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大利对外交的划时代贡献

第二节　意大利对外交的划时代贡献

最先摆脱中世纪束缚的是13世纪的意大利城邦国家，这些后来被称为“近代欧洲国家先驱”的自治实体是产生外交体系的前提。毋庸置疑，当时的意大利国家不仅继承了前人创立的外交理念和制度，而且在外交机制上也作出了划时代的贡献。譬如，在各自首都互设常驻使馆（resident embassy）和建立政府的专职外交机构（foreign services）就是他们的创举。我们今天所熟悉的外交形式和机制，多源于意大利的国家体系。在当时这样的关系密切又不稳定的体系里，常驻使馆被证明是非常有效的交流机制。同期相伴随出现的职业外交代表，逐渐取代了过去的短期使者。

这一转变无疑是一个充满想象且又难以预测的过程。15世纪中期，一个较为稳定的常驻外交机制在意大利国家中开始形成，欧洲其他国家也纷纷效仿。历史学者通常把这一现象看作是近代欧洲外交史的开始，并坚持认为，这个有序的外交机制，对以后欧洲外交的发展和整个世界范围内的外交体系的形成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严格地讲，近代欧洲外交的开始应该追溯到这一时期的意大利国家间的外交活动。^[19]

一、近代外交产生于意大利的原因

为什么近代外交会产生于中世纪末期的意大利？要回答这个问题，首先得从外交存在的条件说起。沃森在其《外交——国家间的对话》中指出：“国家间外交存在的必要性由它们所处的相互交往的体系的性质所决定。在有限的时空里，众多国家生存在一起，彼此间构成了紧密的利害关系，每个国家的外交政策通常深受其邻国的实力和意图影响。”^[20]这说明外交存在的前提就是要有一个需要外交并允许其运作的环境，而当时的意大利地区已经存在着一个相对完整的“国家体系”（states system）。

从12世纪初开始，意大利半岛成为欧洲经济、贸易和思想最为活跃的地区。它的北部，恰好处于通向中欧和法国的大道，而其南部地区又是连接西欧、地中海和亚洲的商业枢纽。1154年，威尼斯等意大利城市国家与埃及的哈里发签订了商业条约，扩大了其商贸领域。这样如此频繁、定期的过境贸易，极大地增强了意大利城市国家的财富。这些各自为政的统治者们希望能够更多、更安全地掌控他们的经济利益。为了使得货物流通更加便捷和稳定，有必要在交往中订立一些跨国协议。这些国际契约不仅瓦解了当时存在的封建法律，也逐渐建立起意大利各国之间、各国与外部世界的广泛联系。^[21]从1263年开始，意大利的商人和银行家就建立起遍布巴黎、布拉格和伦敦等地的贸易和金融市场，比如：佛罗伦萨银行家佩鲁齐，曾利用合伙制和薪酬制等方式在西欧和北欧共开设了15个金融分支机构。无疑，经济上的交往推动了各国间更加密切的全面联系。

与他们在贸易和文化方面所表现出来的活力相比，意大利的富商、金融家、艺术品收藏家和各国宫廷的官宦们却对战争非常缺乏活力，同时也没有能力刺激他们的公民去进行战争。富有的意大利国家雇佣外国职业军人（condottieri）为他们从事战争，这些通过合同方式被雇佣的外国军人，或是常常抬高他们的身价，或是在战争中随时倒戈。当时的意大利政治充满着阴谋与权术，但缺少的却是统一的意识和为之献身的爱国者。悲哀的学者与政治家马基雅维利（Niccolo Machiavelli）在其《君主论》一书中，梦幻着他的国家——佛罗伦萨的公民，乃至整个意大利人能够再现古罗马人对政治的热情和对国家的忠诚，并积极投身到统一意大利的爱国战争中去，在欧洲面前重现他们的古老尊严。

然而，正如马基雅维利所观察的那样，当时最成功的近代欧洲国家不是在商贸和教育程度已经相当发达的意大利国家，而是西欧的三个新兴君主国：亨利七世的英国（1485—1509）、路易十一的法国（1461—1483）以及于1469年由阿拉贡（Aragon）和卡斯提尔（Castile）两个王国通过联姻而统一的西班牙王国。这三个君主都在锐意加强中央权力的同时，发展经济和扩充军事实力。同样，在德意志境内的君主们也尝试着加强中央权力的做法，其中最有影响的是哈布斯堡王朝的马克西米连一世（1493—1519）。他就任神圣罗马帝国的皇帝并推动了国内有限的改革。这四个君主国家不但关注着意大利的发展，而且也时常介入该地区的政治角逐。^[22]

此时意大利的政治，自成一体、错综复杂。教皇国控制着从罗马到拉文纳横贯半岛的中部地区，并从13世纪后操纵或影响着该地区的政治、宗教事务。而半岛的中北部存在着几个密切联系又相互竞争的工商业国家，如米兰、威尼斯、热那亚和佛罗伦萨等。这些国家的政府不仅管理着中心地区的政治与商业，还控制着城市周围数百平方英里的广大地区。当时意大利的政治和经济被掌控在五个最有实力但又相互竞争的国家手中，他们分别是威尼斯共和国、米兰大公国、教皇国、那不勒斯王国和佛罗伦萨共和国。同时并存的还有规模虽小，但较有实力并在政治上活跃的国家，如热纳亚、萨沃伊、费拉拉、比萨等。

排列如此紧凑的意大利国家已构成一个“微型体系”，他们在频繁交往的同时，也存在着相互排斥、猜疑、恐惧和战争。这种国家间的“自然状态”（state of nature）所产生的不稳定结构，迫使每个国家必须优先考虑自身的安全和生存。正因为如此，实力较强的国家通常要求扩张领土，争权夺利，而不具备扩张实力的国家则积极推动联盟，以便抗衡。为了达到各自的目的，各国君主的最迫切任务，就是密切关注并了解其他国家的实力和真正意图。他们是从现实生存的需要而非抽象的理论，来分析自己国家在意大利政治中的地位。20世纪的英国历史学家黑尔（John Hale）评论道：“各国统治者根据自己对时局的判断，与其他国家结成同盟或改变同盟关系的外交活动，逐渐成为这一时期意大利政治角逐的主要特点。任何一个国家拥有过于强大的军事力量和扩张意图都被视为潜在的威胁。”^[23]1454年缔结的《洛迪条约》（Treaty of Lodi）首次明确地写入均势的条款，它表明意大利主要国家已经有意识地防范任何一方在意大利地区追求支配地位的同时，还要警惕某个境外大国对意大利事务的可能干涉。在这样不稳定的环境下，外交的作用就变得日益重要和职业化。

在谈到外交作用时，美国学者保罗·夏普（Paul Sharp）认为：“外交作为一种机制，既反映了国家希望能够独立地生存，又需要与其他群体建立起正常的交流关系。”^[24]其结果是意大利国家间构成了相互制约的政治体系，并产生了指导各国对外政策的原则——“均势”。各国统治者在必须保持高度警惕和加强实力的同时，不可缺少或忽视正常的外交活动。所以，意大利半岛产生的“微缩国家体系”在经历了近两个世纪的外交尝试和经验积累后，逐渐地被西欧其他国家所采纳。在这个意义上，近代欧洲外交产生于意大利的说法是符合历史的。

二、意大利各国的外交特点

就像古希腊时期的城邦国家体系一样，独立而又相互依存的意大利各国，虽常有冲突，但同时认可交流和谈判的重要性。由于意大利人主要从事商业和外交活动，他们考虑更多的是经济利益和君主个人名誉的得失，而非不计成本的战争后果。另外，意大利人对那些外国雇佣兵也无太多的信任，认为外交比战争更加可靠和可行。因此，对外交官既有素质的要求也享有普遍的尊重，远比对雇佣兵的骁勇善战和残酷无情更令人侧目。1454年，威尼斯、米兰和佛罗伦萨三方签订的《洛迪条约》说明了外交不仅旨在结束战争，更要通过构建均势来维护和平。这里，介绍一下这三个国家对外交发展的贡献。

被当时人们称为外交重镇的威尼斯，主要受益于与东方国家，特别是与拜占廷的长期商业和贸易联系，所以，威尼斯人很熟悉拜占廷人的外交理念和制度。当时的欧洲人把威尼斯看作是外交活动的中枢，就是因为在这里可以得到有关其他国家的重要信息，以便为制定政策提供依据。挪威历史学者克努成（Torbjorn Knutsen）写道，那些牢牢控制威尼斯政治的商业和金融寡头，不仅使外交具有特殊性质，同时也使它成为整个国家管理机构中的一部分。威尼斯的商业管理和机制有效地推动了外交机构的建立，并有专门人员来管理。^[25]它说明了当时威尼斯的商业与政治地位。

在外交档案保存方面，威尼斯也是走在其他国家前面的。早在1269年，威尼斯就颁布了较为完整和精确的有关外交行为的法律规定，其中之一就是要把其所驻国家的有关情况详细纪录下来，并以密码的方式将正式报告寄回国内。同时，该国法律也要求其驻外使节在回国后的十五天内，提交一份详实的外交活动汇报。从1425年开始，这一规定被欧洲国家接受为惯例。1491年，威尼斯驻罗马教廷的大使坦率地说，大使的首要任务就是为本国利益服务。由于国家间的关系很不稳定，这就要求他通过外交渠道来获得有关国家的情况。威尼斯除了在西欧有正式的使节外，并在君士坦丁堡驻有短期特使和领事，主要是负责东部事务和管理这一地区的商业。这些威尼斯使节的记录中，有些是很重要的历史文献，有助于后来的学者们探究中世纪和近代意大利的政治、经济与对外关系情况。

除威尼斯之外，被誉为“欧洲文明之母”的佛罗伦萨，更不失为产生优秀外交官的摇篮之一。佛罗伦萨的驻外使节也同样有向本国君主汇报他们驻外情况的惯例。那些在佛罗伦萨学习过的人，几乎可以在其他欧洲宫廷供职。值得注意的是当时意大利已经存在近代意义上的大学，如博洛尼、罗马、那不勒斯、比萨等，在那里设有外交史及相关礼仪法规的课程。1300年，教皇波尼菲斯八世（Boniface）的圣职就典仪式就有不少国家的代表应邀参加，其中有十一位代表就是当时在法国、英国、波希米亚等国任职的佛罗伦萨人。虽然他们还不是常驻代表，但在以后的岁月里，他们当中的不少人包括著名学者但丁、政治家马基雅维利以及圭恰迪尼等，均为意大利和佛罗伦萨赢得了荣誉。

在讨论意大利对欧洲外交的影响时，不能不提及被誉为职业外交的诞生地——米兰大公国，因为它是当时意大利国家中最早把常驻使节作为一种官方职业的国家。早在威斯康梯（Filippo M. Visconti）时期，米兰就曾与一度强势的匈牙利王国互派外交代表，这种互派的形式可谓欧洲历史上的首例。随后在1463年和1490年，米兰分别派出官方常驻大使前往其他意大利国家以及法国和英格兰。而1464年被派往佛罗伦萨的米兰代表尼克迪马斯（Nicodemus），担任此职长达二十年，被称为第一位真正的常驻使节。到了1485年，人们可以在意大利诸国中看到米兰派出的常驻代表及其本国外交机构的相对规范。但当时的米兰一直拒绝接受国外的使者，唯恐他们从事间谍或其他破坏活动。的确，在马基雅维利时期，外交人员常常与欺诈和颠覆活动连在一起。他们必须熟悉书写密码、联络暗号和使用隐形墨水等技巧，并从事搜集情报甚至支持所在国的国内反对派势力。至今人们仍然熟悉的玩笑就是当时英格兰外交官沃顿（Henry Wotton）对外交使者的定义，他说：“使者（ambassador）就是为了自己国家的利益，被派到国外去撒谎的诚实人。”^[26]米兰的统治者有意识地让意大利各国保持在一种相互警惕的平衡状态中。尽管有些国家拥有数量可观的雇佣兵，但他们始终坚持长期稳定的对外政策，其中包括：时刻注视其他国家的动态，在发展自己实力的同时，并不放弃外交的努力。很明显，与其他意大利君主一样，米兰的统治者懂得只使用武力来解决现有的政治争端会留下隐患，而最后的成功应是谈判的结果，并争取以尽可能小的代价来获得。因此，米兰人主张通过外交来解决国家间的分歧，这进一步证明了通过非战争手段获得的胜利才是最高的原则，而这一智慧早以“不战而屈人之兵，上之上策也”被古代中国人提出。^[2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