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也纳体系及欧洲外交形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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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维也纳会议后，四大国仍把与法国的关系看成是欧洲国际社会和平与稳定的基础。美国历史学家帕尔默指出：维也纳会议及其所签订的一系列条约，是1648年到1918年之间所有欧洲外交文件中最重要的。因此，四国同意继续维护欧洲的政治稳定，并达成一个正式的协议。其次，为了继续四国同盟的团结，各国同意定期举行高层会晤，协商他们的共同利益，以保障欧洲的普遍和平。为维护这一体系，欧洲国家有必要进行定期的会晤与协调。

第三节　维也纳体系及欧洲外交形势

维也纳会议后，四大国仍把与法国的关系看成是欧洲国际社会和平与稳定的基础。因此，四同盟国保证所有成员国定期会晤，于是开启了一个欧洲大国协调时期。卡斯里奇在谈到这一时期时说：维也纳会议的条件只有那些战胜国的保证才能得以真正的实施。

一、维也纳体系的形成

美国历史学家帕尔默指出：维也纳会议及其所签订的一系列条约，是1648年到1918年之间所有欧洲外交文件中最重要的。它不仅重申了欧洲外交所遵循的均势原则，同时也讨论了保证这个原则如何运作的机制。这个机制就是维也纳会议上确立的大国协作（Concert of Europe）。

1.大国协作、和谐与共识

鉴于战争常在大国间进行，维也纳会议首次使用了“大国”和“次大国”的提法。于是强调大国协作的理念也随之出现，旨在减少大国之间发生战争。维也纳会议上所体现的大国协作，即大国应在重大的问题上相互磋商并协调各自的政策，它被基辛格称为“共识”（consensus）。

从1815年到1822年期间，欧洲政治发展出一种新趋势——欧洲国际社会的发展进一步紧凑。与18世纪的那种主权国家仅仅强调以维持均势为宗旨的国家体系不同，维也纳会议后的欧洲大国不仅继续保持均势，而且更加强调国家间的协作与共识。当时的欧洲出现了一个共同的协作机制，即由欧洲四大强国（后来法国加入，成为五强）来保障欧洲的和平。梅特涅在解释五大国和谐的责任时说，他们不仅“干涉国家间的关系，并且可以干涉国家的内政，以保全公共安宁、保障条约权利和维持维也纳会议所树立的‘正统主义’”^[21]。

2.俄国沙皇首倡的“神圣同盟”

拿破仑战争后的欧洲大国间欲达成共识，以维系一个共同的目标，绝非易事，这需要一个正式的协定。此时的沙皇亚历山大以开明君主自命，又以欧洲文明“解放者”的身份自居，企图将基督教教义应用于欧洲政治，而他本人并无明确的政治目的。于是在四大同盟国代表离开巴黎之前，他提出了一份正式的倡议书，作为四盟国，特别是三个北方君主国（俄、普、奥）对外政策的一个共同纲领。此项倡议于1815年9月26日以俄、普、奥三国君主的名义，送交与会的其他各国签字。因其带有半宗教的性质，又都是绝对君主专制国家发起，所以有“神圣同盟”之称。以后无论是历史学者还是国际关系学者往往把注意力集中在“神圣同盟”上，而对真正推动欧洲大国合作的“四国同盟”却没有予以应有的论述。这是非常遗憾的。“神圣同盟”宣言所建议的核心思想，明确写在前文和三个条文中：第一，约定三国君主将以同胞兄弟的身份经常相互援助；第二，劝令各国人民实行普世救主的教义；第三，邀请其他各国接受此宣言。^[22]除英国、土耳其和罗马教皇外，法国和其他欧洲国家均签字接受了“神圣同盟”宣言。

从理论上讲，“神圣同盟”是可行的，因为它强调了基督教义、和平与正义。就实际意义而言，“神圣同盟”更是一个以三国君主的名义发表的宣言，而非三国政府的正式条约。特别是在政治现实中，“神圣同盟”的政治建议既没有实际的政治目的，又没有明确的思想含义。这些建议或是太狭隘，或是太空洞，还很容易成为对别国的国内事务进行干涉的借口。基辛格称，“神圣同盟”是基督教精神的宣言，包含着不明确的许诺，即三大君主国将在所有场合和任何时候相互帮助。这种没有讨论和确定为什么提供援助的具体条件的宣言，实际上是很靠不住的承诺。

英国拒绝接受“神圣同盟”的做法尤能说明这个问题。正如英国特使阿伯丁所言，“英国的宪法不允许我有义务签订此神圣同盟”。英国需要的不是抽象的原则，而是具体的东西，那就是大国保证在1815年最后协议书所规定的原则上相互合作。

3.四国同盟与第二次《巴黎和约》

英国非常清楚，四大战胜国间的同盟关系已非常脆弱，而其潜在的危险在于四国间没有一个共同签订的同盟条约，只存在着几个暂时性的双边互助条约。1814年3月，英国外相卡斯里奇和其顾问阿伯丁经过不懈努力，促使反法同盟四强签订了《肖蒙条约》。该条约包括了三个单独的条约，即英国与奥地利之间、英国与普鲁士之间和英国与俄国之间的条约，同时又明确规定，同盟国一旦与法国签订和平条约后，各国仍有义务相互合作，作为保卫各国、保卫欧洲和平的必要手段。

但是，在维也纳会议期间，四大国的分歧险些危及到他们的同盟关系。因此，四国同意继续维护欧洲的政治稳定，并达成一个正式的协议。在英国和奥地利的积极推动下，四国终于在1815年11月20日签署了第二次《巴黎和约》。这次，英、俄、奥、普正式重申了他们在1814年3月签订的《肖蒙条约》中的三原则，即①缔约国提供一切所拥有的手段，积极进行反对拿破仑的战争；②不与共同的敌人进行单独的谈判；③战后将继续保持这种相互援助的合作精神。并且在此原则精神的基础上规定，四国应该定期举行由各国君主参加的高层会议或四国外交部长会议，磋商他们的共同利益，创建最有益于各国的和平与繁荣，以达到最终维护欧洲和平的目的。

由此可见，与9月26日的“神圣同盟”的原则精神相比，英国提议的“四国同盟”原则更为具体和务实。首先，“四国同盟”一起打败了拿破仑，并且均希望能维护战后的和平。正如在《四国同盟条约》的第一款和第四款中所宣布的那样，缔约国相互保证，将尽全力维护本条约的原则和保证其条约严格、忠实地被执行。其次，为了继续四国同盟的团结，各国同意定期举行高层会晤，协商他们的共同利益，以保障欧洲的普遍和平。这样，根据“四国同盟”条约，欧洲大国的政治家们决定定期举行高层会议，沟通各自的想法和建议。在19世纪和以后的外交活动中，这种外交模式所产生的后果被世人所接受，并出现了19世纪第一次会议外交时期。

二、高峰会谈——“会议外交”时期

1.首脑会议形成的背景

历史学家霍尔布恩（Hajo Holborn）曾这样写道：“为了人类的幸福和世界和平，人们曾经期望着一个普世的同盟，但是从未像1815年维也纳会议之后，人们如此地渴望和追求。”^[23]当时英国外交部里有一种普遍的乐观情绪，那就是维也纳会议重建了一个欧洲国家体系。为维护这一体系，欧洲国家有必要进行定期的会晤与协调。首先是三个欧洲君主国形成的“神圣同盟”，然后是四国同盟条约的签订。

根据四国同盟条约，欧洲的政治家将举行定期的高层会议，沟通各自的想法和建议。“首脑会议”（summit conference）这种外交模式出现得很及时，因为有的突发事件太过严重，国际危机太难以预料，仅仅靠各国政府间的交换外交照会是远远不能解决这些问题的。所以，更高的政府官员，如外交部长、政府首脑或国王本人亲自会晤才可能解决问题。这是“首脑会议”在欧洲再现的历史背景。

维也纳会议后，真正有影响的国际会议共有四次。第一次就是亚琛会议，它既是一次真正的首脑会议，也是战后第一次大国合作的范例。

2.第一次首脑会议——亚琛会议（Aix-la-Chapelle），

根据1815年11月第二次《巴黎条约》，法国必须交纳赔款7亿法郎，第一次交赔款日为转年的3月31日，以后每四个月为一期，共交五年。同样是根据此条约，四个战胜国在法国的驻军为期五年，军队为15万人，法国政府每年必须为此支出5000万法郎作为占领军的费用。从1816年3月31日起，到1818年亚琛会议召开时，法国政府一直能够准时地交付所规定的赔款。

战后的法国，不仅在经济上迅速复苏，自由主义运动也日盛一日。在这种情况下，坚持“正统主义”的梅特涅极力缓和与俄国的关系，并联合普鲁士的保守势力。他的主要目的就是将“神圣同盟”化为实用的“保守同盟”，使之干涉欧洲政治，并囊括欧洲各国加入一个更加密切的政治体系，以保持欧洲的现状。四国同盟只是明确地保证执行第二次《巴黎条约》中大国协作的规定，并没有提及任何欧洲国家的国内宪政问题。英国宣布他不会参与干涉任何主权国家的内部事务。因此，梅特涅不得不更倾向沙皇提出的反动政策，因为他十分担心“革命”对日益虚弱的奥地利帝国的冲击。这不仅是由于奥地利地处中欧，四面受敌，更因为他是一个缺乏共同基础的多民族的帝国。为此，梅特涅主张召集国际会议，并成为会议的主导人物。在一个时期内，他极力劝告各国君主及大臣，认清和平的重要性，和衷共济。这样，才能让维也纳会议上出现的国际合作局面得到加强和巩固。

此时，密切注视欧洲局势的英国，惊诧于法国的复兴速度，因此他考虑与奥地利一起在1818年召开一次国际会议，以讨论从法国撤走占领军的问题。英国急于解决与法国关系的原因包括美洲新大陆的动荡。当时，伦敦接到其驻华盛顿公使巴考特的来信，信中说美国国务卿亚当斯希望知道，如果西班牙和其反叛的南美殖民地之间发生冲突的话，英帝国政府将持一种什么态度。亚当斯坦率表示美国利益深深卷入其中，因此，希望与英国政府在这一问题上保持同步。^[24]英国外相卡斯里奇虽对西班牙和美国的处境表示同情，但不热情。因此，同年8月28日，卡斯里奇的助手库克写了一封准确反映英国立场的回信。信中这样说道：“如果法国能加入同盟，英国将乐意看到在南美地区与法国享受平等的商业权益。如果这一条件能做到，‘某些情况可能会发生’，意指西班牙和其南美殖民地之间应达成谅解。”^[25]这说明英国和奥地利都希望法国能在欧洲政治及其海外事务中发挥更大的作用。

1818年9月20日，五国代表集会于亚琛。与会的英国代表是外相卡斯里奇、惠灵顿将军和印度殖民事务首席长官坎宁，俄国参加会议的是沙皇亚历山大和其高级顾问纳色尔罗德，奥地利出席会议的是奥地利皇帝弗兰西斯一世及首相梅特涅，普鲁士与会的是国王威廉、顾问哈登堡和博恩斯多夫，法国代表则是黎塞留公爵、外交部官员雷尼瓦尔和负责法国赔款事务的官员曼尼。

亚琛会议集中讨论了法国问题。四国同盟为一方，法国为另一方，所讨论的真正重要问题就是安排战胜国军队撤出法国。会议上，黎塞留公爵提出：法国将一次性地交清全部赔款余额2.6亿法郎，其中1亿法郎以公债的形式交付，其他的1.6亿法郎将从英国的两家私营金融机构借来现金支付。于是，外国占领军应该在法国提前还完战争赔款后，全部撤出法国境内。

法国所作的这种财政与军事安排，成为亚琛会议讨论的主要内容。会议进行得十分顺利，以英、奥、俄、普为一方与法国签订的协议于10月9日生效。11月4日，四国同盟发了一份集体照会给法国政府，照会中赞扬法国为了实现欧洲的普遍和平而作出的庄严行动。为此，四国邀请法国加入四国同盟，以谋求法国和人类的共同利益。法国政府不失时机地接受了邀请，四国同盟遂变成五国同盟。15日，五国发表“共同宣言”。宣言声明，其目的在于维护和平，保证《肖蒙条约》后所签订的一切条约和协议不受破坏。同时，五国强调遵守国际法原则，做世界各国正义、协作的楷模。

这实际上仅是外交的一个侧面。出于内心深处对法国的不信任，英、俄、普、奥四国在11月1日秘密签署了一个恢复四国同盟的条约，商定如果法国再有革命和侵略之举，四国将一如既往地出兵干涉，这无疑是梅特涅政策的成功。^[26]但是，这个重新恢复了的四国同盟此后却再未发挥真正的影响力。相反，法国一经正式加入欧洲协调体系，随即与其他四个列强享有着同样的地位并发挥着同等的影响。而原来的四大国，也由于意大利问题、南美国家独立问题和希腊独立问题，加之各国国内的政治制度的差异和外交政策的目标迥然不同，关系日益疏远，形同陌路。

3.其他三次国际会议

加入四国同盟，无疑是法国外交上取得的胜利，至少在国际上不再如此孤立，同时也恢复了与四强平等的地位。这并不是说法国大革命的影响和法国在历史上追求权势的传统已经被人们遗忘。1818年，英、俄、奥、普四国同时又秘密续订四国同盟就说明了这点。四国约定，如果法国再有推翻维也纳体系的行为或企图，四国必将共同出兵干涉。四国同盟的这种担心绝非杞人忧天，因为从1816年到1818年间，法国内部的自由主义运动日益高涨，这不仅鼓舞了欧洲国家民族主义的日益高涨，也引起了奥、俄等国保守分子的疑虑和敌视。因此，在亚琛会议上，法国在恢复其大国地位的同时，也公开地宣布对抗革命运动。这样欧洲五国代表虽表面上宣称无意侵害他国自由，但实际上他们已经与自由和民主的历史趋势背道而驰。

1820年，五大国再次在奥地利境内的特洛巴（Trauppa）召开会议，史称特洛巴会议。会议的目的是解决那不勒斯和西班牙国内发生的革命问题。这次会议暴露出五国之间的矛盾：其中三个保守的君主国家——奥地利、俄国和普鲁士——坚持有权干涉任何爆发革命的国家内政；而英国坚决反对这一主张，同时法国有意而敏锐地偏向英国的立场。

奥、普、俄三国在共同宣言中主张：凡是一国政府由叛乱所推翻，三国对于该国有共同保卫的权利和义务；三国绝不承认由革命行为所建立的政府；三国政府志在保卫欧洲和平，铲除使欧洲陷于革命的祸根。这一宣言被认为是首次把“干涉主义”纳入欧洲公法。如果探讨今天的西方某些国家所鼓吹的“人道主义干涉原则”的话，其根源就应追溯到这一时期。当时欧洲强权政治实际上是高于对人道主义的考虑的。

由于英、法两国与俄、奥、普三国在那不勒斯问题上有分歧，会议地点从特洛巴迁到拉巴洛（Labach）后，继续进行会谈。拉巴洛会议的任务还是继续解决那不勒斯内政的问题。为此，欧洲大国要求那不勒斯和其他意大利国家的君主前往拉巴洛，共同讨论奥地利的干涉方案和法国提出的和平方案。最后，拉巴洛会议决定由奥地利出兵镇压那不勒斯的革命运动。这件事证明，梅特涅主张的武力干涉主义虽占了上风，但大国之间的关系仍很不稳定。^[27]

不仅如此，此时的整个欧洲都不稳定。希腊人开始反抗奥斯曼的专制统治，从而揭开了“东方问题”的序幕。同时，奥地利军队镇压撒丁国人的反抗，也激起更强烈的民族主义意识。维也纳体系似乎岌岌可危。在这样的情形下，维罗纳（Verona）会议的召开被紧急提到议事日程。

1822年10月，维罗纳会议召开，与会者为俄、奥、普三国君主，意大利诸国君主，以及英、法两国的正式代表。会议的主要议题是西班牙问题。除英国外，会上代表们一致通过决议，干涉西班牙国内的革命运动，并由法国出兵，帮助恢复西班牙的权位。起初，法国政府对此建议尚有犹豫，担心会引起其他国家，特别是英国的猜疑。但是，法国议院中的激进派却认为，这是恢复拿破仑战争后法国地位的大好时机，因此，应当承担责任，并为正统主义制造声势。很显然，1815年以后的法国更倾向于政治上的投机与政策上的摇摆不定，而这恰恰印证了法国日益缺少的是自信与谨慎。

英国政府对此非常不满，令其代表惠灵顿将军拒绝接受干涉西班牙的提议，并同时指令坎宁试探美国政府是否承认南美独立国家的合法地位。在关于干涉内政的问题上，英国与欧洲君主国家坚持不同的立场，致使欧洲协调机制发生破裂。“干涉主义”一词不再成为普遍接受的共识，而英国开始注意到新大陆上正在崛起的美国，以及他将来可能恢复旧大陆均势的作用。^[28]

实际上，维罗纳会议没有能够解决西班牙问题，以及该问题所涉及的南美殖民地独立问题、希腊革命事件和意大利问题。关于南美殖民地独立问题，由于列强政策不一致，没有达成任何相关协议。希腊问题虽被提出，但未能予以详细讨论，保守的奥地利和沙俄也没有给予真正的支持。而意大利问题同样没有结果。最后由梅特涅以俄、普、奥三国政府的名义，向意大利各国君主表示了对意大利存在革命危险的担忧，申明了“神圣同盟”对意大利的保护政策。但是，英、法两国拒绝认可梅特涅的意大利政策，并明确表示绝无同意的可能。

1822年的维罗纳会议之后，直到1856年，欧洲大国在此期间没有再定期举行高峰会谈。但是，大国协调的原则并没有完全放弃，欧洲国家间的其他会议仍然举行，特别是五大强国的代表仍以不同的形式谋求解决危机。与此同时，潜伏在欧洲政治中的“东方问题”浮现出来打破了欧洲的平静，从此开始挑战维也纳会议所确立的欧洲协作的有效性。

【注释】

[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4卷），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72页。

[2]Kegley,From War to Peace, pp. 85—86.

[3]Davies,Europe— A History,p. 725.

[4]引自刘德斌（主编）：《国际关系史》，高等教育出版社，2004年版，第73页。

[5]Mowat,The European States System,p. 51.

[6]Kegley,From War to Peace,p. 90.

[7]Mowat,The European States System,p. 49.

[8]Kegley,From War to Peace,p. 91.

[9]Kissinger,A World Restored,p. 132.

[10]Mowat,A History of European Diplomacy 1815-1914,p. 5.

[11]Mowat,A History of European Diplomacy 1815—1914,p. 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