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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交政策的决策模式

时间:2023-09-02 百科知识 版权反馈
【摘要】:外交决策是指一国外交政策的制定及其过程。这三种决策模式是理性过程模式、组织过程模式和政府(官僚)政治模式。当时,艾利森似乎更钟情于后两个模式,认为理性过程模式已经过时。有限理性模式是对古典决策模式的修正与补充,将其实用化。有限理性模式仍是一种理智的过程,但比较接近现实,适用于日常的一般外交决策。

二、外交政策的决策模式

外交决策是指一国外交政策的制定及其过程。它通常是指从多种可能中作出外交选择和决定。“简单来说,决策就是在存在着不确定性因素的备选方案中做出选择的行为。”[4]主要的决策方式包括个人权威决策方式,组织决策方式(较为平等,少数服从多数),个人权威与组织相结合的决策方式,以及群体决策方式。公众一般不能直接影响外交决策,但可通过民主选举程序、有关政府机构及民意代表、大众传播媒介尤其是互联网等渠道产生间接影响,有时也会发生直接的、强有力的作用,如就某项重大外交决策举行全民公决,或进行大规模的群众斗争。

现代外交政策的主要特征是民主化与科学化,即需要履行必要而合法的民主程序和决策过程。

从总体上来看,外交决策是一个动态的过程,即有关国家对外事务的重大决定和一般决定形成、实施,并根据事态发展不断予以调整的过程;外交决策的主体是政府、外交部及其他有关国家机关,以及相关个人决策者或决策参与人;外交决策的目的是为了形成国家意志,实现国家利益;外交决策所形成的决定,以综合国力为后盾,但并不带有普遍的强制性质。

外交决策应遵循一般决策过程的主要原则:(1)系统原则。即把决策对象视为一个系统,以整体目标的最优化为标准,子系统和单项目标必须置于整个系统中来分析;(2)可行性原则。决策是为了实施,它必须从实际出发,既要考虑到综合国力的实际状况,又要符合外部环境与实际需要;(3)重点原则。抓住中心,突出重点,分清主次,一次决策着重解决一个或一部分问题,以提高决策效能;(4)适时原则。抓住时机,利用机遇,当机立断,适时决策,避免议而不决,贻误时机。

外交决策涉及范围广,受国内外各种因素影响,比一般决策更加复杂和困难。

就外交决策的内部环境来说,它决定于国家可以用于外交决策的资源量,决定于外交决策的动机与运作。主要的国内影响因素有:(1)历史与文化传统;(2)政治制度与国内政局,包括立法机构对外交决策的监督、制约、批准的权力;(3)政府结构因素:在传统上外交与军事机构在决策过程中的地位、影响与作用最大,现在经济机构也跻身于这一行列,此外,各国决策机构所遵循的规范决策活动程序也不同,有集权型、分权型、等级型、民主型、民主——集中型;(4)经济发展及其结构作为外交政策关键因素,发挥核心作用,它给外交决策创造良好的基础,或产生某种制约作用,在相当程度上决定了外交选择余地的大小,它的急剧变动会冲击外交决策;(5)在外交决策时,综合国力是必须考虑的重要因素,特别是作为综合国力主要构成的国家规模、经济实力、军事实力、资源基础,一般总是处于突出的位置,同时,与某项外交决策有直接关联的综合国力要素,也会具有突出的影响力;(6)党派、利益集团等的影响,包括政党数量与权力分配,中央与地方的分权,利益集团的发育与影响力等;(7)民意、公众舆论与大众传播媒介;(8)行为分析因素,即个人决策者的因素。

朱迪斯·戈尔茨坦和罗伯特·基欧汉特别强调观念对外交决策的影响。他们“区分三种信念:世界观、原则化信念、因果信念”,“当观念采取了世界观的形式时,对人类行动具有广泛的影响”。原则化信念指区分对与错、正义与非正义标准的规范性观念。因果信念是关于原因——结果关系的信念。他们还论证了观念影响政策的三种路径:观念起着路线图的作用;观念聚焦合作,或者充当联盟的黏合剂,对结果产生作用;嵌入制度中的观念在不存在创新时规定政策,产生长远的影响[5]

就外交政策的外部环境而言,主要的国际环境影响因素包括国际体系的结构、功能及转型、世界潮流与发展趋势、世界及地区力量对比、世界及地区稳定与发展状况、霸权国与主要大国的战略与政策、决策对象国的政局与态度、国际组织与国际法、政治与军事结盟、相互依存与国际一体化、国际舆论等等。

外交决策不仅比其他决策复杂、困难,而且在当代又发生了重大变化:(1)决策范围空前扩大,几乎涉及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科技、生态等全球社会生活所有领域;(2)决策的意义和作用空前突出,不仅涉及国家利益,甚至涉及全人类的命运;(3)决策的难度空前增加,全球化及体系转型导致行为者和影响因素纷繁复杂,新旧矛盾交织,有的还涉及一系列高科技;(4)决策的紧迫性空前提高,一场恐怖主义事件或突发性公共灾难引发的危机要即时决策;(5)决策的域外效应空前上升,在相互依存和全球化的条件下,决策受到的客观限制变得越来越大,没有纯粹的不受国际力量影响的外交决策。

就外交政策的决定程序而言,可以分为常规决策与危机决策。

常规决策一般采取民主的方法。在常规决策模式方面,1971年哈佛大学著名教授格雷厄姆·艾利森在总结古巴导弹危机经验基础上,提出的决策三模式影响最大。这三种决策模式是理性过程模式(即有限理性模式)、组织过程模式和政府(官僚)政治模式。当时,艾利森似乎更钟情于后两个模式,认为理性过程模式已经过时。1999年他在《决策的本质》第二版中,重新肯定了以上三个模式,并把组织过程模式更名为组织行为模式。

理性模式是古典决策模式,它把决策者视为具有最大限度理性的人,整个决策过程是一种纯粹的理智选择过程。它在决策的一般程序中的理想表现是:(1)认定形势。决策者能及时获得充分而正确的情报与信息,并对环境条件与自己所处的位置,以及有关力量之间的互动关系,作出正确的分析与判断;(2)选取目标。决策者根据形势与自身利益的关联程度,选择最大价值的行动目标,使决策有明确的方向;(3)探求方案。设计出所有各种可行的备选方案,并理智地加以评估、比较和筛选,将它们按优先顺序排列,提出取舍意见;(4)最后抉择。选择一个在同样的约束条件下,获利最大、风险最小、见效最快的最佳方案,以便抉择一个优先的行动,达到所选取的目标。理性模式强调从决策的角色、过程到结果都是理性的。这是一个理想化的模式,假设决策者在理想条件下,完全理性地决策,而不是在实际决策中的状态,但它对外交战略及重大外交问题的中长期决策是有意义的。

有限理性模式是对古典决策模式的修正与补充,将其实用化。它以有限合理代替完全合理,以满意原则代替最佳原则。在经过基本的决策程序后,决策者按顺序对可供选择的方案逐一审视,直至找到一个符合最低要求的方案,即满意的方案为止。有限理性模式仍是一种理智的过程,但比较接近现实,适用于日常的一般外交决策。它可以简化为形势判断、确定满意的目标、选择一个符合最低要求的方案三个阶段。有限理性模式因其清晰、简洁和可操作性的特点而得到重视和运用。

在组织行为模式中,政府各个部门都有其特殊的职责,都起着决策者的作用,其行为“是按照标准的行为模式发挥其功能的大型组织的一种输出”。但没有一个部门有绝对权力处理政策问题,不同部门之间由高层领导人进行协调。

政府政治模式以组织行为模式为基础,但并不关注高层领导人的协调,而是参与决策过程的政府各部门,基于其利益和特点的考量,进行竞争、讨价还价、妥协,最终决策是合力的结果。

决策理论重点关注国际危机的决策,即危机决策,它的难度更大。

在发生突发性国际危机的情况下,按部就班的常规决策难以适应复杂而紧迫的形势,完全从理智、合理的角度来决策,也往往忽视国际形势中的多变因素和不确定因素。在国际危机的严重性、时限性和突然性三要素的同时作用下,危机决策的压力感受与常规决策完全不同。危机决策常常采用控制论的决策模式,排除选择的多样性,只跟踪少数关键变量,把它们控制在一定范围之内,减少不确定性,把决策程序简化为:接受一定的变量与信号——作出反应——信号反馈——修正目标,再作出反应的不断循环过程,即一种逐步调整和改正的序贯决策过程,使之逐步接近实际,达到对国际危机进程的某种控制。危机决策常常采取高度集权的方式。

实际上,控制论的决策模式还可以和常规决策模式结合起来,根据新情况和新问题,对原有决策作补充或修正,即作为原有决策的追踪决策,从比原有决策更为优越的对策中作出抉择,产生更佳的决策效果,使外交政策更趋于合理,更符合实际。这种模式能较为充分地考虑到国际关系中的变动因素和不确定因素,扩大了选择和控制的范围,为外交决策提供了较大的调整幅度。

外交决策程序的核心问题,是为外交决策提供合理有效的工作程序和过程,使决策者掌握决策程序中各个步骤之间的逻辑关系,从而实现外交决策的目标。外交决策程序是一种严格的逻辑表现,它先从摸清形势与外交问题的性质入手,探求解决问题的可行方法,通过对比分析找出最优选择,最后应用成本——效益分析法,即通过对决策耗费与收益的比较分析,作出外交决策的最终评价。

现代外交决策需要一个决策机制,包括决策机构的设置及其权限、职能与运行程序,以达到决策的优化与效能。

外交决策的优化,需要一个完整的决策系统,它由信息、智囊、决策三个子系统组成,这有利于发挥系统功能的整体性。

信息子系统是对外交决策所需要的信息、情报进行收集、加工、传递、贮存、处理的系统,是外交决策的基础和首要前提。信息、情报收集得越全面、详实、细致,外交决策就越可靠,越具有科学性和合理性。信息子系统具有相对独立性,独立收集、处理、贮存信息,以防止信息的失真和错误信息的传播。在技术上要求拥有先进的技术手段,建立信息情报网,各部门的信息情报网在高层交织起来。

智囊子系统以其专业性、技术性提供决策保证。智囊对大量的信息、情报进行综合分析研究,提出各种咨询意见、可供选择的方案和预测,供决策子系统参考。其主要作用是谋,是决策者大脑的延伸,由于其地位、特点与弱点,不能替代决策。智囊的组织形式有:(1)常设的政府职能部门,提供经常性服务,许多专家、学者直接承担这方面的工作;(2)独立的或附设在高等院校里的研究机构、思想库,接受专题决策研究项目,或提供临时服务;(3)由平时分散的专家任顾问或提供临时咨询。智囊子系统在外交决策系统中地位的确定,反映了现代外交决策过程的形成与发展,反映了现代外交决策的科学性。

决策子系统是外交决策的核心。外交决策机构是国家元首、政府首脑领导下的政府会议,以及外交部长或有关部长领导下的部务会议或部际会议,其主要职能是:(1)确立决策目标,使外交执行者有明确的方向;(2)根据外交目标的要求,制定决策方案,方案要有择优性和可行性;(3)在各种方案中选择最优方案;(4)实施决策反馈,及时修正原有决策,并通过相互沟通,取得各方的理解和支持。

外交决策的特点是:(1)政治性。外交决策是国家法律、战略、政策和利益的具体化,体现了国家意志,具有高度政治性;(2)法制性。外交决策事关国家利益,为了避免出现重大失误,必须强化法律保障,做到机构设置、决策权责、程序运转法制化。外交决策必须符合法律、法规、法令所规定的程序和内容,使决策具备法律上的拘束力、确定力和执行力。立法机关加强监督作用;(3)权威性。外交决策是以国家(政府)名义进行的决策活动,是国家权力的象征。它体现为决策权和实施权,有时能力排众议,作出决断;(4)独立性。不被表象所迷惑,不被外力所钳制,独自作出判断;(5)组织性。外交决策机构是一个有原则性的组织系统,最高决策人必须尊重高层的集体决策权;(6)有序性。只有经过信息、情报的收集,以及综合分析与咨询两个工作步骤,才能进入决策程序。外交决策是一个有序的、依次递进的过程;(7)广泛性。由于外交决策广泛涉及国际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外交决策机构要对决策涉及的对象有广泛的接触和充分的了解;(8)严肃性。外交决策产生代表国家的国际行为,有严肃性和稳定性,不能轻易决策,也不能朝令夕改。

有了一个完整的外交决策系统,就有了优化的基础,只要保证其有效运转、发挥作用,就能达到优化的目的。它要求做到以下两者的结合,不可偏废:(1)决策系统必须具有开放性、民主性和科学性,使信息、智囊、决策三个子系统,具有相对独立的地位与权利,正常履行职能和发挥作用,使信息渠道畅通,使智囊发挥全部创造力,使决策建立起一套民主而有效率的组织原则与工作程序,避免因信息与智囊子系统视决策者好恶,来处理信息、提供意见,从而导致决策无科学化、合理化可言;(2)使上述三个子系统既相对分工又密切配合与协调,以发挥整体功能,每个环节都能发挥最佳工作效能,环环相扣,才能转化为整体功能,特别是要形成一个合理的决策程序,以提供程序上的保证,完善的决策技术则提供了技术上的保证。

外交决策的优化并非最终目的,它是外交决策效能的前提。外交决策效能是指外交决策达到了预定目标,解决了相关的外交问题。要实现外交决策的最佳效能,就要在决策优化的基础上,注意下列五点:

1.决策层次化。最高决策层负责战略决策、危机决策以及其他涉及重大国家利益的决策;一般层次的常规决策,通常由外交及其他相关部门负责。这有利于提高决策效能的合理性。

2.外交决策的执行过程。合理的外交决策只是成功的一半,决策效能归根结蒂取决于执行过程。执行或实施会产生三种结果:得到执行、部分得到执行或没有得到执行,即决策效能全部达到、部分达到和未达到。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主要是由于执行过程是一个错综复杂的过程,涉及众多因素,既有客观因素的变化不定,又有主观认识的偏差。

3.决策追踪。决策及其实施是一个动态的过程、系统的过程。决策者根据反馈,不断地对外交政策及其实施进行客观评估,若决策对象和外部条件未变,外交决策正在顺利实施,朝着既定的目标发展,则应继续努力贯彻原外交决策。若原有外交决策暴露出缺陷,或决策对象以及相关条件发生某种变化,就必须及时对原有决策进行修正、补充或调整,甚至以新的决策代替原有的决策。这既可以看做原有决策过程的继续,也可以视为一个完整决策过程的开始。如此循环往复,直至完全达到预定目标。一般地说,国际形势总是不断发展变化的,部分调整外交决策是常有的事,唯其如此,才能使外交决策日臻完善,达到最佳效能。因此,决策追踪是十分必要的。

4.外交决策的效应程序。决策效应有近期效应与远期效应。良好的决策效应应是两者兼顾,有机结合。要注意防止近视的倾向。有的外交决策在近期能产生令人兴奋的效应,但远期效应却是负面的,最终会使该项决策失去效能,或造成新的严重问题。

5.外交政策实施手段的合理运用。这是外交决策能否取得实际效能的保证。外交政策的基本实施手段包括政治、外交、经济、科技、军事、文化、民间交流及特殊手段等。

由此可见,外交决策的最佳效能,有赖于一定的历史、社会、文化条件与决策的适应程度,这些条件是因国家而异的。外交决策的最佳效能是在决策与环境的相互作用中产生的,也是合理使用各种实施手段的结果。

思考题

1.外交的本质与功能是什么?

2.试述当代新外交方式及其广泛运用的原因。

3.举例说明摩根索提出的三种典型外交政策中的任何一种。

4.外交政策的结构是什么?

5.外交决策要经过哪些基本程序?

【注释】

[1]尼科尔森:《外交学》,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57年版,第22—25页。

[2]萨道义:《外交实践指南》,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59年版,第25页。

[3]参阅汉斯·摩根索:《国际纵横策略——争强权,求和平》,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95年版,第64—65、68、71、84—93、105、110、113、127页。

[4]詹姆斯·多尔蒂、小罗伯特·普法尔茨格拉夫:《争论中的国际关系理论》(第五版),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3年版,第594页。

[5]朱迪斯·戈尔茨坦、罗伯特·O·基欧汉:《观念与外交政策》,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8—1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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