^[78]从心理战的角度看，此次食品援助计划无疑是成功的，不过这并未消弭此前存在的意见分歧，同时，英法盟国对美国的“单边”行动亦多有抱怨。^[79]诸多因素影响下，美国政府只好决定于10月3日中止援助。

综上可见，1953年夏，艾森豪威尔政府针对东柏林危机所采取的行动极为有限，几乎完全限于政治战、心理战、宣传战的范畴之内。但即便是后者，也必须注意保持适当的温度，或依科特南的话来说：“就让它在锅中煨着，可别煮沸了。”^[80]9月30日，杜勒斯在发往美国各驻外使领馆的函电中，就华盛顿对东柏林事件的立场作出明示，声称美国不愿“冒险卷入一场时机尚不成熟的公开暴乱”或“为其后果遭受指责”。杜勒斯警告驻外机构和人员，不得唆使东德人“举行罢工或大规模示威游行”，在未来从事宣传活动时必须注意避免导致“6·17事件”的“重演”。^[81]

1953年的东柏林危机，被美国学者奥斯特曼称为“冷战期间欧洲爆发的第一场自发性反共动乱……预示了1956年、1970年、1980—1981年波兰危机，1956年匈牙利危机以及1968年捷克斯洛伐克危机的到来”。对此评论，可能每个人有不同的看法。不过，无论怎样，此次事件对冷战史的意义确是不容置疑的。针对这样一场仿佛专为验证“解放”政策而到来的危机，华盛顿的反应与其此前通过各种途径表现出的强硬姿态相去甚远。无论从何种角度加以考察，美国围绕事件所采取的一系列措施，与其高调宣扬的政治目标——将东欧从苏联的控制中解放出来并使其重获自由——均大相径庭。

随着1952年竞选运动高唱起来的“解放”论调，未能经受住首次检验，艾森豪威尔政府被迫对其“解放”政策实施的途径、目的和限度重新加以考虑。1953年秋，白宫召开会议，就如果东欧再次发生类似事件美国当采取怎样的应对措施展开讨论。9月30日，国家安全委员会在其提交的政策声明草案中总结指出：“除非得到苏联的默许或是通过战争的方式，否则要让任何一个主要的欧洲卫星国脱离苏联集团，现在看来尚不现实。”^[82]决策层很快就这个结论达成共识，并在此基础上开始酝酿新的对东欧政策方案。

1953年12月11日，旨在取代国家安全委员会第58/2号文件和第158号指令的国家安全委员会第174号文件《美国对苏联东欧卫星国的政策声明》（NSC174）获得通过（见附录一文件一）。新出台的文件根据东柏林危机的经验，对艾森豪威尔政府的对东欧政策作出修正，将恢复东欧国家的独立退而定义为美国的一项“长远目标”。NSC174除了重复了9月30日国家安全委员会提交的政策声明草案中的上述结论外，还批准了许多意在瓦解苏东关系、削弱东欧政权、加强苏东集团内部“抵抗精神”的政治战、经济战、宣传战的措施及战略，最终确立了一个相对弱化的政治目标，即在不煽动“不成熟的暴乱”、不对“卫星国人民应在何时、以何种方式获得解放的问题作出承诺”的前提下，“对将来可能发生的类似于1953年东德起义的任何动乱局势加以利用”，“鼓励和援助卫星国家人民反抗其受苏联支配的政府，使他们内心燃起的最终摆脱苏联统治重获自由的希望之火永不熄灭”。^[83]

1953年12月23日，艾森豪威尔批准了这项新的对东欧政策文件，并下令行动协调委员会（Operations Coordinating Board，OCB）组织实施。次年7月，行动协调委员会工作组呈送了NSC 174第一份执行进展报告。报告称，NSC174存在着某种内在矛盾。此种矛盾即在于：“在被奴役人民中，摆脱苏联控制获得解放的愿望无疑是非常强烈的，许多人会欢迎西方以军事行动甚或诉诸一场战争来解放他们。然而，无论是美国还是自由世界其他国家，谁都不愿采取如此极端的举措。对于那些抵抗苏联无情镇压和报复的活动，美国也没打算给以任何军事方面的支持。不仅如此，我们的欧洲盟国强烈反对采取那些被其视为挑衅的行动。如此一来，美国必须将自己的行动限定在一个至少就被奴役人民和一些流亡者看来远远不够的很小的范围以内。”行动协调委员会强调，由于这一矛盾，政策实施陷入了无法摆脱的困境。^[84]显然，这一矛盾并不仅仅存在于NSC174之中。既希望鼓励东欧国家通过自身努力脱离“苏联集团”，又希望避免美苏对抗升级为核战，这二者之间冲突与紧张实际上在艾森豪威尔执政期间一直相伴始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