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千印度战俘在中国的真实生活

三千印度战俘在中国的真实生活

罗山爱

2008年11月，中国外交部解密了一批1961—1965年期间的外交档案，其中包括1962—1963年中国人民解放军看管在对印自卫反击战中抓获的三千余名印度战俘的内容。面对这批数量庞大的“外国特殊人群”，中国军队和相关部门究竟是如何进行管理的，档案中有清晰的记载。如今重提这段历史，也许能让人更全面地了解那场中印之战。

印俘帮我军招降同伴

1962年10月至11月，为反击印度对我领土的蚕食行径，中国人民解放军被迫采取闪电式的自卫反击，取得辉煌胜利，除印军第62旅旅长霍希尔·辛格准将以下4885人被击毙外，还有包括印军第7旅旅长约翰·达尔维准将以下3000余名官兵被俘。由于战前印军官兵被告知：中国军队和日本军队一样野蛮，对俘虏砍头活埋，这种思想灌输使印度官兵普遍怕被俘。遵照中央军委、总政治部有关指示，各参战部队在十分困难的情况下，对印俘切实做到不杀、不打、不骂、不侮辱、不捆绑、不搜身等“六不”纪律。一些部队在深夜抓到印俘后，给他们生火取暖，烧茶做饭，有的部队发现在树上、岩洞和荒无人烟的大山里快要冻饿而死的印度官兵时，总会想尽办法抬回救治。

据外交解密档案记载，不少印军官兵看到我军宽待俘虏，主动向我报告同伴下落，帮助我军喊话劝降，有的甚至帮助收缴印军散兵游勇的枪械。

当地少数民族群众也积极帮助我军捕捉俘虏。据某部队在德让宗地区的不完全统计，群众为我捕捉印度溃兵达42人次，捕交印俘23人，上缴机枪3挺，其他枪支10支。

印军第7旅旅长达尔维准将被抓获时，已经66小时没吃东西，饥渴交加，神智恍惚。我军第419部队弄清他的身份后，给他安排了一个单间住房，送上水壶和干粮，使他的情绪稳定下来。第419部队政治部主任魏克问他被俘后是否遇到什么麻烦，达尔维伸出戴着金壳手表和钻石戒指的手说：“你看，我的东西丝毫无损，你们真是一支文明的军队。”

被释放的印俘向中国军医和俘管干部表示衷心感谢

登记工作，第一道难关

据档案记载，1962年底至1963年春，我西藏、新疆军区在穷结、隆子、扎拉等地开设多个俘虏收容所，3000多名印俘均得到妥善的生活安排。在收容所运转之初，最重要的工作莫过于印俘登记，这关系到国家的外交斗争。但外人恐怕想象不到，这次登记工作成为我军管理印俘的“第一道拦路虎”。

印度号称“民族博物馆”，同样印度军营也是个“民族大杂烩”，我军收容部门发现英语并非印军内部的通用语言，许多士兵文化程度低，只懂用本民族语言对话，却不会书写，导致登记工作十分头疼。但同外国军队作战，要求我军向外交部门和中国红十字会准确提供俘虏数字、名单和情况。如果登记工作做不好，就会给外交斗争增添麻烦。因此，我军俘管干部对此高度重视，并制定了严格的操作流程。

我军为印俘准备了符合《日内瓦公约》规格、信息详细的俘虏登记表。印俘初来时怕说真话对自己不利，因此敷衍甚至逃避登记。也有不少印俘虚报情况，吹嘘家境如何富裕，一个理发兵说自己家里有铁路和拖拉机，以为说穷了不光彩。这些情况都要求我干部必须反复核实，去伪存真。收容所对印俘进行了充分讲解，说明登记是为了便于管理和安排他们的生活，关系到他们与家庭通讯及今后的释放，如弄虚作假，谎报情况，最终会害了自己。当印俘认识到登记与其切身利益相关后就普遍重视起来，有的印俘在登记时看到姓名、军号填写错了，主动要求更正。

在邦迪拉、查库等地被我军抓获的印俘等待后送

实际工作中，我军干部发现印俘重姓重名现象非常严重，所以动员印俘填写姓名全名，不要用缩写，姓与名之间要有间隔。不过，印军官兵都有军号，即便姓名有相同的，但军号肯定不同。后来，中国红十字会交给印度的俘虏名单都配有军号，核对名单时也以军号为第一依据。

俘虏登记表还包括民族一栏，但大部分印俘对民族概念不太清楚，有的把宗教、种姓、家族当作民族填写。我方干部在登记时勤问勤查，事先把印度各民族列成表，我登记人员人手一张，给印俘指认，认真区分其民族籍贯和归属地区。

印俘编队，考验我军智慧

考虑到数千印俘来自12个民族，信仰5种宗教，且印俘官兵之间存在深刻矛盾，印俘军官即便在收容所里也试图对士兵实施控制，因此我方俘管人员有针对性地对印俘进行编队，既体现我宽俘政策，又有利于对印俘进行管理教育。

印俘士兵中，锡克族印俘是公认最难管教的一号人马，他们强悍好斗，自诩为“尚武民族”，特别仇视穆斯林、高尔瓦族和泰米尔族印俘，某收容所起初隔三差五都要发生锡克族与高尔瓦族印俘间的群体斗殴事件。此外，锡克人笃信锡克教，每天祈祷两次，爱吃白面，留长发，要擦头油等，一些锡克族印俘甚至私下抢夺其他印俘的生活用油，容易引起矛盾，因此各收容所都将其单独编队。另一个常闹事的是拉吉普特族印俘，他们爱夸自己文化高，比别人“文明”，特别歧视山区的少数民族印俘，认为他们“愚昧落后”而加以辱骂排挤，我干部也不得不将其分开组织管理。

印俘在我干部带领下外出挑水

印俘中属于边远山区的人（如阿萨姆人、拉达克人等），虽然不是一个民族，但他们平日生活特别贫困，常常受人歧视，因此把他们编在一起，编队时对他们予以适当照顾。

印度籍俘虏受反动宣传影响，存在明显的大国沙文主义思想，再加上生活习惯不同，平时总是歧视和欺压尼泊尔籍和巴基斯坦籍俘虏。尼籍俘虏常以沉默待之，但其内心存在积怨，而中尼两国的友好关系在尼籍印俘中颇有影响，他们多抱有中尼友好的愿望，容易亲近中国。有的收容所在开始的一个月，没有将尼籍印俘与印籍俘虏分开编队，结果尼籍印俘士兵不敢接近我工作人员，在感情上与我军有所疏远，教育深入不下去，但后来分开编队后，尼籍士兵的情绪大有改观，工作进展也顺利得多。印俘士兵中尚有一些印籍廓尔喀人，其民族特点与尼籍俘虏相近，在印军中也被编入廓尔喀联队，收容所也把他们与尼籍士兵统一编队。值得一提的是，我军在战斗中还抓获一名巴基斯坦籍的士兵，开始把他编在印籍俘虏队，因常受欺压，他坚决要求收容所领导将其编入尼籍俘虏队，领导满足其愿望后，他在收容所里表现非常好。

印俘吵闹要“工资”

1949年8月12日通过的关于战俘待遇的《日内瓦公约》是世界上多数国家公认的国际条约，我国政府于1952年7月13日授权外交部长发表声明予以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又于1956年11月5日予以批准（但对其中的三条作了保留）。

早在收容所建立前，我军总参和外交部领导多次指示，必须将学习《日内瓦公约》并灵活应用当作一项重要任务来对待，强调印俘有相当一部分人有国际活动和外交斗争常识，有些人曾看管过外国战俘，对《日内瓦公约》中战俘待遇内容有一般了解，因此未来在管理印俘的工作中适当引用对印俘有约束力和说服力的条款，有利于我军开展管理工作。

果然，相关学习为日后的俘管工作提供了巨大帮助。在印俘进入收容所初期，经常发生集体要求改善待遇的行为，我干部根据公约中关于俘虏的生活条件和标准的规定，进行了细致的说理教育。比如公约第25条强调俘虏住宿条件要与拘留国驻军条件相等，第26条规定俘虏口粮应足够保证健康，并让俘虏参与“膳食准备”。这方面，我军不仅做到，而且超过公约的要求。在物质生活方面，印俘伙食按照我军西藏、新疆军区边防战士的五类灶标准待遇，蛋粉、牛羊肉、绿豆等主副食品供应充足，每隔一段时间还配发新的御寒衣物（印俘军官的生活待遇略高），允许印俘组成炊事班和参加伙食委员会，参与管理伙食。

一些俘虏按照收容所的规定外出劳动，回来后居然向我管理部门提出薪酬待遇的问题。对于这种非分的要求，我干部同样依照公约中第49条规定，指出拘留国可以在支付工资的情况下利用俘虏进行劳动，但中国收容所没有利用印俘为己方军队服务，这是我军宽待俘虏的表现，印俘只是为他们本身生活需要而担负打水、扛米、运粮等劳动，这与公约所指的“劳动”根本不是一回事，因而也不存在付工资的问题。

值得一提的是，面对部分印俘顽固分子利用公约胡搅蛮缠时，我干部完全可以用公约最具决定性的第82条“战俘应受拘留国武装力量现行法律、规则及命令约束”加以回应，但我方仍以最大的耐心和诚恳去争取理解。

尊重印俘宗教信仰

与朝鲜战争中俘虏的“联合国军”战俘相似，我军此次抓获的印俘官兵人人信教，主要是信仰印度教，其次是锡克教、伊斯兰教、佛教和基督教。在管理中，我干部发现锡克人信教最虔诚，每天至少要祈祷两次，印度斯坦人（印度人口最多的民族）次之，士兵和低级军官热心宗教礼仪，少尉以上军官宗教观念比较淡薄。

印度的民族节日也大多与宗教有关而且很多，印军中每年的节日放假在28天左右。为扩大中国政策影响，收容所允许印俘每周日做礼拜，让他们过较大的宗教节日，给他们进行正常宗教活动的种种方便，如安排活动场地与时间，发给他们油、面和糖作调制祭品之用。为表示重视，收容所和中队的领导干部还到现场观看礼仪，尊重他们的习惯，如脱鞋、不抽烟等。有一群信奉印度教的印俘在1962年10月送入收容所，初来时他们情绪低落，成天考虑家庭问题，对中国人疑惧很重。10月27日是他们的“灯节”，我干部为他们准备了各种食品和举行礼仪用的蜡烛，安排他们欢度节日，印俘们喜出望外，他们说：“当俘虏还能这样过节，这是历史上没有过的。”有的人表示要写信告诉亲人，叫全印度的人都知道中国军人是最仁慈的。

管理印俘通信

根据上级指示的精神，印俘进入各收容所后不久，便获许与家属亲友写信，校级以上的印俘军官还可以发电报。出于管理纪律的需要，各收容所事先向印俘宣布了写信的有关规定，外发信件上交时不得封口，收信则开封检查后再发给印俘，印俘发信地址使用我方统一规定的英文通信信箱代号，不写收容所地址。

我边防部队把生病的俘虏送到卫生所诊治

据解密档案记载，在被收容期间，印俘同生活在印度、巴基斯坦、尼泊尔、锡兰（今斯里兰卡）、英国、刚果（金）、尼日利亚等国亲人通信，共发出信件超过一万封，电报100余份，收到信件5000多封，电报50多份。

允许印俘通信，对稳定印俘思想情绪很有效。印俘刚来收容所时忧虑很多，既担心自己的前途，又挂念亲人的生活，当听到允许他们写信的消息和收到来信后，马上转忧为喜，纷纷表示能知道亲属的消息，心里就宽慰了，还没收到来信的印俘也说：“虽然我们还没收到来信，可是我们的心情和收到信的那些人一样高兴，我们相信家里也知道我们没死。”很多印俘赞扬我方为通信所做的努力，说“中国人办事认真，说到做到”。一名印俘军官在写给母亲的家信中说：“刚被俘时认为没有活命的希望了，但后来才知道生活在中国收容所里没有多少苦，和在印度没什么区别。”许多印俘家属在来信中表达了对中国的感激，一名印俘的妻子在写给丈夫的信中说：“我们每天都在为中印人民的友谊祈祷，中国政府是要和平不要战争的。”

印度政府利用印度红十字会的名义，向中国红十字会提出要给印俘送衣服和食品包裹，以示对战俘表示“关心”，试图抵消我宽俘政策的影响。但我仍克服困难做好这项工作。当中方克服重重困难将印度寄来的包裹及时送到收容所后，绝大多数印俘对中方认真细致的分发工作表示感谢，他们说：“这是印度红十字会送来的东西，但中国红十字会也尽了很大努力。”在接收包裹的过程中，印方通知我方是4000个包裹，但最后实收却是3999个，我方人员在点收时非常仔细，食品包裹2000个实收无误，衣服包裹当场清点两遍后，又会同印方代表一起清点，核实为1999个。后来，印度红十字会代表还就少运一个包裹向中方表示歉意，说这是他们的错误。

用行动感化印俘

印俘往往从我军的实际行动来看中国政府和人民，我干部的一言一行不仅对印俘有影响，而且在印俘释放回国后，还会在印度人民中产生影响。因此，我军俘管干部非常重视用行动感化俘虏。

稍有点地位的印俘官兵都轻视劳动，视体力劳动为下贱的事。印俘军官认为不劳动是他们的“尊严”和“派头”，士兵也认为军官不劳动是“理所当然”的。因此，当印俘刚来时，我军宣传的官兵一致，人人参加劳动，许多印俘都似信非信，认为中国人在“搞宣传”。但我干部的实际行动说服了他们，遇有公差勤务，干部就带领印俘一起干。有一个印俘到收容所后第一次去拾柴，他看见我中队长拿着绳子走在后面，他想：“中国长官拿着绳子跟上来，我如果不好好干，一定会被捆起来。”后来，他发现中队长自己也在拾柴，那根绳子是背柴禾用的，印俘这才恍然大悟地说：“中国军队真是官兵平等，与印度军队大不相同。”

许多印俘不愿打扫厕所，也不愿替别人理发，认为这些是“最卑贱的差事”，只能由低种姓的“贱民”和“不可接触者”去干。但中国干部却带头拿着铁锹到厕所干起来，有的区队长还为印俘理发，不少低种姓的印俘说：“我们从来没见过这样好的军队。”许多印俘为中国军队的上下平等、官兵一致和艰苦朴素的作风所感动，称赞中国制度好。

1963年3月11日，是印度全民性的“洒红节”（Holi），各收容所为印俘准备了节日所需的各种用品，举行会餐和联欢晚会。印俘们吃着东西，在树林、坪坝上载歌载舞，尽情玩乐，互相用红色（或其他颜色）点额抹脸，以示祝贺。我军官兵也参加了联欢，并表示友好的祝福。印俘纷纷表示，“当俘虏还能这样过节，这是历史上没有过的。我们永远不会忘记同中国军官一起过节的经历。……我们要写信告诉亲人，叫全印度都知道中国兄弟是最人道的。”

印俘与我干部联欢

“中国人似乎有非常有效的宣传机构”

我方收容单位采用了一系列形式多样的教育活动，促使印俘认识中印边界问题上的是非，接受中国和平解决边界问题的主张。连印度军方也不得不承认：“中国人似乎有非常有效的宣传机构。”

中印边界问题是整个印俘教育的中心环节。印俘大多数人不明白真相，他们错误地认为“‘麦克马洪线’就是国界”，“1959年达赖喇嘛跑到印度后，中国和印度争西藏，才出现边境的紧张局势”等。为使印俘明辨是非，我军以1962年11月15日周恩来总理就中印边界问题致亚非国家领导人的信为基本教材，以介绍中印边界的历史背景为主，向印俘介绍中印之间以往没有对边界问题发生过争执，当前的纠纷是以往英帝国主义侵略所造成的。介绍时，我干部在地图上醒目地标出几条线的位置，便于印俘了解中印边界问题的基本知识，向印俘说明西藏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揭穿“西藏独立国”的谬论。在大量事实面前，印俘大都承认自己原来的看法“站不住脚”，“中国长官讲的是以历史事实为根据，尼赫鲁包庇达赖是一个错误”。

我方对印俘进行思想教育的方法很多，其中针对广大没有受到良好教育的基层士兵的有线广播效果非常明显。印俘来到收容所后，由于渴望遣返，希望及时从广播中听到中印边界问题的消息。有线广播的内容主要是转播中国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每天的印地语新闻和配合教育播送重要文章和学习资料。如果进行中印边界问题真相的教育时，向印俘转播有关中印边界问题的历史资料、我国政府的声明等，这些材料的内容都较密切地结合印俘的思想实际，他们很愿意听。我收容所在转播每日新闻时都非常谨慎，尽量避免那些容易引起误解和思想波动的内容。如关于中国政府同意为印俘接受和转发印度红十字会包裹的问题，尽管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已经播出，但收容所没有过早让印俘知道，而是等到收到包裹后再广播，以免印俘因等待时间长而产生思想负担。又如各收容所的情况不同，生活在新疆收容所的印俘有水果吃，但在西藏就办不到，因此向印俘广播其他收容所生活情况的新闻时，也要有所选择，容易引起印俘误解的内容就不播出。

中国电影受印俘欢迎

解密档案显示，我军各收容所共为印俘放映电影340场次，每个中队平均每周放映两三次，许多印俘看了电影后纷纷表示“中国电影都是教人学好的”。

考虑到印俘的思想情况与教育进度，我军在不同阶段安排了题材丰富的影片，主要以国产片为主，辅以少量印度进步影片，并注意将战斗片穿插放映，从而提高教育效果。例如：

在配合稳定印俘情绪与宣传我宽俘政策阶段，各收容所主要放映《南方之舞》、《八一运动会》、《五朵金花》、《战上海》、《战火中的青春》等（后两部有瓦解敌人、宽待俘虏的镜头）。

配合中印边界问题真相教育，我方主要放映《周总理访问六国》、《友谊长青》、《中缅签定边界条约》、《中尼签定边界条约》、《中印边界问题的真相》、《欢腾的西藏》、《柯山红日》、《渔夫与金鱼的故事》等。

配合揭露旧社会贫富分化的教育，我方主要放映印度电影《两亩地》、《两头牛的故事》和中国影片《白毛女》（最受印俘欢迎，印俘几十次要求重放）、《红旗谱》、《暴风骤雨》、《勐垅沙》等。

配合宣传中印人民友好，我方主要放映《孙悟空三打白骨精》、《林则徐》、《海鹰》、《上甘岭》等。

配合介绍中国革命和建设，我方主要放映《洪湖赤卫队》、《红色娘子军》、《万水千山》、《红色的种子》、《青春之歌》、《聂耳》、《欢庆十年》、《达吉和他的父亲》、《兰兰和冬冬》、《万紫千红总是春》等。

在放映中国影片时，解说工作很重要，收容所大多固定由一名口语较好的印地语干部担任解说员。每次放映前，解说员都做好准备，尽量做到同声翻译，绘声绘色，抓住人物关系。印俘看中国电影往往分不清人物，发生误会，影响他们对故事的理解。如《海鹰》中敌我双方军队的服装近似，又如《战上海》中小林子三次出现在不同时期，人物模样全变了，解说员必须向印俘交代清楚。解说员还不失时机地抓住对比教育，如《智取华山》中两种军队根本不同的军民关系，《海鹰》中两种军队根本不同的官兵关系等，向印俘解说清楚，启发他们联想对比。

广大印俘士兵出身贫苦农民，深受地主资本家的压迫，许多人在目睹电影《白毛女》中杨白劳被逼死时难过得流泪，看到黄世仁被斗争时鼓掌叫好。他们说：“当我看到喜儿怀孕，生孩子时，我哭了。这是真的，上帝作证。”“印度有黄世仁，也有冯兰池这样的地主。……农民想得到解放，必须组织起来和地主斗争。中国农民已经这样做了，相信其他各国农民也一定能走中国农民走过的这条道路。”不少印俘学会了中国歌曲《东方红》、《社会主义好》等。

看了《友谊长青》后，印俘说：“中国和缅甸的边界问题是这样友好地解决了，不知道尼赫鲁是怎么想的，为什么还不同中国谈判？”看了《柯山红日》，印俘说：“过去我一直认为西藏是独立的，看了电影才知道西藏是中国的一部分。”通过电影，印俘还看到中国革命与建设的成就，人民生活的提高，高尚的道德品质，优美的民族歌舞艺术，他们普遍表示羡慕和钦佩。

每天早饭后、晚饭前和睡觉前，印俘总喜欢围坐在一起聊电影，我干部也抓住时机和他们坐在一起攀谈。有一次，我干部同印俘军士班一起谈电影，谈得津津有味。当谈到《两亩地》时，一个印俘上士说：“《两亩地》说的是过去的事情，现在早就没有这种事了。”另一上士说：“不，不，像这样的农民在印度到处可见。”两人争论起来，旁边有的印俘说：“印度实行五年计划，人民生活很好。”但立即有人反驳说：“我们家乡没有从五年计划得到什么好处，有些人连饭都吃不上。”这时，我干部顺势介绍了一些关于印度贫富分化情况的材料，说明扩军备战给印度带来的危害等，不少印俘点头赞同，很自然地接受了我方的观点。

“印地秦尼，巴依巴依”

在中国边防部队取得自卫反击作战伟大胜利、完全掌握战场主动权的情况下，中国政府仍坚持和平解决边界问题，继续进行外交努力。1963年4月21日，中国国防部发表声明，宣布通过中印两国红十字会释放全部印军被俘人员。绝大多数印俘官兵自1963年4月10日至5月25日分别在西藏沙马以南的巴底通、棒山口北侧、西路曲，新疆的斯潘古尔湖等地分11批回国。在双方点交过程中，印度红十字会代表对印俘非常冷淡，每当印方代表喊一个印俘名字时，不满的俘虏只应一声“到”，而按照他们的习惯，该回应“到！先生（Yes，sir）”。相比之下，印俘却对中方颇为感激，许多人说：“几个月来，你们（中国干部）对我们这样关心，但是我们为新德里卖命十几年，他们反而对我们如此刻薄，像这样的政府，我们为什么还要替他们卖命呢！”在现场，印度红十字会人员一见印俘就喊“印度万岁”，但没有几个印俘呼应，我方则立即高呼“印地秦尼，巴依巴依”（中印人民是兄弟），印俘都跟着我们喊，使印度红十字会人员很尴尬。连印方接收俘虏的红十字会人员也不得不承认：“中国的工作好极了，达到绝妙的程度！”我军总政治部联络部部长张梓桢到释放印俘现场视察，也称赞我边防部队的工作认真、细致、周到。

与西藏、新疆军区就近释俘差不多同时，1963年4月6日至5月4日，印俘准将达尔维、9名中校和17名少校参观了武汉、南京、上海、无锡、杭州、北京等城市。5月4日，印俘军官经昆明释放出境。一个月的参观游览，使这些坚持对中国抱有敌意的印俘军官受到了实际教育，加深了俘虏收容所对他们教育争取的效果，多数人的态度有了转变，了解到中国人民对印度人民是友好的。

为营造轻松气氛，印俘军官一切旅行事宜都以中国旅行社名义具体办理，参观中的保障和联络工作也由中国红十字会出面负责，我军代表只在印俘集中和遣返时出面，不陪印俘参观，顾全他们的面子。印俘军官的生活待遇，大致与一般资本主义国家外宾相仿，我方给他们做了西服，发了日用品，他们很感激。同印俘军官的日常接触中，我方接待人员称他们为某某先生或称呼他们的军衔，向他们讲话时称“印度朋友”，注重谈中印友好、团结反帝等共同语言，不伤害他们的自尊心，使他们解除顾虑。有一个印俘校官在旅行之初整天埋头念经，后来也积极参观访问。但印俘军官不同于一般外宾，我方在政治待遇和礼节上做了相应调整，在外地不迎接，不献花，不接见，不送礼（参观名胜古迹时，只由各地中国旅行社出面送点风景画片），这些都是考虑到他们的俘虏身份。

我方安排印俘军官参观了武汉钢铁厂、重型机床厂、上海华孚金笔厂、杭州都锦生丝织厂等八个工厂和一个郊区人民公社。在参观肉联加工厂时，印俘军官对我国建设成就和人民生活表示惊讶和敬佩。一位印俘少校说：“旧中国在蒋介石统治下人民饿肚子，你们在短短14年里取得这样巨大的成就，一定有什么‘神灯’吧！这灯就是人民的力量。”（印度神话故事里描述有“万能神灯”）。当印俘军官参观游览公园、逛商店和大街时，看到中国人民真正生活得幸福自由时，他们感慨地说：“中国的姑娘后面没有人盯梢捣蛋，马路上没有明火执仗的强盗，这在印度是不能设想的。”一个印俘在游览中把未灭的烟头扔在草坪里，随即有一儿童上前把烟头熄灭并捡起来，这个印俘很惭愧，向儿童跷起大拇指。我方还安排印俘军官们在上海一资本家的家里做客，印俘准将达尔维对这个资本家说：“我原以为你们已经被革命了，没想到你们还过得这样好。……毛主席真有远见。”在从昆明登机回国时，达维尔准将向中外记者表示：“我们的武器装备胜过中国，训练素质也不比中国差，可谁也想不到中国士兵会用身体滚过雷区，用胸口去堵枪眼，还有中国的俘虏政策。如果战前印度士兵了解这一点，我想他们恐怕更难指挥。”

毛主席对中印边境自卫反击战的胜利以及俘虏管理工作给予了充分肯定，认为是“打了一个军事政治仗，或政治军事仗，与其说是军事政治仗，不如说政治军事仗”。曾参加过中印边界战争的印度陆军第4师师长尼兰詹·普拉沙德也不得不承认：“中国人在战场上是胜利者，在舆论上也是胜利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