冷战后的主要国际秩序理念及比较分析

二、冷战后的主要国际秩序理念及比较分析

随着冷战结束、苏联解体和全球化进程的加快，两极秩序不复存在，国际政治表现出了明显的无序性。建立什么样的国际新秩序?这个新秩序建立的基础是什么?它的原则又是什么?这些问题引起了政治家和思想家的积极思考。归纳起来，冷战后建立国际新秩序的主要理念有三:一是美国单极独霸世界的国际新秩序——权力分配秩序;二是欧盟以多边主义为理念基础、以制度性规划为内容、以协调国际合作为目的的普遍行为原则建构国际新秩序——制度治理秩序;三是以中国为代表的发展中国家，主张各国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建立和平、稳定、公正、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其核心是所有国家独立自主，一律平等——正义优先秩序。下文是对这三种国际秩序理念进行的初步分析。

1.美国权力分配主张的内容及实质

冷战的结束为美国通过国际秩序的重建来确立世界霸权提供了契机。笔者根据美国决策者不同的战略趋向，将冷战结束以来美国对国际秩序的诉求分为两个阶段，即跨世纪战略谋划阶段和新世纪战略谋划阶段。前者未脱离集体安全制度框架，基本上以既有国际制度的完善和改造为战略途径;后者则力图抛开集体安全制度框架，以单边主义和先发制人为战略途径，以“新帝国”为战略诉求。

冷战一结束，美国总统布什率先提出了建立“世界新秩序”的宏伟构想。其主要观点是:冷战的结束并未带来持久和平的时代，美国领导建立新秩序就是要建立一个稳定与安全的世界;新秩序意味着各国不分大小，共同承担责任，各国以新的方式与其他国家合作，以制止侵略，实现稳定、繁荣与和平;所谓新的方式，即强调新秩序的基本原则是和平解决争端、团结反对侵略、减少和控制武器、公正对待所有国家的人民;美国已经从西方世界的领袖变成了世界领袖，有责任为世界走向新秩序引路，而维护美国的领导地位、发挥美国在世界秩序建设中的领导作用至关重要;加强与盟友的伙伴关系是建立新秩序的基础，美国必须调整联盟以及集体安排，确立“基于磋商、合作与集体行动”、“公平地分担经营和义务”的新型伙伴关系;同时，美国要与包括苏联在内的所有其他国家建立致力于国际和平与稳定的伙伴关系，以确保世界秩序的全球性;积极发挥国际组织特别是联合国的作用，实施《联合国宪章》以带来一个“共同担当责任和愿意相处为基础”的和平与谅解的时代，确立一个以正统性和有感染力的民主为基础、“联合国在其中摆脱了冷战僵局并准备完成其缔造者们的历史梦想的世界”。^[2]概言之，布什的世界新秩序就是一个确立美国世界领导地位、用美国价值观来改造世界的霸权战略纲领。它继承了美国霸权世界秩序战略所一贯强调的制度建设特征，并将多边合作视为新秩序的主要战略路径。

克林顿总统更是致力于跨世纪全球战略的制定，以抢占21世纪的制高点。美国跨世纪的战略目标是尽可能维持当前对美有利的“一超多强”的国际秩序。美国的总体战略部署是:在欧洲，正式启动北约东扩，提出“北约战略新概念”，通过处理科索沃危机的实践强化北约服务美国全球利益的军事功能;在亚太地区，与日本合作研究战区导弹防御系统，勾画涵盖美国、日本、韩国、台湾等国家和地区的东亚多边防御体系。如此，通过“两洋战略”机制的部署，组成以美国为核心的“大西洋共同体”(价值共同体)和“太平洋共同体”(利益共同体);将安全重心转向热点地区(如伊拉克、科索沃、南亚次大陆等)和非对称性威胁(武器扩散、国际犯罪、贩毒等);加强与中国、俄罗斯等大国关系的调整力度。其基本意图是:在政治上，构造由美国领导的、由民主国家组成的世界，以此为中心建立世界新秩序;在经济上，构筑以美国控制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和世界贸易组织为中心的全球经济体系，扩大北美自由贸易区的范围，加快亚太地区贸易和投资自由化的进程，构筑泛大西洋自由贸易区;在军事上，实施“塑造—反应—准备”战略，谋求“压倒性军事优势”。可以看出，美国跨世纪全球战略的构想就是利用当前的有利局势，以经济实力和军事实力为后盾，以北约军事干预为样板，以参与制定国际规则为诱饵，联合西方盟国诱压新兴或未来大国，打击“无赖国家”，构筑单极霸权体系，实现21世纪依旧是“美国世纪”的梦想。

乔治·W.布什执政之后，更加强调美国力量至上和单边主义，美国传统的制度霸权战略随之弱化。其理论来源是意大利学者安东尼奥·奈格利与美国学者麦克尔·哈特合著的《帝国——全球化的政治秩序》和米尔斯海默教授的《大国政治的悲剧》。前者的基本观点是:“就在我们眼前，帝国主义正在成长、形成。无边无垠，永无止境，这就是全球政治新秩序——一种新的主权形式:帝国。”^[3]后者的核心观点是:任何一个国家都要寻求权力的最大化，一国的终极目标是成为体系中的霸主。因此，不可能有权力均衡的机制，最好的防御就是进攻。^[4]其实践基础是美国新保守主义决策者提出的三项核心内容:一是极度崇尚军力;二是主张建立美国“仁慈霸权”;三是强调输出美国式的民主与价值观。在经历冷战后十年的自我约束，尤其是“9·11”事件导致美国安全战略发生重大调整，美国开始展现其超强的实力与意图，声称美国有通过军事行动对各种威胁进行先发制人打击的战略权力，“用对全球范围内恐怖主义的关注取代了建立合作性世界秩序的想法”，^[5]试图建立以美国为中心的新帝国主义秩序。甚至在一定程度上，美国不愿意再接受国际制度与规范的限制，力图凭借其超强实力扫除任何对美不利的威胁，建立一个以美国价值利益为主导的国际秩序。^[6]小布什政府寻求建立新秩序的方式主要是:第一，以强大的经济、军事和技术优势为后盾，确保美国在世界范围内的领导地位，成为国际秩序的塑造者、规划者、主导者;第二，向全世界推行美国的文化价值观，按照美国的利益重塑国际制度;第三，在确保美国霸权地位的基础上谋求合作机制，如继续确保盟国体系等;第四，寻求并防范对其全球领导地位的挑战者和竞争者，拯救和改造“失败国家”，打击“流氓国家”，防止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实施先发制人的打击对付恐怖主义。小布什政府遵循具有帝国特征的单极秩序逻辑，并将对世界秩序的追求建立在美国单边主义、强制性主导、划分战略区域和减少对既定游戏规则的承诺等基础之上。^[7]理查德·库珀认为，美国正在建立一个后现代的新帝国，填补欧洲帝国崩溃留下的空缺。^[8]

美国主张的这种权力分配秩序表现为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有的叫“现代帝国主义”、“后现代帝国主义”和“自由帝国主义”等。与过去欧洲、亚洲传统的帝国主义有所不同。传统的帝国主义即霸权主义，以占有土地、经济掠夺为目的，殖民主义的特色很明显，同时出于本民族至上的原则，肆意屠杀他族人民甚至种族灭绝，在本国在他国都是对人民民主的践踏;美国的霸权主义，即新型的帝国主义不一样，它不以占领别国领土进行殖民为目的，而是打着民主的旗号，以战争的手段推翻他国的统治者。当然，它们也有共同点:一是本国利益至上，二是军事力量压倒一切。日本《东京新闻》2003年5月11日的社论作了很好的描述:美国作为拥有压倒性军事力量的唯一超强大国，把国家利益放在第一位，力图改造世界，不允许任何国家向超级大国挑战，美国希望根据自己的规则来控制国际社会，而又不希望联合国、国际机构和盟国等干预美国的利益和行动。

美国权利分配秩序的实质是利用冷战后自身的超强实力，特别是军事实力，借口民主自由人权，为所欲为地干涉别国内政，维护美国的霸权利益。美国主张的权力分配秩序是国际旧秩序的修改版，是国际旧秩序的加强与延伸。

2.欧盟制度治理主张的内容及实质

随着欧洲一体化的不断扩大与深化，实力不断增强，欧盟也逐步明晰了自己的国际秩序理念。欧盟结合自身成长壮大的经历，摸索出处理国际问题方面的经验和政策，形成了一套相对完整的全球治理的“欧洲理念”，这种欧洲理念强调“谈判、妥协以及一致同意的约束功效”^[9]。欧盟主张以“欧洲理念”来构建国际秩序。欧洲理事会在2003年的欧洲安全战略报告中提出:“发展更强的国际社会，效率更高的国际机制和以规制为基础的国际秩序是我们的目标……扩展善治，支持社会和政治改革，惩治腐败和权力的滥用，建立法治和保护人权是加强国际秩序最好的方式。”^[10]笔者认为，欧盟制度治理秩序主要内容有如下四点:

第一，对全球化进程中产生的国际问题实行全面、综合和多角度的治理，在多边体系中通过有效的国际性法律手段应对非传统安全问题，强调在联合国框架内的国际合作，与各地区、组织和洲际之间建立对话与合作机制。

第二，以“民主”、多边思维的方式建立国际政治经济安全格局。多边主义应是国际政治的重要目标，承认其他国家的合法利益，承认世界的多元性，多个有影响力的国家和不同文明共存，反对单边主义主宰世界。

第三，扩大安全观的内涵和范畴，并将其纳入对和平、援助、发展等重大问题的综合治理。“欧盟要成为一个完全成熟的国际事务参与者是要重视发展处理危机的非军事手段，国际社会应通过外交、经济援助及和平进程来同时消除爆发冲突的根本原因。”^[11]安全问题应包括民主、人权、法治国家、各种文化之间的对话，倡导和推行个人安全、集体安全、合作安全。共同外交与安全政策是推行“欧洲理念”的运作机构，而欧洲安全与防务认同、欧洲安全与防务政策则成为该机构的武装臂膀，从而加强了欧盟在预防冲突和军事干预方面的能力。

第四，人权问题置于最优先考虑的位置，鼓吹“人权高于主权”和“人道主义干预”。强调加强人权、民主、善治、经济合作、促进贸易、援助发展和预防冲突等综合治理手段来消除形成“失败国家”的温床。主张援助用于消除贫困、扶持教育和卫生事业，改善受援助国的经济、社会和人权状况、支持环保和可持续发展。

以上内容是欧盟在数十年一体化中构建起来的、独具特色的价值和原则，被一些学者视为欧盟影响力最重要的来源和特征。罗斯克罗斯认为:“欧盟的成就更是规范的而不是经验的。这也许是一个需要指出的矛盾，即这个曾经通过帝国主义的武力而达到统治世界的大陆正在从规范上确定世界标准。”^[12]曼那斯提出应将欧盟视为一个“规范性权力”，并概括了欧盟的五项核心规范和四项次要规范。这五项核心规范包括和平、自由、民主、法制和人权，并载入了《欧洲联盟条约》的序言、有关欧共体发展合作政策和欧盟共同外交与安全政策的条款、1993年哥本哈根首脑会议制定的入盟标准。四项次要规范包括社会团结、反歧视、可持续发展和善治。^[13]正是这些独具特色的规范价值使欧盟成为一个更具吸引力的规范样板，构成了欧盟对世界事务规范性影响力的一个基础。其目的是“在一个新的、多极世界中把欧盟变成稳定因素和样板”。^[14]欧盟正在进行艰难的改革，以提高欧盟的决策能力、办事效率和适应扩大，实现欧盟确立的在“世界新秩序中扮演一流角色，一个强国在国际上所扮演的稳定器和成为大多数国家和人民的定向标”^[15]的战略目标。

欧盟关于国际新秩序的主张，是建立在基于西方价值观念以民主、人权和市场经济基础上的国际新秩序，同美国的构想在具体内容上虽然有所不同，但其本质是一致的，即都是要建立一个以西方大国利益及观念为基础的，由西方大国领导的，以确立西方模式、意识形态和价值观为目标的“国际新秩序”。其实质是国际旧秩序的一种“翻版”。

美欧关于构建国际新秩序的分歧主要有如下几点:第一，是美国的单极世界新秩序，还是美欧平等地共享世界的领导权。第二，是以美国的价值观还是以欧洲理念改造世界，是以欧洲为榜样还是以美国为榜样。第三，要不要发挥联合国等国际组织在国际新秩序中的作用和地位。米切尔·史密斯分析认为:“欧美关于国际秩序的分歧在于以下几个问题:领导权的作用、权力的分配、制度的发展、观念的磨合以及关于国际竞争本质的价值。”^[16]而且认为，美国的国际秩序强调“战争国”偏好，强调主导未来国际秩序的是威胁、危机和物质力的运用。而欧盟的国际秩序强调“贸易国”偏好，强调未来国际秩序中国际制度、合法性和互惠性的运用。^[17]

3.发展中国家的正义优先主张的内容及实质

国际旧秩序是指以霸权主义，强权政治和剥削掠夺为特征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其基本特征:在政治上主要表现为“强权即公理”;在经济上表现为资本主义在国际生产和流通领域里的垄断。国际旧秩序的不公平、不合理主要体现在它是按照发达国家的意志制定的。因此，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国际新秩序的理念则是先要争取国家的独立和民族的生存，然后获得必要的国际生存和发展空间。

二战后，广大发展中国家面临最为紧迫的任务就是求生存、求发展，但国际旧秩序却长期阻碍着这一目标的实现。发展中国家是二战后最早在世界上提出建立国际新秩序主张，并为建立国际新秩序进行了长期斗争。尽快改变国际旧秩序，建立平等、公正的国际新秩序就成为它们追求的目标。而且这一目标一直延续到冷战后。

以中国为代表的发展中国家提出的“国际新秩序”理念，主张各国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建立和平、稳定、公正、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其核心是所有国家独立自主，一律平等。其主要内容是:第一，改变发展中国家同发达国家在不平等基础上形成的旧的国际分工，建立公正合理的国际分工;第二，改变发展中国家在国际事务中的地位，使发展中国家更充分、有效地参与国际事务的决策;第三，摆脱国际垄断的控制与剥削，实现经济独立，发展民族经济;第四，主张加强联合国的作用，增加发展中国家在联合国的发言权。

中国还提出了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的四项原则和四个方面内容，四项原则即四个保障:保障各国主权平等和内政不受干涉;保障各国具有平等参与国际事务的权利;保障各国具有平等的发展权，特别是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发展权利;保障各个民族和各种文明共同发展的平等权利。四个方面内容:政治上，应该相互尊重共同协商，而不应该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人;经济上，应该相互促进共同发展，而不应该造成贫富悬殊;文化上，应该相互借鉴共同繁荣，而不应该排斥其他民族的文化;安全上，应该相互信任共同维护，树立互信互利、平等协作的新安全观，而不应该诉诸武力，或者以武力相威胁。

中国是最大的发展中国家，是安理会五大常任理事国之一，是反对霸权主义、强权政治，推动建立国际新秩序的坚定力量;中国提出了建立国际新秩序的一系列主张，为新秩序建立提供了理论依据;中国坚持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站在发展中国家的立场上参与国际游戏规则的修改和制订，将为推动新秩序的建立作出重要贡献。

美国等西方国家与中国等发展中国家关于建立国际新秩序的主张的分歧是:第一，是以美国和西方的价值观改造世界，建立资本主义的一统天下，还是尊重世界的多样化发展，各国人民都有权选择自己的价值观念、社会制度和发展道路。第二，是建立公正合理的国际经济新秩序，尊重联合国的主导作用，还是维护不公正、不合理的国际经济旧秩序，对联合国采取实用主义态度。是少数大国主宰世界，还是世界各国共同解决世界问题。第三，是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为基础，还是以强权政治为基础建立国际新秩序。第四，是建立互利互补、共同发展的新型国际经济关系，还是搞贸易歧视政策和贸易保护主义。这种分歧的焦点是搞强权政治，还是坚持和平共处五项原则。

未来国际秩序将以何种原则何种方式构建，这是国际社会共同关心的问题。冷战结束以来，旧的国际秩序已被打破，但新的秩序尚未形成。21世纪会是什么样的世纪，新的国际秩序将遵循何种原则建立，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如何建立和运用多边主义?这是人们普遍关心的问题。众多学者已指出，所谓国际新秩序，部分是过去的延伸，部分则毫无先例。基欧汉指出:“全球化与冷战结束导致一种新的世界政治格局，在某些方面，新的世界更像传统的世界政治，而不是1945—1980年的世界。”^[18]基辛格也指出，21世纪的国际秩序接近18、19世纪的欧洲民族国家体系，秩序只能像过去几个世纪那样建立在协调和平衡相互冲突的国家利益基础之上。^[19]考克斯认为，任何一种国际秩序都是三种力量的结合:权力的分配、制度的作用、规范行为界限的认同与意识形态。^[20]如果这些力量是一致的和相互适合的，就会造就一个稳定有力的国际秩序和区域秩序。新的国际形势催生国际新秩序的需求。在一定程度上，未来国际秩序的建设有赖于美国决策者的观念创新和制度创新，这种创新不仅来源于美国对其国内经验、历史经验与教训的回溯，正如安·玛丽·伯利指出的:“美国倾向于从国内的类似情况中寻找设计国际秩序的根据。当美国决策者面临战后的国际秩序设计时，他们就实施新政式管制国家的哲理、实质与形式推广到全世界;采用与解决国内问题相同的办法来解决世界问题。”^[21]鉴于多边国际制度作为建构未来秩序的基本原则越来越成为国际社会的共识，美国的单边主义战略恐难以奏效。正如理查德·哈斯指出的:“单边主义没有多少吸引力。没有其他国家的帮助，美国在促进国际秩序建设上不可能有多大作为。”^[22]而且，近来国际制度对美国单极霸权战略也开始体现出某些抑制效应，这从一个层面反映了美国单极霸权战略的内在缺陷。此外，国际制度在美国的霸权战略和国际秩序战略中一直发挥着重要作用，美国也是迄今全球性国际秩序建设最重要的推动者。为保持行动的自由，美国常常与多边制度保持一定距离，^[23]但决不会完全弃之不顾。在美国的国际新秩序谋划中，国际制度的战略价值是不容忽视的。欧盟的制度治理秩序的国际影响越来越大，以中国为代表的发展中国家的正义诉求日益受到重视。因此，未来的国际秩序一定是在以上三种国际秩序理念磨合的基础上形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