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向最后冲撞的根源

第一节　走向最后冲撞的根源

1918年11月11日，震撼世界的欧洲大战终于停息了炮声。此时，称雄一时的德国乞求停战，而沙皇俄国和奥匈帝国已不复存在。协约国虽幸免于难，不必为德国所奴役，但作为战胜国，英、法两国也丧失了他们曾经举世瞩目的荣耀与实力。1930年，前英国资深外交官亚瑟·尼科森（Arthur Nicolson）心情沉重地写道：这场战争导致了德国的崩溃，同时也让英帝国丧失了他在世界上最伟大的地位。而酿成英、德相互摧毁的原因是，1890年俾斯麦退位后，两国政府没有能够通过谈判，找到一个调解他们之间分歧的妥协方案，最后导致两国及其盟友卷入了一场长达四年的战争。^[2]老尼科森的看法虽没有摆脱传统英美观点的束缚，但作为能够目睹英、德两国走向自我毁灭式战争全过程的职业外交官，他的观点也值得一览。

一、德国的“世界政策”威胁

1890年后的德国失去了俾斯麦那一代政治家的领航，加上高速的经济发展及全球战略，新一代的帝国领导人已不再满足已经在欧洲大陆上所获得的最强国地位，而把视野转向海洋，并急于成为一流的海军大国，同时渴望拥有海外殖民地和遍布全球的市场。德国皇帝威廉二世和其主要幕僚不屑于去考虑其他欧洲大国，特别是英国人的忧患，于1897年提出了所谓的“世界政策”（weltpolitik）。简言之，“世界政策”就是要重新划分全球势力范围，让全世界感触到德国力量的存在，包括他的海军和海外利益。一时间，“世界政策”在整个德国闹得沸沸扬扬。

可是，德皇和他的幕僚们根本不清楚，“世界政策”对德国到底意味着什么，或是如何通过“世界政策”为德国的国家安全和利益服务。基辛格评论道：“除了蛊惑人心外，‘世界政策’缺少思想内容，很具挑衅性。德国人是在用大话来掩饰他们内心的胆怯和方向上的迷茫。言谈上的吹嘘和行动上的优柔寡断，恰恰反映出德国人传统上的狭隘性。（世界政策）实质上是出于虚荣而非实际利益上的考虑。”^[3]此时，德国的膨胀野心终于突破了俾斯麦执政时期所定下的限制，即欧洲就是德国的世界。

1.惊人的“大海军计划”

海军代言人梯尔比兹提出的扩充德国海军的“大海军建设计划”，不仅得到威廉皇帝本人的积极支持，而且在1898年和1900年相继两次在帝国议会上获得通过，其附加说明中透露：“建立大海军的目的，是要使最伟大的海权国家都不敢向它挑战。”德国为此还在1900年制定了《海军法》，意在扩充其海军规模。同时，德国加紧筹备建造“无畏舰”。此类惊人的大海军计划，不仅让欧洲大陆国家感到震惊，更让英国产生了危机感。

德国统一完成后，俾斯麦清楚地知道，尽管其军事力量已相当强大，但德国的安全及外交的成功必须建立在两大支柱上：第一，在维系德奥同盟的基础上，继续保持与俄国的传统友好关系，旨在防止俄、法结成军事同盟；第二，必须时刻保证与英国的传统友谊，这首先是基于英、德两国民众绝少出现相互敌视的历史传统，但更为关键的是在德国统一战争期间，英国人表示出了相当的同情。当时的英国不认为德国的统一对欧洲均势有什么质的影响。相反，历史上德意志大部分地区并不是欧洲的战争发源地，而是历代冲突的竞技场。17世纪的三十年战争，18世纪的王朝继承战争和19世纪初的拿破仑战争的许多关键战役都是在德意志领土上进行的。在俾斯麦执政期间及其卸任后的最初几年中，英国人也一直认为与德国保持好关系并不困难，而俄国和法国才是威胁欧洲稳定和英国海外利益的对手。

在德国完成统一之前，英国就已经是世界上最大的殖民帝国和海上强国，他的利益显然是全球性的，而他那实力的触角则无处不在。1836年，一个英国外交官曾经这样写道：“我们从来没有忘记，大英帝国的地图实际上就是整个世界地图。如果其他国家的外交政策考虑的仅仅是他邻国动态的话，那么，英国的政治家们必须要了解地球的每一个角落所发生的事情，那里的人们是如何看待我们的，以及他们的真正利益何在？”^[4]因此，英国海军一直公开奉行的是超强标准（superior），到了20世纪初又演变为“双强标准”（double standard）。作为岛国的英帝国，要全恃海军捍卫其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与繁荣，其结果是英国会不惜一切代价去维持其海军优势，并把任何挑战其海上权势的国家视为潜在的对手、甚至公开的敌手。

在德国的“大海军计划”出炉之后，英国政府的有关部门得出了这样的结论，此项海军计划一旦完成，德国对英国的威胁将大大超过法国和俄国对英国的挑战。于是，为了保持其海上优势以求得安全，英国便与德国展开了激烈的海军竞赛。例如，英国在1905年开始建造无畏舰，并更新其舰船装备。在1907年德国开始建造无畏舰时，英国提出了以二对一的海军政策，即保持自身无畏舰的数量为德国同类舰只的两倍。

2.冒险的近东政策

德国的海军政策出炉之后，缺少谨慎的新一代政治家和知识精英展开了积极的近东政策。俾斯麦在位时期，曾明确宣布德国对近东没有利益诉求，以解除俄国的敏感。尽管在“东方问题”上，欧洲大国关系危机四伏，俾斯麦的政策明确而连贯，他的主要目的就是通过维持近东地区的稳定来确保奥斯曼帝国的完整，最终达到欧洲现状的稳定。1878年的柏林会议上，德国首次以仲裁者的身份出现，并通过与英国和奥地利的合作，设法避免了可能出现的大国之间的战争。当时，尽管俄国不满，但普遍相信只要俾斯麦仍然掌管德国，欧洲的现状就会继续保持。

可是，继俾斯麦之后的德国领导人，却急于在世界各个地区显示其力量。这种扩张势力范围的做法，成为德国对外政策的主要内容。虚荣、好动而又没有治国经验的威廉二世，则是德国“世界政策”的主要倡导者和实践者。他偏离了俾斯麦的既定政策：德国满足于只做维护现状的欧洲大国，而非盲目追求抽象的世界大国地位。引用1970年联邦德国国防部长施密特的话说，“当时德国领导人缺少更高层的战略眼光和理解世界‘均势’战略的能力”^[5]。

19世纪后期，英国在占领埃及之后，又在亚美尼亚等问题上指责并干涉奥斯曼帝国的内政。因此他与这个东方帝国的关系日渐疏远的同时，也失去了对君士坦丁堡的影响。德国借此机会对奥斯曼帝国示好，希望取英、俄势力而代之。德皇威廉二世于1898年访问君士坦丁堡，并会晤了奥斯曼皇帝。在君士坦丁堡期间，威廉二世以奥斯曼帝国的保护者自居，公然宣称他是奥斯曼皇帝和三千万穆斯林教徒的朋友。德皇此行可谓大获成功：奥斯曼皇帝许诺建造巴格达铁路的权利（注：最后的租让条约是在1903年签订的）。巴格达铁路一旦建成，将成为一条欧亚间最便捷的交通路线。

如果由德国管理这条铁路，那就等于由德国支配了这一地区的交通命脉，无论在商业上还是在军事上，都十分有利于德国今后在中近东的扩张。英国把德国的这一行为看作是对他在埃及和印度的既得地位的严重威胁，感到难以接受。最后的事实证明，德国极力获得修建巴格达铁路独家租让权的做法，实在不明智。一方面，德国的这一行动与在近东有着巨大利益的英、法、俄三国都发生了矛盾，其中与英、俄的冲突尤为激烈；而另一方面，德国在计划修建铁路的资金上仍有求于英国和法国。这样，德国与英国在近东的争夺，加之海军军备竞赛上的过大分歧，使得英、德政策难以协调。

3.疯狂的海外殖民地扩张

德国与英国的上述分歧，不久又继续扩大到了远离德国核心利益的南非和远东。在欧洲国家中，德国不是传统意义上的殖民国家，虽然有大量的德裔人口迁到北美洲及世界各地，但那并不是官方组织的殖民迁徙。俾斯麦执政时，他更明确强调“欧洲是德国的一切”，并没有表现出建立海外殖民地的要求。但是在1880年后的三十年间，德国开始热衷于在非洲进行殖民扩张，在亚太地区寻找远洋海军所需要的基地，以配合柏林的全球政策。

起初英国仍然认为，后起的德国确实应该找到一块适合自己的海外殖民地，只要这块“肉不是从大英帝国的身上割下去”就行。但是，德国在布尔战争中的倾向性立场，包括对南非共和国的公然同情和暗中支持，促使英国改变了对德国的看法。这个正在迅速崛起的帝国不仅出言不逊，而且一旦有了相应的海军实力，他是敢于推行不负责任的冒险政策的。

4.咄咄逼人的外交政策

德皇威廉二世所追求的并非具体明确的国家利益，而是一种虚无缥缈的荣耀——国际社会承认德国无与伦比的地位。用英国外交政策分析专家克劳伊的话讲：“德国外交政策中缺少一种可指导其全球活动的理性的东西，因此，德国外交政策是咄咄逼人的威胁性的政策。”^[6]

德国的问题源于19世纪末期，当时其战略政策制定者们坚信英、俄的冲突不可避免，而这两个帝国又都非常需要德国的友好中立或联盟。因此，柏林政府包括德国新一代的知识精英不愿意去考虑英、俄两国可能会出现和解，只是单方面地希望从英、俄的矛盾中捞取更高的回报。实际上，德国领导人在追求自己国家安全的同时，明显地表现出缺少大国领导者应有的理性和克制，例如，他们根本不去考虑，或不懂得追求“世界政策”和“大海军建设”对德国的实质利益到底是什么结果，而对别的国家来说又意味着什么？同盟关系中的“有限责任”到底应该如何确定等等。

针对德国威胁性的外交政策和鼓吹扩张的公众心理，英、法、俄三国在1907年就暂时化解了他们在历史上的猜疑和现存的分歧，并以“三国协约”的形式来共同对抗德国。这就足以说明柏林的政策及其行为均存有严重的问题。令人不解的是，“三国协约”形成后，德国领导人不仅不进行反思，反而认为德国在欧洲的威望明显地被削弱了，而根本原因是英、法、俄等国嫉妒或有意排斥，甚至联合遏制德国的发展。他们觉得德国开始丧失应有的重要性和尊严，因此急需立刻恢复德国的威望，让全世界都知道任何国际事务必须得有他的参与与认可，否则便不能被德国所接受。柏林政府为此完全改变了俾斯麦对外政策的谨慎态度，变得日益专断、急躁和冒险。

5.“世界政策”引发“德国威胁论”

德国的“世界政策”及其所作所为，促使在19世纪末的英、法等国的思想、理论界出现了“德国威胁论”，并成为欧洲国家领导人和民众普遍接受的一个观念。即一个已经拥有世界上最强大的陆军的德国，现在又处心积虑地发展世界级的海军，其目的就是要挑战英国的海上霸权。

“德国威胁论”不仅在理论界出现，在现实政治中也日益成形。与其他国家一样，德国无疑有权利在各个领域与任何国家进行竞争，但是，这样的竞争一旦被认为威胁到别国的生存时，那么其性质就从和平转变为充满敌意和好战。换句话说，“德国威胁论”不是指德国是否有发展海军的权利，而是指德国陆军已经在欧洲大陆上确立了无人可敌的优势地位。因此，英国担心一旦德国可以支配欧洲大陆的事务，他就有可能支配欧洲各国包括海军在内的军事力量为其所用。这是三百年来英国人所不能允许的。由于德国人只迷信武力，遏制德国的扩张只能通过以实力做后盾的外交谈判。德国政治家布鲁后来在回忆录中写道，德国民众多少有点不大在意其他国家人民的感受，或不习惯设身处地地思考一下，如果德国的某个邻国在已经拥有一支强大的陆军的同时，又积极追求建设强大的海军，那么德国人民该如何反应呢？

二、英、法、俄“三国协约”

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英国逐渐放弃了长期坚持的“孤立主义”，开始在全球范围内寻找可能的盟友。但是，在1905年前，英国仍把俄国看成是在中东和远东地区的竞争对手；而在1898年，英、法两国又几乎在埃及的法绍德争议上争斗起来。这样，英国曾不止一次地向美国和德国建议结成同盟，可是几经努力始终无效，或是由于美国坚持自己的孤立传统，或是由于德国判断上有误。特别是随着德国对英国的挑战越来越激化，两国结盟的可能性也越来越小。

1.英、法接近及《英法协议》

英国在接近美国和德国的努力失败后，将目光转向了远东的日本。此时的日本虽然在1895年战胜了远东的满清帝国，并于1905年重创了欧洲大国——沙俄，但是在欧洲人的眼里，日本仍是一个正在崛起的地区性强国。1902年，“英日同盟”协议正式签订。对英国而言，它的象征意义远胜于其实质内容，而其真正的用途也仅仅限于远东地区。但是，这毕竟标志着英国外交政策的新动态。这一信号被受困已久的法国及时抓住。当时法国外长德莱赛的外交新方针，就是在保住法俄同盟（1891-1893年）的同时，对英国和意大利作出让步，从而摆脱法国在欧洲外交中的孤立地位。为此，他主动表示法国放弃与英国在非洲的殖民地竞争。

1904年，《英法协议》在伦敦签订。协议由三个部分组成：第一部分，法国承认英国在埃及的地位，而英国则承认法国在摩洛哥的特殊权益，并约定两国互不妨碍各自的行动自由；第二部分，是有关两国在纽芬兰海岸的捕鱼权益，以及两国在西非殖民地的边界重新划分问题；第三部分，明确英国占有缅甸，而法国拥有对印度支那的统治权，从而划定了两国在远东的势力范围。^[7]同时双方宣布，一旦情势危急，两国将相互协商并给予彼此外交上的支持。

《英法协议》的签订震动了柏林，但并不意味着德国丧失了在欧洲大陆上的优势，主要有两个原因：其一是《英法协议》并不构成同盟关系。从法律上讲，协议（entente）只是解决两国之间具体悬案的协定；就当时的英、法而言，该协议强调的是更倾向于双方的谅解和两国的友好，而非有攻守同盟性质的契约。当然，从长远讲，这一协议有可能转化为对付德国及其同盟的基础。其二则是英、俄之间的敌视和对抗仍未结束。在英、俄两国的相互敌视或猜疑中，作为俄国的盟友，法国很难发展与英国的深层友谊，而两国要形成反德同盟就更艰难。

2.英、俄达成谅解与《英俄协议》

一个国家的外交政策是不可能一成不变的，由于国际形势波诡云谲，国家政策自然也要随之调整。英、俄关系的变化就充分证明了这一点。

从1856年到20世纪初，英、俄是两个最大的帝国主义国家，一个拥有着世界上最庞大的海外殖民帝国，另一个则占据着欧亚大陆的广袤区域。两国间的地缘政治利益时常冲突，包括在欧洲、近东和远东；此外，沙俄的专制制度与英国的自由理念互不兼容，让两国政府间达成妥协似无可能。

但是自1905年后，出于下列原因，英、俄两国间的相互敌视开始有了松动：第一，在远东地区，英日同盟的建立，特别是日俄战争后，俄国的势力大受挫折，英国与俄国的直接对抗已不可能。第二，在近东方面，德国对奥斯曼帝国的影响日益增强，而巴格达铁路的开工，更引起了英、俄两国对德国的嫉恨和敌视。一个有威胁性的德国，正在成为英、俄两国共同抵制的目标。第三，英、俄两国在波斯和阿富汗问题上的分歧，终于在几次谈判中得以化解，达成谅解。

1907年签订的《英俄协议》也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关于波斯问题。将波斯划分为三个区，东南部为英国势力范围，北部为俄国势力范围，而中间为中立区域，英、俄两国在此区域享有均等利益。第二部分，关于阿富汗问题。俄国承认阿富汗为英国的势力范围，并约定俄国与阿富汗的一切外交关系要首先经由英国政府同意；英国则作出保证，不单方面更改阿富汗的政治地位或干涉其内政。第三部分，关于中国西藏问题。英、俄两国在不与中国政府协商的情况下，擅自使用西方的法理概念，承认中国对西藏的宗主权（suzerainty），而非主权（sovereignty），这无疑损害了中国人民的利益。同时，《英俄协议》也作出许诺，尊重西藏的领土完整；不经中国政府的同意，两国不与西藏进行任何谈判。该条款规定，两国不往西藏派驻外交代表，同时不在西藏地区索取任何特殊权利。^[8]与1904年的《英法协议》一样，1907年的《英俄协议》也不属于同盟性质的条约。但是，它的确为两国提供了一个妥协和解决问题的框架，更为重要的是为英、俄的进一步谅解与合作提供了可能。

3.英、法、俄“三国协约”与“三国同盟”的对抗

19世纪末，以加邦（Gambons）兄弟为代表的法国外交部，表现出了卓有成效的务实、沉稳、妥协和耐心。他们促成了英、俄之间的谅解，并最终完成了三国联盟。尼科森评价说，这是20世纪初欧洲外交中最值得后人思考的一幕。英、法、俄三国的最后联合，是建立在法俄同盟、英法协商和英俄协商的基础之上的，从而显示了三个欧洲大国在外交上团结、合作的决心。因为英国政府已经完全接受了“德国威胁论”的提法，这样，英、法、俄三国合作构成了一个抗衡德、奥、意三国同盟的外交新格局。由此，1907年后的欧洲已不像十年前（1898年）的欧洲，当时的德国及其主导的德、奥、意三国同盟，还占有相当程度上的优势。现在，英、法、俄形成协约国（Triple entente）后，欧洲均势得到了某种程度上的恢复。但德国如何看待、是否接受这一新的国际格局，则成为当时欧洲各国所关注的焦点。

三、1904—1914年间的三次国际危机

1904—1914年的十年间，欧洲生活在一种紧张的气氛之中，发生了多次危机，特别是三次国际危机（第一次是1905年的摩洛哥危机，第二次是1908年的波斯尼亚危机，第三次是1911年的第二次摩洛哥危机）。而德国在三次国际危机中均表现出鲁莽和短视，与其在文化、教育和科技领域中的成就很不相称。这些都反映出新一代的德国领导人盲目追求狭隘利益，企图利用国际危机来增强德国的声誉，但结果却事与愿违。

1.第一次摩洛哥危机

1905年3月31日，德皇威廉二世出访摩洛哥南部重要港口丹吉尔时宣称，德国将会保护摩洛哥的独立及其领土的完整。这就使德国与正在谋取支配摩洛哥的法国关系变得十分紧张。4月11日，德国政府又向法国政府提出了两个要求：一是召开国际会议，商讨解决摩洛哥问题；二是要法国外交部长德格尔赛辞职。德国还警告法国，如果不接受这两个要求就以战争相威胁。正是德、法两国在北非的殖民争夺，引发了第一次摩洛哥危机。

德国之所以此时挑起摩洛哥危机，是他认为由于俄国在日俄战争中失败，因此不可能在欧洲以实际行动援助法国。同时柏林也想试探一下不久前生效的英法合作。在这种国际情势下，德国贸然对法国进行胁迫，不能不说是冒险行动。面对德国的挑衅，法国外长德格尔赛主张强硬，并认为法国会得到英国、俄国的支持和意大利、西班牙的同情。但法国内阁成员均以备战工作不足和俄国被困于远东战争无法给予支持为由，主张接受德国的要求。7月初，法国与德国交换宣言，同意召开国际会议。在这些宣言中，法国声明赴会的条件，而德国正式宣布不反对1904年的“英法协议”。

柏林要求召开的国际会议，延迟到1906年1月16日才在西班牙城市阿尔赫西拉斯召开。到会者除欧洲六大强国的代表外，还邀请了比利时、西班牙、瑞典、葡萄牙、荷兰以及美国代表参加。此时的美国总统西奥多·罗斯福（Theodore Roosevelt）是个现实主义领导人。他正极力推动美国积极参与世界事务，推行大国外交政策，因此他欣然前来参加欧洲国际会议。^[9]

德国领导人在赌博，他们认为在会议上将如愿以偿。他们的如意算盘是：第一，德国至少会得到奥地利、意大利甚至美国的支持，因为德国在摩洛哥问题上坚持“门户开放，各国利益均沾”的原则。第二，日俄战争刚结束，俄国无力再在欧洲进行另一场战争，因此不会强硬地支持法国。第三，只要英国的关键利益，如海外贸易及海军没有受到威胁，这个唯利是图的国家（shoppers’ state）是不会为法国而战的。然而，柏林的这三个假设，事后被证明都是错误的。第一，奥地利和意大利虽为盟国，但对德国只表示出有限的支持；而美国则公开劝说德国接受其不喜欢的解决方案。第二，在远东地区受挫的俄国，不顾国内的革命，仍然在北非危机中坚决支持法国。第三，英国更是明确地支持法国，表示除非法国同意参加会议，否则伦敦不会派代表出席由德国召集的会议。

最终，会议达成了《阿尔赫西拉斯决议》，决议中承认摩洛哥的独立，但是要由法国和西班牙两国负责摩洛哥的警务，并且由法国控制摩洛哥的海关及警察。^[10]阿尔赫西拉斯会议的结果，与德国领导人所希望得到的东西正好相反，它表明德国在外交上是孤立的，原本想破坏英法合作，但结果恰恰推动了两国的军事合作，并促成了1907年《英俄协议》的签订。

2.波斯尼亚危机

1908年的波斯尼亚危机，导致了两次巴尔干战争，并使得奥匈帝国和俄国的冲突进一步加深，为第一次世界大战埋下了种子。

1908年10月6日，奥匈帝国以保护侨民为理由，派兵吞并了原由其托管的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由于这两个地区有着较多的塞尔维亚人，因而激起了塞尔维亚政府的强烈不满，奥匈帝国与塞尔维亚两国关系趋于紧张。

1912年3月13日，保加利亚、塞尔维亚、希腊与黑山组成巴尔干同盟，联合打击奥斯曼帝国。10月18日，巴尔干同盟与奥斯曼帝国爆发第一次巴尔干战争，结果奥斯曼失利，并于1913年5月30日与巴尔干同盟签订了《伦敦条约》，宣布放弃在巴尔干半岛的领地。此时的保加利亚取得了马其顿，而塞尔维亚没有得到亚得里亚海的出海口，因此巴尔干同盟出现分裂。

1913年6月1日，塞尔维亚与希腊结盟，谋划进攻保加利亚，罗马尼亚随后也加入这一同盟。6月29日，第二次巴尔干战争爆发。趁此机会，奥斯曼政府亦对保加利亚宣战，结果孤单的保加利亚战败求和。8月10日各参战国签订了《布加勒斯特条约》，但让奥匈帝国非常不满，因为塞尔维亚在这次巴尔干战争中所获利益太大，威胁到了帝国在巴尔干半岛的势力范围。而俄国则借塞尔维亚，插手巴尔干事务，结果与奥匈帝国的冲突加深，使战争一触即发。

3.第二次摩洛哥危机

德国在摩洛哥危机中的受挫，并没有触动柏林反思其政策是否有问题，相反，其领导人更急迫地想保持德国在欧洲的优势和威望。因此，每次欧洲出现危机的时候，德国不仅不肯放过，而且表现得轻率、专断，甚至认为是大显德国威望的好机会，或是教训其对手——俄国或法国的有利时机。1856年，俾斯麦曾告诫其国人，俄国永远不会原谅奥地利在克里米亚战争时对他的羞辱。现在他的继承者却在试图犯与奥地利同样的错误。基辛格说，在国际政治中，意欲羞辱一个大国，同时又没有削弱其报复能力的具体措施和手段，这是一个国家的致命错误和大忌。

1911年5月21日，摩洛哥发生反政府的部落起义，法国借机派兵占领了首都菲斯。德国则以保护本国商人为借口，于7月1日出动“豹”号炮舰驶至摩洛哥的港口阿加迪尔。德国的这次行动，被后人称为“豹子跳跃”，与其说是对德国勇气的赞赏，不如说是对其鲁莽行为的讽刺。面对德、法两国战争一触即发的局面，英国因德国挑战其海上霸权而不满，公开支持法国，并且态度强硬。在英国的压力下被迫退让，德国与法国在11月4日达成《法德关于摩洛哥条约》，承认摩洛哥为法国的保护国。1912年3月，法国与摩洛哥签订了《菲斯条约》，摩洛哥从此正式成为法国的保护国。

1908年、1911年的两次摩洛哥危机，使德国与英、法两国的积怨更深，而德皇威廉二世扬言不会再退让。但是在两次危机中，德国的表现的确令人匪夷所思。柏林志在削弱英、法、俄三国的合作，为此，德国时而高压法国，时而帮助奥地利威吓俄国，时而又对英国摆出缓和的姿态。这种轻率的外交政策和行为，让整个欧洲处在不安之中，并使战争危机不断增大。

四、一战前欧洲面对的困境

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前的两年间，大国之间的关系变得更加诡秘并变化多端，欧洲实际上已是危机四伏。

1.巴尔干问题引起的大国猜疑

1912年12月，英国外相格雷主持伦敦会议，邀请欧洲其他五强驻伦敦的大使参加。会议的目的是要解决巴尔干危机问题。实际上，它也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前的最后一次国际会议，转年5月30日签订的《伦敦条约》中规定：奥斯曼帝国的欧洲领土将被瓜分。虽然这一瓜分是针对那些要求民族独立的巴尔干同盟进行的，如塞尔维亚、保加利亚、阿尔巴尼亚、马其顿等，但是，这些要求独立的民族已经开始影响着大国之间的利害关系。

首先，塞尔维亚已表示不满意俄国不够坚定的支持，而俄国又忿忿然在塞尔维亚问题上英国的狡猾和法国的优柔寡断。同样，奥地利也抱怨德国没有履行所许诺的全力支持。这样，塞尔维亚、俄国和奥地利都期待着从他们各自的盟友那里得到更多、更坚决的支持。法国、英国和德国也同样担心，如果他们在下一次危机中不给予其盟友有力的支持，他们可能会失去这些珍贵的盟友。其结果是，1913年之后，每个欧洲大国都陷入一种外交困境，即任何调解的建议都会在自己的盟国眼中被视为软弱和不可靠，并因此有可能失去这个盟友，而不得不单独面对一个敌对的同盟。

于是各国在计算支持盟友可能承担的风险时，不是用历史的眼光来分析现实的国家利益，或以理性的、长期的战略目的来考虑盟国关系，而是以能否保住眼前的盟友为出发点。三百年前，黎塞留曾告诫当时的政治家们，国家所追求的目标必须建立在所拥有的可靠手段上。这些话在一战前已经被完全抛弃了。德国虽然在巴尔干地区没有任何核心利益，但为了不失去奥地利这个盟友，不惜冒着打一场世界大战的风险，去支持维也纳在巴尔干的扩张政策。同样的心态也驱使着俄国人甘愿与德国拼个死活，也要成为塞尔维亚的坚定支持者。英国的困惑也被证实来自相似的担心。1913年，尼科森在写给英国驻圣彼得堡大使的信中流露出，“我们不知道将在这种紧张的情况下，能够继续我们现行的政策到多久。我和你一样都担心，是否俄国会厌倦我们而突然与德国进行交易”^[11]。各国的紧迫感和相互猜测与担心让他们期待一场短暂而决定性的战争快些到来，以早日摆脱这种紧张的压力。

2.两大阵营及其军备竞赛

战前欧洲已存在两大阵营，一个是德意志帝国、奥匈帝国与意大利王国缔结的“三国同盟”，另一个则是法国、英国和俄国组成的“三国协约”。第一次和第二次摩洛哥危机，以及波斯尼亚危机引发的巴尔干战争，都使两大阵营的冲突加剧。来自任何方向的震动都有可能演变为全面的欧洲战争。

此外，两大军事集团军备竞赛也是如火如荼。在海上，首先是英、德两国进行的海上军备竞赛；其次是在第二次摩洛哥危机后，英国又连同法、俄两国实施三国海军联防，即英国在北海、法国在地中海、俄国在波罗的海分别对付德、奥两国海军。而在陆军方面，从军队扩充的数量就可见一斑：从1880年到1913年，德国常备军由42万扩充至87万，法国则由50万扩充至80万，俄国的陆军数量更是全欧之冠，攀升到了140万。就连经济实力有限的奥匈帝国和意大利，他们的军队也分别由27万扩张至80万，由20万扩大至35万。^[12]毫不夸张地说，整个欧洲已经演变成了当时世界上最庞大、最先进、最武装到牙齿的地方。

1914年8月，这两大军事阵营终于相撞到一起。以6月28日奥匈帝国皇储斐迪南大公被暗杀为直接导火索，整个欧洲陷入了一场长达四年之久的、破坏程度惊人、殃及全世界的大厮杀。1918年1.月11日，当各参战国站在欧洲的废墟上，目睹由这次世界大战所带来的后果时，他们是否能够理解古老的中国哲理，“惨胜如失败”？不仅如此，欧洲国家能否在重建战后秩序中，应用他们在刚刚结束的战争中学到的经验教训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