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密“波兰事件”

解密“波兰事件”

王　倩

对于1956年爆发的“波兰事件”及我党所持的态度，有不少文章进行过描述和分析，其中有些文章部分地描写了事件的过程，但也有些文章不乏演绎的成分，有些甚至讹误颇多。在外交部档案馆2006年5月份开放的第二批解密档案中（1956—1960年），对于这一事件有着详尽的记载。笔者特为文以揭示事件的本来面貌。

波兰十月事件与波苏矛盾

在1956年召开的苏共二十大上，赫鲁晓夫作了一个震惊全世界的秘密报告《关于个人崇拜及其后果》，其主要精神是对斯大林的批判，这在各国共产党内引起极大的震动。此外，在苏共二十大期间，苏、波、意、保、芬五国党发表了联合公报，宣布1938年指控波共领导为间谍的材料是捏造的，解散波共缺乏根据，从而为波共恢复名誉。正是这样一份秘密报告和联合公报，犹如两颗重磅炸弹，引发了波、苏矛盾和波兰国内各种矛盾的总爆发。

赫鲁晓夫

原波兰共产党第一书记、共和国总统贝鲁特恰巧在苏共二十大期间病逝于莫斯科，波兰党很快失去了团结的核心，在党内引发了对于许多问题的激烈争论。虽然由奥哈布主持党的工作，但是党内意见分歧很大，分裂成两大派。解密档案中《告波党中央分裂情况》对这两派作了细致的分析：

波党政治局已形成两派，一派以政治局委员罗科索夫斯基、诺瓦克和马茹尔为代表，认为波兰出现了反苏反共浪潮，主张犹太人从领导职位上撤掉，停止民主化而恢复高度集中。这是少数派，虽然人民群众坚决反对，但却掌握军权，并且有苏联大使波诺马连柯的支持。另一派是中央的绝大多数，以政治局委员萨姆布罗夫斯基、奥哈布和中央书记处书记莫拉夫斯基为代表，主张国家主权独立和实行民主化，这一派得到了全国工人、学生、青年和知识分子的广泛支持。

6月，波兰各地不满情绪不断增长，矛盾迅速激化，爆发了震动全国的波兹南事件。波兹南市斯大林机械工厂的工人，反对工资改革，要求提高工资并派代表和政府进行谈判，而政府消极回避，致使10多万工人进行罢工示威并上街游行，进而发展成一场骚乱。波政府调集军队进行镇压，骚动才得以平息。但此后，波许多地方的工人都在闹事。解密档案对当时的情况有如下记载：

一时间波兰出现了一种反常的现象，越是过去的党务工作者和在公安部门工作过的人越是找不到工作，而如果是遭受过迫害甚至蹲过监狱的人则会很快找到职位，其逻辑是凡过去的当权者都是坏人，而过去被压制者都是好人。

我驻波兰使馆报回的《对［波兰统一工人党七中全会决议］的研究》详细分析了形成这种局面的原因：

波兹南事件暴露了波兰当前政治经济上的困难，和党及政府在政策上和工作上的错误，也说明了党和政府同人民群众之间的关系发生了裂痕，党必须采取有效措施克服经济上的困难，消除人民群众的不满，恢复和巩固人民群众对党和政府的联系和信任。

哥穆尔卡

在此背景下，群众强烈呼吁哥穆尔卡上台，走波兰自己的发展道路。哥穆尔卡在1945—1948年任波党总书记，后因为反对斯大林而被扣上“民族右倾主义”的帽子被免除职务、开除出党并被监禁，1954年才被秘密释放。

波党于7月18日至28日召开了七中全会，讨论局势。会上通过了进一步实行民主和改善人民生活的决议。大家认为目前波的经济萧条，人民生活水平还不如哥穆尔卡时期，党内要求改组并为哥穆尔卡恢复名誉、请其出来收拾时局的呼声愈来愈高。10月15日，波党政治局决定提前于19日召开八中全会，对党的领导机构进行改组，并准备选举哥穆尔卡为中央第一书记。

就在波党即将召开八中全会之时，赫鲁晓夫得知哥穆尔卡已恢复名誉并即将上台，波党八中全会将改组政治局，亲苏派将被排除在外，他心急火燎，立即表示反对波党七中全会的决议，指责波兰出现反苏浪潮。10月18日，他命令波驻苏大使波诺马连柯通知波兰，要求举行两党会谈，共商形势，波方对此予以拒绝。

1956年10月，哥穆尔卡复出后第一次在大会上讲话

赫鲁晓夫对此极为不满，不顾波党的反对，于10月19日清晨，同莫洛托夫、卡岗诺维奇和米高扬带领苏军总参谋长安东诺夫大将、华沙条约武装部队总司令科涅夫元帅和一大批高级军官飞往华沙，同时下令驻扎在波兰境内的苏军包围华沙，境外的苏军向波兰边境集结，以此对波兰施加压力。

华沙时间上午10时，波党八中全会正在进行中。此时苏代表团的飞机已飞临华沙上空，机场未接到上级同意飞机降落的命令，拒绝该机着陆，而赫鲁晓夫却无返航之意，该机在上空盘旋一个多小时。波党在此期间紧张地商讨对策，决定临时增加会议议程，增选哥穆尔卡、罗根索文斯基等人为中央委员并授权政治局和哥穆尔卡此后同苏共进行会谈。

会议中断后，哥穆尔卡同政治局委员急忙赶到机场迎接苏共不速之客。而赫鲁晓夫下飞机后却把主人甩在一边，只同苏驻军将领握手，接着就同前来迎接的波党领导人展开了一场尖锐的舌战。解密档案中的《波兰政情》一文生动地再现了当时这场舌战的场景：

1957年1月，哥穆尔卡参加波兰议会大选投票

赫鲁晓夫对波总理西伦凯维兹讲：“我很沉重地来到这里，我不允许苏联红军流过血解放了的地方再交给美国人！”西伦凯维兹正告他：“请注意！你现在是在波兰做客，而不是在苏联讲话。”哥穆尔卡也很生气，说道：“我们比你们流的血更多，我们没有出卖给任何人！”当赫鲁晓夫指着哥穆尔卡问“他是什么人”时，哥穆尔卡毫不客气的回答说：“我就是哥穆尔卡，正是由于你们的缘故，我刚坐完了三年牢！”奥哈布告诉他，哥穆尔卡已经被提名为中央第一书记候选人。这时赫鲁晓夫竟大骂奥哈布是叛徒。

双方的争吵一直持续到下榻的宾馆——贝尔维德尔宫。途中赫鲁晓夫要司机把车直接开到波党中央，出席中央全会，被波方拒绝。波方决定暂时闭会，同苏共会谈后再重开八大。

当日中午，波苏两党会谈开始，会谈气氛异常紧张，双方互相指责，言辞激烈。波方此时已对苏共调集军队开进华沙的行动有所觉察。哥穆尔卡当即要求赫鲁晓夫下令苏军停止前进，返回驻地，并表示他不会在大炮瞄准华沙的情况下同苏方会谈的，如果苏军不撤退，他将到电台向人民说话。赫鲁晓夫迫于形势，态度变软，下令苏军停止进入市区。双方态度终于有所缓和，赫鲁晓夫被迫同意波党的人事变动，哥穆尔卡则承诺波党八中全会结束后即前往莫斯科。

20日清晨，赫鲁晓夫返回莫斯科。波党八中全会复会。21日哥穆尔卡正式当选为波党第一书记。

中国共产党对波兰事件的判断

哥穆尔卡恢复名誉后积极参加了波兰党中央的工作，并在全党和全国平反错案、冤案。波兰党内批判斯大林的情绪更为高涨，认为过去党的路线是错误的，要在党内肃清个人崇拜的影响，加强法制，发展社会主义民主等。对于这种情形，各国共产党存在着两种不同的认识。一种认为波兰党内对于斯大林的批判带有强烈的民族主义色彩，是对苏联的反对。另一种则认为这是过去苏联对波兰采取大国沙文主义政策造成的，是国家要求平等独立的现实诉求。

当时中国驻波兰使馆和新华社驻波兰分社的同志也存在这两种不同的意见，时任驻波大使王炳南以实事求是的态度向国内报回了对时局的两种分析，根据这种情况，中央及时将正确的意见反馈给使馆，外交部当时给使馆发了如下电文：

王大使：

使馆关于波兰政局的各项电报均收悉。我们认为，使馆注意对目前波兰政局的报道是好的，但应该说有些对波兰局势的看法是不正确的。使馆同谢文清同志的意见分歧中，谢的意见是正确的。请将此意转告谢，并请你们对波兰局势进行客观、全面的研究。

外交部

1956年10月25日

后来王炳南大使诚恳地讲：“波党八中全会后，使馆认真研究过波兰的形势，有过不同的看法，新华社驻波记者与多数人的意见不一致。使馆向外交部和我党中央写报告时，坚持向中央负责的原则，把少数人的看法也如实上报，事实证明，真理在少数人一边。”

就在赫鲁晓夫率领阵容庞大的代表团飞赴华沙后不久，苏联驻华大使尤金向我党递交了苏共中央关于波兰问题致中共中央的通知。通知上说，波兰有脱离社会主义阵营、投入西方集团的危险，苏联准备动用武力，要我派代表团去莫斯科参加社会主义国家会议，讨论波兰问题。苏共用意明显，想让我党支持苏联使用武力，解决波兰党的问题。

毛主席立即于次日主持召开了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如何答复苏共的通知。毛主席明察秋毫，在这次会议上分析了波兰事件的性质，做出了正确的判断。吴冷西同志在《十年论战》中有一段极具权威性的记载：毛主席说，“苏联运用军队来对待波兰这样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很不妥当。儿子不听话，老子打棍子，旧社会习以为常。但苏波关系不是老子与儿子的关系，是两个国家、两个共产党之间的关系。按道理，两党之间的关系是平等的，不能像旧社会老子对儿子那样。看来苏联就是把波兰当作儿子。苏波关系搞得这样紧张是苏联大国沙文主义造成的。”会议决定由毛主席立即召见苏联驻华大使尤金，向苏方表明中国坚决反对苏联武装干涉波兰。会后，毛主席接见尤金，严正指出：“如果苏共同意不动用武力，用和平协商方式解决苏波分歧，我们同意派代表团去莫斯科。”主席还请尤金马上打电话把我党的意见告诉赫鲁晓夫：“如果苏联出兵，我们将支持波兰反对你们，并公开声明反对你们武装干涉波兰。”随后毛主席还紧急约见了波兰驻华大使基里洛克，向他通报了同尤金的谈话内容，要他将中共对苏共信件（通知）的答复报告波党中央。

10月21日，已回到莫斯科的赫鲁晓夫签署了苏共中央的信函，通知我党，苏共已决定不采取军事行动，也不召开社会主义国家会议，并再次邀请我中央派负责同志赴莫斯科与苏进行会谈。

我方迅速对此做出反应，于22日晚7时30分再次召开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商定我党派团赴苏事宜。明确此行的任务是调解；方针是着重劝说苏共避免犯大国主义错误，同时在支持波党的情况下说服其顾全大局，巩固波、苏友谊，维护社会主义阵营的团结；方式是不参加他们两党的会谈，而是分别做工作，进行中苏、中波、苏波的三角会谈。会后，毛主席再次接见尤金，重申了我党处理波兰问题的意见，表示我同意派代表团去莫斯科。

刘少奇、邓小平赴苏劝解

10月23日，刘少奇、邓小平率领我党代表团飞抵莫斯科，赫鲁晓夫亲自去机场迎接，并陪同代表团直至郊外下榻的别墅。

在同苏共举行会谈时，刘少奇同志根据中央的方针，就波兰问题同苏方坦诚地交换了意见。刘少奇诚恳地指出：“我们感到在斯大林后期，对兄弟党有些强加于人，使用压力，要人家听他的话。有些事情是可以不干预或不应干预的，干预了，结果使人家感觉干涉党和国家的内政，主权受损，使党在人民群众中的威信受到影响。此外，处理问题的方式也不够好，不是真正商量，求得真正的同意，有时开会，事先没有商量，立刻提出来就要人家同意，而人家没有准备。还有，批评兄弟党工作错误的方式，我们认为也值得考虑……。最近《真理报》上发表批评文章，结果更加激起波兰人民的民族情绪的高涨。使得反革命分子利用这种情绪，我们想这种做法值得商榷。”在赫鲁晓夫谈到苏联对波兰帮助不少，而波兰的广大群众的反苏情绪很浓的问题时，刘少奇同志说：“小国对于大国的行动非常敏感，过度干预抵消了这些帮助。这恐怕是产生波兰和匈牙利事件的深远的根本原因之一。”

刘少奇同志进一步指出：“在社会主义阵营内部，国与国，党与党的关系要有一个原则，必须承认国与国，党与党的独立原则，平等原则。”他具体向苏共领导提出了毛主席关于处理苏联同东欧各国关系的新设想，即苏联对东欧“在政治上、军事上和经济上完全放手，撤出驻军，华沙条约也可以考虑不要，以克服被动，争取主动”。

经过我方诚挚的劝说，赫鲁晓夫迫于形势，口头上承认苏联过去所犯的大国沙文主义错误，同意要和波兰在新的基础上建立关系。

10月30日，苏联政府发表了《关于发展和进一步加强苏联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友谊和合作的基础的宣言》。次日，我国政府即发表声明，表示支持苏联的这个宣言。

波方也对此宣言表示欢迎，两国政府代表团于11月18日进行了会谈，并发布了一份《联合声明》：

……

双方政府代表团认为苏联政府1956年10月30日发表的《关于发展和进一步加强苏联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友谊和合作的基础的宣言》对发展和加强各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友谊具有重大意义。……在各次会议中，双方特别注意到进一步发展和加强苏联和波兰人民共和国之间的友谊问题。双方表示相信苏联和波兰人民共和国之间的牢不可破的联盟和兄弟的友谊将在完全平等、尊重领土完整、尊重民族独立和主权、互不干涉内政的基础上得到扩大、加强和发展。

……

周恩来访苏批评赫鲁晓夫

1957年1月，周恩来总理在访问波兰和匈牙利之后，应邀到莫斯科进行访问。出访前，毛主席主持召开了政治局会议，确定出访苏联的方针、计划，毛主席说：“只要苏共领导内部稳定，我们的事情就好办了，但是还要好好批评赫鲁晓夫一阵。”

在17、18日同苏共领导人进行的会谈中，周总理按照既定方针，对苏联处理苏波关系时的大国沙文主义坦率地进行了批评。在谈到波兰领导人对苏联武力威胁的反应时，总理说：“中国有句话，叫做‘惊弓之鸟’。所以对于人民的情感，兄弟党要注意。”赫鲁晓夫问：“他们究竟怕什么？”总理说：“……他们害怕的是解决两党关系，干涉内部事务的那种方式。具体说了两点：大国主义，干涉内部事务。”赫鲁晓夫竭力辩解道：“我们去华沙，想在会上发言，表示我们的意见。我们当时打算同意哥穆尔卡担任书记，但哥穆尔卡的立场当时我们是怀疑的，是不信任的。所以在军事上也准备采取行动……。”周总理当即严肃指出，对兄弟国家不能采取这种态度，有不同意见要当面讲，不应背地随便怀疑人家。他说：“你们到华沙去，遭到了波兰同志的反对，谈了一天一夜，改变了决定。……这件事是个典型。如果波兰同志把这个问题向人民宣布，波兰人民就会炸了，不仅会认为这是干涉内政，而且认为是侵略。”赫鲁晓夫辩解说：“我们当时决定采取军事行动，因为那里是要发生推翻社会主义制度的政变。”周总理驳斥说：“这个估计是错误的，是严重的错误。不能根据这样的估计而决定动用武力。”赫鲁晓夫蛮不讲理地说：“现在我们不认为这是错误……我们对波兰的威胁性行动是帮助哥穆尔卡。”周总理说：“我们原以为，在这个问题上苏联同志会接受经验教训，但事实并非如此。我们觉得你们缺乏自我批评和承认错误的勇气。毛主席已预计到，华沙事件在波兰人民心中留下的痕迹一百年也是不会消失的。”赫鲁晓夫无言以对。

周恩来总理在波兰机场欢迎仪式上讲话

周恩来总理在波兰举办的招待会上致答词

可以说，在波兰事件发生后，我党不止一次地做苏共的工作，并直面批评赫鲁晓夫，当然这是在内部进行的，而且当时没有对赫鲁晓夫和苏共中央的错误和意见全部讲出来。中国方面从中苏两党两国的利益考虑，在内部对他们进行真诚地劝说和批评，希望他们改正错误，以维护中苏和兄弟国家的团结，共同对付敌人，这在当时对稳定社会主义阵营起了积极作用。苏共虽然迫于形势接受了我党的一些正确意见和建议，但是他们大国沙文主义根深蒂固，波兰事件并未使他们真正吸取教训，反而埋下了以后中苏关系恶化的种子。

社会主义阵营内部避免了一场流血冲突

在波兰事件中，毛主席从客观现实出发，高瞻远瞩，向苏采取的行动说“不”，在波兰社会引起了强烈反响。波兰认为是毛主席给赫鲁晓夫泼了冷水，使波、苏之间避免了一场可能发生的流血冲突。虽然毛主席的声音当时并未进入波、苏两党会谈现场，但是这个“不”字却是一字千金，对于赫鲁晓夫决定不动用武力确实具有不可低估的作用。

在支持波兰反对苏联大国主义的同时，我党并未忘记维护社会主义阵营的稳定与团结。1957年1月，为帮助波党度过1月20日议会大选难关，我党派正在东南亚访问的周恩来总理暂时中断对该地区的访问，应邀前往波兰。在访问期间，总理做了大量的工作，同哥穆尔卡多次深谈，帮助他分析形势，做波、苏两党的团结工作。但正如总理讲过的，波兰犹如“惊弓之鸟”，对苏联心有余悸，又怕又怨。当时波兰报刊批判“斯大林主义”的文章比比皆是。使馆报回的《对波兰目前情况分析看法》详细地描写了波兰人民的这种情绪：

目前波兰社会上敌视苏联的议论甚为嚣张，有人公开烧毁俄文书，拒绝学政治经济学，有的竟说苏联是以帝国主义态度对待波兰，说战时苏军曾从波兰搬走了许多机器。又说苏联帮助波兰收复西部土地后曾要波兰以大量煤来赔偿（只付运费）。又说八中全会期间驻波苏军的调动已越出条约范围，并构成对波兰主权的侵犯。……有学生说除列宁外，苏联没有真正的共产党人。……

对此我党积极地做波兰方面的工作。1957年4月毛主席在宴请波总理西伦凯维兹时，曾耐心地奉劝他，从当年《毛主席和西伦凯维兹的谈话纪要》中可以看出毛主席对西所做的说服工作：

……

西：波苏关系存在问题我们也未公开，是苏联同志自己把事情弄坏了的。八中全会期间赫鲁晓夫去年在机场的表现，很多汽车司机和机场工作人员都看到了，他在机场上骂奥哈布是叛徒，在其他国家领土上这样做是不大恰当的。

主席：“希望波兰与苏联的关系能搞好，帝国主义不怕中国，也不怕波兰，他们怕苏联，与苏联搞好关系很有必要。”“社会主义阵营各国间也有矛盾，主要矛盾要解决，次要矛盾可暂置一旁。对社会主义国家也可采取求同存异的方针。”

……

1957年11月，毛泽东主席率中国共产党代表团在克里姆林宫参加苏联举行的十月革命40周年庆典活动

此后，毛主席还亲自做哥穆尔卡的工作。1957年11月，毛主席和哥穆尔卡分别率两党代表团在莫斯科参加苏联举行的十月革命40周年庆典活动。庆祝大会后，毛主席即与哥穆尔卡见面，时间虽短，但不是简单的寒暄，而是就实质问题交换了意见。15日晚上，毛主席专程到波兰代表团的驻地，拜访哥穆尔卡，双方再次进行了友好的交谈。哥穆尔卡坦率地指出，他不赞成“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的提法。（注：毛主席在14日的共产党、工人党代表大会上发言，着重讲了社会主义阵营要以苏联为首的必要性）。毛主席说，要不要有人为首，这不是单方面的事情，帝国主义有个头，我们也要有个头，一旦出了事，总得有个人来召集一下，就拿这次开会来说吧，苏联不出来，我们怎么办。苏联有多少力量，你我有多少力量。只有苏联有资格为首。虽然苏联过去有错误，但错误作为教训对各国也是有帮助的。

20日，哥穆尔卡在回国前夕，特地率波兰代表团全体成员，到克里姆林宫中国代表团驻地向毛主席辞行。值得指出的是，在众多兄弟党代表团中，以这样大的阵容向毛主席辞行拜会的仅波兰一家，可见当时的哥穆尔卡对毛主席的态度非同一般。这次拜会中双方进行了第三次谈话。在交谈中，哥穆尔卡向毛主席倾诉苦衷，他坦诚地说，过去搞共产国际，波兰吃的苦头太多；现在会上是大家攻击波兰一家，他感到很压抑，并对苏共的作风很不放心。毛主席语重心长地讲了中国共产党的经验，讲了中苏关系和他第一次访苏的曲折经历，还讲了他对斯大林的看法和做法。哥穆尔卡从毛主席的谈话中深深感到了中国共产党的真诚，他同意毛主席的观点，称赞毛主席能从客观出发，没有主观主义。他还表示愿接受中国党的好意。临别时两位领导人热烈地拥抱在一起。

通过我党多次做工作，波兰接受了我们的意见，改变了对苏的态度。哥穆尔卡后来在讲话中曾说，他要努力改善与苏联党的关系，加强波苏两党在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基础上的团结。

对于毛主席和中国共产党的支持，哥穆尔卡在内心深处充满了感激，他曾经代表波兰党一再感谢中国共产党的支持。他特别强调：“如果没有中国党，不知事情会发展到何种程度。”波兰人民也对中国更加友好，认为由于中国的帮助才使波兰避免了匈牙利那样的流血冲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