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援助非洲忆往

新中国援助非洲忆往

孟庆涛

“赤道雕弓能射虎，椰林匕首敢屠龙”。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非洲大陆反殖民运动风起云涌，新兴的民族国家相继独立。但长期的殖民统治使非洲国家经济结构单一、民生凋敝，维护国家独立异常艰难。从上世纪50年代开始，新中国本着共同的历史使命和相互之间的深切同情，在自己经济还十分困难的情况下，对非洲民族独立斗争和经济建设倾力支持。

1956年，中国和埃及建立外交关系的当年，中国就向埃及提供了2000万瑞士法郎现汇的无偿援助，帮助埃及抵抗英法入侵，从此开启了至今50多年的中国对非洲援助的序幕。20世纪五六十年代以来，非洲国家逐渐成为中国对外援助的重点。中国先后同十多个非洲国家签订了友好经济合作互助条约及相关协定。根据这些条约和协定，中国对非援助涵盖医疗、农业、农产品加工、纺织、水利、电力、交通运输和公共建设等众多领域。

救死扶伤，石头城里传佳话

印度洋上散落着许多各具特色的小岛，坦桑尼亚的桑给巴尔岛就是其中一座。岛上的“石头城”房屋多用当地的珊瑚石建造，建筑综合了非洲传统黑人文化、伊斯兰文化、印度文化和欧洲文化等不同风格而闻名于世。2000年“石头城”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确定为世界文化遗产。

历史上的桑给巴尔岛曾是印度洋地区最重要的商业贸易中心之一。阿拉伯人、波斯人、印度人、葡萄牙人先后来到此地。19世纪中叶以后，逐渐成为英国保护地。石头城靠东部海边的一隅保留着一座斑驳陆离的房子，这房子就是当年关押奴隶的地方，被当地人称为“奴隶洞”。黑人奴隶一被关进“奴隶洞”就有去无回。“奴隶洞”面向大海的一边墙有一排洞，屋内墙壁上钉了一排铁环，殖民者买来的黑人奴隶像牲口一样被拴在铁环上。每当海水涨潮，小船可以直接停靠到墙边洞口，黑人奴隶就从洞口被推上小船装上停泊在港口外面的货轮，运往美洲。1964年，中国派遣援助桑给巴尔的医疗队就在这座岛上工作。

桑给巴尔岛

长期的殖民统治，使桑给巴尔衰落成世界上经济最不发达地区之一，居民生活来源主要靠种植木薯、香蕉、椰子，以及采摘丁香花粗加工后出口，生活十分贫困。1964年1月桑给巴尔革命刚刚成功，英国与桑断交，撤走了医院里的英籍医护人员，导致桑给巴尔缺医少药的情况非常严重，卫生条件很差，许多病人得不到应有的治疗，居民的发病率和死亡率很高。

据外交部解密档案记载，1964年，应桑给巴尔地方政府要求，中国政府决定派出医疗队去该国工作。根据两国协议，医疗队由队长、医师、护士长、药剂师、检验师、护士组成。中国医疗队在指定的医院参加医疗工作，并兼任部分巡回治疗，期限为两年。医疗队在桑给巴尔工作期间所需的主要药品和器械，医疗队人员往返中桑的旅费、在桑给巴尔工作期间的工作和伙食费由中国方面负担。医疗队在桑给巴尔工作期间的住房、交通由桑给巴尔方面负责。

卫生部迅速组成了第一批医疗队，南京市卫生局原局长洒景浩为队长，医疗队共13人，成员以来自南京为主。一年后，因妇产科工作任务重，又增派了助产士一人。为了让医疗队能尽快适应当地的环境，医疗队在北京接受了3个月的培训，医疗队队员认真学习语言，了解当地风土人情等。培训后，这支来自祖国四面八方的医务人员组成的医疗队于1964年8月14日从上海出发，乘坐巴基斯坦的PK729号航班开始了远赴桑给巴尔的行程，辗转十几天后抵达桑给巴尔。从此开始了迄今已持续40多年的爱心传递。

1965年，国务院总理周恩来访问坦桑尼亚共和国，在桑给巴尔岛接见中国援助专家后合影留念

9月7日，医疗队正式到达桑给巴尔的列宁医院工作。该院在革命前叫桑给巴尔医院，革命后改名为列宁医院，是原来的英国殖民者于1922年创建的。医院是一所英国式的建筑，四层楼房，共两百多张床位，手术室设备器械全是英国的。据解密外交档案记载，医疗队发回国内的报告反映，该院“大型设备多半已年久陈旧，常出故障”。医生“没有实践机会，……医院又没有促进技术提高的各种活动，如死亡讨论、病理讨论、病历报告、学术报告。……高级医师却抓着一些小手术不放，他们只会做小手术，不敢做大手术……”

桑给巴尔的医务人员是殖民统治时期留下来的医生，有的曾到英国留学。此外，医院还有东德、保加利亚、古巴、苏联以及西方国家派来的医生。大家在同一所医院工作，由于意识形态等方面原因，中国医疗队在工作上面临十分严峻的考验。最初，院方领导和部分桑给巴尔高级医生对我国医疗队的医疗水平有所怀疑，对医疗队缺乏了解和信任。那些西方国家的医生在中国医生面前更是趾高气扬，觉得中国医生技术上不行。于是，一开始中国医疗队队员就暗下决心，一定要打个漂亮仗，为中国医生争光。

据医疗队成员妇产科医生蒋宪刚回忆，当时列宁医院由一位留学英国的阿拉伯人莫海里任医务监督，统管医疗行政，还兼妇产科医生。莫海里一开始就质疑中

桑给巴尔石头城

桑给巴尔医院一角

国医生的医疗水平，只安排蒋宪刚跟随查房及看门诊，不让她做手术。有一天晚上，蒋宪刚值夜班，医院急诊室一前一后送来两例宫外孕病人，病人都是大出血并严重休克，情况非常危急，必须立即手术。蒋宪刚来不及向莫海里汇报，立即上台进行了手术。在血源紧张的情况下，她采用了腹腔血回收输入技术，为赢得抢救时间奠定了基础。她在没有助手的情况下连做两个手术。第二天，病人恢复良好，莫海里来上班时知道了情况，他惊讶得不得了，不由得竖起大拇指说：“Doctor蒋，你们中国医生是好样的！”从此，蒋宪刚被授权处理妇产科一切事务。那些西方医生对中国医生刮目相看。

有一次，一位上肢刀伤的病人被送到医院，他的大部分肌肉切断，血管神经断裂，东德医生要给他截肢，中国医生则主张为他做扩创缝合手术。经过中国医生的努力，最终使这个大面积刀伤的病人愈合。病人非常感激，由衷地说，如果不是中国医生，他的一只臂膀就没有了。此事大大树立了中国医生在当地的威信。

据外交部解密档案显示，中国医疗队在列宁医院的两个月里，“进行160个手术……不仅数量多……也相应地开展了较大手术，如肾输尿管结石、肾切除手术等；开始全面参加该院的门诊、住院、急诊等工作。”当地医生一致评论说，中国医生常做“新手术、大手术，没有化脓的，效果好”。中国医疗队的敬业精神和高度负责的精神在当地人民心中留下了美好的印象，与其他不同国家的医生形成鲜明的反差。不到一年时间，其他国家的医生就无可奈何地相继撤离了。很快，列宁医院就只有中国医疗队在主持医务。

中国援助桑给巴尔医疗队，不仅为所在地的百姓治愈了大量常见病和多发病，而且创造了一个又一个医疗奇迹。20世纪60年代，断手再植的手术在中国国内都极少开展，在桑给巴尔更是闻所未闻。1966年7月，一名叫奥斯曼的伐木工人左手被电锯切断，断手的神经、血管、肌腱严重损伤。中国医疗队员们在极其简陋的条件下，用了8个小时，创造了断手再植的奇迹。3个月后奥斯曼痊愈了。桑给巴尔医疗史上的这起首例断手再植手术，在岛上引起了轰动。中国医疗队精湛的医疗水平和认真负责的服务态度征服了院方领导和当地群众，受到广泛赞誉。

中国医疗队不仅具有过硬的医技，而且生活简朴，带来人人平等的新观念。在桑给巴尔工作期间，中国医疗队牢记使命，不给当地政府添麻烦，一心一意为桑给巴尔人民服务。据医疗队成员戴传孝回忆，当时其他国家援助桑给巴尔的医疗人员索取高额薪水，大都携带妻儿，住别墅，生活享乐至上，养尊处优，经常进出酒吧等娱乐场所，而中国医疗队全体队员却是客随主便，入乡随俗。刚到桑给巴尔的前三个月住当地简陋的旅馆，后住在距医院不远的一所二层楼房里。当时列宁医院的医生、护士、工人之间有着明显的界限。本国医学院毕业的医生，如果没有到国外进修过，工作时间再久，也不能当高级医生。护士中，国外学习过的穿白色制服，当地培养的穿有色制服。高级医生工资特别高，一个高级医生每月工资3625个先令（合人民币1270元），而一个医院工友才160个先令（合人民币56元），上下相差22倍。在工作中，外科医生查房时不解绷带，只有护士解开后外科医生才看一眼。而中国医生则是任劳任怨、埋头苦干，同志之间互相团结，日常生活中大家有说有笑，内务整理、打扫卫生等工作大家都是争着干。这些都对当地的医护人员产生了不小的影响。对此当地医护人员交口称赞：“中国大夫好。”

为了方便和当地人民交流，尽快和他们打成一片，医疗队除了强化英语训练，每天还挤出一定时间苦练当地斯瓦希里语。队员们从早到晚忙忙碌碌，以医院为家。不管是晚上还是节假日，只要病人需求，医疗队随叫随到。在桑给巴尔工作期间，每天中国医疗队的医生还携带医疗设备和药品轮流下乡巡回医疗，为村民送医送药。有的边远的村落需要半天的车程。知道中国医疗队要来，一大早，当地的老百姓就来到看病的地点，早早排好队等着中国医生为他们看病。桑给巴尔绝大多数的农民生活在椰林深处，以树林为家。中国医生就在椰树下抬来几张木桌子看病。中国医生不辞辛苦几乎走遍了桑给巴尔岛，受到热烈欢迎。

中国医疗队在上层政府及广大百姓中的美好声誉，赢得了政府的信任。桑给巴尔领导及亲属有了病，总找中国医疗队看病。

中国第一批医疗队在桑给巴尔前后工作了两年半时间，到1967年底第一期医疗队成员踏上回国的路程。临行前医院的医护人员依依不舍，有的护士躲进了卫生间，哭红了眼。他们纷纷爬上汽车将中国医生送到机场，并在机场合影留念。中国援桑医疗队和桑给巴尔人民结下了深厚的友谊，此后，中国援桑医疗队每两年轮换一批，延续至今。对此，胡耀邦曾指出：“群众性的东西，影响不易消失，而钱却花得很少，中国在对第三世界的友好活动中，比较成功的就是医疗队。”

患难与共是朋友

撒哈拉沙漠以南的广大地区土地肥沃、气候适宜，具有发展农业的良好自然条件。但由于长期的殖民统治，非洲各国农业生产都很落后，不少国家甚至还处在刀耕火种状态。很多可耕地没有开发利用，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已耕地面积仅占非洲土地总面积的7.8%。作物品种单一，粮食种植面积少，单位面积产量低。据联合国粮农组织统计，1960至1961年度，非洲各种谷类的产量只有2853万吨，平均每人223斤。许多非洲国家每年不得不从国外特别是西方国家进口大量粮食，从而导致对西方国家的严重依赖。考虑到中国自身的实际和非洲国家的经济状况，中国对非洲经济援助加强了农业援助的力度，同时把农业援助与工业援助结合起来，取得了很好的效果。

当时，中国对非洲农业援助最重要的事件之一，就是中国于1959年和1960年两次无偿援助几内亚大米共计一万五千吨。这些数据在外交档案中均有记载。

几内亚地处西非，1958年10月2日正式宣告独立，是西非法属殖民地中最先独立的国家。几内亚在经济上严重依赖宗主国法国，其经济命脉几乎完全掌握在法国手里，由于不等价交换，贸易逆差惊人，财政预算入不敷出。独立时，几内亚的国库空空如也。不仅如此，法国还断绝了同几内亚的一切经济关系，停止财政援助，企图造成几内亚的政治、经济混乱，迫使几内亚重新回到法兰西共同体（1958年9月前称“法兰西联邦”）内。

1959年10月4日，几内亚与中国建交，成为第一个同中国建交的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1959年2月，中几建交之前，几内亚经济和计划部长贝阿沃吉（BEAVOGUI）为团长的几内亚政府代表团访华。其间，贝阿沃吉因国内遭灾大米歉收，请求我国无偿提供整粒大米一万五千吨，并提出希望6月前先给五千吨应急。为了帮助几内亚渡过难关，1959年5月上旬，我国政府赠送几内亚五千吨大米装船紧急运往几内亚科纳克里。

1960年法国切断了对几内亚的粮食供应，此时几内亚又遭遇灾荒，粮食供应发生困难。在这种情况下，1960年2月，贝阿沃吉向我国驻瑞士大使馆提出请求，可否由我国无偿赠送一万五千吨大米。中国政府经慎重考虑决定赠几大米一万吨。据外交部档案载，4月30日，外交部答复中国驻几内亚大使柯华：“16日电悉，国内决定以政府名义无偿赠大米一万吨，并由我方运送。”5月3日下午，柯华就赠大米事拜会了杜尔总统。当柯华向杜尔通知中国政府决定赠几内亚一万吨大米，并由中国负责运送到几内亚时，杜尔说，我们荣幸地接受你们这个礼物，并表示非常真诚的谢意。我国人民对中国人民这个团结互助的行动非常高兴。这个行动将加强我们共同的反帝斗争。7月23日21时，中国赠送几内亚的第一批大米五千吨，满载着中国人民的深情厚意，由广州黄埔港装ZVARLAN轮离港，发往几内亚。这批大米实装大袋35210包，小袋19703包，毛重5058.687吨，净重五千吨。中国赠送的一万吨大米对帮助几内亚稳定局势、摆脱对外国的依赖帮助很大。收到中国的大米后，几内亚随即取消了同法国、波兰的购米合同。当时几内亚官方普遍称赞我国的援助是真诚、及时的。

一万五千吨大米对当时的中国来说弥足珍贵，这时中国正处于三年困难时期，那为什么还要积极援助几内亚呢？应当说，这是中国为扩展外交空间、营造有利国际环境而不得不采取的行动。新中国成立初期，以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阵营对中国在军事上威吓、外交上封锁、经济上禁运。1956年开始中苏关系交恶，中国的外交局面更加困难。为了在错综复杂和激烈动荡的国际形势下打开外交局面，加强和密切同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关系，争取新兴民族独立国家的承认，成为中国迫切的需要。对外援助也就成为中国同亚非拉地区民族独立国家保持接触和联系的最有效的渠道之一。

在中国看来，对外援助是自己应尽的国际主义的义务。1967年，毛泽东在接见到访的赞比亚总统卡翁达时所说的一席话，清楚地表明了新中国领导人对援助亚非拉地区的看法：先独立的国家有义务帮助后独立的国家。“全世界如果不解放，中国这个国家就不能最后解放自己。”战后，西方阵营和社会主义阵营都加强对亚非拉地区的渗透。中国对外援助的数额在国内来看数额很大，但同时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援助规模更大。为此，许多非洲国家在接受西方援助的同时，往往引进资本主义的制度模式，而接受社会主义国家援助的非洲国家则学习社会主义的制度模式。当时选择哪一方的援助就意味着站到了哪一方的阵营。可以看出，在冷战时期，非洲是两个阵营都在极力争夺的对象。

不可否认的是，台湾问题一直对中国的外交和对外援助政策有直接影响。从20世纪五六十年代开始，台湾的蒋介石集团也趁机在亚非拉地区实行金圆外交，与中国大陆加紧争夺，以争取国际空间。中国与几内亚建交以后蒋介石集团时刻在窥视几内亚的动向。台湾于1961年底特别成立了“中非技术合作委员会”，加强对非活动。有资料显示，20世纪60年代，台湾蒋介石集团派出“农业代表团”到非洲12国进行20多次的所谓考察访问，同8个非洲国家签订了“农业合作协定”，派遣“农耕示范队”，并吸收一些非洲人到台湾进行考察和训练。所以当时中国在对外援助时，也明确要求对方不支持台湾蒋介石集团。

1959年几内亚经济部长贝阿沃吉和财政部长德拉姆（DRAME）访问中国期间，德拉姆就台湾问题的态度和立场表示，“在这个问题上，几内亚是完全了解中国的立场的，我们决不参加任何反对人民中国的举动，非洲人民都知道美国在台湾的勾当的实质。在国际关系上我们知道选择谁是朋友，分清敌友，帝国主义到处一样。中国可以相信，几内亚各方面都知道人民中国是朋友。”

中国慷慨的对外援助，打开了中非友好的大门。1963年，周恩来总理访问几内亚、加纳、马里三国。几内亚尽了最大力量组织欢迎。几内亚政府不仅在科纳克里破格欢迎周恩来总理，还在金地亚、拉贝两行政区实行全区总动员，把全区三分之二以上的人口远道集中到城市来欢迎，可谓盛况空前。

授人以渔鱼满仓

除了派遣医疗队、无偿赠与外，中国对非援助还有技术援助、无息贷款以及成套项目援助等形式。中国援助非洲的目标，并不仅仅是为了帮助非洲国家解决一时的困难。更加重要的是，中国通过援助，帮助非洲国家提高自力更生、独立自主发展经济的能力。正所谓，“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

当时，一些西方国家对非洲的经济项目援助，所需资金很大，同时西方总是进行技术保密，便于日后控制。而有的非洲国家急于摆脱落后面貌，盲目迷信西方，不顾本国的实际情况盲目上大项目，结果造成自身债务负担沉重，从而进一步受制于人。而中国在对非洲国家进行援助时，总是设身处地为受援方着想。经常是援助了一个项目、带动了一个产业、培养了一批干部、富裕了一方百姓。坦噶尼喀首任总统尼雷尔曾说过，“中国有很多经验适用于坦，值得坦很好学习，希望中国能尽快派农业专家来坦，帮助发展农业，增加生产，穷朋友最能帮助穷朋友；贫富合作，只能使富人得利，穷人吃亏。”

据解密的外交部档案显示，1963年7月，中央批准的《关于开展非洲工作的建议》中明确提出了：“向非洲国家提供农业技术援助，花钱少、收效快、影响大，可争取多搞一些……在我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应逐步加强我对非洲农业技术援助。……援助的做法可从小到大，从易到难，件件做好。从派少数专家进行技术指导，提供少量农业机具，搞小面积试种和推广入手，积累经验和创造条件后，再酌量承担规模较大，技术水平较高的农业技术成套援助项目。”

截至1963年，同中国建立外交关系的非洲独立国家主要有加纳、马里、几内亚、摩洛哥等9个国家。20世纪五六十年代，中国重点对这几个同我已建交的非洲国家进行农业技术援助，援助主要是在种植水稻、茶叶、甘蔗、蔬菜、棉花、水果、水利、造林等方面。其中，我国对马里的援助是中国对非援助规模较大的、成功的典范之一。

马里地处非洲中西部，靠近撒哈拉大沙漠，尼日尔河和塞内加尔河流经马里境内，有可灌溉土地1800万公顷，约占全国总面积的15%，全国已耕地面积约350万公顷。但马里天气酷热干燥，雨季集中在每年7至9月，平日里又几乎滴“雨”不见，加之生产技术比较落后，很多农作物很难存活。农业上生产大米、小米、高粱、玉米等作物，畜牧业主要采取传统的游牧方式，对外出口工业原料、棉花等，几乎没有现代工业，一切工业品全靠进口。

马里原为法属殖民地，是非洲最早独立的国家之一，反帝反殖民主义的立场坚定。1960年马里独立后立即与我国建立正式外交关系。独立初期的马里是一个落后的农牧业国家，受到前宗主国法国的多方压力，国家举步维艰。我国政府非常同情马里的处境，决定将马里作为我援助的重点国家。中国和马里建交以后的第二年即1961年，中马签订了《中马经济技术合作协定》和《中马经济技术合作协定议定书》，中国承诺派遣农业专家和技术人员到马里进行技术指导，帮助马里培养技术人员和熟练工人。当时我国援助的项目都是与马里国计民生相关的项目。在农业方面，中国专家帮助马里兴修水利，改良水稻种植方法，提高单位面积产量，同时试种茶叶和甘蔗。特别是中国援助马里的甘蔗种植和食糖加工厂时至今日仍在造福马里人民。

马里旱季天气酷热，马里人喜欢喝极浓的绿茶。他们在一个茶壶中要放上大半壶茶叶，煮沸后只倒三小杯茶水，饮用时须加入大量的糖来中和苦味。日常生活中，马里人还喜欢吃甜食。但马里历史上从来没种植过甘蔗，而且马里离赤道近，过去一向被认为无法生产甘蔗，马里人民吃的蔗糖全部靠进口。这对一个经济落后的国家来说，是一笔巨大的开支。

时任中国驻马里大使的刘立德回忆，20世纪60年代初，法国专家曾在马里考察，考察后断言马里的自然条件根本无法种植甘蔗，马里只得转向中国求助。为解决马里人民的需要，1962年中国派出以甘蔗栽培专家唐耀祖为首的专家组来到马里。唐耀祖等人刚到马里时，一位号称西非“农业权威”的欧洲专家断言：“在马里种甘蔗，困难重重，没有20年的时间是不行的。”已年过60岁的唐耀祖暗下决心，不管用多久，一定要把甘蔗种成功！

在马里期间，中国专家克服了常人难以想象的困难。在雨季里，中国专家饱受蚊虫叮咬之苦。当地的马里人被蚊子叮后，身上没有什么反应。但是，中国人被蚊子叮了就很容易得疟疾。很多中国人刚到马里都会中招。疟疾发作时，浑身一会儿酷热难耐，一会儿又瑟瑟发抖。当地的朋友开玩笑地说，“这是马里给中国朋友的见面礼。”不仅是气候不适应，缺水少电、医疗条件差、交通和通讯不便都考验着中国专家组。他们克服了恶劣的自然条件，全心钻研甘蔗种植技术。经认真调查研究，专家组把种植点选在了鲁大纳平原杜卡布古地区。这里土地肥沃、水利设施便利。唐耀祖等人从两小节甘蔗起步，在2公顷试验田里辛勤耕耘了一年。在克服了气温高、虫害多等不利因素后，终于将甘蔗试种成功，结束了马里不种甘蔗不产糖的历史，在马里引起了不小的轰动。中国专家组组长唐耀祖更被马里朋友称为“马里甘蔗之父”。

1962年6月至1963年底，在甘蔗试种进行的同时，中国还培训马里甘蔗技术人员。培训以传授甘蔗栽培的田间操作技术为主，通过实际操作结合适当有关的理论让学员掌握甘蔗种植技术。

当时马里刚从殖民统治下摆脱出来，经济比较困难，马里政府能提供的教学设备只是小黑板、粉笔和几条长凳。学员们的文化水平普遍不高，学员有技术员、技术助理员、技术工人等，讲太多的理论，学员听不懂。物质条件的简陋、学员水平的参差不齐并没有让中国专家气馁。中国专家以身作则，每天冒着酷暑，深入田间地头，同马里技术工人一起劳动，精心传授种甘蔗知识和经验，采取师傅带徒弟、口授身传，指导学员在干中学、在学中干，收效十分明显。

当时，其他国家的专家往往只是到农场看一下工人的工作就走了，而中国的农场里专家们亲自上阵，从白天做到黑夜。据唐耀祖回忆，当唐耀祖第一次走到甘蔗田里时，马里工人看到中国专家脱了鞋，和他们一样光着脚踩进泥土里的时候，脸上露出了惊讶之色。中国专家简朴的生活作风、勤劳的工作态度和高超技术受到了当地老百姓的欢迎。开始马里工人还按照过去称呼殖民主义者“专家”一样，称中国专家为“先生”，不久以后，马里的工人不再称“先生”了，他们亲切地叫“同志”。

马里工人在农场劳作

到1962年底，经历过三次播种和一期全面的田间管理工作，学员们都初步掌握了甘蔗种植的基本技术。

甘蔗试种的成功和甘蔗技术人员培训的顺利开展，为大面积种植甘蔗和发展食糖加工奠定了良好的基础。由于甘蔗保鲜期短，需在24小时内加工成糖，这就需要一个大型蔗糖加工厂。经过中国和马里协商，由我国援建马里糖厂，设址鲁大纳平原的杜卡布古地区。

在杜卡布古灌区发展甘蔗产业对马里和中国来说都具有重大的意义。过去马里找过法国人，也找过苏联人，但是都没有获得支持。最终马里把希望寄托在中国上。中国说干就干，从兴修水利、种植甘蔗到建立糖厂，中国承担了全部任务。

1965年3月中国援建马里的杜加布古糖厂动工，在杜卡布古灌区这片荒林上，中国的专家、技术工人和马里人一起挥汗如雨。没有房子住，援外人员就自己做土砖，建起平房。没有床铺，就拆开运机器的箱板，铺起来当床睡。经过一年的努力，1966年5月糖厂建成投产。杜加布古糖厂是马里的第一家糖厂，工厂占地8.03万平方米，建筑面积1.4万平方米，主要设备363台，设计生产能力为日处理甘蔗400吨，附设的酒精车间日产酒精2000公升，成为中国援建非洲的规模最大的糖厂。1965年9月马里第一甘蔗农场开始建设，1970年全部建成，农场耕地面积1755公顷，灌溉、排水渠道195公里，水泵站2个，并建立了3个居民点。甘蔗农场建成后的五年间，甘蔗平均年产量为6万吨左右，最高达7.3万吨。杜加布古糖厂和甘蔗农场的建成，开创了马里自产食糖的历史，为马里民族经济的发展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马里前总统穆萨·特拉奥雷曾高度评价说：“马里人民在征服困难的斗争中，一直得到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帮助，糖厂是巩固马中团结友好关系的又一具体体现，使我国明显减少了食糖进口，大大节省了外汇开支。”

到20世纪70年代，中国共援建马里两个甘蔗农场和两个糖厂。1984年11月，马里政府将中国援建的杜加布古糖厂、西利巴拉糖厂和两个甘蔗农场合并组成马里上卡拉糖业联合公司，实行独立核算，成为马里大型的国有企业，至今仍在马里国民经济中发挥着重要作用。据报道，2005年马里上卡拉糖联产糖33439吨，酒精200万升，甘蔗种植面积5000公顷。马里糖联工人的收入在当地也首屈一指。马里糖联平时雇佣3000人，高峰时达到8000人，为当地政府解决了很大一部分就业问题。此外，企业每年还上交马里政府10多亿西非法郎的税收，对马里全国都有举足轻重的影响。也正是由于有了这两个糖厂，杜加布古和西利巴拉两市的城市规模不断扩大，城市的道路和基础设施及生活环境得到了很大的改观，城市发展一片欣欣向荣。

糖联生产楼，楼前的石碑是1960年代周恩来总理出访马里时所立

除了糖厂以外，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我国还帮助马里朋友白手起家，援建了茶厂、纺织厂、药厂、卷烟厂、碾米厂、制革厂和火柴厂等数十个成套项目，为马里奠定了工业发展的基础，如今这些企业已经成为马里的经济支柱。对此，马里前计划、财政和经济协调部长塞义杜·巴迪安·库亚泰深有感触：“马里独立之初，是中国帮助马里建设了第一批工业企业。”

1964年，周恩来总理在访问加纳时，首次提出了以平等互利、相互尊重和不附加政治条件为核心的中国对外经济技术援助的八项原则，确立了中国对外援助的基本准则，标志着中国对非洲援助政策的正式形成。特别是不附加政治条件成为中国对外援助的特色，并为历届中国政府所坚持。从此中非关系进入到新的快速发展时期，同中国建交的非洲国家数量迅速增加，中非经济联系不断加强，中国对非洲的援助也进入了一个较大规模的时期。有资料显示，1964年中国对不发达国家经济援助达3.38亿美元，其中对非洲国家的经济援助就达1.95亿美元。

多年来，中国对非洲国家的无私援助，赢得了广大非洲国家的承认和支持。在许多国际场合，非洲国家对中国在外交上鼎力支持。1971年，中华人民共和国以压倒性票数恢复在联合国合法地位，其中非洲国家的赞成票数占总赞成票数的三分之一。在20世纪90年代，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在世界人权大会上，多次提出反华议案却屡屡受挫，这都得益于广大发展中国家特别是非洲国家对中国的大力支持。

从1956年中埃建交，到1971年非洲国家支持新中国在联合国恢复合法席位；从中国建设者用血汗浇筑坦赞铁路，到新世纪中非长期稳定、平等互利的新型伙伴关系的建立，中非友谊经历了半个多世纪的风风雨雨。半个世纪以来，中非人民的友谊与日俱增。相信，中国和非洲的明天会更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