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斯大林化与“解放”的契机

第四节　非斯大林化与“解放”的契机

从逻辑上讲，1956年2月苏共二十大上赫鲁晓夫揭露斯大林罪行的秘密报告及其后非斯大林化运动在东欧引发的动荡，给华盛顿提供了推行其“解放”政策的一个良机。不过，与1953年春夏相仿，对于苏联领导人更为强劲的“和平攻势”，美国政府的疑虑也更为沉重了。2月26日，即苏共二十大闭幕后的第二天，杜勒斯在其公开发表的演讲中警告说：“我们只能猜想，（苏联领导人）新的战术是为了实现征服而设计出来的一个不同的手段。”^[85]三天后，行动协调委员会在向国家安全委员会提交的第二份NSC174进展报告中提醒说：“任何意在缓和东西方紧张关系的举动，都必定会在卫星国家被广泛地理解为西方已不再那么坚定地要把他们从苏联的控制之下解放出来并且愿将卫星国目前这种（被奴役的）状况作为一个事实永远接受下来。”^[86]私底下，艾森豪威尔本人也曾向丘吉尔表示，在他看来，鉴于苏联领导人如此频繁地“自己推翻自己”，故而不能相信他们说的是真话。^[87]

不过，即便做了如上判断，华盛顿仍急于搞清楚，此次莫斯科“自己推翻自己”的意图何在？美国从中能获得怎样的机会？1956年3月，赫鲁晓夫报告中的零星内容已在社会上开始流传，身为中央情报局局长的艾伦·杜勒斯感到压力很大，责成情报处长罗伯特·艾默里（Robert Amory）必须不惜任何代价尽快搞到赫鲁晓夫秘密讲话的文本。艾默里信心满满地试图通过南斯拉夫外交部获取此份文件，不料未能如愿。而就在艾默里行动的同时，怀斯纳也正千方百计独辟蹊径，并于4月间从波兰搞到了一份苏共中央送给东欧共产党国家领导人的赫鲁晓夫报告的节略本，其中34段涉及苏联未来对外政策方面的内容被删去。同样暗中采取行动的还有隶属于计划处，但直接对局长负责的反情报与反间谍活动组组长詹姆斯·安格尔顿（James J.Angleton），安格尔顿在与其关系密切的以色列情报机关“摩萨德”的帮助下，最终搞到了“秘密报告”的全文。^[88]

文件到手了，可对它做何处理又成了问题。怀斯纳和安格尔顿强调，应借此难得机会在苏联势力范围中散播混乱与骚动。他们建议将讲话文稿分别以节录和篡改的方式制成两种版本，并有选择性地在适当的时机泄露出去。而当前要情室负责人雷·克莱恩（Ray S.Cline）则对此持反对意见，认为应当立即将真实的“秘密报告”全文公之于世，并称这一做法本身就为美国赢得了一场巨大的宣传胜利。结果，克莱恩的意见得到了杜勒斯兄弟二人的一致赞同。国务院遂将报告文本交由《纽约时报》社，后者于1956年6月4日以醒目的标题将其全文刊出。^[89]随后，自由欧洲电台面向东欧各国播报了“秘密报告”的全文和摘要以及世界舆论的反应。

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已不再是“秘密”，可是费尽周折搞到的文本，并不足以回答华盛顿心中的种种疑惑。美国政府对苏联领导人意欲何为、苏共二十大及非斯大林化运动对西方世界意义何在，以及美国可以借此机会做些什么，仍不甚明了，甚至有些混乱。以国务卿本人为例，对于第一个问题，他的看法非常偏执。他坚称，赫鲁晓夫的目的“只是为了说服其附属国人民相信，当前的集权制度是好的，因为它谴责了过去的集权制度”。^[90]1956年6月21日，他在基瓦尼斯国际第41次年会上发表的演说中进一步提醒听众，不要被赫鲁晓夫的“机会主义”蒙住了双眼，总之，“暴君们可以今天走这个方向，明天走另外一个方向而不需要对他们的反复无常进行解释或辩护”。^[91]对于非斯大林化的意义，杜勒斯表现出谨慎的乐观。他曾在一次记者招待会上评价说：“苏联统治者现在对过去的许多事情进行谴责，这一事实有理由让人心怀希望，因为它表明，‘解放’所带来的影响能够由内而外地导致和平的变革……仅仅否定过去，不足以满足受压迫人民心中的渴望。因此，我们可以期待着最终看到比任何目前为止所揭露出来的都更具根本性的变革。”^[92]总体上，包括杜勒斯在内的华盛顿多数决策者，此时对于非斯大林化的严肃性及其内在涵义缺乏正确的理解，而对于美国当如何应对和反应更显得彷徨无措。

相对于政府的迟缓和谨慎，宣传机构对非斯大林化的反应倒是相当迅速。5月，美国新闻署（United States In formation Agency，USIA）启动了一个项目，目的在于“为确保政策内容考虑到每个国家的具体情况，就与卫星国家相关的情报政策进行国别研究”。^[93]其后不久，中央情报局通过气球将赫鲁晓夫的秘密讲话稿译成各国文字在东欧地区上空四处散发。总之，整个1956年春夏，华盛顿向东欧传递了种种含混不清的信息。

新的思路尚未形成，旧的政策又受到了挑战。1956年6月，铁托对莫斯科进行了长达23天的访问。访问结束后，苏南发表共同声明，宣布恢复双方中断了八年之久的党际关系。面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这块“铁板”上早先出现的裂缝又重新复合，美国政府焦虑不已。南斯拉夫与苏联再度握手言欢，使华盛顿此前一直引以为豪的以推动“铁托主义”分化“苏东集团”的楔子策略受到了质疑，也使得政府多年来支持南斯拉夫的政策陷入了尴尬。当月，参议员约瑟夫·麦卡锡（Joseph R.McCarthy）提出了一项法案，要求中止对南斯拉夫的援助。6月26日，杜勒斯在参议院外交委员会为政府辩护称：“难以相信铁托会放弃对东欧施加独立影响并推动卫星国家实现独立的野心，他曾在布尔俄尼与我会谈时公开阐明了这一点……就我们而言，目前铁托树立了独立的榜样，这个榜样对于我们努力实现卫星国的解放是非常重要的。”^[94]不少人对杜勒斯的立场给予了有力支持。著名的《纽约时报》评论家苏兹贝格（C.S.Sulzberger）撰文指出：“我们对卫星国家政策最重大的失误——包括所宣称和所实施的——就在于没有专注于那些可能达到的目标……然而，确实有一个可以实现的目标，这就是铁托主义。”此时已不再积极参与政策制定的凯南，也发表文章建议西方国家保持克制，不要向“卫星国”施压，要求其脱离苏联。凯南写道：“无论我们喜不喜欢，这些共产党政权在下一阶段的发展中，将一步步地获取更大的独立地位……这是我们所能希望看到的最好结果。”^[95]不过，为了阻止国会就这一问题进一步采取行动，也为了避免相关话题对正在进行中的竞选活动产生不利影响，杜勒斯宣布暂时中断对南斯拉夫的军事和经济援助。

苏共二十大后开始的新一轮“解冻”和非斯大林化浪潮加之苏联对南斯拉夫“自治社会主义道路”的承认，给了东欧各国（特别是波兰、匈牙利和捷克斯洛伐克）知识分子和党内改革派变革苏联模式、改善同苏联之间的关系、探索符合各国现实国情的社会主义道路的巨大动力。1956年夏初，华盛顿收到了自由欧洲电台美国政策顾问们发来的警告，称“波兰和匈牙利目前所发生的一切，正朝着与苏联人发生冲突的方向发展”。国务院的东欧问题专家们对此信表示怀疑，并称据以往经验，“共产党会牢牢地控制住局势”。^[96]

1956年5月20日，捷克斯洛伐克的局势首先发生动荡。当天，首都布拉格的大学生举行了声势浩大的示威游行，事件很快被当局所平息。^[97]一个多月后，一场大规模的工人罢工和骚乱在波兰西部工业城市波兹南爆发。傍晚时，艾伦·杜勒斯打电话速将信息报告国务卿，后者听后显得十分兴奋，他不由得在电话中叮嘱其弟：“他们会裂得很快，我们必须继续施压。”^[98]第二天，国务院发表了一项声明，称：“所有自由国家的人民将会对此事予以密切关注，看看波兰人民是否会容忍由这个逼其造反的政府来平息他们内心的怨恨。”^[99]7月11日，杜勒斯在国务院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再次流露出对于波兹南事件的欣喜之情，他说道：“问题并不在于今年还是明年，不过我认为在战后的第二个十年……我们会看到局势发展将会由这些新的力量来主导，我们不妨真切地期待着国际舞台迅速发生转型。”^[100]如此看来，较之1953年的东柏林危机，美国此次的反应似乎有所不同。过去三年，特别是苏共二十大以来，东欧不同程度的动荡与时隐时现的危机，让华盛顿多多少少感受到了东欧自我“解放”的前景，在它看来，一个不可逆转的“解放”进程已在东欧国家拉开了帷幕。^[101]不过，与三年前相同的是，除食品以外的其他物资援助，均不在其考虑范围以内。^[102]

1956年7月，国家安全委员会着手就美国对东欧的政策目标进行修订，并于18日通过了国家安全委员会第5608/1号文件《关于美国对苏联东欧卫星国的政策声明》（见附录一文件二）。新文件首先指出，当前各卫星国多数民众普遍存在着的“反共情绪”以及甚至包括东欧各共产党内部长期以来一直潜藏着的“民族主义情绪”，对苏联加强对东欧的控制构成了制约。不过，文件转而又说：“苏联仍牢牢控制着它的东欧卫星国，目前还未发现任何可能导致根本性变化的迹象。”国家安全委员会承认，东欧各国的民族主义是对现存苏东关系构成威胁并产生破坏的一个重要力量，并且也看到“在多数卫星国家的共产党内部，主张与苏联亲近的一派同‘民族共产党人’之间，切切实实存在着日益增多的裂痕”，但它认为，由于其他东欧国家缺乏那些使南斯拉夫成功脱离苏联的各种综合要素，故而南斯拉夫的经验不会在任何一个国家中得到复制。但是新的局势发展并非对华盛顿没有意义。文件强调，苏联领导人对斯大林的谴责以及与铁托的重归于好引发了一系列后果：苏东关系受到了挑战，莫斯科至高无上的领导权威受到了质疑，东欧民众关于“放松压制、恢复民族独立、建立符合其意愿并向其负责的政府”的渴望被激发出来。文件认为，在东欧国家中表现出的上述“不可遏止的趋势”，使美国先前推动东欧从苏联控制下“解放”出来的有限能力获得了增强。NSC5608/1结语部分写道：“虽然东欧人民仍会觉得解放遥不可及，但鉴于我们始终坚持不懈重复这一主张并清晰地阐明了此即美国的基本目标，针对我们对其独立的关切，他们开始不断作出反应。从长远来看，卫星国家内部的松动，可能会使那些推动其国家制度向着实现国家独立、个人自由与安全的方向发生根本变化的力量和压力获得增长”。^[103]

NSC5608/1一方面继续保持了冷战爆发以来美国对苏东实施的遏制与分化相结合的政策理念，另一方面，较之1953年以后接连通过的NSC174、NSC5505/1以及NSC5602/1，明显恢复了此前对东欧“解放”怀有的信心。尽管如此，艾森豪威尔在1956年的竞选活动中，没有再像四年前那样大谈特谈“解放”东欧的话题。8月20日通过的共和党竞选纲领中只是泛泛地提到了“解放”，语气亦是相当地温和，其中一段这样写道：“我们将会继续寻求实现德国的自由统一和卫星国家（包括波兰、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罗马尼亚、保加利亚、拉脱维亚、立陶宛、爱沙尼亚以及其他一些一度享有自由而今被隔绝在铁幕后的国家）的解放。……我们相信，我们努力奉行的和平政策，最终会使这些受压迫的人民和国家重获自由。”^[104]除此，东欧问题在1956年的大选中也没有像1952年时那样，成为两党辩论的重要议题，当然，也没有被完全忘却。1956年初，民主党曾向艾森豪威尔发起攻击，指责他在1955年7月召开的日内瓦四国首脑会议上未能落实其关于“解放”的承诺。这一指责后来被写入了民主党此次的竞选纲领中，纲领称：“我们谴责共和党政府屡屡对不幸的共产主义受害者食言。候选人艾森豪威尔1952年关于‘解放’被奴役人民的诺言，现在被抛到九霄云外，颜面丢尽。”民主党表示，如果此次竞选成功，未来民主党政府将借助联合国这一舞台向苏联施压，迫其从东欧和波罗的海各国撤军。针对两次东欧危机（即1953年东柏林骚乱和1956年波兹南事件）中艾森豪威尔政府的反应，民主党讽刺说，共和党人只知道口口声声地大谈“解放”，然而，1953年以来“他们的所作所为却恰恰相反”，当“东德和波兰人民起来的时候”，这个政府只晓得站在一旁“缄默不语、袖手旁观”，不仅未兑现其“解放”的承诺，还由此削弱了“民主党提出的阻止共产主义扩张的积极政策”。^[105]对于民主党的这一攻击，杜勒斯反驳说，共和党从来没有对“被奴役国家和人民”许下上述“承诺”。^[106]

1956年10月，当艾森豪威尔正忙于四处宣讲其竞选纲领之时，一个实践“解放”东欧的机会又在“不经意间”突然到来。19日，波兰统一工人党召开中央全会，会议拟选举哥穆尔卡出任波党第一书记，并撤销苏联元帅、华约军队副司令罗科索夫斯基所任波兰国防部长等职。赫鲁晓夫得知后一怒之下率苏联高级代表团亲临华沙，同时调集军队向波兰挺进，力图阻止波兰统一工人党自行更换领导人、重组政治局的举动。形势骤然间紧张起来。此后经双方代表彻夜谈判，气氛一点点趋于缓和。在波兰领导人承诺不脱离社会主义阵营、不退出华约组织并将继续保持同苏联的友好同盟关系后，苏联领导人才作出让步，返回莫斯科。此后，波党中央全会复会，按原计划选举哥穆尔卡出任新的领导人，并将罗科索夫斯基逐出政治局。

在华盛顿看来，波兰完全依靠自己的力量顶住了苏联的压力，并成功地向“民族共产主义”迈进，是美国“和平解放”政策的一个鲜活注脚。10月20日，艾森豪威尔正在从华盛顿飞往丹佛的途中收到了莫斯科领导人离开华沙的消息，飞机着陆后，他在丹佛机场发表的竞选演说中即兴地加入以下评论：“我们从报纸上看到波兰的情况，我们看到这些被奴役的人民仍保持着过自由生活的强烈愿望；这种我们（在此地）几乎是理所当然的自由，他们却发现是世界上最难以维护的东西。我们的心飞向他们，（我们相信）他们终于会有在他们自己选择的政府下生活的机会。”^[107]23日晚10点15分，在华盛顿举行的木器工人工会的年会聚会上，艾森豪威尔更明确地表达了自己对波兰事件的高度肯定，他讲道：“一个像波兰这样曾经懂得自由为何物的民族，不能总是被剥夺国家独立和个性解放，这一事实适用于东欧每一个热爱独立与自由的人。”他进而高调宣称，美国永远都不会在东欧国家“自治”这个“根本性的原则问题”上作出让步，它将对那些“热爱自由”、“需要并能有效利用我们援助”的人们提供帮助。^[108]

当然，这里所谓“帮助”依旧不会脱离“解放”政策的内在逻辑，其涵义与1953年东柏林危机时并无二致。相对于总统面向选民的竞选演说，国务卿杜勒斯的表述更接近于白宫的真实意图。10月21日，他在接受哥伦比亚广播公司“面对国家”（Face The Na‐tion）电视栏目专访时，首次清晰阐明了美国对波兰危机的官方立场。谈话中，他对波兰赢得独立地位的努力及结果表示赞赏，并称自己对苏联会诉诸“大规模军事手段”阻止“波兰的民主化”持怀疑态度。最后，杜勒斯强调，即使苏联人真的这么做了，美国也决不会予以干预。^[109]

官方的立场十分明确，但较之以往不同的是，此次当局面临的舆论压力非常大。危机发生后，美国媒体对哥穆尔卡普遍予以赞扬。据时任助理国务卿帮办的比姆回忆，其中有些报道非常“生动”并“富于想象力”，在美国国内产生了很大的影响，要求当局给波兰以援助的呼声也越来越高。^[110]23日，副国务卿帮办罗伯特·墨菲（Robert D.Murphy）向美国驻加拿大大使康纳德·伯格斯（Donald C.Bergus）表达了对公众舆论的担忧。他表示，最好引导公众对波兰事件采取一种“同情但冷静的态度”，以免导致波兰对西方舆论作出“无益的”反应。^[111]同日，国务院政策计划署召集会议就此问题举行商讨。会议强调，应将美国的首要目标设定为：“鼓励波兰从苏联的控制下赢得更大的独立，以削弱苏联的权力和声誉”。根据此项目标，政策计划署建议当局采取以下行动方针：第一，“不动声色地使波兰政府知晓，如果它继续保持当前这种谋求不断独立于莫斯科的姿态，我们愿意向其提供经济援助，同时还应作出暗示，即我们不会以要求它与莫斯科彻底决裂作为进行援助的先决条件”。第二，“应对公众的反应加以限制，阐明我们对波兰争取更大的独立地位表示欢迎，但并不寻求为我们自己在波兰争得某种特殊的影响地位”。第三，“准备一份致联合国的呼吁书，一旦苏联动用武力干预波兰的话，即可提交”。^[112]

此种情况下，艾森豪威尔政府决定首先以向华沙提供经济援助作为对此次波兰危机作出的一个积极举动。10月24日，副国务卿赫伯特·胡佛（Herbert C.Hoover）受命向美国驻波大使约瑟夫·雅各布斯（Joseph E.Jacobs）下达指示，要求其通知波兰政府，美国政府愿意“友好地提供形势所需要的援助”。不过，波兰方面的回应并不“十分亲切”。前波兰驻美大使、时任波兰外交部副部长的约瑟夫·维涅维奇（Josef Winiewicz）代表波兰政府表示，对美国提到的“援助”一词感到“遗憾”，假使美国提出波兰通过信贷方式购进食品及其他物资，波兰政府愿意接受。此后一两个月间，双方互派代表多次协商，很快达成了美国以优惠信贷向波兰提供粮食和棉花的协议。^[113]

【注释】

[1]NSC58/2，《美国对苏联东欧卫星国家的政策》，1949年12月8日。FRUS，1949，Vol.V：Eastern Europe；The Soviet Union，Washington，D.C.：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1976，pp.43—44。

[2]［美］约翰·刘易斯·加迪斯：《长和平——冷战史考察》，潘亚玲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第202页。

[3]有关马歇尔计划的起源，可参看John Gimbel，The Origins of the Marshall Plan，Stanford：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76；Michael J.Hogan，“The Searchfora‘Cre‐ative Peace’：The United States，European Unity，and the Origins of the Marshall Plan”，Diplomatic History，Vol.6，№3，Summer1982；Dennis Merrill，ed.，Docu‐mentary History of the Truman Presidency，Vol.13：Establishing the Marshall Plan，1947—1948，Bethesda，Md.：University Publication of America，1996。

[4]美国国务卿乔治·马歇尔在哈佛大学的演讲，1947年6月5日。FRUS，1947，Vol.III：The British Commonwealth；Europe，Washington，D.C.：U. S.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1972，pp.237—239。

[5]参看：国务院—陆军部—海军部协调委员会特设委员会报告（1947年4月21日）、乔治·凯南备忘录（1947年5月16日）、凯南致副国务卿迪安·艾奇逊备忘录（1947年5月23日）、主管经济事务副国务卿威廉·L.克莱顿备忘录（1947年5月27日）。FRUS，1947，Vol.III：The British Commonwealth；Europe，pp.204—219，220—223，223—230，230—232。

[6]［美］戴维·霍罗威茨：《美国冷战时期的外交政策：从雅尔塔到越南》，上海市“五·七干校”六连翻译组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74年版，第50页。

[7]参看凯南致副国务卿迪安·艾奇逊备忘录，1947年5月23日。FRUS，1947，Vol.III：The British Commonwealth；Europe，p.228。

[8]加迪斯：《长和平——冷战史考察》，第204—205页。

[9]科学院院士瓦尔加关于马歇尔计划与美国经济形势的问题给苏联外交部部长莫洛托夫的报告，1947年6月24日。Севостьянова Г.Н.（под ред.）Советскоамериканские отношения1945—1948，Россия.ⅩⅩвек.Документы，Москва：МФД，2004，с.432—434。

[10]参看Scott D.Parrish，“The Turn to ward Confrontation：The Soviet Reaction to the Marshall Plan，1947”，Woodrow Wilson International Center for Scholars，CWIHP Working Paper，№9（March1994），p.19。

[11]详见［俄］帕维尔·苏多普拉托夫：《情报机关与克里姆林宫》，魏小明等译，东方出版社2000年版，第264—267页。

[12]当苏联作出抵制马歇尔的决定后，于7月7日晚向东欧各党领导人频发急电，指示各国不得派代表参加将在巴黎举行的讨论马歇尔计划的会议。同时，对于热衷于此项援助计划的捷克斯洛伐克和波兰，斯大林则把这两个国家党的领导人召到莫斯科，严厉训斥并迫使他们屈从于苏联的主张。详见Кратки К.Кремлевский запрет：Чехословакия и“План Маршалла”//ГибианскийЛ.Я.（Отв.ред.）Уистоков “социалистического содружества”：СССР и восточноевропейские страны в 1944—1949 гг.，Москва：Наука，1995，с.110—130；Sheldon Anderson，“Poland and the Mar‐shall Plan，1947—1949，”Diplomatic History，Vol.15，№4（Fall1991），pp.473—494。

[13]凯南为与马歇尔会见准备的笔记，1947年7月21日。FRUS，1947，Vol.III：The British Commonwealth；Europe，p.335。

[14]NSC7，《美国对以苏联为首的世界共产主义的立场》，1948年3月30日。FRUS，1948，Vol.I：General；The United Nations，Part II，Washington，D.C.：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1976，pp.546，549。

[15]张曙光：《美国遏制战略与冷战起源再探》，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7年版，第76页。

[16]参见：PPS35，《本届政府对南斯拉夫事件的态度》，1948年6月30日。FRUS，1948，Vol.IV：Eastern Europe；The Soviet Union，Washington，D.C.：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1974，pp.1079—1081。

[17]［南］弗拉迪米尔·德迪耶尔：《苏南冲突经历：1948—1953》，达洲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77年版，第297页。

[18]PPS35，《本届政府对南斯拉夫事件的态度》，1948年6月30日。FRUS，1948，Vol.IV：Eastern Europe；The Soviet Union，pp.1079，1081。

[19]驻南使馆致国务院电，1948年6月29日。Nick Ceh，ed.，U. S.Diplomatic Records on Relations with Yugoslavia during the Early Cold War，1948—1957，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2002，p.3。

[20]详见马歇尔给美国所有驻外使团的电报，1948年6月30日。Nick Ceh，ed.，U. S.Diplomatic Records on Relati on swith Yugoslav iaduring the Early Cold War，1948—1957，pp.6—8。

[21]加迪斯：《长和平——冷战史考察》，第206—207页。

[22]此时，另一个具有大致相同使命的机构是作为战争部（War Department）情报外围组织的反情报部队（Counter Intelligence Corps，CIC）。二战后期，该机构主要负责继续追捕纳粹和法西斯分子，战争结束后不久又被赋予了向“铁幕”后国家派送间谍以监视苏联和东欧国家军事力量的任务。参看Gati，Failed Illusions：Moscow，Washington，Budapest，and the1956 Hungarian Revolt，pp.81—82。

[23]NSC10/2，《国家安全委员会10/2号指令》，1948年6月18日。URL＝http://www.a‐ipi.net/article163480.html。

[24]Gati，Failed Illusions：Moscow，Washington，Budapest，andthe1956Hungarian Revolt，pp.82—83.

[25]Gati，Failed Illusions：Moscow，Washington，Budapest，and the1956Hungarian Revolt，p.83.Borhi，Hungary in the Cold War，1945—1956：Between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Soviet Union，p.271.

[26]NSC20/1，《美国对苏联的目标》，1948年8月18日。《战后国际关系史料》第2辑，上海国际关系学会编印，1983年，第20—53页。

[27]NSC20/4，《美国关于抵抗苏联对美安全威胁的目标》，1948年11月23日。FRUS，1948，Vol.I：General；United Nations，Part II，pp.663，665，668。

[28]NSC58/2，《美国对苏联东欧卫星国家的政策》，1949年12月8日。FRUS，1949，Vol.V：Eastern Europe；The Soviet Union，p.43。

[29]NSC58/2，《美国对苏联东欧卫星国家的政策》，1949年12月8日。FRUS，1949，Vol.V：Eastern Europe；The Soviet Union，pp.44—49。

[30]NSC58/2，《美国对苏联东欧卫星国家的政策》，1949年12月8日。FRUS，1949，Vol.V：Eastern Europe；The Soviet Union，pp.51—52。

[31]John Lewis Gaddis，The　Cold War：A New History，New York：The Penguin Press，2005，p.36；［美］德怀特·D.艾森豪威尔：《艾森豪威尔回忆录》第3册，樊迪等译，东方出版社2007年版，第2页。

[32]JIC530/3，《苏联与西方大国最可能发生冲突的时段》，1950年8月22日。转引自Kovrig，Of Walls and Bridges：The United States and Eastern Europe，p.33。

[33]NSC73，《美国关于苏联可能就朝鲜局势进一步采取步骤的立场和行动》，1950年7月1日。FRUS，1950，Vol.I：National Security Affairs；Foreign Economic Policy，Washington，D.C.：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1977，p.332。

[34]John Lewis Gaddis，“Containment and the Logic of Strategy”，The National Interest，№10（Winter1987/1988），p.32.

[35]参看X（George F.Kennan），“The Sources of Soviet Conduct”，Foreign　Affairs，Vol.25，№4（July1947），pp.566—582。

[36]详见［美］李普曼：《冷战：美国外交政策的研究》，裘仁达译，商务印书馆1959年版。

[37]James Burnham，Containmentor Liberation？An Inquiry in to the Aims of United States Foreign Policy，New York：John Day Company，1953，pp.70，138，223；刘同舜、姚椿龄主编：《战后世界历史长编：1955》第10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239—240页。

[38]Richard H.Immerman，John Foster Dulles：Piety，Pragmatism，and Powerin U. S.Foreign Policy，Wilmington，Del.：Scholarly Resources，1999，p.118.

[39]［美］约翰·福斯特·杜勒斯：《战争或和平》，北京编译社译，世界知识出版社1959年版，第226—227页。

[40]John Foster Dulles，“A Policy of Boldness”，Life，May19，1952，pp.146—160.

[41]Robert R.Bowie and Richard H.Immerman，Waging Peace：How Eisenhower Shaped an Enduring Cold War Strategy，Oxford；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8，p.42；Chris Tudda，The TruthIs Our Weapon：The Rhetorical Diplomacy of Dwight D.Eisenhower and John Foster Dulles，Baton Rouge：Louisiana State Univer‐sity Press，2006，p.74.

[42]1952年共和党竞选纲领，1952年7月7日，URL＝http://www.presidency.ucsb.edu/ws/index.php？pid＝25837＃axzz1LB7MZdM5；Kovrig，The Myth of Libera‐ti on：East‐Central Europein U. S.Diplomacy and Politicssince 1941，pp.112—113；Tudda，“‘Reenacting the Story of Tantalus’：Eisenhower，Dulles，and the Failed Rhetoric of Liberation”，pp.9—10。

[43]艾森豪威尔在美国退伍军人会年会上的讲话，1952年8月25日，Dwight D.Eisen‐hower Library（DDE Library），Papers of Stephen Benedict：Materialsre General Eisenhower’s1952 Campaign Speeches（Benedict Papers），Box1；杜勒斯在美国政治学协会布法罗会议上名为《更佳的外交政策》的讲话，1952年8月27日，Seeley G.Mudd Manuscript Library，Princeton University，Papers of John Foster Dulles（Dulles Papers），Box308。转引自Tudda，The Truth Is Our Weapon：The Rhetorical Diplo‐macy of Dwight D.Eisenhower and John Foster Dulles，p.77。

[44]艾森豪威尔在费城的演讲，1952年9月4日，DDE Library，Benedict Papers，Box 1；艾森豪威尔在旧金山的演讲，1952年10月8日，DDE Library，C.D.Jackson Records，Box2；艾森豪威尔在底特律的演讲，1952年10月14日，New York Times，October25，1952。参看：Kenneth A.Osgood，“Formbe fore Substance：Eisenhower’s Commitment to Psychological Warfare and Negotiations with the Ene‐my，”Diplomatic History，Vol.24，№3（Summer2000），pp.412—413；Tudda，“‘Reenacting the Story of Tantalus’：Eisenhower，Dulles，and the Failed Rhetoric of Liberation”，p.10。

[45]加迪斯：《长和平——冷战史考察》，第221页。

[46]艾森豪威尔就职演说，1953年1月20日。URL＝http://www.presidency.ucsb.edu/ws/index.php？pid＝9600＃axzz1LB7MZdM5。

[47]艾森豪威尔政府1953年国情咨文，1953年2月2日，URL＝http://www.eisen‐hower.archives.gov/all＿about＿ike/Speeches/1953＿State＿of＿the＿Union.pdf。艾森豪威尔这篇国情咨文当时由美国之音、自由欧洲电台以及驻柏林的美占区电台向东欧各国转播，参见Tudda，“‘Reenacting the Story of Tantalus’：Eisenhower，Dulles，and the Failed Rhetoric of Liberation”，p.11。

[48]《艾森豪威尔回忆录》第2册，第156页。

[49]［美］拉弗贝：《美苏冷战史话：1945—1975》，游燮诞译，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第147页。

[50]Emmet John Hughes，The Ordeal of Power：A Political Memoir of the Eisenhower Years，New York：Athenuem，1963，p.207.

[51]艾森豪威尔向国会提交关于“被奴役人民”的声明，1953年2月20日，U. S.Depart‐ment of State，The Department of State Bulletin，№714，Washington，DC：GPO，1953，pp.353—354；杜勒斯关于“被奴役人民”决议的讲话，1952年2月26日，Dulles Papers，Box308，参看Kovrig，Of Walls and Bridges：The United States and Eastern Europe，p.51；Tudda，“‘Reenacting the Story of Tantalus’：Eisenhower，Dulles，and the Failed Rhetoric of Liberation”，p.12。

[52]参看Hughes，The Ordeal of Power：A Political Memoir of the Eisenhower Years，p.101。

[53]《在苏联最高苏维埃举行第四次会议上马林科夫的发言》，《人民日报》1953年3月17日。

[54]《艾森豪威尔回忆录》第3册，第82—84页。

[55]波伦准备的备忘录，1953年3月10日。FRUS，1952—1954，Vol.VIII：Eastern Europe；The Soviet Union；Eastern Mediterranean，Washington，D.C.：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1988，pp.1110—1111。

[56]SE‐39，《斯大林逝世与马林科夫升任苏联领导人可能出现的结果》，1953年3月12日。U. S.Department of State Freedom of In formation Act Website（USDOSFOIA Website），URL＝http://www.foia.cia.gov/docs/DOC＿0000269303/DOC＿0000269303.pdf。

[57]比姆发回国务院的电报，1953年3月18日。FRUS，1952—1954，Vol.VIII：East‐ern Europe；The Soviet Union；Eastern Mediterranean，pp.1131—1132。

[58]艾森豪威尔在美国报纸编辑协会的演说《和平的机会》，1953年4月16日。参见FRUS，1952—1954，Vol.VIII：Eastern Europe；The Soviet Union；Eastern Medi‐terranean，pp.1147—1155。

[59]杜勒斯在美国报纸编辑协会的演说《最初的九十天》，1953年4月18日。《杜勒斯言论选辑》，世界知识出版社1959年版，第21—22页。杜勒斯在此引用的斯大林原话，来自于斯大林：《论俄国共产党人的战略和策略问题》一文（1923年5月），参看《斯大林全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53年版，第138页。

[60]国家安全委员会第136次会议讨论备忘录，1953年3月11日。FRUS，1952—1954，Vol.VIII：Eastern Europe；The Soviet Union；Eastern Mediterranean，p.1120。

[61]关于比尔森事件的起因、经过及其影响等，详见：为捷共中央组织书记处会议准备的材料（附1953年6月1日事件比尔森党内活动相关报告），1953年7月31日；自由欧洲电台关于1953年6月初比尔森罢工事件的报道，1953年9月8日。Oster‐mann，ed.，Uprising in East Germany1953：The Cold War，The German Question，and the First Major Upheaval Behind the Iron Curtain，pp.113—127，128—132.此外还可参看Mark Kramer，“The Early Post‐Stalin Successi on Struggle and Upheavals in East‐Central Europe：Internal‐External Linkages in Soviet Policy Making（Part1）”，Journal of Cold War Studies，Vol.1，№1（Winter1999），pp.20—24；Christian Os‐termann，“The Origins of the Crisis：Introduction”，in Uprising in East Germany 1953：The Cold War，The German Question，and the First Major Upheaval Behind the Iron Curtain，pp.16—17。

[62]国家安全委员会第150次会议讨论备忘录，1953年6月18日。Ostermann，ed.，Uprising in East Germany1953：The Cold War，The German Question，and the First Major Upheaval Behind the Iron Curtain，p.227。

[63]“New Documents on the East German Uprising of 1953”，in troducti on and commentary by Christian Ostermann，pp.10—11，13.

[64]“New Documents on the East German Uprising of 1953”，introduction and commentary by Christian Ostermann，p.13.谢苗诺夫（V. S.Semyonov）、格列奇科（A.A.Grech‐ko）致莫洛托夫和布尔加宁的形势报告，1953年6月17日，欧洲中部时间上午5点26分。Ostermann，ed.，Uprising in East Germany1953：The Cold War，The Ger‐man Questi on，and the First Major Upheaval Behind the Iron Curtain，pp.181—182。

[65]“New Documentso nt he East German Uprising of 1953”，introduction and commentary by Christian Ostermann，p.14.

[66]费德金致索科洛夫斯基（V.D.Sokolovskii）元帅的报告，1953年6月19日。Ostermann，ed.，Uprising in East Germany1953：The　Cold War，The German Question，and the First Major Upheaval Behind the Iron Curtain，pp.232—235.关于死亡人数，也有其他说法，比如美国学者克里斯蒂安·奥斯特曼称全国共有125人死亡（其中东柏林19人）。参看Christian Ostermann，“The United States，The East German Uprising of 1953，and the Limits of Rollback”，Wood‐row Wilson International Center for Scholars，CWIHP Working Paper，№11（De‐cember1994），p.2。

[67]“New Documents on the East German Uprising of 1953”，introduction and commentary byChristianOstermann，p.13.谢苗诺夫、格列奇科致莫洛托夫和布尔加宁的形势报告，1953年6月17日，欧洲中部时间上午11点15分。Ostermann，ed.，Uprising in East Germany1953：The　Cold War，The　German　Question，and the First Major Upheaval Behind the Iron Curtain，pp.183—184。

[68]国家安全委员会第150次会议讨论备忘录，1953年6月18日。FRUS，1952—1954，Vol.VII：Germany and Austria，Part2，Washington，D.C.：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1986，p.1587。

[69]杜勒斯发给美国驻德高级专署（United States High Commission for Occupied Germa‐ny，HICOG）的电报，1953年6月17日，美国东部时间下午7点零2分。Oster‐mann，ed.，Uprisingin East Germany1953：The Cold War，The German Question，and the First Major Upheaval Behind the Iron Curtain，p.213；国家安全委员会第150次会议讨论备忘录，1953年6月18日。FRUS，1952—1954，Vol.VII：Germa‐ny and Austria，Part2，p.1588。

[70]Thomas Powers，The Man Who Keptthe Secrets：Richard Helms＆ the CIA，New York：Alfred.A.Knopf，1979，p.46.

[71]国家安全委员会第150次会议讨论备忘录，1953年6月18日。Ostermann，ed.，Uprising in East Germany1953：The　Cold War，The　German Questi on，and the First Major Upheaval Behind the Iron Curtain，p.228。

[72]评东柏林骚乱，1953年6月17日。Donald P.Steury，ed.，On the Front Lines of the Cold War：Documents on the Intelligence Warin Berlin，1946—1961，Washington，D.C.：Center for the Study of Intelligence，1999，pp.178—180。

[73]国家安全委员会第150次会议讨论备忘录，1953年6月18日。FRUS，1952—1954，Vol.VII：Germanyand Austria，Part2，p.1590。

[74]PSBD‐45，《利用欧洲卫星国政局动荡的暂行方案》，1953年6月24日。转引自Ostermann，“The United States，The East German Uprising of 1953，and the Limits of Rollback，”pp.24—25。

[75]详见：国家安全委员会第151次会议讨论备忘录，1953年6月25日。FRUS，1952—1954，Vol.VIII：Eastern Europe；The Soviet Union；Eastern Mediterranean，pp.65—69。

[76]NSC158，《美国利用卫星国家动乱的目标和行动》，1953年6月29日。Ostermann，ed.，Uprising in East Germany1953：The　Cold War，The　German Question，and the First Major Upheaval Behind the Iron Curtain，pp.333—334。

[77]参看如：科南特致杜勒斯电，1953年8月8日。FRUS，1952—1954，Vol.VII：Germany and Austria，Part2，pp.1639—1640.石斌：《1953年东德事件与美国对苏东“演变”战略的起源》，《史学月刊》2002年第12期。

[78]美国驻德高级专署关于东德食品援助计划的报告，1953年9月17日。Ostermann，ed.，Uprising in East Germany1953：The Cold War，The　German Question，and the First Major Upheaval Behind the Iron Curtain，p.376。

[79]参看科南特写给杜勒斯的信，1953年7月28日。Ostermann，ed.，Uprising in East Germany1953：The Cold War，The German Question，and the First Major Upheaval Behind the Iron Curtain，pp.359—360。

[80]科南特致杜勒斯电，1953年8月8日。FRUS，1952—1954，Vol.VII：Germany and Austria，Part2，p.1640。

[81]国务院发往各驻外机构电，“美国关于苏占区德国骚乱的政策”，1953年9月30日。NA，RG59，762B.00/9‐3053，转引自Ostermann，“The United States，The East German Uprising of 1953，and the Limits of Rollback”，pp.40—41。

[82]国家安全委员会提交的政策声明草案，1953年9月30日。FRUS，1952—1954，Vol.II：National Security Affairs，Part1，Washington，D.C.：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1984，p.493。

[83]NSC174，《美国对苏联东欧卫星国的政策》，1953年12月11日。FRUS，1952—1954，VIII：Eastern Europe；The Soviet Union，pp.110—127。

[84]行动协调委员会工作组呈国家安全委员会有关NSC174的进展报告，1954年7月7日。FRUS，1952—1954，Vol.VIII：Eastern Europe；The Soviet Union，p.135。

[85]杜勒斯的讲话，1956年2月26日。Paul E.Zinner，ed.，Documents on American Foreign Relations，1956，New York：Harper and Brothers for the 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1957，p.198。

[86]行动协调委员会呈交国家安全委员会的进展报告，1956年2月29日。FRUS，1955—1957，Vol.XXV：Eastern Europe，p.126。

[87]艾森豪威尔致丘吉尔信，1956年3月29日。Louis Galambos and Daun Van EE，eds.，The Papers of Dwight David Eisenhower：The Presidency：The Middle Way，Vol.XVI，Baltimore and London：The John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1996，p.2100。

[88]［美］约翰·拉纳勒夫：《神秘的第三只手——中央情报局内幕》，郭国和等编译，知识出版社1990年版，第82—84页；Thomas Powers，The Man Who Kept the Secrets：Richard Helms and the CIA，New York：Alfred A.Knopf，1979，p.80。

[89]Ray S.Cline，Secrets，Spies，and Scholars：Blueprint of the Essential CIA，Washing‐ton，D.C.：Acropolis Books，1976，pp.163—164；Powers，The Man Who Kept the Secrets：Richard Helms and the CIA，p.80.拉纳勒夫：《神秘的第三只手——中央情报局内幕》，第85—86页。

[90]Zinner，ed.，Documents on American Foreign Relations，1956，p.205.

[91]杜勒斯在基瓦尼斯国际第41次年会上的演说《自由和专制之间的斗争》，1956年6月21日。《杜勒斯言论选辑》，第244页。

[92]Zinner，ed.，Documents on American Foreign Relations，1956，p.202.

[93]New York Times，May30，1956.

[94]参议院外交委员会会议记录，1956年6月26日。转引自Kovrig，The Myth of Libera‐tion：East‐Central Europe in U. S.Diplomacy and Politicssince 1941，pp.165—166。

[95]分别参看：New York Times，April18，1956；The New Leader，June18，1956。转引自Kovrig，The　Myth of Liberation：East‐Central Europe in U. S.Diplomacy and Politicssince 1941，p.166。

[96]Cord Meyer，Facing Reality：From World Federalism to the CIA，New York：Harper＆Row，1980，p.119.

[97]详见John P.C.Matthews，“Majales：The Abortive Student Revolt in Czechoslovakia in 1956”，Woodrow Wilson International Center for Scholars，CWIHP Working Paper，№24（September1998），pp.5—37。

[98]约翰·杜勒斯与艾伦·杜勒斯的通话记录，1956年6月28日。FRUS，1955—1957，Vol.XXV：Eastern Europe，p.181。

[99]国务院的声明，1956年6月29日。转引自Kovrig，Of Walls and Bridges：The United States and Eastern Europe，p.81。

[100]杜勒斯在新闻发布会上的讲话，1956年7月11日。Dulles Papers，Box349.转引自Kovrig，The Myth of Liberation：East‐Central Europe in U. S.Diplomacy and Pol‐iticssince 1941，p.168。

[101]杜勒斯在新闻发布会上的讲话，1956年7月11日。Dulles Papers，Box349.转引自Kovrig，The Myth of Liberation：East‐Central Europe in U. S.Diplomacy and Pol‐iticssince 1941，p.168。

[102]1956年6月29日，杜勒斯在与艾森豪威尔的电话中提议向波兰政府提供食品援助。当天晚些时候，国务院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林肯·怀特（Lincoln White）正式公布了这一决定。不过，美国此意遭到波兰政府的拒绝。FRUS，1955—1957，Vol.XXV：Eastern Europe，pp.183—184。

[103]NSC5608/1，《关于美国对苏联东欧卫星国的政策声明》，1956年7月18日。Békés，et al.，eds.，The1956 Hungarian Revolution：A History in Documents，pp.152—156。

[104]1956年共和党竞选纲领，1956年8月20日。URL＝http://www.presidency.ucsb.edu/ws/index.php？pid＝25838＃axzz1LSuv05gk。

[105]1956年民主党竞选纲领，1956年8月13日。URL＝http://www.presidency.ucsb.edu/ws/index.php？pid＝29601＃axzz1LSuv05gk。

[106]Borhi，Hungary in the Cold War，1945—1956：Between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Soviet Union，p.289.

[107]《艾森豪威尔回忆录》第3册，第250—252页。

[108]艾森豪威尔在木器工人工会年会上的讲话，1956年10月23日。FRUS，1955—1957：Eastern Europe，Vol.XXV，p.265。

[109]杜勒斯接受“面对国家”电视栏目专访，1956年10月21日。Dulles Papers，Box 351.转引自Kovrig，The Myth of Liberation：East‐Central Europe in U. S.Diploma‐cyand Politicssince 1941，p.171。

[110]［美］雅各布·比姆：《出使苏联东欧回忆录》，潘益世等译，商务印书馆1981年版，第41页。

[111]杜勒斯与康纳德·伯格斯谈话备忘录，1956年10月23日。Records of the U. S.Department of State Relating to Internal Affairs of Poland，1955—1959［micro‐form］，Department of State Decimal Files748，848，and948，Wilmington，Del.：Scholarly Resources，1986，748.00/10‐2356。

[112]FRUS，1955—1957，Vol.XXV：Eastern Europe，pp.259—260.

[113]比姆：《出使苏联东欧回忆录》，第41—4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