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利益的复合两重性

二、国家利益的复合两重性

迄今为止，国家是最高级、最复杂的社会政治组织，且又身处复杂的国际体系之中，它决定了国家利益的复杂性。这种复杂性表现为国家利益的复合两重性。

从国家范围来看，国家利益具有阶级性与民族性这一两重性。

国家利益的阶级性，是由国家的阶级性所决定的。国家是阶级统治的工具，从本质上来说，国家利益不能不表现为国家中占统治地位的阶级的利益，表现为统治阶级维护和发展其社会制度和核心价值，追求其经济利益，简言之，国家利益主要反映了统治阶级巩固其统治的本质要求。所以，鲜明的阶级性是国家利益的根本性质和特征。

在强调国家利益阶级性的同时，我们必须看到，国家利益又表现出民族性。任何国家均由特定的民族所构成，虽然在阶级社会里民族是划分为阶级的，但是，不可否认存在着超越阶级的全民族利益，即为民族生存发展、繁荣昌盛所必需的条件——维护民族与国家独立、主权与领土完整，防止外来干涉与侵略，争取民族生存发展的良好外部环境，维护本民族的语言、传统、习俗、文化、宗教、尊严和生活方式，任何国家的统治阶级对此都不能熟视无睹。

自近代以来，任何阶级的统治，都是在民族国家范围内实施的，统治阶级的利益与民族的命运密切联系在一起，民族国家一般都是该民族利益的代表，至少总是以民族利益的形式，去追求自己的目标。因此，统治阶级作为国家的执政者，不能不对全民族的共同利益负起责任，在确定和谋求国家利益时，必然把民族利益纳入国家利益。如果统治阶级的政策和行为，从根本上违背了全民族的愿望和利益，统治阶级的利益就难以实现。在对外关系领域，民族性更多地表现为国家的凝聚力，国家利益也更多地以保护国家或民族的整体利益的面目出现。在反对外来欺侮、干涉、控制、入侵，维护民族尊严、发展民族经济、弘扬民族文化等方面，阶级利益与民族利益极易吻合，外交政策会成为举国一致的政策，全民族会为之而奋斗。如果两者发生尖锐对抗，会造成外交政策的失败。

在当代世界中，民主化与民族主义高扬，导致国家利益中民族性因素的增长，这是一个不容忽视的客观现实。无论是在制定及实施本国外交政策时，还是在分析、评价别国外交政策与对外行为时，都必须清醒地看到这一历史性变化。简言之，要正确把握国家利益与国家行为，处理好国际关系，就必须既重视别国国家利益的阶级性，又重视其日渐增长的民族性，防止片面强调前者，忽视以至抹杀后者，否则，也会造成外交政策的失败。

但是，对国家利益阶级性与民族性这个两重性的研究，并未能全面揭示国家利益的内涵，尤其是未能充分揭示全球化、区域化条件下，国家利益内涵的深化。国家利益新的生长点，揭示了国家利益不只是具有上述单一的两重性，还具有特殊利益与普遍利益的两重性。国家利益研究必须从单一两重性深入到复合两重性。

从国际范围来看，国家利益又具有特殊性与普遍性，或曰个性与共性这另一两重性。

世界各国都是特定社会历史发展的产物。由于历史的、社会的、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宗教的以及民族的诸种国内因素和外部发展环境的不同，产生了各国特定的国家利益，国家利益表现出其个性或特殊性。这种个性或特殊性决定了各国千差万别的国家利益的本质、结构与特点。

一般说来，国家利益的差异、矛盾与对立，往往导致国际关系中的矛盾、竞争、冲突与对抗。在国际关系发生根本变革之前，国家间利益的不协调是基本的。

各国的国家利益几乎没有完全相同的，也几乎没有完全冲突的。按照国际伦理学的观点，在国际社会里，每个国家均应享有获取合理的国家利益的权利，同时也应尊重他国享有同样的权利，国家利益的实现是互为条件的，应当调节相互间的利益，以补偿换取让步。否则，或者是国际冲突永无休止，世界各国永无宁日，谁的国家利益都难以实现；或者是民族主义恶性膨胀，走向国家利益的反面。呈现在世人眼前的国际社会，既非完美和谐，也非烽火遍地，而是合作、竞争与冲突并存。这充分说明，在两国、多国以至全世界国家之间，在不同领域和不同程度上，存在着相似利益、互补利益、平行利益，或者存在着共同的、普遍的利益。个性之中包含着共性，特殊性中存在着普遍性。托马斯·鲁滨逊在《国家利益》一文中所指出的，就国家而论，国家利益有三个层次的意义，即单个国家的利益；两个或两个以上国家的共同利益；世界各国的共同利益，即人类的共同利益。第一层次反映了国家利益的个性或特殊性，是基本点，后两个层次都是第一层次的重叠或交叉点，表现为国家利益的共性或普遍性。

值得关注的是，当代历史条件的嬗变，国际体系的转型，都极大地有利于国家共同利益的扩展。全球化趋势日益渗透到全球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相互影响，相互需求，强化了相互依存，确立了全球日益广泛的共同利益范围，虽然，各国从中依然是获得国家利益，但有意义的是，这种利益绝不是排他性的，在一国获得自己利益的同时，其他国家乃至全世界都获得了好处，国家利益找到了更多的共同点，正在构筑更牢固的全球合作的基础。

从积极的相互依存到区域一体化，表明国家利益的共性或普遍性，有了部分质变或质的飞跃，从而开始了国家利益融合的漫长的历史进程。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蓬勃发展的区域一体化，是国家共同利益日益增长的最好证明。

冷战的结束，使一度被极度扭曲的国家利益逐步恢复了本来面目，展现出越来越多的共性或普遍性，使高级政治让位于低级政治。高级政治往往是冲突的政治，低级政治则是有较多合作的政治。国家利益开始从军事安全利益向经济发展利益倾斜，各国外交政策的重点转向争取多多益善的合作伙伴，特别是经济合作伙伴。多层次、多渠道的跨国合作深入发展，并趋于机制化，国际合作逐步成为世界各国普遍采用的生存方式和发展方式。武力在实现国家利益中的作用有所下降，对于妨碍和平、稳定与发展的局部冲突，也越来越倾向于采用和平谈判、国际合作的手段加以干预和制止，这一切充分表明了共同利益之所在。

当代，世界面临着日益激化的全球公共问题的严峻挑战，既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以及恐怖主义所隐伏着的杀机，又有诸如人口、粮食、贫困、疾病、毒品、债务等全球社会问题所造成的困境，还有生态环境恶化所预示的前景。这一切都与世界各国利益息息相关，包含着共同受益或共同受害的因素，从长远的观点来看，意味着同生共死，而且，单靠个别国家的努力难以奏效，也不能遵循损害他国利益的思路去寻求解决办法，必须摒弃传统的狭隘国家利益观念，从全球角度即世界各国的共同利益来思考，作出最大限度实现共同利益的决策和行动，以避免人类的悲剧性结局。极而言之，各国为了自身的生存与发展，必须关注全世界和全人类的命运。全人类利益或全球利益应该成为国家利益新的生长点，从而也成为新的国家行为的源泉。

国家利益共性或普遍性的增长，正在塑造国际关系良好的发展前景。如果在世界范围内把人类视为一个整体，如同在一国范围内把民族作为整体一样，那么，人类必要的生存和发展条件，同样是各国不能忽视的，不能不在某种程度上，将其纳入本国国家利益，因为这两者已越来越难以分割。只有把握这一历史脉搏，才能在确定国家利益时，既不忘其特殊性或个性，又兼顾其普遍性或共性。

综上所述，在确定和分析国家利益时，必须坚持全面的观点，既重视国家利益的阶级性和特殊性，又不忘民族性与普遍性；必须坚持发展的观点，在继续肯定国家利益的阶级性与特殊性占首要地位的同时，清醒地看到它的历史性变化：民族性与普遍性在不断增长中，国家利益的内涵在不断深化中，国家利益的兼容性因此而增强。当然，不同性质的国家，在国家利益的复合两重性上表现出很大的差异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