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过妥协寻求和解

第二节　通过妥协寻求和解

10月25日下午3点半，纳吉在电台发表的广播讲话中，首次提到了人们最为关切的苏联撤军问题。他声称，“匈牙利政府将提出倡议……就匈牙利人民共和国与苏联之间的关系问题举行谈判，其中包括撤离驻扎在匈牙利的苏联军队的问题”；最后，他向人们承诺，一旦事态得以平息、秩序得以恢复，苏联军队将“毫不拖延地被立即召回”。^[25]纳吉的讲话引起米高扬和苏斯洛夫的强烈不满，他们在当天发回莫斯科的电报中指出，这一讲话与他们在场时匈党政治局会议的决定“正好相反”。^[26]纳吉之所以这么做，用意其实也很明显：一则是为了向民众表明政府支持并在努力满足他们的要求，再则是力求逼迫莫斯科作出让步。结果，两位陷入被动境地的苏联使者不得不声明，要苏军完全撤出匈牙利是不现实的，但可以宣布军队在布达佩斯恢复秩序后即返回驻地。^[27]为减少莫斯科的疑虑、使苏军早日撤出首都，纳吉一再向苏联代表表示，匈牙利政府有能力控制住局面，并希望能“更多地使用匈牙利部队、民兵及公安武警部队”，“突出匈牙利在平息暴乱中的作用”。^[28]

26日上午，匈党中央全会经过激烈争论，决定向抗议者作出一些让步。下午4点13分，科苏特电台广播了会议最后通过的声明，内容包括：在广泛民主基础上组建以纳吉为首的新政府、在平等基础上与苏联展开谈判、举行工人委员会选举、增加工资、实施经济和政治改革等。一个多小时后，匈牙利当局宣布了实施大赦的决定，称在当晚10点前放下武器的人将不被追究刑事责任。^[29]

不过，总体说来，在匈牙利事件爆发后最初几天，纳吉政府对于局势的发展更多的是应付而非领导。至此，当局接二连三作出的一系列让步似乎并没有对事态产生显著影响。就纳吉本人而言，他期待看到匈牙利的危机也能像波兰那样得到和平解决，在此之后，他将在1953年“新方针”的基础上制定并实施一个内容更为广泛的改革纲领，引领国家走上一条匈牙利式的社会主义发展道路。^[30]所以，从23日在国会大厦阳台上的即兴演说到其后几天的广播讲话，每一次纳吉都会提到“新方针”，希望以此唤起人们的理解和支持。只是在这样一个激情狂乱、无法用理性思考的时刻，“新方针”三个字已难以让人平静下来。对于那些在某种殉道士般使命感的驱使下毅然走上街头的人而言，苏联的坦克在逼迫着他们，西方的宣传在鼓舞着他们，多年来压抑已久的痛苦、不满和屈辱在鞭策着他们。他们在变得越来越激进的同时，也变得越来越不理智，他们渐渐把国家推向一个不可知的未来，也把纳吉推向了一个进退两难的境地。对此，早在1955年底时纳吉已隐隐约约有些许预感，当时眼见国内形势日益危急，他曾忧虑地写道：虽然“新方针”目前还有强大的影响，但是，“明天是否能解决问题呢？难道恢复六月政策就够了吗？”明天，如果党彻底失信于民，“群众就会脱离六月道路，脱离共产党，而我们为了能继续主宰形势，就必须倒退得更远”；接着，他不禁自问道：“我们将在什么地方才能收住脚？”^[31]如今，这一切不幸变成了现实。

从某种角度说，纳吉是一个囚徒，一个政治意义上的囚徒。他必须与党内暗中较量的各派势力共处与周旋；同时，他还必须设法安抚不断涌现出的各种社会力量，并力求与他们达成一定程度的和解和妥协。最为重要也最为困难的是，他必须在此过程中时刻小心、妥善地处理同莫斯科之间的关系。

档案显示，10月26日这天纳吉曾向米高扬和苏斯洛夫说明了他所面临的困境。鉴于前来与政府谈判的各代表团越来越强烈地提出更换政府的要求，苏联代表也明确意识到，对于匈牙利政府而言，眼下恐怕只有两条路可选：其一，不去理会这些要求，不做任何人事变动，继续依靠苏联军队；但是，走这条路显然“会吃亏”，因为如此一来，政府会彻底失去民众的理解和信任，并且还会有新的伤亡。其二，即如纳吉等人所主张的，实行和解政策，为迎合人民运动和国民情绪，吸收一些非共产党人加入到新组建的政府中来。对于打算吸收哪些政党进入政府班子，纳吉回答说，还没有可以参加政府的政党，只能提出代表人民民主的个别候选人。具体来讲，就是从过去小资产阶级政党、社会中的知识精英、高等院校学生以及普通工人中，吸收5至6名较有声望的、拥护人民民主的个人，加入到由20多人组成的政府中来。^[32]对于第二种选择，米高扬和苏斯洛夫表示支持，他们在发回莫斯科的电报中写道，“当前最主要的已经不是军事措施，而是控制工人群众”，“在已形成的局势下，吸收一定数量的小资产阶级具有民主思想的有影响的社会活动家进入政府以扩大政府的社会支持是可以允许的，合适的”。^[33]

27日上午11点18分，纳吉宣布了新政府组成名单。格罗、赫格居斯等人被排除出去，^[34]原小农党领导人蒂尔迪、科瓦奇·伊斯特万（István Kovács）、基什·阿帕德（Ápárd Kiss）等被列入其中。^[35]新政府成立后面临的首要问题，就是如何对这场突如其来的危机给以重新评价。在此前一天召开的匈党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党的第一书记卡达尔曾表示，应将运动中的反革命叛乱分子与广大人民群众加以区分，前者是要消灭人民民主制度，政府应当与之进行“彻底的武装斗争”，而运动中多数的参加者实是对党的工作不满的大学生、知识分子、工人阶级以及相当一部分党员。匈党中央书记多纳特也认为，不能再将数十万民众的行动认为是反革命影响的结果，而应将其视为“群众民主运动”。^[36]在当晚召开的内阁会议上，纳吉建议更改此前匈党对事件的定性，承认这是一场“席卷全国的具有人民和民主根源的运动”。在28日一早召开的政治局会议上，纳吉说出了自己的考虑：“如果我们认为具有广泛基础的运动是反革命运动——正如我们最初作出的评价那样——那么除了借助武器、坦克和大炮对其进行镇压外，就不会有另一种可能性。这无疑会是一场悲剧。现在我们已经清楚地知道，这不是我们要走的路……应该站在参加运动的强大的人民队伍的前列，而只有对事件作出像今天这样的评价，这一点才有可能成为现实。”^[37]纳吉的建议得到绝大多数内阁成员的支持。出席此次会议的米高扬虽心有疑虑，但也仍表示“尊重纳吉同志”。^[38]

下午5点25分，纳吉就新政府施政纲领发表广播讲话。讲话中，纳吉首先改变了24日卡达尔代表匈党对事件作出的“反革命”定性，^[39]指出尽管有敌对分子混入其中从事犯罪活动，并企图借机达到推翻人民民主制度的目的，但不应否认，事件就其本质而言，是一场旨在捍卫民族独立和国家主权以及推动社会、经济和政治生活民主化进程的民族民主运动。接着，纳吉宣读了新的政府纲领，承诺将在各个领域实施一系列改革。在经济领域，包括改善工人的生产和生活条件，纠正政府在农业合作化问题上的种种错误，支持而非打击集体和个体经济的发展等。总体看来，相关思路和政策同“新方针”时期实施的经济调整并无大异。不过，纲领中涉及政治改革的方面要较之“新方针”时期走得更远，其中包括比如赞成组建工人委员会，主张发扬工人民主，提出将自治这一新的民主形式纳入国家管理体系等；除此之外，纲领中还格外强调了要为青年学生参与国家政治生活提供有利的条件。同时，新政府也同意了人们提出用科苏特的盾徽取代国旗上的苏维埃红星、把1848年革命纪念日3月15日定为国庆日的要求。不过，纳吉当天的讲话中最为关键也最最“要害”的并非这些内容，而是他最后代表新政府宣布的以下重大决定：第一，为防止流血冲突继续蔓延，立即实施全面停火；第二，广泛吸收工人和青年学生组建新的人民军，解散国家保安局，成立新的国民警卫队；第三，就苏军尽早撤离布达佩斯达成协议，同时在国家平等和民族独立的原则基础上，就驻匈苏军全部撤出匈牙利问题和苏联举行谈判。^[40]新政府的这几个决定在全国范围引起巨大反响。据墨雷忆称，当时整个国家简直“沉浸在如醉如痴的狂欢中”^[41]。相比较之下，人们对新政府制订的各项改革计划，反倒没有表现出多大的热情。

10月28日，电台宣布苏联即日起从布达佩斯撤军。与此同时，匈牙利武装力量开始接替在各主要建筑物和交通要塞周围执行任务的苏联部队。晚上8点，政府与叛乱方代表在国防部就停火问题展开谈判。后者同意放下武器，接受停火，但条件是不得要求他们“向俄国人缴械”。^[42]这一天以及接下来的几天，布达佩斯相对平静，虽然骚乱并未完全停止，但伤亡数字开始明显回落。^[43]

在此情形下，政府决定采取进一步措施，满足全国各地纷纷提出的一个愈益迫切的要求，即结束一党制，恢复战后初期那种以多个党派合作为基础的联合政府形式。30日，纳吉和卡达尔首先同米高扬和苏斯洛夫举行了会谈，将此想法向苏联代表作了汇报。而后，国务部长蒂尔迪又代表纳吉同米高扬进行了秘密会谈。据时任布达佩斯市长的克瓦戈·约瑟夫（József Kӧvágó）回忆，在此次会议中，米高扬表示接受匈牙利政府在此问题上的一切决定。^[44]下午2点30分，纳吉发表广播讲话，正式公布了这一决定。就像1945年时一样，此次主要的联合对象仍然是小农党、社会民主党和已经更名为裴多菲党的前全国农民党，以上党派的代表人物蒂尔迪、科瓦奇、洛松奇等均被选为执政内阁成员。^[45]按照纳吉的想法，联合政府除了要体现各个政党之间的民主合作外，还必须确保社会主义业已取得的成果（特别如生产资料归国家所有等）完整地保留下来；同时，匈党应当在联合政府中居于核心地位。继纳吉之后，蒂尔迪发表了讲话，宣布了政府关于取消农村义务缴售制、筹备自由选举等新的决定。^[46]下午6点，纳吉开始同各武装部队、“革命委员会”以及知识分子和大学生代表们举行谈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