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国际关系的理论和论述，在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中占有重要地位，其篇幅之浩瀚，使任何国际关系学者望洋兴叹，它为国际关系研究奠定了理论基础。
首先，马克思主义指明了研究国际关系的基本立场、观点和方法，这是最高层次的世界观与方法论。
其次，马克思主义的一般原理对国际关系有普遍指导意义，是国际关系理论的重要内容。例如：
关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辩证关系。生产力是最活跃、最革命的因素，科技是第一生产力，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并决定人类社会的发展，同时，生产关系又反作用于生产力，有相对稳定性。当代以高科技和知识为核心的世界生产力迅猛发展，新经济时代来临，造成了经济全球化的整体性发展趋势，它从根本上终结了冷战，凸现为全球社会发展的根本力量，顺之者昌，逆之者亡。不合理的生产关系与秩序明显滞后，极大地阻碍了世界生产力的发展，也阻碍了世界各国的均衡发展。因此，从根本上消除这一不合理状况，是一项十分紧迫的任务。
关于政治与经济的辩证关系。经济是基础，经济决定政治；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对经济有反作用，有相对独立性。这对国家是如此，对国际关系来说，同样如此。世界经济是全球政治的基础和决定性因素；全球政治是世界经济的集中体现，有能动的反作用。在经济全球化时代，世界经济的决定性作用表现得格外鲜明，它有力地冲击着旧的国际政治，逐步建构起新的全球政治。
在这里，马克思主义提出了国际关系研究，应遵循生产方式演变的总线索来进行，唯有这样才能从根本上把握国际关系演化的历史脉络，以及从深层次上解读国际关系的巨大历史事变。
关于“合力论”。恩格斯指出，“历史是这样创造的：最终的结果总是从许多单个的意志的相互冲突中产生出来的，……这样就有无数互相交错的力量，有无数个力的平行四边形，而由此就产生出一个总的结果，即历史事变，这个结果又可以看做一个作为整体的、不自觉地和不自主地起着作用的力量的产物。……所以以往的历史总是像一种自然过程一样地进行，而且实质上也是服从于同一运动规律的。但是，各个人的意志……虽然都达不到自己的愿望，而是融合为一个总的平均数，一个总的合力，然而……每个意志都对合力有所贡献，因而是包括在这个合力里面的。”[36]推动历史前进的是“合力”，推动国际关系发展变化的也是“合力”。“合力论”使我们洞察国际关系的复杂性、曲折性以及非直线型的运动态势。
关于相互依存和经济全球化。马克思和恩格斯早在一百多年前就明确指出：“资产阶级，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过去那种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状态，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互相往来和各方面的互相依赖所代替了。物质的生产是如此，精神的生产也是如此。”[37]今天，当我们每个人都在谈论全球社会的相互依存和经济全球化时，怎能不钦佩马克思主义的先哲们的高瞻远瞩呢？我们可以从中深刻领会全球化的动因、进程及其历史意义，用以审视当今以及未来的历史进程。
关于阶级分析的观点。我们在研究国际关系时，要充分注意到国际关系行为者及其相互关系的阶级属性，要分析国际关系的社会政治与阶级内容，但要防止扩大化的倾向。
正确对待民族问题、民族运动和民族主义。支持进步的民族运动、民族主义，反对反动的民族运动、民族主义，包括民族利己主义、民族沙文主义与民族分裂主义。正确实行民族自决权。
重视人民群众与领袖人物在历史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前者在推动历史前进中起决定作用，后者在历史舞台上有重大作用。这个观点在国际关系发展中表现得最典型、最突出，人民群众在决定当代国际关系的发展趋势方面，表现出越来越强劲的势头，尤其是在参与全球社会治理方面。
第三，马克思主义关于国际关系的理论、基本思想，以及对重大国际事件和国际问题的精辟论述。例如：
从资本主义产生、发展的历史进程，揭示主权的民族国家及现代国际关系产生的历史必然性。
国际分工是一定生产方式的产物，一切国际关系都是某种国际分工的表现，随分工的改变而改变。
深刻地剖析资本主义列强外交政策的本质。马克思和恩格斯用大量篇幅揭露它们的侵略扩张政策，揭露它们为了达到夺取势力范围和霸权的目的，采用纵横捭阖的外交手段，时而相互勾结，时而相互背弃。马克思的《十八世纪外交史内幕》与恩格斯的《俄国沙皇政府的对外政策》，更是论述外交政策的专著。
战争的根源在于私有制，现代战争产生于帝国主义，只有消灭私有制，才能根除战争的土壤。要分析战争的性质及其在一定条件下的转化，战争是政治的继续，明确对不同战争的态度，要求各国工人阶级联合起来，反对资产阶级政府挑起战争，使工人阶级互相残杀，还要警惕大国的插手和利用。马克思深信，全世界工人的联合终究会根绝一切战争。
不能把军事上的考虑当成决定国界的原则。“如果国界应当根据军事利益决定，那么要求就会毫无止境，因为任何一条战线都必然有其缺点，可能用兼并邻近新地区的办法加以改进；并且这种国界永远也无法最终和公允地划定，因为每一次总是战胜者强迫战败者接受自己的条件，从而播下新战争的种子。”[38]也不能为了剥夺对手的进攻能力，就必须剥夺他们的防御手段，不能以索取对手的战略要地，作为防止侵略的物质保证，否则结果将是悲惨的。
提出民族殖民地问题的基本思想，高度评价其意义。马克思和恩格斯科学地阐明了殖民主义对殖民地、半殖民地的两重作用：其一是灾难性后果：生产力瓦解，生产关系解体，经济凋敝；其二是为新的生产方式开辟道路，先进思想得以传播，为殖民主义自身的灭亡准备了物质和精神条件。他们的民族殖民地理论内涵十分丰富，如关于资本殖民主义的产生、作用与灭亡；关于殖民地民族解放运动的性质、任务和前途；关于殖民地争取解放的道路和方法；关于民族解放运动在国际关系中的地位与作用；关于无产阶级对待殖民地民族解放运动的态度；关于资产阶级各种殖民理论的批判。
确立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原则，但同时强调决不应该在损害别国或别的民族独立自主的情况下实行国际联合，反对民族压迫，强调压迫其他民族的民族是不能获得解放的，坚持各民族独立自主原则，坚持民族自决权原则。
要工人阶级“洞悉国际政治的秘密”，监督本国资产阶级政府的外交活动，“在必要时就用能用的一切办法反抗它；在不可能防止这种活动时就团结起来同时揭露它，努力做到使私人关系间应该遵循的那种简单的道德和正义的准则，成为各民族之间的关系中的至高无上的准则”。马克思认为，“为这样一种对外政策而进行的斗争，是争取工人阶级解放的总斗争的一部分”[39]。
提出了“新社会”的对外原则。马克思强调指出：“同那个经济贫困和政治昏聩的旧社会相对立，正在诞生一个新社会，而这个新社会的国际原则将是和平，因为每一个民族都将有同一个统治者——劳动！”[40]
强调在处理国际关系时，既要有原则的坚定性，又要有策略的灵活性。
以上从三个层面简略回顾了马克思主义对国际关系理论的贡献，它们都是研究当代国际关系，建立中国国际关系理论体系的基本武器，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我们必须看到，在19世纪中、后期的具体历史条件下，马克思和恩格斯通过对资本主义矛盾的分析，揭示资本主义必然灭亡，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必然胜利的客观规律，创建了马克思主义学说。马克思主义关于国际关系的理论与论述，是被纳入无产阶级争取解放这一世界革命总战略的，一切都围绕和服从这一中心任务。对资本主义列强的强权政治本质的彻底揭露，对其外交政策的深刻批判，对殖民地民族解放运动的坚决支持，都是为了推进世界革命。换言之，马克思和恩格斯没有把国际关系作为一个独立的理论领域来加以研究。对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则在国际关系中的实际运用，一定要牢记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教导：随时随地都要以当时的历史条件为转移。要改变以马克思主义的一般原理、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历史论述，来代替对当代国际关系及其新现象、新理论进行具体研究的倾向，更不能生搬硬套现成的结论，因为它们是当时历史实践的反映，今天面临的国际形势和国际问题已经有了很大的不同，更加复杂，应该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立场、观点和方法，借鉴马克思主义对国际关系的论述，建立起中国国际关系理论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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