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为何援助鲍威尔揭露美军发动细菌战

中国为何援助鲍威尔揭露美军发动细菌战

亘　火

1956年4月，美国加利福尼亚北区法院南分院，一场即将进行的庭审吸引了全世界的目光。

如果罪名成立，被告将面临260年刑期，13万美元的罚款。

本案的被告——37岁的美国人鲍威尔（John William Powell）被指控犯有“煽动叛乱罪”。他是二次世界大战后，首位被美国政府以此罪起诉的美国人。尽管那是一条针对战争时期背叛行为而制定的罪名，而本案审判时的1956年，朝鲜战争已结束了3年。与他同案的被告，他的妻子西尔维娅和助手舒曼，如果获罪，也将被处监禁和罚款。

鲍威尔和《密勒氏评论报》

1917年6月9日，鲍威尔的父亲老鲍威尔与密勒在上海合办英文周报《密勒氏评论报》（Millard’s Review）。1922年11月，老鲍威尔收购了《密勒氏评论报》全部产权，次年改名为China Monthly Review（英文翻译为“中国每月评论”，但为了照顾中国读者的阅读习惯，中文刊名未变），将其办成了不受政治势力影响的“独立报刊”。著名的记者斯诺曾长期在《密勒氏评论报》任编辑，该报还发表过斯诺陕北之行的消息以及他与毛泽东会见的报道、刊登了《红星照耀中国》的连载。其客观、公正的报道风格吸引了大量以知识分子为主的中外读者。

鲍威尔1919年出生于上海，后回美国求学，22岁时从密苏里大学新闻学院毕业，供职于美国战时情报局任新闻编辑，次年随情报局参谋班子来到重庆。1945底，脱离了美军的鲍威尔接手了《密勒氏评论报》。1950年将其改为月刊。鲍威尔的妻子——西尔维娅1944年随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来到中国，在中国福利基金会工作过3年后同鲍威尔结婚，1949年开始任《密勒氏评论报》编辑。

鲍威尔

动员群众开展防疫细菌战的海报

除了在中国发行外，夫妇俩办的杂志还通过邮寄的方式在美国、英国和日本发行，在那里有一定的影响力。朝鲜战争期间，鲍威尔继承了《密勒氏评论报》一贯的客观、真实的新闻报道原则，站在公允的立场上，如实报道了战场真相，发表了大量对美国政府的批评报道，被美国邮政局禁止寄往美国，英国和日本政府也禁止该刊物在其国内发行。1953年6月，由于持续的财政亏损，鲍威尔夫妇决定停刊，带着5岁和7岁的两个孩子离开上海回国。

回到美国后，鲍威尔夫妇的麻烦一直不断。从旧金山一上岸，联邦调查局的特工就向他索取有关中国的情报，中央情报局也从他那里打探，并试图招募他为其工作。鲍威尔不但拒绝与政府情报机构合作，后来还公开接受采访，全面比较新中国与蒋介石统治下的民生情况，对新中国赞誉之情溢于言表；他还公开发表演讲，揭露美国在朝鲜战争中发动细菌战、拖延和平谈判等行为。

1954年初，联邦调查局向司法部刑法司建议起诉鲍威尔。同年9月和12月，美国参议院国内安全委员会两次对鲍威尔传讯，鲍威尔始终没有屈服。第一次传讯，鲍威尔在庭上拒绝说明他是否是共产党员，他认识哪些人，或他回国后写过什么文章。出庭后的第二天，鲍威尔对媒体同行发表谈话，断然否认他是或曾经是共产党员，并且补充说，他将不会对参院国内安全委员会做那样的陈述，因为他觉得“整个听审就是一种诱陷程序”。没几天，国内安全委员会又传讯了他的妻子，在这次传讯后不到两个小时，她服务的那个小儿麻痹基金会就解雇了她。第二次传讯，鲍威尔没有出庭。几周之后，鲍威尔在一个公众论坛上出现，主张美国政府应当承认中国并恢复贸易。他还重复了对细菌战的指控，说他曾目睹过支持这些指控的某些证据，这令参议院国内安全委员会坐不住了。

美军在朝鲜投下的细菌弹

1955年1月，国内安全委员会在报告中断言：鲍威尔传播了反对美国的虚假报道，《密勒氏评论报》受中国政府控制并得其支持，并据此向司法部递交了正式文本，强烈要求起诉鲍威尔。3月20日委员会发表正式报告，指控鲍威尔出卖美国在远东的利益。

不久，司法部代表美国政府，开始了对鲍威尔的指控。鲍威尔被控的“罪状”多达13条，主要有三项：一、在朝鲜战争期间，通过报道传达虚假言论和信息，破坏美国军队行动以及胜利，帮助美国的敌人——北朝鲜以及共产党人；二、故意在加利福尼亚北部地区和美国其他地方分送杂志，企图引发美军不服从、不忠诚、叛变和拒绝执行任务；三、报道美国损失严重；报道美国在朝鲜使用毒气、进行细菌战，还在中国东北继续进行细菌战以及阻挠和平谈判。

起诉书引用了《密勒氏评论报》上的文章作为证据。这些材料涉及几十篇报道。鲍威尔的处境非常不利，只要其中有一篇报道被证明是虚假的，那么他难逃终身监禁的牢狱之灾。

面对指控，鲍威尔可以选择道歉来减免罪责，但这个戴着近视眼镜，身材清瘦的美国人态度异常强硬，坚持要求进行无罪辩护——也就是证明他的每篇报道都是真实的、有根据的。根据中国外交部的解密档案记载，当时，鲍威尔发表了一篇声明，来解释为何会做出这样的选择。

……

我们相信，由于曾在我们办的杂志《密勒氏评论报》上直率地批评我国政府对亚洲，特别是对中国的外交政策，这就招来了这一控告，这始终是一个出版自由的问题。

许多杰出的学者、教授和外事工作人员因政见不同于参议员麦卡锡、真纳、华尔克和依斯特兰而也受迫害，这在我们看来决不是一件偶然的事情。

我们在中国住了十五年，我们觉得我们对在那里发生的事情所说的话是有一定的权威性的。作为训练有素、不愧职业的新闻记者，我们致力于报道事实，并根据这些事实得出我们的看法。我们已经并将继续把我们在那里看到的东西写出来，说出来。我对这种报业独立性的看法是我从先父约翰·鲍惠（威）尔那里学来的。

……

诉讼开始后，引发东西方两个冷战阵营的格外关注。这场诉讼的难点在于——其时，中美两国交恶，处于冷战时期，鲍威尔的辩护律师如何去中国取得证据、证言，这涉及到没有外交关系的中、美两个大国的交往。这场诉讼的焦点在于——美军和以美军为首的联合国军，是否在北朝鲜和中国实施了细菌战，如何证明鲍威尔没有作虚假报道……

细菌战与联大中的斗争

1950年6月25日，朝鲜战争爆发。中国人民志愿军于当年10月25日参战后，重创以美军为首的“联合国军”，迅速扭转战局。1951年1月1日，朝鲜人民军和中国人民志愿军将“联合国军”击退至“三八线”附近，数月后双方开始谈判，但毫无进展。1952年初，“联合国军”有了新的动向。

从1月27日起，志愿军第42军、第12军、第39军和第19兵团部队驻地相继发现：美机飞过后，出现大量蜘蛛、苍蝇、跳蚤等昆虫的情况。当时正值朝鲜一年中气温最低的季节，针对大量昆虫的反季节出现，志愿军部队初步作出了美军可能发动“细菌战”的判断，除采取初步防疫措施、立即开展昆虫样本的检验外，及时向志愿军总部汇报。

2月17日，志愿军总部得到第12军、第39军、第42军和19兵团报告：防疫专家对敌机投掷的昆虫炸弹的样本进行防疫检验后认为，这些昆虫携带大量病菌，以伤寒、霍乱、鼠疫、回归热的可能性为最高，具体的细菌种类还需培养检验。次日，志愿军第15军报告，该部发生了霍乱、斑疹、脑炎等病症，已有2人死亡。经过20多天的观察和研究，总参谋部作战部综合朝鲜战场情况和来自其他渠道的情报，向周恩来呈送了《关于敌人在朝鲜大规模进行细菌战情况的报告》。同一天，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紧急决策：立即在志愿军部队展开反细菌战斗争。

当晚，周恩来总理根据毛泽东主席的指示，确定了六项计划要办的事情：一是加紧对前方送回的昆虫标本进行检验，作出结论；二是立即向朝鲜派出防疫队和运送各种疫苗及各类防疫器材；三是电告朝鲜方面，商请朝鲜政府先发表声明，中国政府随后也发表声明，向全世界控诉美国罪行；四是通过民间组织中国人民世界和平大会向世界保卫和平大会理事会^［注］建议，发动世界人民谴责美国进行细菌战的罪行；五是指示志愿军进行防疫动员；六是向苏联政府通报情况，请求予以帮助。周恩来确定的事项得到了毛泽东的批准。

志愿军开展查找销毁细菌弹运动

2月24日，周恩来代表中国政府发表声明，表示“中国人民将和全世界人民一道，为制止美国政府这一疯狂罪行而坚决斗争到底”。新华社、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和《人民日报》等新闻媒体也从22日起连续发表消息、社论与评论，揭露美军在朝鲜战场撒播细菌毒虫的情况。民间组织中国人民保卫世界和平反对美国侵略委员会主席郭沫若于25日致电世界和平理事会主席约里奥·居里，控诉侵朝美军进行细菌战的罪行。

整个2月份，志愿军所在朝鲜地区发生了在当地久已绝迹的霍乱、鼠疫等传染病，造成志愿军战士鼠疫患者13人，脑炎脑膜炎患者44人，其他急性病患者43人，其中36人死亡。3月3日，总后勤部卫生部门报告，前方的检疫机构查出，美军投放的昆虫中有鼠疫和霍乱细菌。与此同时，一场大规模的反细菌战运动拉开帷幕。除大量的防疫物品被运往前线外，中方还动员了三个批次近50名中国昆虫学家、细菌学家、防疫学家、病理学家赶赴朝鲜，开展防疫、调查研究等工作。

从2月29日开始，中国东北的抚顺、安东、宽甸、凤城、临江等地区，也发现在美军飞机入侵后，出现了各种反季节出现的昆虫或者羽毛，数名与这些物体接触的中国平民突发炭疽病死亡。

周恩来总理为此事专程召见印度大使潘尼迦。笔者查阅了相关解密档案，在谈话中，周恩来总理希望通过潘尼迦告知美方：中国对东北边境地区发生细菌战事件是无法容忍的。周恩来总理指出，针对美军动用细菌武器的行为，今后凡在中国境内俘获的被击落美机飞行员将一律作为战俘，不予以释放。

志愿军医护工作者在为朝鲜百姓注射防疫针

面对中国和朝鲜的指控，美国政府不予理会，强调这只是共产党的反战宣传。3月14日，美国务卿艾奇逊称：“我想清晰明确地指出，这些指控是完全错误的，联合国军过去没有现在也没有使用任何种类的细菌武器。”此后，美国向国际红十字会施压，由他们出面向中方和朝方提出，要求允许国际红十字会进入朝鲜战场进行调查，但中朝方面没有予以回应。

1953年4月1日，在联合国第七次大会上，美国向联大提交《公正调查关于联合国军进行细菌战的指控问题》，建议由红十字会、世界卫生组织国际委员，最晚不迟于1953年9月1日到战区进行调查，并建议参战各方给予调查组提供在冲突地区行动的自由，给予对细菌战作出供词的战俘前往中立地区接受调查的方便。对此，苏联表示反对，建议应成立由埃及、巴基斯坦、瑞典和乌拉圭等中立国家组成的调查委员会进行调查，指出联大应该邀请中华人民共和国和朝鲜民主主义共和国政府派出代表出席会议，一同审议提案（当时台湾占据了新中国在联大的合法席位），但遭到联大的否决。在苏联投出反对票的情况下，联大依然通过该项决议。

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就此发表声明指出：没有新中国代表参加的联大会议是非法和无效的；该决议不顾苏联等国的反对，无法体现联大的正义性、合法性。

为了回应美方对于发动细菌战争的否认，从5月开始，中方陆续公布了超过25名美军被俘虏飞行员的供词。他们承认曾参与对中朝两国进行细菌战，3名上校军衔的战俘分别详细供述了美国军方进行细菌战的决策情况，甚至谈到过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决策在朝鲜实施细菌战的过程。这些军官包括美国空军第4战斗截击机飞行大队大队长瓦克·马胡林上校、美国空军第49战斗轰炸机联队副联队长安德鲁·埃文斯上校、美国海军陆战队第一航空兵联队参谋长弗兰克·许威布尔上校。

在陆续公布证据的同时，在世界保卫和平大会理事会的邀请和组织下，由各国科学家组成“调查在朝鲜和中国的细菌战事实国际科学委员会”也迅速成立并前往中国、朝鲜调查，其成员有：

李约瑟（剑桥大学教授、生物化学系主任）

安德琳博士（瑞典斯德哥尔摩市立医院管理处中央临诊试验室主任）

马戴尔教授（法国格利农国立农学院动物生理学研究室主任）

欧利佛教授（意大利布罗尼大学医学院人体解剖学教授）

贝索亚教授（巴西圣保罗大学寄生物学教授）

茹科夫·维勒斯尼科夫院士（苏联医学科学院副院长兼细菌学教授，曾任审讯日本细菌战犯的首席医学专家）

葛拉求西博士（意大利罗马大学微生物研究所助教）等

经过细致缜密的现场调查后，9月，委员会用4种语言发表了600多页的“李约瑟报告”（因报告的封面是黑色的，又被称为“黑皮书”），得出的结论是：“朝鲜及中国东北的人民，确已成为细菌武器的攻击目标；美国军队以许多不同的方法使用了这些细菌武器，其中有一些方法，看起来是把日军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进行细菌战所使用的方法加以发展而成的。”

中方发起的声援鲍威尔活动

早在鲍威尔刚受指控不久的1955年5月，根据外交部解密档案显示，新闻司司长龚澎便专程将鲍威尔事件的详细情况上报给周恩来总理兼外长。经过中央研究决定，由中国人民保卫世界和平委员会出面，声援鲍威尔，向全世界人民揭露美军发动细菌战的事实真相。

此后，新华社、《人民日报》发表了世界和平理事会理事宋庆龄致美国《民族》周刊的公开信，谴责美国当局对鲍威尔等人的迫害。由16名中外著名人士组成的“声援鲍威尔委员会”随之在北京成立，他们举行记者招待会，动员中外力量，为报刊撰写文章揭露事实真相。

1956年4月，鲍威尔被正式起诉后，为了证明自己的文章不是编造的谎言，即给在上海的中国福利会工作的美籍人员谭宁邦写信，要求寄送有关朝鲜战争及细菌战的材料。谭宁邦把信转给了中国人民保卫世界和平委员会。

7月12日和7月25日，鲍威尔的律师华尔克尔两次致函中国人民保卫世界和平委员会联络部副部长唐明照，要求唐本人找直接参加过板门店谈判或熟悉谈判情况的人、亲见美机投细菌弹的人，以及能证实细菌战的科学家一并作证或提供书面证词。

中方立即做出回应，公布了一个五十人的证人名单（后来这个名单增加到近一百名），说明他们愿意在北京作证。据外交部的档案记载，这些证人有：

证明细菌战者48人。

证明美国侵略行为者5人：傅作义、翁文源、冀朝鼎、T.C.Tsao、梅汝璈。

证明美国破坏朝鲜停战谈判的一般背景情况者6人：乔冠华、黄华、解方、贝却敌、朱启平、魏巍。

证明被告无犯罪意图者21人：丁光训、邓裕志、涂羽卿、艾黎、刘良模、赵朴初、赵紫宸、曹未风（英语教员）、陈翰笙、金仲华、黄佐临、刘尊棋、梅汝璈、马寅初、丹尼（黄佐临之妻）、王逸惠（西安医学院院长）、沈体兰（前上海麦伦中学校长）、江文汉（青年会干事）、梁士纯等。

在中国方面积极援助鲍威尔的同时，一个难题始终困扰着鲍威尔的另一位律师威林。因为以一个美国公民的身份进入中国，在当时中、美双方政府都是禁止的。

从维护中国自身利益的角度出发，1956年8月，中国开放了禁止美国记者进入中国的禁令，允许他们前来采访。但美国国务院拒绝向18名申请访华的记者发放护照，还声言，如果有人违反禁令，私下前往，将被处以5年以下徒刑或2000美元以下的罚款。在鲍威尔的律师要求来华研究证据问题后，中方于12月12日通过唐明照回电同意对方的请求。但美国政府拒绝向威林发放护照，因为美国务院认为，如果发放护照，就等于是承认红色中国，向共产主义低头。

走投无路的威林向法院提请控方撤诉，理由是美国政府拒绝签发护照给他，剥夺了宪法赋予被告为自己辩护进行准备的基本权利，这是一场不对等审判，与政治迫害无疑。联邦法官古德曼对此做出了判决。合众社报道说：

联邦地方法官路易斯·古德曼判决，如果美国国务院不容许在共产党中国和北朝鲜收集被告的证据的话，十八个月之久的鲍惠（威）尔谋叛案将在三十天以后取消。

古德曼在对被告要求撤销控诉的动议发表意见时指出，被告已经提出了在中国和朝鲜一百名将来的证人的名字，据说，他们可以证明关于由被告所作的杂志文章的真相。他说，这些国家是“最有可能提供被告证据的地方……辩护律师到中国和北朝鲜为审讯进行准备的必要性已经十分明显”。

古德曼法官把“解决护照问题”这个皮球踢给了美国政府。在作出判决后，古德曼还表态，其本人并不怀疑美国政府“拒发护照”的政策是明智的，但是，被告“在宪法上有权利提出证据”的权益也应该保障。

消息一出，美国国务院顿时歧意纷纭。支持发放护照派认为，应当让威林去中国，维护美国“司法公正”的形象比维护总统和国务卿的决定更为重要。反对派认为，即使撤诉，美国声誉受损，也不能开创“一个法官都能废除总统和国务卿决定的先例”。

最后，国务卿杜勒斯做出了裁定：“给威林发护照的这个决定，丝毫不影响禁止去那些国家旅行的总政策。”1957年11月，美国国务院发给在华美犯的直系亲属到中国探监的护照，同时，也给鲍威尔案件的辩护律师威林发了护照，以便在中国收集证词。但是护照上赫然印着“在共产党控制下的中国各部分”这样有意诋毁新中国的字样。有关人士还警告威林说，此去“冒着极大的个人危险”。

美国政府方面设置的障碍最终没能阻碍威林的中国之行。1958年初，他来到深圳。中国边防检查站在不接受他的护照的前提下，特予通融，另发给签证让其入境。在中方的接待下，威林在中国待了七个星期，见了中方司法部长和与鲍案有关的40多名证人，观看了有关细菌战的纪录片和部分实物证据，听取了美军俘虏的供词。

1958年2月28日，威林返回香港，对合众社等媒体强调说：“我在去中国之前，对美国是否参加过细菌战这一问题表示怀疑。由于我看见和听到的强有力的证据，我的怀疑已经大部消除了。”

在接待了威林后，新中国外交部开展了进一步的声援工作，准备向美法庭、联合国提交证据。为此，1959年1月，卫生部、公安部、外交部组成的联合调查小组，专程赴安东市安东县、辽阳、鞍山、抚顺、新民、沈阳、宽甸、四平等地，多次反复核实后，作出专题报告。笔者查阅了外交部解密档案中的这些报告，其具体内容有空情记录、气象记录、我政权机关关于细菌战问题向上级的报告以及其他证人的证词等，记录了鞍山市民魏刘氏（女，32岁）、辽阳县刘二堡小学教员王淑芝（女，23岁）、沈阳市三轮车夫王子彬（男，47岁）、满井车站的养路工长曲占云（男，55岁）、安东县长山区双山东村农民田成和（男，44岁）的死亡经过。

笔者摘抄了农民田成和的部分案例报告如下：

1952年4月14日，安东县长山区双山东村4百余人开会时，发现3架美国飞机，投下灰白色羽毛状物体，立即展开搜索，大家带了口罩和筷子，花了两个小时将羽毛搜集起来，除了检验物品外，其余的焚烧。

农民田成和因为与美国飞机投下的羽毛接触后突发呼吸道炭疽杆菌脑膜炎。感到寒冷高热，全身关节痛以及头痛。17日症状加重，呕吐两次。两手紧紧地握拳痉挛。救治无效于4月18日中午12时死亡。

田成和死后，辽宁省立医院进行了其内脏的细菌培养，认为是原发性炭疽杆菌出血性脑膜炎。原发传染是在肺部。当地很长时间没有此病例。经查尸体和羽毛上的细菌是同一个来源。

经过景冠华（中国医药大学细菌系副教授，笔者注）和赵成林（哈尔滨医科大学微生物系副教授，笔者注）、辛钧（长春传染病防治院总技师、日本帝国大学医学博士，笔者注）检验，发现带有炭疽。（有实物证据，羽毛标本，空袭记录，病理解剖标本。细菌检查的原始记录。）

其他的几位死亡者的情况与田成和类似：都是在未注意防护的情况下，在搜集美军飞机飞过所投下的昆虫羽毛等物品时，与之发生接触，感染细菌后发病，突发呼吸道炭疽病或出血性炭疽脑膜炎死亡，而这种病症在北方极其少见。

报告的结论很明确，美军在中国东北边境地区发动细菌战的证据确凿。

此外，对鲍威尔案的援助工作还动员法学专家研究案情，并指派翻译专家核对了《密勒氏评论报》报道的消息来源。一份标题为《美国政府“起诉书”、“密勒氏评论报”和新华社有关文稿有关美国细菌战和破坏停战谈判的事实核对结果》的解密档案显示，中方专家逐一仔细标注了美国政府指控鲍威尔案虚假报道的每个细节的消息来源。根据笔者统计，除了有两处地名翻译有出入，3项细节待查之外，解密档案指出：美国政府指控鲍威尔13篇报道45个细节虚假纯属子虚乌有；报道内容与中方掌握的事实是一致的；鲍威尔的报道均根据新华社的报道、朝鲜人民民主主义共和国外相的抗议声明、朝鲜中央通讯社、《人民日报》的报道、周恩来总理的抗议声明、法新社和苏联《新时代》杂志等报道。

毫无悬念的司法审判过程

1959年1月26日，法院继续开庭。

鲍威尔的律师团认为，只要在中国的证人能够出庭，打赢这场官司是有把握的。但当时的情势下，中美关系交恶，要求中国的证人来美作证困难重重，不过他们随即向法院申请，要求检方提出证据，证明被告是有罪的，比如请美军联席会议成员奥马尔·布雷德利、马修·李奇微、马克·克拉克等将军和国防部、中央情报局、国家安全局和国会各种委员会出庭作证，并提供与美国侵略、细菌战和停战谈判行为有关的文件。

遗憾的是，美国军方拒绝公开相关的文件、档案，拒绝让相关的人士出庭作证。

庭讯中，检察官施纳克传唤佩奇·贝勒，问这个曾经在朝鲜做过33个月俘虏的二等兵：你在中国人的战俘营时，是否看见有人到处散布《中国每月评论》？此时，辩护律师当场抗议，因为叛乱罪只适用于美国管辖地区内的行为，而检方找来的这个证人当时在朝鲜的战俘营里。古德曼法官裁定证词无效后，检察官施纳克不服，继续向法官说明证词的合法性，情急之下，竟脱口而出：这个证据证明，被告已构成“实际上的叛国罪”。古德曼法官表态说：没错，如果根据叛国罪（叛国罪比煽动叛乱罪更为严重，可判处死刑）起诉的话，贝勒的证词可能是有效的，因为关于叛国罪的法律条文不限定管辖地区。

在美国司法体系中，判决是陪审团下达的，法官无权判定被审判者是否有罪，在庭审中也不得发表具有倾向性意见，这是基本准则。对鲍威尔案的庭审自然引发了轩然大波，当天下午，《奥克兰论坛报》立即以大标题报道：“法官说，鲍威尔夫妇及其助手犯有叛国罪”。

第二天一大早，辩护律师立即以法庭公布的消息具有倾向性，法官在审讯过程中发表这种结论性的对被告不利的评语违反司法程序为由，提议审判无效。检察官施纳克立即表示同意。随后，法官对媒体解释，他仅仅指出检察官施纳克提到的煽动叛乱罪是不恰当的，因为被告们没受到应有的“叛国罪”指控。

1月30日，古德曼法官宣布，对鲍威尔“煽动叛乱罪”的审判为“错审”，陪审团解散。但随后，审判升级了。检察官施纳克宣布，美国政府将以“叛国罪”起诉鲍威尔。不过，指控鲍威尔犯有“叛国罪”，需要两名证人。施纳克保证，60天内，一定给法庭带来两名证人。可是不久，法院等来的却是施纳克辞职的消息。而继任的检察官吉拉德也未能完成寻找“证人”的使命。

最终，鲍威尔案以检方撤诉告终。辩护律师华尔克尔和威林说：“他们找不到证人，是因为根本没有这样的证人。鲍威尔没有犯罪，事情就是那么简单。”

对鲍威尔的审判最终草草收场。

后　　记

鲍威尔在余生中始终坚持自己的观点，1980年10月，他在《关注亚洲学报》上发表题为“日本的细菌战：美国掩盖战争罪行”一文，提供更多的证据证明早年的报道。1981年，他又写了“Japan’s Biological Weapons，1930—1945”（日本的生物武器，1930年至1945年），多年后才得以在《原子能科学学报》上发表。2008年12月15日，他在旧金山去世。

领导国际科学家调查委员会调查的李约瑟博士，回到伦敦后，受到国内某些同行指责其“帮助共产党国家”的舆论压力，还上了美国政府的黑名单。但他始终坚持自己的观点，还把个人保存的有关细菌战的大部分资料交与伦敦的“皇家战争博物馆”收藏。

［注］：二战后，一些国际组织和进步人士于1949年4月20日发起世界保卫和平委员会，要求无条件禁止原子武器和大规模毁灭性武器。新中国在1949年10月2日，也成立了中国世界保卫和平委员会。朝鲜战争开战后，改为中国人民保卫世界和平反对美国侵略委员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