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本主义与国际关系变革

二、资本主义与国际关系变革

国际关系是在人类社会生活领域国际化过程中发展起来的。在国际关系发展史上，资本主义的产生与发展起了巨大的变革作用，催生了现代国家和现代国际关系。

民族是国家存在、发展的基本要素。列宁指出，在资本主义的发展过程中，在民族问题上有两个历史趋向。其中，“第一个趋向是民族生活和民族运动的觉醒，反对一切民族压迫的斗争，民族国家的建立”。这指的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要取得统治地位这一最深刻的经济动因，在欧洲促使现代民族意识的觉醒，要求建立统一的、现代的民族国家。当时，民族运动是与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联系在一起的。近代资产阶级革命兴起后，代表新兴资产阶级利益的民族国家相继诞生。这是“拥有统一的政府、统一的法律、统一的民族阶级利益和统一的关税的国家”。这种现代国家和前资本主义国家有着根本的区别。由于历史与社会条件的差异，欧洲民族国家建立的时间和途径有所不同。西欧民族运动伴随着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为资本主义廓清道路，促进国内统一的民族市场形成，使同一民族居住的地域，用民族国家的形式统一起来。而在东欧中央集权的多民族国家里，弱小民族的年轻的资产阶级受到压迫和排挤，他们意识到，唯一的出路是推翻异族统治，建立独立的民族国家。总之，民族国家的形成，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运动的必然结果，是民族运动的必然结果。

民族国家作为国际关系最重要、最基本的行为主体，揭示了国家是国际事务的主要参与者，是一国整个对外活动的责任承担者，其国家的特征是第一性的。作为国际关系行为主体的民族国家必然具备下列四个要素：

1.定居的人民。这是国家得以形成和发展的主要物质基础之一，是国家组成中最活跃的因素，是国家在国际上有形存在的主要标志，以及发挥国际作用的客观前提。

2.一定界限的领土。这也是国家得以形成和发展的主要物质基础之一，国家在其固定的领土上拥有全部的管辖权。领土为人民繁衍生息、国家生存发展提供土地和资源，也是国家在国际上有形存在的主要标志，以及发挥国际作用的客观前提。

3.政府。这是国家的现代组织形式，是行使国家对内、对外主权和职能的机构，拥有实力和强制手段。无政府的社会不成其为国家，政府是国家在国际社会中的正式代表。

4.主权。这是国家最根本的属性，也是国家作为国际关系行为主体的最重要的特征。享有主权意味着一个国家拥有独立自主处理其内外事务的固有的最高权力，并以整个国家的名义来行使，具有鲜明的权威性，在国际社会中因而享有平等的地位。

简言之，任何国家只有在拥有一定数量的固定人民和固定领土的基础上，才能实施统治，才能成为国际上的实体；任何国家只有享有主权，才能独立自主地通过政府进行有效的对外活动，在国际上实现自己的目标和利益。必须指出，上述国家的四要素只是作为国际关系行为主体的国家存在的客观前提，并与前资本主义国家相区别，并不能否定国家的阶级本质。

在构成国家的四要素中，主权最为重要。一个国家只有拥有主权，才能独立自主地制定对外战略和外交政策，才能真正以独立国家的身份实施对外行为，在国际上发挥作用，真正确立自身国际关系行为主体的地位。

现代国家即主权的民族国家，奉主权原则为最高原则，以国家利益与理性原则取代王朝利益与道德原则，作为主权独立国家对外政策的准绳，并以主权原则规范自身的国际行为，奠定了现代国际关系及其运作的坚实基础。1648年威斯特伐利亚体系确立了现代国际关系赖以生存的世界民族国家体制。

15世纪末、16世纪初，新的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及其强大的生产力，摧枯拉朽般横扫西欧封建制度，摧毁了相对封闭的地方性关系，迅速扩展到全世界，推动人类社会日益走向一个紧密的整体。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论证了这一过程的历史地位。

资本主义产生后，西方先进国家于18世纪到19世纪中期相继完成工业革命，迅速发展的生产力需要原料与市场，需要国际分工与交换，竭力向国际领域拓展，促使或迫使世界各国卷入世界市场，一个世界经济体系逐步形成。同时，随着世界殖民主义体系的出现，世界被瓜分完毕，资本主义列强争夺世界霸权的斗争加剧，西班牙、法国、英国先后称霸，国际关系难分难解。大工业造就的现代交通、通讯工具，则为全球沟通和人类社会生活领域国际化进程，提供了现实可能性。世界各大洲、各地区以及各国间的交往日趋频繁、密切和复杂，突破了早期国际关系松弛、狭隘的框架，造就了现代意义上的国际关系。

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从一开始就是世界性的，具有外向性扩展的特性，追寻市场，追逐利润，生产和整个社会生活逐步国际化，密切了世界各国的联系，逐步使之形成有机的整体，为世界范围内真正意义上的国际关系奠定了基础。到19世纪中期，一个囊括全球的国际关系体系初步形成。这是资本主义产生后国际关系发展的最主要特点。国际关系发展到世界规模，是资本主义发生后产生的社会现象，是资本主义内在逻辑充分展开后的外在表现。

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崛起于欧洲，当其他地区尚处于落后的前资本主义社会发展阶段时，欧洲国家取得了资产阶级革命的胜利，成为首批近代资产阶级民族国家。于是，民族国家开始成为国际关系的行为主体，而且，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成了国际关系中唯一的行为主体。国际关系发生了质的变化，开始以民族国家的体制作为其活动的基础。正是从这个意义上，它才具有真正的“国际”的性质。

上述客观状况决定了该时期国际关系的另一个主要特点是欧洲占据世界中心舞台，在国际事务中占支配地位和起主宰作用的必然是欧洲列强，力量不相上下的欧洲群雄纵横捭阖，互相牵制，逐鹿欧洲，争霸世界，虽然多次变换组合，屡决雌雄，后来又有美国和日本参加进来，但是，大体上维持着多极均衡格局。

由于国际化进程的迅速推进，国际联系依存激增，越来越多的行政活动在客观上冲破了国界，须由各种国际行政联盟加以协调，来解决专门的、行政的、技术性的国际协作。接着，政治性的国际组织也开始出现。虽然在相当长的时期里，它们尚不具备国际关系行为主体的资格，但孕育着未来国际关系行为主体的多样化、国际关系的制度化，从而给整个国际关系带来富有意义的深刻变化。

国际关系与国际法都讲国与国之间的关系，前者研究国际关系的事实，后者研究国际关系的行为规范。国际关系在全球范围内的迅速推进，迫切要求制定共同遵守的国际法规范，以公认的、具有约束力的行为规范与准则，实现对国际关系的调整，以利其发展。从17世纪起，国际法应运而生，并伴随着国际关系的发展而发展，逐步形成了国际法体系，与国际关系互为补充和促进。这是现代国际关系发展的又一个显著的特点。

少数资本主义强国长期垄断国际事务，推行强权政治，使弱肉强食成为现代国际关系中的普遍现象。19世纪末、20世纪初帝国主义形成后，国际关系中弱肉强食这一强权政治基本特征更加突出和典型化。在这方面最显著的特点是几个帝国主义大国争霸，力图摧毁对方霸权，通过战争来重新分割世界^[12]。因此，现代国际关系的主题是战争与和平，对抗与冲突。

惨绝人寰的第一次世界大战是国际关系史上首次全球性战争，全世界被它的毁灭性所震撼，各国政治家和思想理论家对战争与和平问题进行了深刻的反思，认识到世界战争给人类带来了巨大威胁，必须对严峻而复杂的国际关系进行深入、系统的研究。正是在这种历史条件下，国际关系学应运而生。

巴黎和会期间，英美代表于1919年5月30日一致同意在本国设立国际关系学术研究机构。于是，英国国际事务研究所（英国对外关系委员会前身）、美国对外关系委员会、耶鲁大学国际研究所和哈佛大学国际与地区研究委员会相继成立。同年，英国威尔士大学率先设立国际关系讲座，设置了最早的国际关系教授职称。这标志着国际关系学作为一门独立学科的诞生。从1919年到1926年，美国约40所大学正式开设国际关系课程，到1931年，美国各大学总共开设了3　700门国际关系课程，一批专著陆续出版，学科体系逐渐形成，众多的官方和非官方研究机构纷纷设立。至此，国家关系学在西方尤其在美国率先确立了稳固的地位，这一新兴学科终于形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