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时中立国家的外交活动

第二节　战时中立国家的外交活动

如果我们接受霍布斯的观点，即在人类自然状态下，暴力是唯一的规律，而生命则是丑陋的、残暴的和短暂的，那么，1914年8月开始的欧洲大战恰恰证实了这些特点。这场历时四年零三个月的总体战争始于欧洲，不久便波及非洲、中东、远东和太平洋地区，最后卷入了包括美国、中国等国在内的共28个国家、地区和自治领，堪称真正意义上的世界性战争。当战争帷幕落下时，交战国的死伤失踪人数已高达3900万，因此，也是人类历史上空前规模的一场大厮杀。

一、欧洲中立国家的外交努力

但是，如果说这就是这场欧洲战争的全部也是不公平的。事实上，从1914年9月10日的马恩河战役结束时，欧洲一些中立国家便提出了各种和谈建议。例如，丹麦、瑞士和荷兰曾建议由美国牵头，呼吁召开中立国家的国际会议，以敦促交战国停止厮杀、进行谈判。9月底，西班牙国王阿尔佛索（Alfonso）以个人名义请求美国总统威尔逊予以调停，并提出了交战国先停火、后和谈的建议。但是，迫于美国国内传统的“孤立主义”的压力，威尔逊表示美国不参加其他国家的共同行动，而是采取了单边行动。

当时令世人瞩目的就是新上任的教皇本尼迪克世呼吁双方停火，并号召各地的教职人员积极参加和平运动。在他那充满激情的讲话中，教皇称这场战争实际上是一场“欧洲内战”，但却是“人类的耻辱”。为此，他诚挚地恳求各国君主或统治者应该“被人们的期盼泪水所感动，被人类的流血屠杀所震惊，即刻给其国民带来应有的和平”^[13]。不久，教皇又呼吁“圣诞节停火”方案，以期待在制止战争方面发挥其独特的作用。但是教皇的努力不仅没有成效，反而引起了意大利政府的不安。1915年4月26日，协约国与意大利签订的《亚德里亚条约》中明确写入：“在战争结束后的正式和会上，不能给予教皇国任何主要政治角色。” ^[14]

与此同时，耐人寻味的是交战国中，有一些保守的官僚与贵族遗少指出了这场战争可能带给欧洲体系的危险。1914年9月，沙俄政府中颇有影响的前总理维特在与法国驻彼得堡大使帕里奥罗格的会谈中，公然抨击有关俄国会在这场战争中有利可图的说法。相反，他从大欧洲的角度分析，德国与奥匈两帝国的垮台，将导致中欧地区出现一些共和政体的国家，那也就意味着沙俄帝国的解体。坚信这一点的维特竭力推动交战国之间的和谈，并呼吁俄国尽早退出这场愚蠢的冒险，以维持现存的中东欧德、奥、俄三大帝国并存的局面。维特的倡议没有取得实际结果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主要是由于他死于1915年3月，因此没有时间实施其计划；另外一个重要的原因，是由于俄国的主要盟友法国的坚决反对；同时，不能忘记的是在1914年刚开战初期，交战国还没有打到筋疲力尽，而且仍抱有胜利的希望，故进行和谈还为时过早。

1915年3月，奥匈帝国驻柏林大使施林佛斯特利用他曾在莫斯科出任武官时所建立的个人关系，写信给沙皇，建议俄、奥两国派特使前往瑞士会晤，以讨论停火条件。这一努力虽在进行，但没有德国的同意，仍是难以实现的。恰在此时（同年5月），德军在东线大败俄军主力，柏林趁势向俄国提出了半官方性质的和谈建议——与俄国单方面停火，以便退出战争。但是沙俄政府对此予以拒绝。到了1915年秋季，欧洲中立国政府如荷兰、瑞士和丹麦等，均承认“调停”努力失败，并警告说如果没有交战国的主动停战努力，欧洲文明将会毁于一旦。

1916年的前10个月，美国代替了欧洲中立国家的和平角色。针对华盛顿提出的和谈建议，欧洲主要交战国均表示出需要和平，但每一方都希望能以战场上的胜利来增加其在谈判中讨价还价的砝码。随着10月底结束的索姆河战役所暴露出的巨大伤亡，德国皇帝威廉二世令其总理霍维格提出了进行和平谈判的倡议。12月12日，德国的和平方案正式提交给中立国家，希望由他们转交其他各交战国政府。德国的和平方案立刻予以公布，其核心是“20世纪初欧洲的骄傲表现在他们的精神文明与物质进步，现在正遭受到这场战争的破坏，可能将毁于这场战争。因此，德国与其盟友正式建议各交战国立即停火，就建立永久和平一事而寻求共同接受的基础”^[15]。德国的和平建议不能说是没有诚意的，但是他不仅没有提出和谈的具体条件，反而包含着威胁的暗示，那就是如果此和谈建议被拒绝的话，德国及其盟国将不承担使这场战争延长的任何责任。

由于德国没有提出具体的和谈条件，协约国不愿意冒险宣布停战，去进行那些可能不会有任何结果的谈判。实际上，不停火是不可能进行和谈的；而一旦停火，再继续开战的困难与压力是难以想象的。双方的相互猜疑、恐惧以及和谈建议中的技术问题，均让协约国政府拒绝了德国的和平方案。这样，和平努力便从欧洲中立国家转到了大西洋彼岸的美国。当1917年4月6日，美国加入协约国一方卷入战争时，利用外交手段来结束战争的前景更加渺茫了。虽然有同年8月教皇的再次努力，他警告各国：曾经光荣、富饶的欧洲，将由一群愚蠢的邪恶势力推入灾难的深渊，最后相互残杀殆尽。但是此时的谈判已失去了妥协的精神，双方均不倾听对方的要求，而执意坚持自己的主张。德国的建议虽缺少具体的谈判内容，但仍渴望停火以保全其既得利益；而英、法两国则毫不让步，寸土必争，并刻意提出让德国及其盟友不可能接受的条件，从而让建议中的和谈根本无法进行。虽然英、法两国对德国的政体制度有不接受之处，但根本原因是他们决心借此次战争彻底消除德国的军事能力，因此，在这之前与德国的谈判显然是不可能的。

二、美国参战前的和平努力

1914年8月7日，美国宣布中立。但是，其心态可从威尔逊与其助手豪斯的谈话中看出：“如果是协约国胜利，很可能意味着沙俄在欧洲大陆上建立其支配地位；如果是德国赢得这场战争，将意味着在今后几代人的时间里，欧洲将出现军国主义的暴政。”^[16]这些都是美国不希望看到的。因此，威尔逊与英、法等欧洲国家的看法相同，即战争的结局最好是首先德国打败俄国，然后德国再被西欧国家打败。而此时，美国的经济力量和资源储备，包括美国的中立态度，均是各交战国所需要的。因此，战争中的第一次较量（马恩河战役）后，欧洲中立国家纷纷请求美国予以调停。鉴于美国仍信奉着“孤立主义”的传统和美国人对欧洲了解的贫乏，威尔逊坚持美国单边行动。这样在1914年9月，豪斯主动安排当时英、德两国驻华盛顿大使（莱斯与伯恩斯多夫）就和谈条件进行会晤，但两位大使均表示出谨慎。原因是在战争初期，交战双方都更寄希望于用战争的结果来决定谈判桌上的筹码。另外，可否进行这样的会晤，两位大使也没有得到各自政府的明确指令。这次安排的和谈努力失败后，1915年2月，威尔逊派豪斯前往伦敦与英国政要会谈，以了解交战国的具体战争目的是什么。豪斯的伦敦之行结束后，受邀前往柏林，然后又转往巴黎。每个交战国都表现出愿意与美国单独会谈，托出自己的意图，但又都拒绝彼此间进行协商。豪斯无奈地在日记中写道：“似乎每个国家都欢迎和平谈判，但是没有一个国家对于和谈的结果有把握。”^[17]

最严重地影响美国对德国态度的事件就是1915年5月7日发生的“卢西塔尼亚号”事件。这艘英国游轮在爱尔兰水域被德国潜艇击沉，游轮上783人死亡，其中包括121名美国公民。威尔逊政府向德国提出了强烈抗议，而柏林政府也为此道歉并答应予以赔偿。但是正在伦敦访问的豪斯于5月30日写信给威尔逊，指出了美国与德国开战是不可避免的，而且是正义和高尚的。从这时起，美国政府内的反战派与主战派正式摊牌。国务卿伯兰思6月8日辞职，使主战派完全控制了美国的行政部门。

1916年初，美国总统威尔逊决定再进行一次和平努力，但是这次努力明显地带有美国政府的倾向性。1月6日至2月10日，在前往伦敦、巴黎、日内瓦和柏林同各有关国家的政要交谈后，豪斯于2月22日返回华盛顿，并向威尔逊总统递交了《豪斯备忘录》。该备忘录当时并没有公布，是在战后的1925年才公布的。在备忘录里，豪斯表示，威尔逊总统准备在英、法两国认为合适的时机召开一次和平会议，以结束战争。如果英、法等国接受此和会条件而德国拒绝的话，美国将以反对德国的身份加入战争；但是如果德国同意参加和谈，美国也确保和谈结果有利于英、法等协约国。如果德国一方拒绝接受美国安排的和谈条件，威尔逊政府将以德国破坏和谈为理由，站在协约国一边加入战争。3月8日，威尔逊总统批准同意了备忘录中的全部内容。虽然英国对此备忘录没有明确的答复，但是，美国的态度已经很清楚，就是美国绝不允许德国赢得这场战争。^[18]

当然让此时的美国完全走入战争也并非易事。至少有三个因素将最终决定美国对战争的态度。第一，美国民众更希望的是和平环境，特别是自己国内的经济繁荣和生活品质；第二，美国的国家荣誉感不能被伤害，长期的孤立主义和地理隔绝，让美国人产生了这种意识，即他们是世界上最伟大、最善良和最正义的民族；第三，就是美国文明中的英国因素，如语言、政治制度、生活习惯和思维方式等，用德国驻美国大使伯恩斯多夫的话说，让美国与英国开战简直是不可能的。因此，德国在战争中的宣传与行为就必须变得谨慎和务实。

到了1916年12月18日，威尔逊再次向交战国和中立国政府发出和平照会，建议各国说出自己的战争目的，并指出这场战争的后果将是更多人员的伤亡。对此，德国政府予以简单的回答，并建议交战国在一中立国地点举行会谈，但是完全没有说明什么是其主张的和谈条件。协约国政府的确提出了较为详细的和谈条件，但是与要求德国完全投降几乎没有区别，其中包括德国撤出所有被占领地区，并交付赔款，放弃阿尔萨斯-洛林，奥匈帝国允许各民族独立，将土耳其驱逐出欧洲等。这样的和谈条件显然是毫无诚意的。从这以后，威尔逊再也没有作出任何调解努力。随着1917年的到来，深感紧迫的德国军事当局再次宣布“无限制潜艇战”，以期在美国正式加入战争之前，结束欧洲的战事。这样，除了奥匈帝国决定不惜一切代价接受和谈之外，英、法等协约国，甚至美国，都不想与德国进行任何谈判。

三、和平努力失败的原因

长期以来，各国的相关学者对一战时期的外交努力以及失败原因进行了有价值的探讨，并得出相应的结论。其中除了上述协约国提出了让德国不能接受的停战条件外，英、法两国又以德国的政体制度本身是欧洲和平之威胁为由，决心借此战争彻底消除德国的军事能力，因此，导致数次外交努力和初期谈判皆无明显的效果。如果分析战前欧洲体系的话，当时所有欧洲主要军事强国都被纳入了两大对抗阵营，故没有一个有决定性影响的欧洲国家可以在双方之间进行斡旋。历史上，北方大战时期的英国、法国和俾斯麦时期的德国都曾经扮演过和平“仲裁者”的角色，而一战时期的欧洲则没有这样的角色。虽然美国在1917年前做过外交努力，但是华盛顿政府从没有表现出裁决的意志，更是割舍不下与协约国的各种联系。国际关系学者凯歌利称这一现象为“军事阵营的两极化”（the polarization of alliances）^[19]。其结果是外交附属于战争目的，而非平等的政治手段。当交战国抱着互不妥协的态度进行外交活动时，谈判犹如聋子之间的对话。

同样的情况也是由于这场战争不同于欧洲历史上的历次战争，即所谓的“总体战”的性质与特点。一战中的参战国军队不仅装备着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武器，同时也受到各自国家的全力支持。在他们的身后，不仅有其政府的支持，更有整个民众的参与。全民动员以及战争的破坏程度让整个国家承受空前的负担，他们不得不接受整个社会作出牺牲，否则就要面对战败后的可怕后果。这一新的战争特点被大国的战时宣传所强化或政治化。它所煽动的不再是军事间的较量，而是民族间的仇视。各国政府极力利用新的媒体手段向本国人民灌输其战争目的的正义性，而描述对方是如何的邪恶。例如，德国及其盟友的宣传是英、法、俄三国如何意在剥夺德国在世界政治、经济中的应有地位；而协约国的强大媒体则强调德国又是如何志在征服全世界，柏林政府是如何敌视英法式的民主制度和蔑视国际公法，他们的媒体报道甚至扩大德国军人的残忍。正如一名协约国的政治家所坦白的那样，“一战期间，第一个牺牲者就是真实的报道”^[20]。

由于双方均极力丑化和诽谤敌国的民众，此时交战国的宣传媒体在各自政府的怂恿下已变成催化仇恨的机器，欧洲外交中强调的妥协精神丧失殆尽。事实上，当最初的“欧洲”战争逐渐演变成“总体战”时，它已经成为国家生存的目的而非手段。为了胜利而使用任何手段似乎都是可以接受的，而妥协与失败则是不可思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