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第一次参加奥运会纪事

新中国第一次参加奥运会纪事

唐　军

芬兰长跑名将汉·科勒赫迈宁点燃第15届奥运会主火炬

1952年7月29日中午，芬兰首都赫尔辛基市郊区，一处名为欧塔尼梅的村庄里，伴随着雄壮的《义勇军进行曲》，一面鲜艳的五星红旗缓缓升起。原来这里是奥运村，参加第15届奥运会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代表团正在举行开团升旗仪式。在场的数百名其他国家和地区的运动员、记者，与中国代表团团员们一起见证了这一庄严时刻——新中国的国旗第一次飘扬在奥运会上。他们中的许多人好奇地关注着中国代表团的一举一动——本届奥运会从7月19日下午1点开幕，至此已过去了10天，赛程进行了大半，为什么中国代表团才匆匆赶到？外交解密档案为您真实生动地揭示了这其中的曲直周折。

芬兰获得奥运会举办权，邀请新中国参加

1947年6月，芬兰赫尔辛基获得第15届奥运会主办权。

举办权到手后，芬兰举国上下马上行动起来，以赫尔辛基市副市长佛伦凯为主席的组委会开始了精心的筹备，在全球范围内广泛开展宣传和积极的外交活动，希望能有更多的国家和地区的代表队来芬兰。

1951年2月15日，芬兰首任驻华公使瓦尔万尼到北京上任并拜会我外交部副部长章汉夫，此前他刚从印度新德里赶到北京（瓦系芬兰驻印度公使兼驻华公使——编者注），行前他接到国内指示：到京后尽快探询新中国出席芬兰奥运会的可能性。

1952年7月29日，五星红旗第一次在奥林匹克会场升起

由于目的明确，两人的谈话很快便由寒暄转到了体育：

章：（芬兰）天气比此地冷吧？

瓦：冷一些。

章：冬天的体育，如滑雪等等的，一定很多吧？

瓦：是的，在芬兰人人都会滑雪，也有溜冰，看过这里也有溜冰，最初感到很惊奇，芬兰还有冰上打球。芬兰是爱好运动的国家，在奥林匹克运动会中得奖牌最多（档案原文如此——编者注）。运动会明年将在芬兰赫尔辛基举行，不知中国会派代表团去参加否？我们很希望各国都能派选手去，苏联从来没有派人参加过，但明年也将参加。

章：参加运动的学生多呢，还是职员和其他人多呢？

瓦：各种人都有，学生、工人、农民，田赛农民参加的最多。

章：工、农在人口中所占百分比多少？

瓦：农民占百分之五十五。副部长刚才不曾回答，中国是否派选手参加？我对这点很感兴趣。

章：有关机关还没有考虑。

瓦：希望可以很快考虑。

……

从外交解密档案的记录中可以看出，瓦尔万尼对章汉夫副部长的回答显然颇感失落，于是加重语气再次强调：

因为明年我们是主人，很希望全世界都去参加。如中国不参加，将引为憾事，刚才已说过并不牵涉政治问题。

公使先生以为事情并不复杂，但新中国首次参加奥运会恰恰因为政治问题而一波三折……

外交部很快将芬方的意思转告中华全国体育总会筹备委员会。

中华全国体育总会是群众性的体育组织。1949年，共青团中央（当时叫青年团）受中央和政务院委托召开“全国体育工作者大会”，推选了108人组成“中华全国体育总会筹备委员会”，团中央书记处书记冯文彬兼任主任，负责具体工作。1952年6月20日至24日，中华全国体育总会在北京举行成立大会。毛泽东主席为大会题词：“发展体育运动　增强人民体质。”大会选举朱德为体总名誉主席，选举教育部部长马叙伦兼任主席，体总改由教育部领导。7月，根据周恩来总理的指示，体总对外以中华全国体育总会（中国奥林匹克委员会）的名义办公。1979年，体总和中国奥委会分立，这是后话了。

解密档案披露，体总（筹）就此回复外交部：

本会对该组织（指国际奥委会——编者注）的宗旨、机构及活动情况以及此次苏联参加该会的态度等完全不清楚，故需待以上情况了解后，方可最后决定参加与否。你部（外交部——编者注）如有奥林匹克运动会的组织章程及其他有关材料，希给本会一份。

外交部遂请耿飚大使（耿系驻瑞典大使兼驻芬兰公使）协助向芬兰奥委会索取有关材料，并了解苏联对参加奥运会的态度。

耿飚大使很快报回了有关材料，并告：

去年五月国际委员会于哥本哈根会议，决定十五届世运会（此处指奥运会，并非世界运动会WorldGames的简称——编者注）日期为1952年7月19日至8月3日，节目大致如同48年伦敦世运会，唯艺术竞赛改为艺术展览。

另悉波兰拟参加明年之世运会，匈牙利未定，苏二等秘书马楚克称：苏已参加委员会（不知是国际奥林匹克委员会或其执委会）。彼相信苏将参加世运会。

在这份报告中，耿飚大使还对新中国是否参加芬兰奥运会提出了自己的意见：

我认为如对国际奥林匹克委员会或其执委会委员席位问题不必予以考虑的话，则可参加十五届世运会，以扩大我国际影响，尤其是艺术展览作用更大。

当时新中国刚刚成立，一切百废待兴，参加奥运会的事还未来得及摆上议事日程。

对于芬兰方面的建议，体总最初的意见是不参加奥运会的体育比赛，只派团参加奥运会的艺术展览，以弘扬中华文明，扩大新中国的影响。

1952年1月，苏联驻华大使罗申告知中方：苏联将组团参加芬兰奥运会，建议中国也派选手参加。苏联的意见起了关键作用，体总开始积极准备参加奥运会事宜。

2月5日，中华全国体育总会致电国际奥委会，申明新中国对参加国际奥委会及奥运会的态度：

国际奥林匹克委员会秘书处：

中华全国体育总会根据中国在过去参加历届奥林匹克大会的关系，决定仍继续参加国际奥林匹克大会的组织，并决定参加今年七月间在赫尔辛基举行的国际奥林匹克运动大会。我们现在通知贵会：中华全国体育总会是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唯一体育组织，任何其他团体，包括台湾中国国民党反动集团的体育代表在内，不能作为中国的任何合法代表，亦不能容许其参加此届奥林匹克运动大会及其有关的会议。现闻贵会将在二月十五日在奥斯陆举行奥林匹克会议，我们准备参加，请即将该会议程及须要我们参加会议之人员数目通知我们，实为至盼。

中华全国体育总会

一九五二年二月五日于北京

国际奥委会态度暧昧，引起我方强烈反弹

2月12日，国内指示：请驻瑞典使馆二秘盛之白作为体总代表出席在奥斯陆举行的国际奥委会会议。

接到任务，盛之白连夜出发乘车赶往奥斯陆。同解放初期外交部的许多干部一样，盛之白来自部队，但他显得文质彬彬，倒更像位学者。

2月13日清晨，盛之白抵达奥斯陆，先后拜会了苏联国际奥委会委员安德烈雅诺夫、佛伦凯和国际奥委会官员。安德烈雅诺夫告诉他，关于邀请新中国参加奥运会的提案已由佛伦凯提出并交大会讨论。苏联和保加利亚代表决定在13日下午及14日上午的会议上，将驱逐台湾代表代之以中华人民共和国代表的问题列入议程。盛之白联系大会秘书处时被告知：由于中国还不是国际奥委会成员，他不能参加会议。于是，盛之白将原本计划在会上的发言印成书面材料，请安德烈雅诺夫带到会上，于14日晚上分发给与会代表。发言稿并不长：

主席、各位委员：

我奉中国全国世运委员会（即中华全国体育总会）之请，代表该会向国际奥林匹克委员会发表演讲如下：

过去历届的国际奥林匹克委员会和大会，我们中国都有代表参加和选手参加，这一事实，说明了我们中国体育界和国际奥林匹克组织之间的历史性的联系。

中国全国世运委员会系由各种业余体育团体的代表组成。两年以来，全国省市以上所举行的大规模运动会有四百余次，参加的运动员有七十余万人。全国世运委员会所编辑的《新体育》杂志，每期发行三万余份。编辑出版的体育书籍共六十九种，其中十七种即发四十余万册。这些事实说明了只有中国世运委员会是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唯一体育组织，任何其他团体或代表，包括台湾反动集团的体育团体和代表在内，都不能作为中国的任何合法代表的事实也十分明显。那么，只有中国全国世运委员会才有资格参加奥林匹克组织，其他任何团体或代表一律没有资格参加，也是十分当然而明显的事。

鉴于以上理由，中国全国世运委员会决定向国际奥林匹克委员会声明，我们继续参加奥林匹克组织，现在会址在北京，一切来往函件请直寄该处，我们并已准备选派代表队出席今年七月在赫尔辛基举行的本届奥林匹克运动大会。

15日的大会经过长时间的讨论，无法达成一致意见，遂决定，将新中国参加国际奥委会一事，“移交国际奥委会执委会调查解决，并限定执委会于6月1日前将解决情况通知芬兰奥组委，以便于国际奥委会承认时，即发出请帖”。

按组委会规定，6月5日是奥运会报名的最后截止日期，但6月3日体总仍没有收到国际奥委会的答复。

6月4日，冯文彬及国际奥委会中国委员董守义联名致电国际奥委会，告知新中国将报名参加芬兰奥运会的事宜。

董守义是国际奥委会当时仅存的中国籍委员。国际奥委会原有三名中国籍委员，解放后，另两位委员王正廷、孔祥熙，一个去了香港，一个去了美国，只有董守义留在大陆，任教甘肃。此前，5月26日，根据周总理指示，他刚从兰州赶到北京参与到联络国际奥委会的有关工作中。

董守义经历丰富，他早年毕业于北京通州协和书院。学生时代爱好体育，尤其酷爱篮球运动。1923年，担任天津青年会体育干事，同时兼任南开中学体育教练员，训练出了当时闻名全国的“南开五虎”篮球队。同年赴美国斯普林菲尔德学院体育系学习。1925年回国后任天津青年会体育部主任。1936年以篮球队教练身份参加第11届奥运会。1947年被选为国际奥林匹克委员会委员。1948年任中国参加第14届奥运会代表团总干事。

董守义的到来，对体总参加奥运会的准备工作帮助很大。

6月16日，芬兰奥组委转来国际奥委会的有关决议：

北京的新的体育团体现在要求代替上述组织来代表中国的体育运动。这些新的团体似乎包括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中国青年。国际奥林匹克委员会希望中国青年参加奥林匹克运动会。但是，目前国际奥林匹克委员会的基本组织和规章不允许这样参加。目前，台湾和北京的两个中国团体都不能参加本届赫尔辛基奥林匹克运动会。

6月17日，体总又收到国际奥委会主席艾德斯特隆本人的电报：

任何中国运动员不得参加赫尔辛基奥林匹克运动会。你们的奥林匹克委员会尚未获承认。去赫尔辛基是徒劳的。

7月5日，体总秘书长荣高棠和董守义分别致电艾德斯特隆，抗议奥委会无理拒绝中华人民共和国运动员参加第15届奥林匹克运动会。

荣高棠在声明中指出：

艾德斯特隆在六月十七日来电所称中华全国体育总会尚未被国际奥林匹克委员会所承认，中国运动员不得参加赫尔辛基奥林匹克运动会，是完全没有理由的。中华全国体育总会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唯一的全国性业余体育组织，充分具有参加包括奥林匹克运动会在内的一切国际体育活动的权利。中华全国体育总会是由国际奥林匹克委员会承认的中华全国体育协进会改组而成的，任何人不得无理阻挠我们参加第十五届奥林匹克运动会。

董守义在声明中重复了此意见。

7月8日，艾德斯特隆回电：

你们7月5日电已在此收悉。国际奥委会已决定由于中国问题的混乱，在困难解决之前，任何运动员不得参加比赛。

由于中国政府的交涉，并在许多国际友好人士的呼吁下，国际奥委会决定7月17日在赫尔辛基召开的第47届奥委会全体会议上，继续讨论中国在国际奥委会的会员资格问题。

这次，国内指示盛之白：以董守义的私人代表身份出席会议。7月16日，盛之白接到佛伦凯的通知，请他17日上午10点列席奥委会会议并发言。

17日，盛之白在会上进行了5分钟的发言，代表拥有五亿人口的新中国向国际奥委会发出了严正要求：

……

我现在向国际奥委会坚决要求：一、立即驱逐台湾国民党反动残余集团的体育组织与孔祥熙、王正廷，二、继续承认中国体总，并邀请中国体总的选手队参加本届运动大会。为了维护国际奥委会的尊严，我相信所有的公正人士将会支持我的声明。

正义的力量是不可抗拒的，在众多国际朋友的支持和声援下，7月17日，国际奥委会做出决定：本次会议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会籍问题不做决定，邀请中国代表团参加第15届奥运会。但国际奥委会同时也邀请台湾方面的运动员出席。

7月18日，即奥运会开幕前一天，芬兰奥组委向体总发出了参加奥运会的邀请，全文如下：

北京中华全国体育总会：

根据国际奥林匹克委员会7月17日会议，我们很荣幸邀请中华全国体育总会运动员参加赫尔辛基第十五届奥林匹克运动会。

筹备委员会主席伊利克·冯·佛伦凯

体总经研究认为：国际奥委会的邀请电只讲邀请我们参加，未提到台湾，因此我们应当参加。7月19日，经请示周恩来总理批准同意。

体总马上行动起来，中国参加奥运会40人代表团很快组成——

总领队：荣高棠（体总副主席兼秘书长）

副总领队：黄中（体总副秘书长）、吴学谦（体总联络处处长，团中央联络部副部长）、盛之白

总指导：董守义

干事：郝克强

篮球队：指导：牟作云，队员：张长禄、周宝恩、陈文彬、卢鼎厚、王元祺、李议亭、程世春、田福海、张先烈、白金申

足球队：指导：李凤楼，队员马韶华、王政文、王礼宾、何家统、丛安庆、李逢春、陈成达、张杰、李朝贵、方纫秋、孙福成、郭鸿宾、金龙湖、郑德耀、张邦伦

游泳选手：吴传玉

翻译：程镇球、王裕禄、何振梁、康维

总务：许庆善

医生：刘明时

迟到的赴会

7月25日凌晨，中国参加第15届奥运会的体育代表团，从首都西郊机场乘飞机赶赴赛场。

据时任代表团干事的郝克强回忆：临行前夕，24日深夜，周恩来总理在中南海接见了代表团领导，关切地询问了准备情况，并特别说明了新中国参加奥运会的意义。他指出：重要的不在于是否取得奖牌，此去把五星红旗插到奥运会就是胜利。正式比赛赶不上，可多与芬兰的运动员进行比赛，积极参加友好活动。

7月27日下午，代表团一行到达莫斯科。

当时的交通没有今天这样便捷，即使是乘坐飞机，也要三天的时间才能到莫斯科：第一天是从北京飞苏联的伊尔库茨克，行程约2400公里；第二天到苏联的鄂木斯克，行程2100公里；第三天抵达莫斯科，行程2500公里。

1950年3月27日，中国政府和苏联政府签订了关于创办中苏民用航空股份公司的协定，苏联协助中国组织与经营北京至苏联赤塔、北京经蒙古乌兰巴托至苏联的伊尔库茨克、北京至苏联的阿拉木图三条航线。公司于7月1日正式成立，8月1日三条航线正式开通。执行飞行任务的是伊尔14型小型飞机。自此，从北京可乘飞机前往苏联的上述三个城市，而且通过北京至伊尔库茨克航线，可衔接苏联民航经营的航线到达莫斯科以及其他东欧国家。

在莫斯科，代表团受到当时苏联体委的热情欢迎。停留了一天，29日清晨，代表团便又乘飞机赶赴芬兰。

29日上午11点，在本届奥运会已进行了10天之后，中国代表团终于到达目的地。带着周总理“把五星红旗插到奥运会就是胜利”的嘱托，代表团马不停蹄驱车赶往奥运村——欧塔尼梅村住地。来到奥运村，大家顾不上休息，迅速跑到广场集合。12点半升旗仪式正式开始。

升旗仪式上的新中国体育代表团

代表新中国和五亿中国人民的五星红旗，终于在奥运村上空冉冉升起。

升旗结束，荣高棠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

虽然我们来迟了，但我们终究来到了，我们带来的是和平的愿望与良好的友情，我们将与各国运动员会见，我们深信这种会见将增强新中国运动员与各国运动员们之间的相互了解与友谊。

成功的奥运会，成功的参会

代表团到达的时候，奥运会各项赛事已接近尾声，只有游泳比赛刚开始进行预赛。7月30日上午，吴传玉参加了一百米仰泳的预赛，被分在第7组。由于旅途劳累，加之当时芬兰正值北极白夜时节，赫尔辛基半夜12点天才黑，凌晨两三点钟天又放亮，吴传玉没有睡好觉，虽竭尽全力，游出了1分12秒3的成绩，但仅名列小组第五，未能进入决赛（每组取前三名）。

新中国第一个参加奥运游泳比赛的运动员吴传玉

芬兰奥组委很友好，特意安排没赶上正式比赛的中国足球队和篮球队在8月4日与芬兰的全国冠军队分别进行了一场比赛，结果中国足球队以0比4落败；稍后进行的篮球比赛，中国队也告负。

在赫尔辛基，中国体育代表团与各国朋友进行了广泛的接触，并举行了招待会。

8月3日晚上7点，中国代表团与其他国家的代表团一起参加了大会的闭幕式。仪式很简单，每个国家的两名旗手举本国国旗绕场一周。中国代表团的旗手为篮球运动员张长禄、周宝恩。首先出场的是希腊队，然后其他国家按照国名的芬兰字母顺序依次出场，中国队第35个出场，正好走在整个行进队伍的中间，最后出场的是东道主芬兰队。全部队伍走完后，各支队伍站在主席台前排成半圆形，由芬兰、苏联、中国、美国等国选手代表各国运动员上台发言。代表中国队的是篮球运动员陈文彬。他代表中国人民向芬兰人民和芬兰运动员致以热诚的敬礼。他说，中国运动员愿意和所有国家的运动员加强友好联系，从而帮助促进国际友谊和建立稳固的和平。最后出场的捷克斯洛伐克选手发言结束，熊熊燃烧的奥林匹克火炬缓缓熄灭，第15届奥运会在芬兰国歌声中闭幕。

这次奥运会是新中国参加的第一次奥运会，一路上代表团受到热烈欢迎和热情接待，新旧对比，使代表团中在旧中国有着痛苦经历的运动员、体育工作者感触颇深，董守义的话代表了大家的心声，这份讲话原文也被完整地保存在了外交部档案馆：

我是参加第十五届国际奥林匹克运动会的中国体育代表团的团员之一，我感到很荣幸！在国民党反动统治时期，我虽然曾参加过几次国际运动会，但是只有这次是我有生以来最愉快、最光荣的一次。在派遣代表（领队、指导、选手）的问题上，过去往往发生闹意见、搞宗派、明争暗斗的现象，弄得笑话百出。到了大会，因为我们是半殖民地的国家，常为资本主义国家所鄙视。由于旧中国国际地位的低落，运动成绩的较差，经费的支绌，因此代表团的人员处处感觉自卑，抬不起头来。参加十四届国际奥林匹克运动会时，代表团被困在英国，反动政府不仅不愿接济，而且驻英“大使馆”、“中国银行”甚至拒绝借给返国路费。代表团没有办法，只好自己活动，向外借款，而“大使馆”、“中国银行”却又不肯作保；不得已，才向华侨和外国人募集旅费，始行返国。回忆起来这是多么伤心、多么丢脸的一件事！

……

差距和反思

苏联同中华人民共和国一样，也是第一次参加奥运会，但苏方取得了优异成绩，这对代表团震动很大。在回国途经莫斯科时，代表团领导特意考察了苏联的体育工作。回国后，荣高棠代表全团向中央提出加强政府对体育工作的领导，促进高水平竞技体育发展的建议，外交部档案馆珍藏了这份可谓开启新中国体育制度架构的报告：

第一，应加强我国体育运动的领导工作。今后要加强开展体育运动必须首先加强这一工作的领导机构。

……

我们建议：在政务院下设一个全国体育运动事务委员会，最好请像贺龙同志那样的将军任主席，另调二三位相当于副部长的专职干部任副主席，此外还可有二三位兼职副主席，下设各司处。

第二，为了训练大批体育干部及各项运动的优秀运动员，建议中央体育学院扩大名额至三千人，从各地挑选年轻力壮身高而有培养前途的运动员集中训练。其他各地亦应有一定部门负责领导体育运动并定期开运动会，以造成群众性体育运动。在各师范学院及有条件之大学增设体育系科。

第三，建议聘请苏联体育专家五人来中国协助工作。

第四，建议明年在北京召开全国运动会（综合项目），以后每年开一次全国单项运动会（如足球、篮球、游泳、田径等），以便在全国范围内大力推动体育运动的开展，并在此基础上选拔人才，集中训练，准备参加一九五四年之亚洲运动会及一九五六年在墨尔本举行之第十六届奥林匹克运动会。中国自一九三二年参加奥林匹克运动会起一直没有得过分，如在新中国成立第七年（一九五六年）的下届运动会上再不得分，不但与我国家地位太不相称，在国际上影响不好，而且全国人民亦会不满。

第五，为适应目前全国人民对体育运动之需要，建议在各地酌量增设体育场地及体育设备，在北京应修建一大型的运动场。

……

后　　记

荣高棠的建议很快得到中央的批准，各项措施有条不紊地逐一落实。

1952年11月，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19次会议决定成立“中央人民政府体育运动委员会”，任命贺龙同志为主任，在体总办事机构的基础上搭起了中央体委的架子，并于1954年改名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体育运动委员会。

1954年5月，在希腊雅典举行的国际奥委会第49届会议上，中华全国体育总会被承认为中国奥委会，但国际奥委会同时保留了台湾的所谓“中华民国奥委会”，允许这两个奥委会分别使用“北京中国”、“台湾中国”的名称同时参加第16届奥运会。为强烈抗议国际奥委会分裂中国的做法，1958年8月5日，中国奥委会断绝了与国际奥委会的关系。

1979年11月26日，国际奥委会经全体委员表决，恢复了中国奥委会在国际奥委会中的合法地位。

1984年，第23届奥运会在美国洛杉矶举行，中华人民共和国体育代表团再次出现在奥运赛场，此时距离新中国第一次参加奥运会已过去32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